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有了上述的心理认知基础,所以一见南老师便觉得此人不寻常。多见几次之后,老师的高尚品格,我是从一些小节上悟到的。
我们学生到南门听课也好,吃饭也好,参加“禅七”也好,老师不但不收任何费用,而且看到有困难的还掏钱帮助。受过老师帮助的学生很多,他们近年发表的许多纪念文章可以证实。就我个人来说,在他身边奔走20多年,受惠良多。尤其1993年底到香港之后,办农场、修博士学位,幸得老师直接和间接帮助了我共约60万港币,我才能渡过多次的经济困境。
佛教有“六度波罗蜜多”的信条,第一条就是布施,主要是指以金钱财物济助他人。南老师在这方面做得真实而彻底,是所有门人公认的。不要说比较上述的那个基督教牧师,完全是利用了信徒对他的崇敬而获取非理、悖情的金钱,以供自己尽情挥霍,两者的清浊判若云泥;就是台湾各派佛教的师父,也多赖信徒供养而生活,少有反过来去布施救助信众的!
凡人每天都要吃两三顿饭,多人在一起聚餐也是家家户户常见的事,故佛经有云“有情皆因食而住”,无论人或动物,必须进食才能生存。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在南门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特别。
我初入南门便发现,每天无论中午或晚上,都有两桌人在聚餐;通常是一桌荤一桌素,随来客个人喜好自便选择。有时客人多了,还加开到三桌,甚至四桌。每桌约有八道菜,都是相当可口的各色菜肴,而且菜色餐餐变换。主厨的通常一人,由几位南门义工学生协助。参加聚餐的人,除了南老师本人和他身边的几位主要工作人员之外,绝大多数是各方来客。这些来客包括南门的学生、仰慕或有事来访者,身份则包括政界显要、富商巨贾、穷酸学生,甚至江湖郎中、贩夫走卒。来吃饭的人都不用付费,用餐时可发表自己的见闻或高论,主要是聆听老师的指点或评论。老师对每位来此聚餐的人,不论身份高低、贫富贵贱,一律待以宾客朋友之礼。这种餐聚方式,不是偶尔如此,而是天天如此,长年累月如此。由是,单是花在饭菜的费用就十分惊人,难怪老师身边的人说老师常常闹穷。
1993年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不论在美国或香港,南门依然是这种聚餐方式。只是在香港因环境关系,在晚餐时才有客人来,每天的中餐聚会就取消了。通常是每晚7时开始客人坐满一桌,如果客人多了则另开一桌素菜。有一次我问南老师,这样天天宴客怎么得了?他告诉我:“小时候在温州,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做的,我是学他这样做下来了。”在香港坚尼地道36B4楼聚餐时,常有内地各界人士参加,所以老师开玩笑说,这里是“中南海人民公社”;“中”者,中国人也;“南”者,南氏寓所也;“海”者,在境外也;“人民公社”者,来这里吃饭都不要钱也!
我在台北时,有事请教老师,才去台北信义路复青大厦顺道就餐,只觉得这里很有趣,东西也很好吃,却不了解这种聚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后来,我才领悟出:南老师毕生以这种餐聚方式款待各方来客,实在太不简单了!在作用上,这是最佳的“摄众”及“和敬”方式 ;在意义上,这正是表现出老师的超越人格,试问世上还有哪位老师能不顾自己的困难,终生供养八方来客的呢!
我初进南门,很快便发现老师对日常生活细节很注意。他对学生的训诫是如此,对自己的要求也一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教学生如何扫地。有一天,我到台北信义路他的办公室时,恰见一位同学拿着扫把在扫地,老师正在与我谈话,忽然站起来,走到那位同学身边说:“你这样不是扫地,而是替地面抓痒呵!”说着拿过扫把亲自作示范,并解释:扫地不可贪快,尤其不可以不用点力而使扫把轻飘飘的,这样不但扫不干净,反把灰尘扬起来了!要注意每个角落、墙角、柜子角、桌子下面,不要怕麻烦,每个地方都要扫干净。“你们记得《朱子治家格言》吗?它开头便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教子弟的第一课!学佛的人要知道,洒扫庭除也是一种修行方法,能专心致志扫除心中一切灰尘妄想,便是得道了!”我永远不忘老师的那次动作和那番话。
还有一次,让我领受教训更深。那时,我接近60岁,在香港能仁学院兼哲学副教授。一天,我到中环都爹利街老师的办公室去请教佛学问题,老师一见我就瞪眼正色训示:“你怎么可以把嘴角往下垂着?一副愁苦相!一个人想不倒霉要随时保持笑容,有笑容时的嘴角是往上翘的。”他说着,还做样子给我看。老师这么一说,直教我无地自容,从此便注意保持自己的喜悦容颜了。
生活小节上,老师不只是这般要求学生,他对自己要求更严。这类例子太多了,其中有个例子很特殊,也是令我感受深刻的,那就是每当有崇拜他的人来看他,他一律当作朋友,绝不以“老师”自居,如果有人行跪拜大礼,老师竟然也跪下来跟学生对拜!这种场面我亲见过几次,起初真被吓呆了;世上竟然有如此待学生的老师!因为我曾亲见很多相反的例子,更觉得老师实在是世间少有。有一次,我到台北近郊的一座大寺参访,忽见有信徒见到住持大和尚,立即跪下,双手捧着包着供养金的大红包高举在前额,站着的和尚礼也不回,单手收下放入自己的僧袍袋子里。同样的场景,我在苗栗山区一所自称禅林中也见过几次。这些人比起南老师,其品格真是不啻天壤。
由此我领悟到,《中庸》“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什么意思了。儒家所说的道理与佛教是相通的。佛经有云:“三千威仪,八万细行” ,是同一道理。这是说,进入佛门修道的人,必须注意他的言行细节。对出家人的细行,戒律中还有专篇叫作“犍度”为之详细规定。 总之,我自进入南门后,常常亲见或亲受老师对学生的言行细节的严格要求,觉得老师的确是我从未见过的、与众不同的老师。我详研佛教戒律之后,才彻底了解到南老师不仅通晓儒、释、道家的义理,还能把各教的微言大义付诸身体力行,这才是“人师”的典范。
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大师级人物,尽管在知识上有很大的成就,但在个人行为上却是一塌糊涂。例如西方民主理论奠基者卢梭(Roussean,1712—1778),虽然有广博的知识,但因不懂处世之道,竟在孤独贫病交困中逝世。再如无神论者费尔巴哈(L.Feuerbach,1804—1872),因不能与教会善处之故,晚年生活非常贫困,靠妻子微薄收入度日,在凄凉中逝去。又如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Schopenhauer,1788—1860),因自视清高而看不起别人,最后只能靠父亲的一点遗产,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最严重的是鼓吹“超人哲学”的尼采(F.Nietzsche,1844—1900),最后却在精神分裂症中死去了。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圣哲绝非如此,知识是次要之事,德行才是第一要务,这就是王阳明所倡的“知行合一”哲理。“行”包含在“知”的概念之内,若无“行”不算“真知”。所以中华文化传统有“经师”和“人师”分别的概念,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遇” ,通晓书本经典的大师很多,但能把经典知识贯彻融通到自己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就很不易见了。我何其有幸,得遇南老师这位“人师”,且亲炙他垂教逾几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