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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新闻职业的执着，1987—2000年，我对温州大体保持了一年不少于两次的采访频率。
1989年6月2—10日，我当年第二次前往温州。采访的主题是乡村工业兴起后的农业出路。
7日晚，我结束了苍南县一天的采访任务，入住县政府招待所。那时候，温州人刚刚富起来，政府招待所却还是破旧不堪。摇摇晃晃的木窗怎么也关不紧，床一坐上去就有可能随时塌掉的感觉。沾满污渍的天花板上悬下一只只不知名的黑色虫子，在你头顶上方不停地蠕动。但我还是睡着了。
蚊帐突然被掀开，手电筒刺眼的光柱在我脸上扫过来又扫过去。有人低声吼道：“证件！”我摸索了半天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新华社记者证。又是一阵手电筒光柱的横扫。几十秒钟后，咣当一声关门，杂乱的脚步迅速远去。我呆坐了半晌，不知道已是夜里几点，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招待所服务员告诉我，昨晚是公安干警紧急查房。因为传说有不法分子从北京潜逃而来，准备从这里偷偷租渔船前往台湾。苍南是温州也是浙江最南端的县，与台湾基隆仅相隔100多海里。作为一张外来的陌生脸孔，被怀疑和警惕是很自然的。
一夜惊魂。
在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光，温州人可谓夜夜惊魂。
几年前，当温州以一种炙热异端的姿态闯入中国改革开放大舞台，就深陷截然相反的“左”与“右”的激辩旋涡。一边是热情洋溢的高度肯定与赞叹，另一边则是此起彼伏的或明或暗的疑问甚至质问：
——温州发生的一切究竟是中国改革的一种偶然还是规律性的必然？
——温州眼花缭乱的变革“姓资”还是“姓社”？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
——温州会把中国引向何方？是充满阳光和生机的绿草地，还是万劫难复的深渊？
1989年前后，中南海曾经连续三次派调查组前往温州，频率之高、级别之高十分罕见。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2月整理的一份内部资料，对中南海三问温州作了详尽如实的记录。
时间：1989年8月。
缘由：1989年4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石油化工厅一位工程师提出第0484号提案，主要内容是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其优点为城乡工商业有所发展，但带来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人民间贫富悬殊，多数为投机倒把致富，建议中央会同省市组织调研人员前往总结经验教训。
过程：全国政协将这个提案转给国家体改委。4月30日，国家体改委决定5月24日派员到杭州，并于26日去温州。但由于种种原因，行程后延，国家体改委将此提案转给了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同志。从8月26—31日，国务院研究室武树帜局长一行4人受袁木指派，在温州考察了桥头、金乡、龙港、柳市等地的专业市场，与一些私营、股份合作企业主直接交谈。
今夜有暴风雪。从各级党报日趋严厉的字里行间，从来自北京的调查组官员愈加凝重的眼神中，温州人强烈地预感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不焦虑。
1989年初夏，我来到温州老丁的皮鞋厂采访。所谓皮鞋厂其实小得可怜，底层加二楼不过100多平方米，雇了8名员工。三楼就是老丁一家的生活区了。在当地数以千计的皮鞋企业中，它属于谁都不会注意到的“小鱼小虾”。
老丁两眼放光地向我介绍他新生产的皮鞋款式如何新颖，市场上如何走俏。
“最近情况怎么样？外面这么乱，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我问。
老丁愣了好一会，眼神变得黯淡：“岂止是最近有难处。其实这些年，我们温州人内心很苦，有些牢骚憋了很久。可以这么说，温州人吃的是杂草，挤出的是牛奶，听的是骂声，挨的是鞭子。”
“此话怎讲？吃杂草，主要是国家计划内的东西温州基本上轮不到，发展温州经济，得自己找米下锅。没有计划内的粮草，就到荒山野岭找杂草吃，或高价从外地进。”
“挤牛奶，这最明显了。温州对国家的贡献不小。前几天的《温州日报》上说，仅近几年就上缴9.52亿元，而新中国成立30年来国家给温州的固定资产总投资不过6亿元。温州交通这么不方便，铁路建设也要自己去找门路。想想看，几百万人靠这么点土地怎么生活，怎么富起来呢？多可怜的温州！”
“听骂声、挨鞭子，这话说起来就多了。温州人在国家投入这么少的情况下，靠政策好，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艰苦创业。在温州像我这样今天有了几个钱的老百姓很多，又有几个不是靠自己干出来的？可是这些年总有人谈‘温’色变，把温州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挂钩。似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定律’：温州＝资本主义，支持温州＝支持资本主义；反之，批判温州＝批判资本主义，表明革命立场坚定。在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温州误解太深，我们担心一有风浪，温州又难免要‘挨鞭子’。”
“究竟谁能为温州说句公道话？”告别老丁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
多少年了，老丁想不明白，温州人想不明白：一不偷、二不抢，靠每个人的双手和智慧，富了自己，富了国家，这究竟有什么错？
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各地相比，温州最扎人的现象之一就是一批人富起来了，而且富得令人嫉妒。历经几千年无休止的战乱、腐败和封闭，亿万中国百姓已经穷怕了，穷得麻木了。虽然他们心中致富的渴望从未真正泯灭，但是当一些人突然先富了起来——这个神话上演在自己生存的同一时代，甚至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时，他们顿时感到手足无措，上上下下出现了集体意识的狐疑和不信任：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凭什么富裕？这些人想干什么？
温州先富起来的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主，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就成为中南海三次调查组关注的主要对象。应第一次调查组的要求，温州市体改委的负责人宋文光和马津龙曾专门撰写了一份题为《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参考材料，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为温州人大声辩护的温州“本
一、这个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主要包括三类人
