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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浙江40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新华饭店当年就很出名，甚至相邻的中亚和独联体国家都知道。但新华饭店的出名并非因为它是一家饭店，而是因为它变成了一家市场。
1986年，20多位义乌人扛着大包小包的服装、小百货到乌鲁木齐。他们坚信，新疆很大，市场一定也会很大。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次次的驱赶、查罚，无证摊贩的遭遇，几乎和5年前的义乌一样。
就这么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钱没挣到，脸面也会丢光。
办法总是会有的。他们住的正是新华饭店。这是乌鲁木齐城西河滩地上的一座三层楼房。位置偏，房价也就便宜，20来平方米的一间大床房每晚只要8块钱。于是，他们包下4个大间，1间大家挤着住，3间权当摊位，鞋袜、玩具、服装，一字排开。
“新华饭店有浙江人在卖服装了，款式蛮新潮，比百货商场还便宜几十块呢！”好消息总是像插了翅膀。没过多久，3间客房每天都人潮汹涌。生意一火，尾随而来的义乌同乡也越来越多。到年底，摊位增加至90多个，占下了整整一层。1990年时，新华饭店已经完全没法接待纯粹住店的客人了。摊位暴涨到720个，连楼道拐角和饭店办公室都挤满了百货摊。4年时间，原本半死不活的新华饭店居然摇身一变，累计向国家缴纳利税787万元。
那几年，在家乡已操练得拳脚熟络的浙江各地商贩纷纷杀进作为大西北中心城市的乌鲁木齐，单是义乌籍的经营户就达2000人。新华饭店客满为患了，而且由于当地冬季实在太冷，根本不适合露天摆摊，于是那些冷僻闲置的饭店、旅馆又被盯上了。先是长征饭店被“开发”，再是群众饭店，而后是新疆军区第二招待所，紧接着火车南站附近的4家旅社被一并“吃掉”。
形势大好，问题也随之而来。商贩们分驻在乌鲁木齐城区四面八方的大小饭店，人气散了不说，秩序也散乱不堪，搞得工商部门很头痛，加强整治的理由可是充分得很。
怎么办？1991年年初，几个头脑灵光的义乌商贩联名致信老家义乌市政府，建议在乌鲁木齐开办一家像模像样、正规有序的集中交易小商品市场，并亮出义乌分市场的金字招牌。
义乌工商局兴奋异常，立即派员飞赴乌鲁木齐。已经初尝“办工厂不如办市场”甜头的当地政府也兴致盎然，两下里一拍即合。比邻市郊火车站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木材厂被相中了。1991年年底，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乌鲁木齐分市场开业，占地36000平方米，拥有营业房700间，摊位3200个，地下室仓库213间。市场建设资金以集资自筹为主，凡进场的浙江商贩每户缴4000元，可以享受前两年免缴摊位费，后10年再优惠18%摊位费的待遇。
花开乌鲁木齐之后，中国小商品城实业总公司在义乌成立，专门从事外地分市场的选点和开发。精明的义乌人十分清楚见好不能收的道理。
在北京，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通县分市场开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分市场开业；
在广西，凭祥分市场开业；
在四川，广元分市场开业；
在甘肃，兰州分市场开业；
……
到1997年，遍布全国的13家分市场仿佛伸展开了一张巨大的网，年总成交额迅速超过了80亿元，相当于义乌小商品城母体交易额的一半。
一车车的浙江货配送四方，一队队的商贩如“候鸟”般在各地穿梭翻飞。义乌人已经不是当年低三下四的“敲糖帮”了，而成了“连锁全中国”！他们的口气大得很咧。
义乌人挟小商品市场威名，在全国各地风风火火，搞出了很大的响动。但作为“经济候鸟”，他们显然不是浙江唯一的一群，也不是最早的一群。
率先振翅高飞的还是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专业市场的萌动大抵要比义乌更早一两年。其声名远扬的“十大专业市场”背后，依靠的正是在大江南北遍走天涯的10余万名购销员。在他们永不疲倦地奔走之下，是雪片般的订单和无孔不入的销售通道。这带来了家乡市场的爆发式兴旺，也使他们自己成为真正先富起来的人。1986年，据温州有关部门对147名购销员的抽样调查，平均年净收入为7800元，万元以上的占了1/3。在那个年代，“万元户”基本上就是富豪的代名词。
从浙江飞来的“经济候鸟”在大江南北安营扎寨
慢慢地，被动型的上门推销已经不能让温州人满足了。1987年，中国轻工总会陆续收到一些城市“投诉”，称全国的纽扣价格已经被温州桥头农民强行“把持”了。总会立即派员赴各地暗访。调查的结果比投诉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据粗略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兰州、银川、长春、哈尔滨、昆明、大理、拉萨等50多个大中城市，共有2000多家商场（店）的某一类商品的柜台被包括桥头镇在内的温州农民承包或租赁，涉及“垄断经营”的产品有纽扣、皮鞋、徽章、标牌、低压电器等10多个大类40余个小类。沿着这些被承包或租赁柜台所经销商品隐秘的路线图，其流向只有一个：温州。
