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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南老师迁往上海长住，以便就近兴建“太湖大学堂”。此时，我的处境也起了大变化，无缘再向老师当面讨教了，唯有通过电话和书信问候了数次。
现在，我忝为南师门生的经过，该作一总结了。
到南老师去世（2012年9月29日）为止，长达33年之久，我除了写成《佛学别裁》一书，算是未负他找我见面的厚望之外，其他着实没有对老师丝毫的贡献。回首前尘，惭愧不已。反之，老师对我的影响太深远了，概括起来两大受益：一是扩大了我的知见境界，二是改变而且坚定了我的人生目标。
就第一点来说。我出生于广东开平农村，自小受尽困苦，这种环境，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有什么高境界人。幸赖老天“保佑”，青年时有了努力读书的机会，一直读到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及研究所硕士班毕业，进入了台北市政府从事法律性的幕僚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几年后，我渐渐领悟到，这项专业其实很无趣，是否值得以一辈子的光阴待在其间，实堪怀疑。诚然，法律对任何国家或社会都是重要的，可是正如《唐律疏义》说的：“前哲比之以提防，往贤譬之以衔勒。轻重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法律对社会国家，好比管马的缰绳衔勒，又好比堵塞水灾的堤坝，当然是不可或缺之具。但最重要的不是这种防卫性机制，而是需要这些机制的实质；换言之，法律只是“工具”而已，国家社会本身的内涵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如果把自己的一生浪掷在这种工具性的工作上，我实在不甘愿。但不甘愿又将如何？自己既已从事了这个行业，欲挣脱它的束缚真是谈何容易！我最终能做到这点，自己摆脱了羁绊在法律观念中的心灵，完全有赖于南老师的苦心指引与适时开示。
“人贵立志”，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但一个人能不能真的有志气，似乎是多属天生的，非后天所尽能教得来。记得当代大哲唐君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所谓“立志”，开始只能立一个模糊的大方向，如要确定一个具体的人生目标，则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历练、摸索，才能达到。很多本来有志气的人，最后不能坚定他的目标，就在“有志难伸”的感叹中陨落了。我幸而未至陷入这种悲剧，实在是得自南老师二次适时的开示。
首次是如前所述，1993年春我蒙他严肃责备而解脱了《龙旗》月刊的羁绊，立即到老师的身边，从而扩大了自己的视野。
第二次是老师阻止我向往大众传媒的努力。大约1994年底开始，我在香港《星岛日报》撰政治性的专栏，由于以往十多年在大众传媒工作上的积习，我一下子便沉心于这个专栏。有一次奉他的命撰写了两篇有关1992年海峡两岸高层人员来老师寓所密谈的事，因报纸赶着要发稿，而我又在农场，实在难以先送稿给老师过目。此稿见报之后，老师当晚亲自从香港来电训斥了一顿，接着又写了一封信斥责我是“图自己之任性”云云。我顿时觉得很诧异，明明是老师主动叫我写稿的，而且我怕违背他的意思，特录音为写作的根据，实际写的内容又没有违背所指示的范围，老师何以如此？心中一直纳闷不解。但今后如何面对老师呢？霎时闪过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于是决定“不管老师对我怎么样，只管我应该怎么样对老师”就是了！决心一下，纳闷也就没有了。
过了不久，老师当面提起我在报纸写文章的事，问我最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说，希望自己能成为张季鸾。张季鸾是《大公报》的真正开创者，早在1926年，他以主笔身份，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社训”，此报纸成了全国最重要的大报，张季鸾也成了大众传播界的典范，受传媒界人士崇敬。老师听了我的话，说：“就算你当成张季鸾又怎么样？”此言令我大为震撼，原来张季鸾在老师心目中也不过尔尔！我一直认为张季鸾是值得自己效法的目标，却从未想过这一目标对我是否适合。经老师当头棒喝，我才深入地反省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体状况、过去的失误等，终于确定了今后应该追求的目标。这个人生具体方向确定了之后，才不惧已逾半百之龄重新学习——进入能仁博士班，决心从戒律学这样“一门深入”，再旁及佛教的全部大义、儒家和道家的精深义理，乃至西方各派哲学的要旨。老师这次棒喝，使我领悟到他写信来苛责我“心态有问题”所指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