第一类是私营企业中雇工较多的企业主。1988年，温州共有个体工业企业15万户，私营工业企业1万家，个体、私营商业网点75139个。
第二类是购销员中的高收入者。温州的私人购销员是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的经纪人。1985年，温州就涌现了为家庭企业服务的10多万名购销员，他们的收入来自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购销合同业务费。
第三类是建筑工程队的经营者，即包工头。温州小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发展到1988年的111个。这些都为建筑包工头开辟了发财致富的门路。根据1985年对40户所谓“经营大户”的调查，其中建筑包工头的平均年收入为6万元。
二、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素质相对较高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从土地转移出来的农民首先进入的非农产业是家庭工业和购销业。家庭工业起步时技术含量很低，一般农民都容易经营，但购销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购销员往往是农民中文化水平较高、有经营头脑和见过世面的人。根据1985年对147名购销员的调查，年龄在20—40岁的占70.75%。在147人中，共产党员有31人，占21.03%；共青团员11人，占7.48%；复退军人19人，占12.93%；村干部20人，占13.61%；民办教师3人，占2.04%；还有1人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最初经营私营企业的，相当部分就来自购销员中积累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的人。根据1985年对31家雇工大户的调查，除了购销员外，企业主还来自社队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回乡青年。
因此，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并非由素质相对较低的某些特殊身份的社会成员——比如，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的乡间混混、刑满释放人员——所组成，基本上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扭曲导向”。特别是在农村，毋宁说首先是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开放。
三、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态度在主流上是健康、积极的
正是因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其艰难的成功，在温州群众中确立了能够获得应有尊重的社会地位，多数人不再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行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除了科技协会、信息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组织遍布城乡外，有些地方还有比较健康的党、团和民兵组织。根据1989年对全市88家民营企业（私营、股份合作企业）的问卷调查，在回答“希望加入何种组织”时，36.4%的人表示希望加入共产党。在温州，不少个体、私营企业主还当选为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被评为县、市、省和全国劳动模范。1989年温州市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8人中，个体、私营企业主就有4人。
这篇长长的参考材料的结束语就像一场“缺席审判”的辩护词，结论明确而且慷慨激昂：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政治地位，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处境都与改革息息相关。在经济上，他们没有其他某些阶层对改革中利益变动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在政治上，改革正日益消除着人们对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身份歧视心理，使他们逐步获得了事实上平等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10年改革的确是一次恩泽无量的解放，他们过去是将来也必是中国改革最坚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1989年，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中，始终没有发现有人参加、支持游行之类的活动。温州高等院校不多，只有温州大学、温州师范学院等几所。当部分学生到市区环城东路小商品市场募捐时，122个摊位竟然个个“一毛不拔”。而据统计，全市个体、私营企业主却向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与身亡战士家属汇款达五六万元。
一份来自温州市委的材料为这一至今在不少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现象作出了注解：1989年6月初，温州市民出现挤兑风潮，城市信用社首当其冲。6月6—8日，温州市区13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共减少储蓄1111.4万元。由于全国各地的交通被阻断，许多个体、私营企业的原材料运不进，产品发不出，资金被拖欠，生产只好停止。
正是出于对个人财产的强烈关心，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从内心深处迫切希望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天下太平。
第一次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浙江温州实行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温州市对挂着集体招牌致富的私营企业开始进行明晰产权的试点工作》等3份专题材料。认为温州试验区的改革试点工作要继续下去，该试验的项目还要试，但必须要逐步完善。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说，国务院批准的改革试验应该继续下去。温州的经济发展有它的特点，温州经济叫不叫模式，我们可以不去管它。温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要是符合十三大精神，因地制宜、有利生产、利国利民的，就要继续向前走。温州的10年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任何时候也否定不了。