从温州出发，“候鸟”们看似散乱无序，却以共同的利润追逐为清晰指向，步履坚定，短短数年竟汇聚成为无所不在的庞大的温州军团。
官方认同的说法是，这支走遍全国的温州军团的“将士”不少于160万人，相当于当年温州户籍人口总数的近1/4。其中以出卖劳力为生者寥寥，他们共创办大小企业3万多家，经商户达70余万户。除西藏、青海等边远地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府所在城市的温州商人均在2万人以上，形成100多个温州村、温州街等群体集聚性“社区”。
温州商人向全国进发的所谓“财富之旅”决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光鲜和豪迈，其间的艰辛甚至血泪几乎无人知晓。
原新华社资深记者朱幼棣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县，与温州相邻。不知是否乡土地气的缘故，一把年纪的他仍喜欢放纵天涯，大西北是他的最爱。下面是朱幼棣一次铭心刻骨的“老乡奇遇记”：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县，我遇到了可以算作半个老乡的温州小鞋匠。他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颇齐全的补鞋用具，一头是镜子、牙膏等小百货。我试了试，沉甸甸的。他告诉我，开春以来，他就是挑着这副担子，踏着初融的积雪，一路追赶骑在马背上的哈萨克部落的迁徙。牧民们穿的马靴是用牛皮缝制的，一沾地上的雪水，极易磨穿，这是挣钱的好时机。两条腿的人要追上四条腿的马。挣钱？我问。这位老乡脱下鞋子、袜子，瞧着满脚的血泡，黯然地自语：我是挣血汗钱，卖命钱！
他已经快3年没回家了。他问我能不能在回北京后帮他给家里捎封信，我答应了。第二天，我去看他，竟已人去床空。一大早，牧民提前出发，他也随着走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忘怀这位只见过一面不知姓名的老乡。我的眼前常常浮现这样一幅情景：一个挑着担子的温州商人，拖着一双血泡累累的脚板在追赶马背上的哈萨克牧民。但他无比坚毅。
在温州人和义乌人的身后，是更多的浙江人。
钉秤的永康人、修鞋的萧山人、补袜子的诸暨人、做棕床的嘉兴人、修眼镜的台州人……人多地少的基本省情，推动了浙江许多地方区域性传统手工业的兴盛，赢得了“百工之乡”的美誉。为了生计，为了活命，他们必须走出去，走出家乡、走出浙江，甚至走出国门。
上虞县是“中国朱丽叶”祝英台的故乡。这片充满美丽传说的土地上，修伞郎也要出发了。捏着地图，背上伞件，他们边走边修，一直转悠到了云南、广西等边境乡镇。一些人干脆一抬脚，悄悄潜入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摆起了修伞摊。到1985年，散布各地的上虞修伞郎有6000多人，其中跨出国门的就达近千人。
在上虞雨伞之乡崧厦镇，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姓张的修伞郎。他才24岁，在缅甸修伞已有六七年“工龄”。他说当年初到异国，人生地不熟，就花钱聘请能讲两国语言的缅甸边境居民当翻译兼向导，四处修伞。1年后，自己的缅甸话就相当顺溜了。
他告诉我，在跨国修伞游历中发现，缅甸、越南当地对中国产的纺织品极感兴趣，而上虞邻县绍兴就有国内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修了几年伞已积攒了不少本钱，这次回来打算搞些布料到那边贩销。生意不愁没得做。”
有学者在研究近当代中国新经济移民族群时，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显著而独特的现象。
按一般规律，经济移民总是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从贫困地带向繁荣地带、从战乱地带向平安地带流动。但是，20世纪80年代，浙江商人族群却是逆向而行。他们的出发地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沿海，目的地主要是更为贫困落后的中国西北、东北和中南、西南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以温州人、义乌人为先导，当年走向全国的浙江商人族群有400万人之众，而浙江全省的户籍人口总数不过4000多万。这种“候鸟”型的行商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同样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山东胶东半岛地区均未大规模出现过。
费孝通认为：“社会变迁起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
