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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忝列南怀瑾老师的门下30余年，受他全面教导和关怀，真是师恩浩荡呵！值他百年诞辰，乃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撰成此书，望有以回报于万一。
更重要的是，2012年9月29日南先生逝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立即致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慰问家属。函中云：
先生一生为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令人景仰。
切盼先生学术事业在中华大地继续传承。
此言代表了中央政府对南先生毕生功德成就的肯定和褒扬，也表示了传承南先生学术事业的期望。诚如古人说“检士行，扶世道”“故公赏，则赏一人而千万人劝”！温总理此言，含意何等深远！但怎样传承？思及“继志述事”本是门生的本分，我于是下定决心，抛开一切俗务，专心致志，撰成本书。
本书旨在探明三个大问题：
南怀瑾到底是一位什么性质的老师？
他连小学文凭都没有，为何有这般大的成就？
他留给社会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本书分为八章，就是要阐明这三大问题。
至于研究方法，主要根据是南先生的著述、我30余年亲炙老师的实际经验，他的家属及其他门人的相关著作。此外，再加上我研究相关文化问题之心得作补充，如此当有助于读者作深层理解。
各章的内容大致是：
第一章，说明笔者有幸认识南怀瑾老师的原因，并概述了我受教30余年的过程。最后，强调对我人生最关键的两项影响。
第二章，描述老师的品格。虽然我是他的学生，但自信此描述有高度的客观性，因为：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来作抽象的颂扬，而是依据事实证得如下结论：他是一位高明博大的接引者。海内外无数的“凡人”，因他的接引而进入儒家、道家、佛家之门，使很多人重新认识了中华文化。这种功德显然是不世出的，当代难有其他的著名学者或大师有同等的贡献了。
第三章，旨在探究南老师之所以“高明博大”的原因。我举出多件实事，以证明老师是何等的好学、超乎常人的不断进步。正如孔子所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南老师是当世我见过最好学、最能“与时俱进”的人，这乃是我民族后起之秀应效法的典范。
第四章，叙述南先生爱民族爱国家的各种实际作为。一个人对国家有所贡献并不稀奇，难得的是有很多大贡献而毫不居功，坚守一个“方外人”的分寸。这是古代高士的风格！他正是“今之古人”，在当世恐怕难以找到第二位了。
第五章，旨在阐明南先生的儒家思想和行宜。南先生虽然兼通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但他最重视的仍然是儒家，这从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论语别裁》就可以看出来了。本章也是以此书为纲，旁及有关问题，来阐明他的思想和实际做法。
第六章，旨在阐明南先生的佛家思想和行证。他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子弟，但佛门有很多宗派，本章就是要明白地分辨出他走的是“禅宗净名路线”。因为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佛门义理深奥而难以通晓，故不揣浅陋，本章尽我所知，以“维摩经探微”“禅宗大意”两节作较详细的开展性叙述，方便读者理解南先生的有关思想。
第七章，旨在阐明南先生的道家思想和行持。南先生在1942年正式拜禅宗大师袁焕仙先生为师之前，他的道家根底已极深厚，即使到了台湾之后，仍未忘情于道教术数的求知。是以本章主要内容，就是以南先生的“访道求仙”过程为经，以他对道家的观点和修持为纬。然而道家包罗万象，道教典籍庞杂，一般人实难通晓，故依我近年研究所得，归为本章的“道家几个重点问题”和“道教经典问题”两节的内容，此内容是南先生相关著作中少见涉及的，如此或有助于大众对道教的理解。
第八章，其性质虽属全书的结论，但内容多是前7章的延伸，即阐明中华文化必须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才能自我壮大；进而阐明，中国不应只求壮大自己为已足，还要致力于世界大同的终极建构，这才是“中国梦”的圆满实现。
其次，应当说明的是，本书既以“研究”为主要目的，故采用较严谨的学术撰编形式。即“章”以下分“节”；章有名号，节则不表数列。节以下有“项”，项亦标明数列。如内容较多的项，可分为“目”，目则以阿拉伯数字表示之。每章之后，必有“附注”。附注的形式有二：一是出处注，即载明所用资料的来源；这既关系到学术忠诚，也为了方便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二是解释注，有些问题应加以说明又不便在正文夹杂的，则放在注中。此外，每章之后多有“附载”，都是重要且同正文关系密切的文章，但不便夹入正文，故以附载方式，供读者完整地了解。
再次，有三个名词（行宜、行证、行持）在此解释一下。中国人所谓“学问”，自古以来就不像西方一样只是见闻性的知识追求，而是包含实践的“知行合一”。所以，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同样是重“行”的，但说法却有些不同：第五章主旨是儒家，称为“行宜”；第六章主旨是佛家，称为“行证”；第七章主旨是道家，称为“行持”。据何云然？韩愈曰：“行而宜之之谓义”，儒家讲究礼义，符合礼义的实践才合“宜”。佛家讲究“行证”，80卷《华严经》，目录就是以“信、解、行、证”四大纲目为分类的。道家追求“长生久视”，无论修炼何种功夫，必须持久有恒才能成功，故讲究“行持”。要而言之，儒、释、道三家均重视实践行动，却有不同的微旨，故第五、六、七章章名分别以行宜、行证、行持彰显之。
最后，谈谈此书产生的缘由。南老师逝世后，我心里一直惦念着应好好地写一本书纪念他，以尽一个受益30余年的门生之本分。但写一本书谈何容易啊！当时我忙于各种事务难以静心，所以只好把有纪念价值的拙著《古今法律谈》细加修正，并加上必要的说明，于2013年7月出版。因为南老师当年就是看到这本书，才叫学生找我去见面的，所以有纪念价值。
2016年9月，我与仍住在太湖畔南师故居的释宏忍法师通电话，她率先提起2018年3月18日是南老师的百年诞辰，建议我写篇学术性的文章来纪念。我想，这是我应做、想做而未做的事。随后，她寄来一些参考书。并此致谢！
此书自2016年中秋开始构思，今年春节动笔，努力了大半年才完成初稿。其间赖内人梁小丽（攸慧）女士内外操劳，家中小孩多由她照顾，广东开平农场事务也由她前往处理，“净名文化中心”事务又由她料理，而本书每章成稿就由她打字。所谓“贤内助”，她当之无愧。
本书成稿后，多蒙许惠玲女士费心校正。她是文学硕士，水平甚高，惠我书良多！特致谢忱。
书名蒙好友郭先伦（湛然）先生品题。他是一德书会会长，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为本书增光，特此致谢。
最后，向南国熙贤弟致意，本书能在大陆出版，是他促成的。他是南老师的最幼哲嗣，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为人忠诚干练，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持“南怀瑾文化基金会”，继承父亲志业，成绩斐然，可谓大孝矣！
劳政武 谨识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