时间：1989年10—11月。
缘由：1989年9月21日，一位吴姓的“温州老百姓”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信中称：“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信的最后说，“温州市委领导是好的，多数同志廉洁奉公，工作辛苦，只因潮流如此，无力回天。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过程：这封信由中央信访局转给李瑞环。10月12日李瑞环将信的原件摘要转送李鹏、姚依林。10月14日李鹏批示：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据此，国务院研究室派黄家全、李小明10月22日到杭州，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交谈后，于10月24日—11月1日，共在温州考察8天。涉及13个部门、8个县（市、区）、36个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与74位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和个体、私营、集体、国有企业负责人及居民代表交谈，广泛听取意见。
1989年10月26日晚，中南海派出的第二次调查组召集永嘉、苍南、平阳、乐清、洞头等6个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开座谈会。会议的话题是温州10年改革的路子对不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对温州存在的阴暗面怎么看。下面是部分发言的摘要：
屠锡清（乐清县长）：
我是长期搞计划经济的（原为市经委副主任）。我非常希望温州也能像其他城市一样，搞一个宏大的国营和集体工业布局，国家能给予大力投资。然而，我们等啊等啊，等了几十年等不到什么。国家不给温州投资，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可另想办法？有人说我们县是靠假冒骗、偷漏逃、制贩黄货富起来的，这从哪说起？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能接受的。当然乐清的问题也是有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假冒骗的现象的确存在，因为某些人就是要钻空子。对于假冒骗行为，我们是一经发现，就予以打击。至于“温州的妓女满街走”，不确切，没那么严重，我也没看见过。当然，暗娼是有的，但我们是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取缔的。
目前，乐清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普遍存在“三忧”“三愁”和“三怕”：一忧党的政策变化，愁“枪打出头鸟”，怕被戴资本家的帽子；二忧税率加重，愁无利可图，怕被戴偷漏税的帽子；三忧私营企业受歧视，愁业务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难做，怕个体和私营经济得不到保护。这样下去，税源的大头被断，财政困难，我们书记、县长难当啊！
周方权（苍南县委书记）：
我认为温州的做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改革改出来的、开放放出来的；二是“逼上梁山”逼出来的。温州人也希望温州能像苏南那样发展，但是温州人多地少，农业条件差，专靠农业没有办法；温州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靠国营、集体工业企业不能解决问题；靠国家，国家财力又有限。那怎么办？温州人坐等饿死？
包哲东（洞头县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冷静地分析10年来温州走过的路子和发生的变化，我认为温州别无他途，只能这样走，也应该这样走。
过去，有人概括说洞头是“八个书记、八万人口、八百万贷款”，下面一个乡共29名村党支部正副书记，其中9名讨不起老婆，女子只嫁出去没进来的。近几年，洞头的发展变化可谓大矣。现在洞头人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洋相、住的求气派。不论城镇还是渔村，到处是一栋栋漂亮的楼房，许多渔民房间里摆满高档的家具电器，布置得富丽堂皇。回顾洞头10年间的地覆天翻，能说我们的路子不对？
时间：1991年7月。
缘由：199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每月总汇》刊登了署名温州离休老干部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的来信。信中描绘温州老板“骑的本田王（日产高档摩托车）、穿的A底王（Adidas系列鞋袜）、睡的弹簧床（香港雅兰床，价值4000元）、抱的花儿王（嫖玩高级暗娼）”。而来自各地的雇工工作、生活境遇很差，没有保障。
过程：一位原国家领导人看了这份材料后，即作了如下批示：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派清查团，本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温州市早有所闻的严重丧失革命政权乱无法纪，诸多后果查处，不然将大乱。遵照批示精神，7月4—15日，国务院研究室沈柏年局长一行4人赶赴温州，就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变化，以及每种经济成分内部的分配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第三次调查组所作的《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考察报告》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初步解决和缓解了温州长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活跃城乡市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发展中带来的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如偷税漏税严重、雇工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假冒骗问题突出，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主追求高消费，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冲击了国营、集体企业职工队伍等”。由此，也就部分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方向”的第二次调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