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水岭出发

2016年，当我决定开始着手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书稿写作时，1978年前后章节的史料梳理曾令自己颇为惶恐。

我自1986年始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从事经济报道，由于职业的机缘，几乎全程目睹了此后浙江改革风云跌宕的每一出精彩大戏，再加之新华社作为中国最权威媒体所独有的特殊优势，某些至今不为人知的浙江改革重大事件及变革拐点，我或我的同事有幸成为唯一的媒体观察者甚至是推动者。这数十年历史的演进，新鲜而富有动感，每一点滴都历历在目。

1978—1984年，则是一段概念化的模糊影像。于是，我花费加倍的精力和夜晚，开始寻访。

无数次，我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8楼库房。几十年前的古旧书刊一直堆到天花板，阴冷寂静，时空错乱。一页页的报纸在手底沙沙翻过，焦黄发脆，霉点成片。许多页码已经相互粘连，稍不小心，就可能发出清脆的撕裂声。显然，很久以来，极少有人来翻阅过这些陈年的碎片。

面对我急切的追问，不同的被寻访者往往也是同样的表情：茫然。包产到户？不记得了，记不清了，好像是吧。

40年，14600天，恰是一个人的不惑之年。当我们开始走向生命成熟的时候，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改革婴儿呱呱坠地时的响亮啼鸣了。

的确，联产承包、包产到户早已被冠以中国改革的“第一声呼喊”“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桂冠，沉淀为金灿灿的光荣名片。然而，对其历史性的价值与深厚内涵，我们真的已经完全读懂了吗？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改革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率先突破与大面积推行，带来了全国范围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日后的各领域改革奠定了稳健的经济基础。在浙江，我们也看到了足以佐证的事实。据官方统计，联产承包全面开花的1982年，浙江第一产业农业的增加值猛增了15.7%。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少数年份有过类似的景象。

但我们注意到，千年以来浙江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多地少，而且不是一般的少。1978年时，浙江户籍人口总数约4300万，人均耕地0.68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亩。对农户而言，土地的期望收益贡献率是十分有限的。即使是近30年后的2007年，虽然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23年高居全国所有省区之首，达8100元，但其中来自土地种植的收入不到20%。毫无疑问，联产承包所带来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肯定不是支撑此后几十年浙江可持续改革的全部价值所在。

20世纪60年代后，“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触及每一位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最高指示，构建乌托邦式理想王国的基点即为“一大二公”的高纯度所有制形态。

恰恰，包产到户来了个乾坤大颠覆，它明白无误地首先确定了人作为利益动物的天然属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有言：“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古自利也。”无论我们如何深恶痛绝，“私”不是人的原罪，在可以想见的历史阶段，人对于占有私利的强烈冲动，仍将是社会发展、文明进化的原动力。

进一步，包产到户明白无误地确定了个人——在现有社会关系属性下往往表现为个人的家庭化组合“户”——是追逐利益最大化、最优化的基本细胞。“户”，由此而得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主体。在以后的章节描述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以温州为例，从最初的小作坊、夫妻店式的家庭工场到联户经济再到股份合作企业，乃至规范化的现代股份制有限公司，“户”构成了一切高效经济活动的起点和最广泛基础。

如果从以上视角解析，包产到户的大突破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改革时期与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性转折，其分水岭式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问题又来了：既然包产到户具有如此深刻的前沿价值，那为何全中国都在同样的改革大政策之下，都是从联产承包破冰，数十年后却表现迥异：不少地方仍然在为广大农户温饱脱贫继续苦行，以浙江等沿海省份为代表，却是百业兴旺、老板遍地？

浙江一位老资格的农村问题专家向我分析了所谓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伊始的“3亩—15亩—50亩”发展路径理论，颇有见地。详解如下：

——“15亩模式”。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南、四川等中国中部地区。按照这一区域人均占有耕地及平均家庭人口数计，每一农户的土地占有量大约在10—20亩之间。以大包干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为例，1978年时全村共20户，115人，耕地550亩。1979年，大包干硕果累累，全年粮食产量由过去的1.5万公斤猛增到6万公斤，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上缴了公粮。小岗人品尝了巨大的丰收喜悦，人均耕地4.78亩、户均27.5亩的田园美景，使他们坚信伺候好土地就会有好日子。于是，乡村工业的星火始终没有在这里点亮，直到1995年第一批小岗人才不得不远走异乡进城打工，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太迟了，他们已经错过了工业化进步的春天的列车。至今，解决了温饱的小岗人仍旧徘徊在富裕的大门之外，以致曾经轰轰烈烈的小岗之路引来了浓重的质疑和争议。自家拥有的那一片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的土地，令小岗人深陷进退两难的尴尬。

——“50亩模式”。中国土地总体不富足的国情，决定了这种模式仅仅适用于少数区域。以当年推行包产到户最迟的省份黑龙江为例，全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10亩、户均50亩左右，居全国之首。这片令人垂涎欲滴的黑土地，可行的机械化与规模效应，都决定了不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业同样有可能给这里的农户播撒富裕之光。

——“3亩模式”。浙江恰是最典型代表。改革启动之初的1978年，全省农村人均耕地约0.68亩（温州部分地区仅0.3亩），户均3亩上下。即使实行了包产到户干劲冲天，按照当年的粮食产量水平与粮食价格，也只能勉强填饱全家老小的肚子，致富那是痴心妄想。这一用脚指头都可以算得清的账，逼得上千万浙江农民在因包产到户而获得了经济行为自由权之后迅速转身，集体选择了两条生存路径：一是从家庭工场、乡镇工业掘取第一桶金；二是游走四方，做贾经商。两条路径又互为拉动，交相辉映。从此，一路走来，一路精彩。

中国农民绵延数千年的对土地的渴望，显现出了其本来就有的硬币的双面性——土地能给予它的拥有者以最坚实的生存滋养，然而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的今天，在一定的模式条件下，亦可能成为你起飞的最大羁绊。“3亩—15亩—50亩”理论并不能给出当今中国乡村分野的全部理由，但细细回味，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厘清包产到户及由此发端的改革时代种种变局的内在逻辑。

本章故事给你描绘的是看似相互矛盾的景象：李云河、冯志来等众多浙江的小人物们——李云河仅仅官至副处，冯志来一干人等更属草民——很早就开始为事关普通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奔走呼号，前赴后继。而在他们之上的权力者则展现出了一种传统的端庄与矜持，以及理由充分的观望。

事实上，这正是浙江40年改革演进的真实脸谱，自发的、广泛的、活力四射的民间创造始终是社会前行的第一力量。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与无措之后，逐步校正方位，投身大潮，成为改革发展坚定的推动者与维护者。有关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里会为你叙述更多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一起上路。 dv/rkX0dP7Q3schPaS1F9roJd6V9x82ADoZO6jWNZ4GJHP0xcmbKrEEZPzE25b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