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嘉湖“杀机”风波

1990年10月之后，一支支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走进了浙江省各地乡村。

这一大规模活动主要是利用冬闲季节，对当时全省农村被认为已经出现的各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苗头和行为进行普遍的教育、纠正。工作组成员由省、地市、县、乡镇各级干部构成，数以万计，从1990年起连续开展了多年。1991年10月至12月31日，我作为新闻出版系统的省级工作组成员，在台州玉环县的楚门镇亲历了3个月的“社教”生活。

1990年冬，在以湖州、嘉兴两市为主的浙北杭嘉湖平原，“社教”工作的重要抓手，就是严厉整治如潮水般大量出现的农民家庭经营的个体织机。所谓“杀机”风波由此而起。

杭嘉湖乡间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历史极为悠久。1958年，在湖州城东7公里处的钱山漾发掘出了距今4700年的丝绸残片，而被认为是“世界丝绸之源”。明清时期，皇帝及后妃均以因湖州近郊南浔镇辑里村而闻名的“辑里湖丝”为龙袍凤衣指定原料。1844—1848年，经上海口岸出口的中国生丝中，辑里湖丝竟占了5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打击的杭嘉湖农村个体织造业于1984年左右“死灰复燃”，并于1988年起进入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个体织造业采用化纤丝为加工原料，原材料及销售市场均在外地。不到3年时间，个体织机台数翻了两番，日产化纤织物达200万米以上，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全省丝绸日产量的4倍。

个体织机的活跃给杭嘉湖平原农村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时任湖州长兴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的凌菊仁感触颇深。他说，一是解决了农村大批劳动力的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每户年利润至少在4000元以上，日子开始大变样。如今凡是有织机的农户，几乎家家盖起了新楼房。二是小小一台织机和全国大市场紧密相连，农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商品、什么是流通。在织机户家中，就连60岁的老太都知道她亲手织的这匹布卖到上海是多少价，销到江苏南通又可以值多少钱。

千好万好，个体织机的致命伤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当地大批同行业的乡村集体企业难敌其激烈竞争，其中不少败北关门。

这是一股实实在在的“祸水”，这是涉及“向左”或者“向右”的社会主义大方向的严峻挑战。

杭嘉湖平原自古富庶之地。在插根棒子就能长出面包的江南水乡，集体经济也曾茁壮生长，几乎每个乡镇都建有一两家集体绸厂或丝织厂。但有一天它们吃惊地发现，生命力更为旺盛的个体织机的“狼”来了。

威胁主要来自劳力、技术、人才的同业相争，大面积“跳槽”一夜之间如无可奈何花落去。

以嘉兴海宁市许村镇为例。1988年后个体织机以每年1000多台的幅度飞速递增，3年内总数膨胀到了4000余台，年产值1.5亿元，超越集体企业，竟占了全镇工业总产值的63.9%。同行业乡镇集体企业许多经过多年培训的员工甚至管理者，禁不住巨大的诱惑纷纷弃“公”从“私”，即使勉强上班的，也是“脚踏两只船”。1990年，这个镇的53家村办轻纺厂已骤减至18家，393台织机被转卖给个人了事。村办企业的年利润从1986年盈利170万元跌到1989年的亏损61万元，还有近100万元银行贷款无力归还。拥有织机263台的5家镇办纺织企业结局更惨，全部关门倒闭，无一幸免。

在杭嘉湖平原，许村现象几成规律：家庭织造业兴旺得有多快，集体企业萎缩得就有多快。湖州市环渚乡的集体纺织厂仅1991年年初不辞而别的职工即达100多人，环渚丝织厂20余名技术熟练的保全工和1名关键生产环节的车间主任离去后，厂里只得临时请回17名退休工人勉强维持生产。

发生在杭嘉湖的个体与集体织机之争，正是由来已久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争的经典反映。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个体私营经济为所有制表现形态的温州模式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一带迅速呈现燎原之势，引起举国瞩目。而浙江北部、东部的湖州、嘉兴、杭州以及宁波、绍兴等地，则是以乡镇集体经济为所有制表现形态的本土化苏南模式唱绝对主角。处于浙江中部、西部的金华、衢州被两种模式拉锯争夺。无论是南风北渐还是北风南渐，早已超越了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单纯范畴，已成为关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一严峻的抗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从个体与集体之争看政治动向，在杭嘉湖平原是有历史传统的。

1969年第9期《红旗》杂志就刊登过一篇《深入进行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大队的调查报告》的长文，同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以整个头版全文转载，这种规格和待遇在当年也是颇罕见的。这份来自湖州德清县一个普通生产大队的这份调查报告的核心观点为：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由谁生产、怎么生产、卖给谁，“在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的三个重要关口”，“要牢牢把住这三个关口，击溃资产阶级思想的猖狂侵袭”。

