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温州来，不说省名，谁都知道是浙江南部的“富地”。3年前，“温州模式”更是名噪一时，全国传诵。近两年虽然治理整顿，但我看温州经济格局基本未变，声销而迹不匿。

在温州市（管辖1市8县2区），站在雇工立场能被称得上“老板”或“主人家”的个体工商业户，一般来说，拥有钱财都在10万元以上。其人数在全市可以万计。六七年前手头有一两万元是很令人羡慕的，但在近年已是多见不怪了。据人估计，全年“净赚”（温州老板们的所谓“净赚”，是指除去一切经营开销连同吃喝玩乐开销之外的纯利）五六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大有人在。这部分人大多拥有五六百万元钱财。

温州老板以经营制作皮鞋、灯具、披衫、纽扣、金属或纺织标牌，仿冒日本防风打火机等为生，量大面广。温州老板们为了发家，敢于放手经营，且不择手段。以皮鞋为例，全市经营皮鞋的厂家约4000个（尚不包括无厂名、无证的），年总产量上亿双（不包括其他鞋类），可称得上是世界之最。而老板大多是独资，极少数为两三人临时合伙。其规模，大者雇工三四十人，小者仅六七人，一般雇用十多人。

温州老板（各行业）大多30岁左右，50岁以上的较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一般是小学或是有名无实的初中，高中以上的极少数，有的甚至是“跌倒不识一个‘爬’字”的半文盲。而且一般思想素质低劣，其中小部分有盗窃流氓前科，甚至是“二进宫”过来的。皮鞋业老板除小部分原是国营集体鞋厂职工之外，绝大部分不是内行人，是“见利思变”干起这个行当的。至于他们的原始资本来源，早期起步的是以屋契抵押的低息贷款，或民间以3%—4%的高利贷，或民间“抬会”筹集的，有的则是骗款赖债的（我岳母就有3000元养老金被骗走）。当然也有少数是惨淡经营起家的。

自古有云“为富不仁”，温州老板们对雇工的刻薄也是令人惊叹的。任何劳动，何况是强劳动，都不免有皮肉损伤流血的工伤事故，但有些老板竟连一点点碘酒、药棉、胶布或“创口贴”之类应急的药物都不为雇工备置，更别提其他劳动防护用品。我18岁的长子，在个体灯具厂打杂，经营操作喷漆，接触甲苯、丙酮及有机铅之类毒性化学品。老板虽拥有几百万元钱财，却只为雇工提供两台破旧的排风机，既无防尘口罩又无工作服。类似情况，甚至比这些更为残酷对待雇工的现象比比皆是。

如今老板们通过种种手段大发其财后做“守财奴”的已极少见，大多成为享乐会花钱的“阔佬”。吃喝等挥霍钱财不算，还有句概括他们生活的顺口溜是：“骑的本田王，穿的A底王，睡的弹簧床，抱的花儿王。”更有甚者，常年金屋藏娇养外室。

至于老板们怕不怕“共产”呢？说怕也不怕，因为有相当部分的老板是“五毒俱全”的，触犯刑律尚且不怕罪，还怕什么！但另一方面，老板们拥有的大量钱财却都不大乐意存入国家银行，原因是怕一旦政策有变或管理严格，存款被冻结。因此老板们欢迎现金交易，这样，一来可以偷税，二来不转入银行。对于已转入银行账户的钱，则是尽可能通过种种渠道提取出来，放在自家里，或到黑市换外币。

……

温州市主治医师、离休干部　许某某
1991年5月

（摘自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2月所编的《国务院三次来温调查纪实》。此信导致了中央调查组1991年7月第三次前往温州。以上为信件的摘要）

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作者许某某的情况

许某某，温州市人，1949年2月参加地方武装，1951年从部队复员，1990年因病提前退休。

他写信用的是真名真姓。但他冠以“主任医师、离休干部”，这使他具有高级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双重身份，容易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方根雄于1991年6月下旬在温州调查时，曾亲临许某某的家专访，并与许进行直接的交谈，了解他写信的材料来源及其意图。据许本人讲，信中的材料都是他将平时在社会上流传的闲谈内容收集起来，经过自己的加工编写而成，没有进行调查核对，作为稿件投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从中获取一定的稿酬。1987年12月，他曾写一封《一位温州人士心中的温州忧》的长信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于1988年在《每日总汇》第45期予以刊登。于是，这封信得稿酬80元。

（摘自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2月所编《国务院三次来温调查纪实》） zZrCU0ABnIiSM/HtcoTvOfu6+NgPyfUGq2xdW1mkrM2IRazrz2Ply+8Mhwj1xX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