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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有了上述的心理认知基础，所以一见南老师便觉得此人不寻常。多见几次之后，老师的高尚品格，我是从一些小节上悟到的。
我们学生到南门听课也好，吃饭也好，参加“禅七”也好，老师不但不收任何费用，而且看到有困难的还掏钱帮助。受过老师帮助的学生很多，他们近年发表的许多纪念文章可以证实。就我个人来说，在他身边奔走20多年，受惠良多。尤其1993年底到香港之后，办农场、修博士学位，幸得老师直接和间接帮助了我共约60万港币，我才能渡过多次的经济困境。
佛教有“六度波罗蜜多”的信条，第一条就是布施，主要是指以金钱财物济助他人。南老师在这方面做得真实而彻底，是所有门人公认的。不要说比较上述的那个基督教牧师，完全是利用了信徒对他的崇敬而获取非理、悖情的金钱，以供自己尽情挥霍，两者的清浊判若云泥；就是台湾各派佛教的师父，也多赖信徒供养而生活，少有反过来去布施救助信众的！
凡人每天都要吃两三顿饭，多人在一起聚餐也是家家户户常见的事，故佛经有云“有情皆因食而住”，无论人或动物，必须进食才能生存。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在南门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特别。
我初入南门便发现，每天无论中午或晚上，都有两桌人在聚餐；通常是一桌荤一桌素，随来客个人喜好自便选择。有时客人多了，还加开到三桌，甚至四桌。每桌约有八道菜，都是相当可口的各色菜肴，而且菜色餐餐变换。主厨的通常一人，由几位南门义工学生协助。参加聚餐的人，除了南老师本人和他身边的几位主要工作人员之外，绝大多数是各方来客。这些来客包括南门的学生、仰慕或有事来访者，身份则包括政界显要、富商巨贾、穷酸学生，甚至江湖郎中、贩夫走卒。来吃饭的人都不用付费，用餐时可发表自己的见闻或高论，主要是聆听老师的指点或评论。老师对每位来此聚餐的人，不论身份高低、贫富贵贱，一律待以宾客朋友之礼。这种餐聚方式，不是偶尔如此，而是天天如此，长年累月如此。由是，单是花在饭菜的费用就十分惊人，难怪老师身边的人说老师常常闹穷。
1993年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不论在美国或香港，南门依然是这种聚餐方式。只是在香港因环境关系，在晚餐时才有客人来，每天的中餐聚会就取消了。通常是每晚7时开始客人坐满一桌，如果客人多了则另开一桌素菜。有一次我问南老师，这样天天宴客怎么得了？他告诉我：“小时候在温州，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做的，我是学他这样做下来了。”在香港坚尼地道36B4楼聚餐时，常有内地各界人士参加，所以老师开玩笑说，这里是“中南海人民公社”；“中”者，中国人也；“南”者，南氏寓所也；“海”者，在境外也；“人民公社”者，来这里吃饭都不要钱也！
我在台北时，有事请教老师，才去台北信义路复青大厦顺道就餐，只觉得这里很有趣，东西也很好吃，却不了解这种聚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后来，我才领悟出：南老师毕生以这种餐聚方式款待各方来客，实在太不简单了！在作用上，这是最佳的“摄众”及“和敬”方式
；在意义上，这正是表现出老师的超越人格，试问世上还有哪位老师能不顾自己的困难，终生供养八方来客的呢！
我初进南门，很快便发现老师对日常生活细节很注意。他对学生的训诫是如此，对自己的要求也一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教学生如何扫地。有一天，我到台北信义路他的办公室时，恰见一位同学拿着扫把在扫地，老师正在与我谈话，忽然站起来，走到那位同学身边说：“你这样不是扫地，而是替地面抓痒呵！”说着拿过扫把亲自作示范，并解释：扫地不可贪快，尤其不可以不用点力而使扫把轻飘飘的，这样不但扫不干净，反把灰尘扬起来了！要注意每个角落、墙角、柜子角、桌子下面，不要怕麻烦，每个地方都要扫干净。“你们记得《朱子治家格言》吗？它开头便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教子弟的第一课！学佛的人要知道，洒扫庭除也是一种修行方法，能专心致志扫除心中一切灰尘妄想，便是得道了！”我永远不忘老师的那次动作和那番话。
还有一次，让我领受教训更深。那时，我接近60岁，在香港能仁学院兼哲学副教授。一天，我到中环都爹利街老师的办公室去请教佛学问题，老师一见我就瞪眼正色训示：“你怎么可以把嘴角往下垂着？一副愁苦相！一个人想不倒霉要随时保持笑容，有笑容时的嘴角是往上翘的。”他说着，还做样子给我看。老师这么一说，直教我无地自容，从此便注意保持自己的喜悦容颜了。
生活小节上，老师不只是这般要求学生，他对自己要求更严。这类例子太多了，其中有个例子很特殊，也是令我感受深刻的，那就是每当有崇拜他的人来看他，他一律当作朋友，绝不以“老师”自居，如果有人行跪拜大礼，老师竟然也跪下来跟学生对拜！这种场面我亲见过几次，起初真被吓呆了；世上竟然有如此待学生的老师！因为我曾亲见很多相反的例子，更觉得老师实在是世间少有。有一次，我到台北近郊的一座大寺参访，忽见有信徒见到住持大和尚，立即跪下，双手捧着包着供养金的大红包高举在前额，站着的和尚礼也不回，单手收下放入自己的僧袍袋子里。同样的场景，我在苗栗山区一所自称禅林中也见过几次。这些人比起南老师，其品格真是不啻天壤。
由此我领悟到，《中庸》“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什么意思了。儒家所说的道理与佛教是相通的。佛经有云：“三千威仪，八万细行”
，是同一道理。这是说，进入佛门修道的人，必须注意他的言行细节。对出家人的细行，戒律中还有专篇叫作“犍度”为之详细规定。
总之，我自进入南门后，常常亲见或亲受老师对学生的言行细节的严格要求，觉得老师的确是我从未见过的、与众不同的老师。我详研佛教戒律之后，才彻底了解到南老师不仅通晓儒、释、道家的义理，还能把各教的微言大义付诸身体力行，这才是“人师”的典范。
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大师级人物，尽管在知识上有很大的成就，但在个人行为上却是一塌糊涂。例如西方民主理论奠基者卢梭（Roussean，1712—1778），虽然有广博的知识，但因不懂处世之道，竟在孤独贫病交困中逝世。再如无神论者费尔巴哈（L.Feuerbach，1804—1872），因不能与教会善处之故，晚年生活非常贫困，靠妻子微薄收入度日，在凄凉中逝去。又如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Schopenhauer，1788—1860），因自视清高而看不起别人，最后只能靠父亲的一点遗产，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最严重的是鼓吹“超人哲学”的尼采（F.Nietzsche，1844—1900），最后却在精神分裂症中死去了。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圣哲绝非如此，知识是次要之事，德行才是第一要务，这就是王阳明所倡的“知行合一”哲理。“行”包含在“知”的概念之内，若无“行”不算“真知”。所以中华文化传统有“经师”和“人师”分别的概念，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遇”
，通晓书本经典的大师很多，但能把经典知识贯彻融通到自己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就很不易见了。我何其有幸，得遇南老师这位“人师”，且亲炙他垂教逾几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