事实上，杭嘉湖平原乡镇集体企业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困局，并非完全来自个体、私营经济的“猖狂侵袭”。1988年10月，由于放开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的“物价闯关”行动失败，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由此，导致了全国性的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

但无论如何，乡镇集体企业深陷困境与个体、私营经济这个“历史罪人”是脱不了干系的。一场坚决的大整治来临了。

1991年年初的一天，担任湖州市委农村“社教”织里区片工作组联络员的《湖州日报》总编室主任张柏兴接到通知，赶到市委第一招待所会议室参加“社教”精神通报会。

市委领导一字一句地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以“社教”工作为牛鼻子，从讲政治的高度落实对个体织机的整顿，决不能让湖州成为“第二个温州”。张柏兴回忆说，当时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成为温州又怎么啦？温州就是资本主义吗？哪份中央文件有这样的盖棺论定？”

前来参加会议的市工商、土管、税务等部门负责人跟着纷纷表态：靠个体、私营发财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不能持久的，迟早要垮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只有集体经济才是光明的康庄大道。各部门的核心意见就是如何限制甚至卡死“泛滥成灾”的农民个体织机。

会议精神很快在全市贯彻了下去。有的乡镇规定，党员干部家庭或农户中只要有一人在乡村集体企业工作的，便不准在家里摆织机；更有甚者，干脆明令凡乡村有集体企业的，一律不准农户从事第三产业以外的个体生产经营活动。大部分开展整顿的乡镇通过大幅度提高个体织机的税费、电费及管理抵押金标准，使得农户无利可图，被迫主动放弃织机。

“杀机”行动受到了个体织机户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所谓整顿引导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个体织机“赶尽杀绝”。嘉兴市郊区一个乡的100多台织机被查封后，当地农户表示要“联合上访，问个清楚”，市、区政府官员紧急“灭火”做了大量的解释安抚工作，此事才得以平息。

湖州近郊戴山乡是个体织机的“重灾区”。时任该乡党委书记沈应林告诉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慎海雄，有一天，他带着乡干部和10多个基干民兵下村查封“不符合规定”的织机，却被200多个村民里外围了三层，整整3个小时无法脱身。当时正值电影《焦裕禄》上映，村民们指着沈应林的鼻尖大声质问：“焦书记为解决老百姓吃饭，甘愿冒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买粮食。你们也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为什么不学学焦裕禄？”

“与老百姓利益对着干的事，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沈应林说。1991年春节前，他们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把全乡的500多台个体织机作了统一处理，关停了一批。工作组离开不到半个月，竟然又新冒出了1500台。

“杀机”行动在抗争和争议声中一直持续到了1991年冬季。

1992年3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发表。4月，湖州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在全市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决定。《湖州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还有不少‘左’的思想束缚我们，牵制太多。要敢于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旧条条，如发现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就应该及时纠正”，“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势必挫伤群众的创造精神”。

在反思中被列为“过去工作中的失误”的“杀机”行动，也随着这场大讨论的到来悄然终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浙江改革领域的一件大事就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产权制度变革逐步展开，民营化浪潮由南至北席卷全省。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一趋势简单地理解为温州模式的胜利——温州模式本身也是在与苏南模式的碰撞、交融中不断提升完善，并于2000年后演变为所谓的“新温州模式”——但不应否认的是，这场最早花开浙江的全面的民营化浪潮的内核，正是产权清晰、市场先导、民众广泛参与等“温州模式”的精髓。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浙江北部、东部原本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地区中，凡率先大面积孕育个体、私营企业被称作“小温州”的县市，当时颇受非议，此后却成为经济发展步伐明显领先于周边的耀眼新星，如宁波的慈溪市、嘉兴的海宁市、绍兴的诸暨市。在2006年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单上，以上三个并无天然优势的县市排名迅速蹿升至第14位、第23位、第24位。而当年个体织机最猖獗、“杀机”行动重拳打击的湖州市织里区，则早已成为富甲一方的“中国童装之乡”。

有必要留此存档的还有，大约在1992年后，江苏本土及全国各地的不少学者亦出现了对曾经被一边倒大加褒扬的苏南模式的谨慎争辩。一开始还仅仅是围绕如何“创新完善”、迈向“新阶段”等展开谨慎的探讨，到后来就有人大胆使用上了“质疑”“僵化”“危机”“扬弃”“告别”之类较为敏感的字眼。

1997年10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在中共十五大刚刚闭幕后召开的省委九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在苏南地区占有较大比重，它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

这番讲话被不少媒体解读为江苏官方首次公开反思苏南模式。1998年后，苏南一批一批的官员开始南下浙江取经，试图从个体、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中汲取新的养分。 San239oxLbYETtwNxo3r2Gf4COs7U92Kw633K4lDfdWbUAkebvinuexCsYeHQ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