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小岗村早22年

1998年7月27日，在温州永嘉县上塘镇“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致辞。穿越42年的时空，他的话在会场久久回响：“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做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然而，有一位最重要的被邀请者缺席了。他已经永远地伫立在了历史的那一端。

他，就是李云河，42年前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当年永嘉包产到户的直接领导者、实践者，在这次纪念会召开前20天因患肝癌离世。7月3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李云河在病榻上口授了原拟赴会永嘉的发言提纲。他说：“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中国要稳住，农村是基础；不到户农村稳不住，‘包’字是基础……从理论上看‘包’字很简单，但是我们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作为纪念会的特殊代表，李云河的妻子包于凤手捧骨灰盒来到永嘉。在清澈如水晶般的楠溪江畔，包于凤将李云河轻轻送回了那片大山，送回了萦绕着他执着梦想的大地。

1978年11月24日夜晚，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代表悄悄齐聚社员严立华家的一间草屋，神色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这份摁满血红手印的生死契约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经调查，细节上有出入，但流传甚广，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甘冒风险的巨大决心。

中国改革本身始终是一部旷无前人的伟大传奇。虽然细节尚可推敲，但正由于其令人赞叹的传奇色彩，小岗村已被官方高调定格为大包干改革创举的公认“摇篮”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毫无疑问，1956年首倡包产到户的永嘉实践，比小岗人的传奇早了整整22年。

陈康瑾在其报告文学《他没有在旋涡中沉沦》中，为我们记录了那沉重的历史一页。

1956年2月下旬，永嘉县第一个集体农庄高级社——潘桥集体农庄呱呱坠地。在此前后，“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在各地受到严厉批判，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突飞猛进。打土豪、分田地的喜悦尚未散尽，初级社、高级社又呼啦啦从天而降。

一夜进入社会主义，举国欢腾。

狂热，替代不了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的铁律。在永嘉农庄，甚至在全国农村，“干部乱派工，社员磨洋工，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等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实际，归大堆、吃大锅饭的农业组织结构，除了在造水库、挖塘泥、并田整地之类的人海战役中，还能发挥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优越性外，在田头直接的生产环节，只能是一个成批制造懒人的梦幻工场。

有人坐不住了。

当年春季，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拉着县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在该县燎原社（今瓯海区郭溪镇）悄悄开始了对生产队以下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

人还是一样的人，地还是一样的地，燎原社的变化前后两重天。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主任参加的千人大会，提出推广燎原经验，“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永嘉有2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社数的24%。

李云河、戴洁天笑了，农民们笑了。但笑意刚刚爬上嘴角，发难已扑面而来。

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刊登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办法》的评论，点名批判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打退堂鼓”。就全国范围来说，这是砍向包产到户的第一刀。

这并不能让李云河服气。他以燎原社实践为基础，一口气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专题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文中理直气壮地阐明了四大观点：一是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因而绝不是“拉倒车”，绝不会使合作社变质；二是包产到户是集体劳动的很好补充，可以继承和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绣花”精神；三是包产到户更能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四是包产到户变“队长负责”为“人人有责”，使每个社员在生产中可以“当家作主”。

1956年11月25日，李云河将此文分别寄送县、地、省、华东局、中央农工部。8天后，李云河被指名赴杭州参加浙江省委调研会。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主持会议，对包产到户给予充分肯定。

1957年1月27日，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在二版半个版刊登了李云河的专题报告。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似乎又是一次雨过天晴。

然而，在“左”倾思潮如日中天的年代，作为“早产儿”的包产到户从一降生就注定了多舛的命运。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没几天，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已面临被腰斩的危险，坚决打退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迅速升级为首要政治任务。包产到户转眼成为“包着糖的砒霜”，热衷于包产到户的人被指责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

1957年的浙江省党代会期间，在杭州火车站旁的省委红楼招待所里曾经贴出过一张奇特的大字报：

黑云压城。此时此刻，谁也救不了包产到户，谁也保不住小小的李云河了。

清查，批判。再清查，再批判。1957年7月13日，《浙南大众》刊发《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社论，罗列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

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的电讯通稿，文中四次点名李云河，指出包产到户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后搞起来的”。

1958年春，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一批风华正茂、胆比天大的冒险者们终于走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尽头：

主谋李云河，被定为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主犯戴洁天受到了刑事判决，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押送原籍管制劳动。子女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妻子陈小梅被开除团籍，从县文教局下放工厂劳动。

支持包产到户的“幕后黑手”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6级，划为中右。

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韩洪昌，农工部副部长吕克熙、周祥千，县农业局局长胡宣哲……几乎所有与包产到户有瓜葛的人等无一漏网。因犯“煽动包产到户”罪被判刑的永嘉农民就有10多人。

轰轰烈烈的包产到户永嘉实践，不得不暂时画上了一个苦涩的逗号。但这仅仅是“逗号”。

1974年，一批来自北京的作家、电影导演被赶到永嘉县里湾潭大队“体验生活”，创作出了电影剧本《苍山志》。后因种种缘故，最终没能被搬上银幕。

创作《苍山志》的背景，是1966—1975年，永嘉不少地方的农民仍念念不忘包产到户，“地下活动十分猖獗”。1973年春，江青亲自批示，把坚持“吃大锅饭”的里湾潭大队树为“处在资本主义势力四面包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以此来反证“包产到户”的“罪孽”。“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姚文元也从不同角度对永嘉作了批示，并把拥护或反对里湾潭作为在永嘉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唯一标准。

没料想永嘉农民不吃这一套，我行我素，1976年时全县竟有77%的生产队土地包产到户，1/3的山场包产到户。在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永嘉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得最严重”的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大会报告中说，“温州地区，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数年，由于浙江官方的观望与迟疑，包产到户在永嘉依然是没有名分的“私生子”。里湾潭大队所在的五濑公社党委书记回忆说，那些年，针对包产到户，永嘉的官意和民意之间上演了3出戏：第一出是《武松打虎》，县里坚决要把社员自发的包产到户打下去；第二出是《陈州放粮》，社员消极对抗，荒着田不种，次年县里只好发放10万斤返销粮和数万元贷款进行救济；第三出是《红楼梦》，政策总算有了松动，社员怕多变，包产到户又成红楼一梦。

好在，二十余年起落沉浮，燎原社的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永嘉首创亦画上圆满句号：

1982年12月，抖落一身风尘的包产到户“罪魁祸首”李云河与戴洁天在一个霞光万丈的清晨，昂首挺胸重访永嘉燎原社；

1983年，李云河被擢升为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几年后，李云河撰写出版《中国农村户学》，并被美国纽约公众图书馆永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