温州人乃至浙江人，在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上向来以观念突破、勇领风气之先而广受称道。没有高深理论的启蒙，无须经典著作的引导，广泛的大量的主动性人口流动，为浙江思想解放培植了肥沃的土壤。所谓见多者识广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与流动半径有关，而与流动者文化水平的关联度并不高。160万在外温州人抽样调查显示，这一人群中小学程度占48.5%，中学程度占25.7%，大学以上程度仅占0.47%。
大规模“候鸟”型的行商现象，也为浙江市场的超常规发育找到了无可替代的强力支撑点。数百万的商贩奔波各地，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各个销售渠道，或零售，或专卖，或批发，他们已经成为浙江专业市场放飞在中国大地上空的一只只长线牵引着的“经济风筝”。正是这种放飞和牵引，使浙江大批专业市场经脉舒张，收放自如。
许多参观考察者往往对浙江人商业嗅觉的灵敏和捕捉商机的能力赞叹不已。实际上，浙江人并非天然优秀的经济动物，他们的商业成就很大程度上缘于其比别人付出了加倍的艰辛。甩开脚板，浪迹天涯，彼此之间又依托地缘、血缘、乡情等传统族群因素，编织起了巨大的共享性的商业信息网络。从这一意义上说，专业市场仅仅是一种有形的市场载体，在某些情形下，市场交易形态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由无数经济“候鸟”所织成的市场大网却总是能生机盎然、张力无限。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有商品的流动；有商品流动的地方就会有浙江的市场。它如同空气，无所不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热”开始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而在作为最早启动点的温州，专业市场却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一个个“落榜”的消息频频传来：
——1991年起全国数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落榜。1994年浙江省“十大超级市场”评选，龙虎榜上温州依然无名。
——按全省各地市专业市场总成交额计，1992年温州排列第3，1993年居第4，1994年退至第7。
——除桥头纽扣等少数几个市场外，当年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有的停滞不前、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已经销声匿迹。
温州专业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相对萎缩。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州经济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期：1994年，全市乡村工业的总销售额猛增到了300多亿元，约为10年前的50倍。
对以上反差强烈的事实稍加分析后不难发现，在此前我们所描绘的温州专业市场发展的“山坳现象”，是以温州改革的先发效应为基本前提的。当市场经济理念开始成为普遍真理时，温州偏居一隅的地理瓶颈日渐凸显。专业市场向交通更为便捷的浙中、浙北转移，这恰恰是正常的市场规律使然。
同时，当年撑起温州经济好大一片天的家庭工业异常灵活，但个体薄弱，如一盘散沙，企业的生存力与产品的辐射力都十分有限。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选择千家万户商贩式的专业市场这一商品交换形式是合乎逻辑的必然。
逐渐，一批批温州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日益壮大，雄厚的实力非昔日可比。它们已经有能力从最初有形的专业市场依托中脱颖而出，构筑起自己各具形态的有时甚至隐形的新型购销网络。
在市场交换形态不断提升完善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具活力的“大温州——大市场”。
这样的景象，我们同样可以从整个浙江找到。
21世纪初，有权威机构曾经从浙江宏观市场的层面——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进行过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评价。得出的结论是，浙江当下的市场化程度已接近60%，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的极限在80%—85%。以此推断，截至改革开放近30年时，浙江的市场化已经走完了3/4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