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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后第6任省委书记，习近平从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工作了6年。2016年，他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曾在这里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
这6年，在改革开放的浩荡历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2015年5月25—27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习近平第一次重访浙江。他谆谆嘱托浙江要再接再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
。
40年，总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时光拉回到2004年3月5日晚上7时30分，北京长安大饭店宴会厅，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
当晚的主角是本次人代会浙江代表团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7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的另一个共同身份是私营企业主，其中4位旗下的企业曾先后跻身中国十大民营企业之列。
近200名中外记者的“长枪短炮”一字排开。中国—浙江—私营企业主，可供联想的空间无限，提问注定是充满火药味的。
“如果卡尔·马克思来到今天的浙江，他将会有什么感想？”提问者是德国《明镜周刊》的驻华记者，来自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故乡。
短暂的沉默，尴尬的笑声。没有一本政治教科书会对此给出可能的答案，哪怕是提示。
这位德国记者肯定没有想到，他的有些调侃、荒诞的提问，竟会得到浙江私营企业主坦然而自信的回应——“我想马克思如果来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来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在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于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矗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正是依循这样的视角，我们清晰地发现了改革开放4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共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评点温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杜润生进而断言，浙江的事实表明，在民众的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性规律。
改革开放40年来，作为领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与杜润生所描绘的如下画卷：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并最终汇聚成如同浩荡钱江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
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分量，必须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才足以形容。
截至2017年，浙江民营企业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达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榜人数及财富总额、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等重要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国家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浙江一骑绝尘，连续19年上榜企业家人数夺冠。
经济总额的占比与“浙江制造”的数量，还不是彰显民间活力的全部舞台。几乎在浙江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嗅到这股神奇能量的气息：
1984年，6300多户“有点钱”的乡下人集资2亿多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旁若无人地从昔日的滩涂上崛起；
1990年，很想“飞起来”的老板们掏出了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真金白银，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首航；
2003年，浙江开建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6家投资公司占股55%，这是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国字号”大型基建项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国首条民资参股的干线铁路衢常铁路动工，浙江民营企业独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开工兴建，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
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如精灵翻飞，魔力无边。“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恰是对浙江民间力量看似夸张却又精准传神的写照。
必须看到，民众的发展动力在浙江超乎想象地生发膨胀，并非人们预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前30年，国家投资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的脆弱无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主流思想的相对淡漠，为浙江民间力量率先于夹缝中求生存创造了客观的“边区效应”。
十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此给出的集体性姿态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浙江民众生活艰苦，政府可供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为摆脱贫困“各显神通、八仙过海”，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也是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政治良心。
于是，在浙江，改革开放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这样的回归对执政者来说是巨大的自我考验。它意味着要摆正心态、放下身段，甚至放弃某些被长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力。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贵的勇气。当我们为民间力量的雄起欢呼时，真的不应忘记同样要为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
有观察者曾将浙江一路走来坚韧不拔的民间力量形象地比喻为“老百姓经济”。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作为顺乎自然规律的产物，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之下，最终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蕴含着、迸发出势不可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即便是改革开放走到第4个10年，盲动的自发开始更多地让位于理性的自觉，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为，浙江主政者依然坚信放活民间才是最好的出路。从倡导各级官员的“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承诺“最多跑一次”，作为构建小政府大市场最为成功的省份，让民众及其身后市场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大地。
“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是形容浙江的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
有山、有水、有田，听上去很美，但真实的境况是：改革开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为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一个陆域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从省城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要颠簸劳顿将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更是十分匮乏，几乎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有长广煤矿也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被彻底关闭。据官方权威统计，如果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即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可怜的浙江！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在浙江遍地开花的，却是令许多学者大跌眼镜的“零资源经济”奇迹。
地处水乡平原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却占全国市场的1/3，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有数据显示，在浙江的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有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奔走着一大群无拘无束的被解放的人。他们，才是浙江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印象中，浙江人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有人用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开放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故事可谓车载斗量，无一省市可比。
25岁的苍南县农民供销员王均瑶心比天高，开出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班机航线。“胆大包天”从此成为一代浙江人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绝版案例。
温州第一位下海官员叶康松，只身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农业跨国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文。在异国他乡，叶康松逢人就掏出来一个劲比画，跌跌撞撞地闯出一片天。
“汽车疯子”李书福的成功故事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许可证。“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人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而不怕失败的背后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马云应该是浙江创业者中梦想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传奇。他曾经在西湖边和根本不认识的外国游客搭讪来学习英语；第一次去美国谈生意甚至被人绑架并软禁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阿里巴巴刚开张的那天，手里只有50万元本钱的他却朗声宣布：“我们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最终，马云赢了。
40年间，浙江英雄辈出。事实上，所谓英雄，如当年的农民供销员王均瑶，本是乡间极草根的小人物，胆子大了，天地也就大了，因此一切变得皆有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在浙江，像这样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英雄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是上千万。
关于民营企业的率先突起、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互联网新经济的率先惊艳，所有对浙江改革中具有样本价值的现象解读，都将无一例外地回归于人的解放。
准确地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发生于浙江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个被灌输、被教育的被动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在本书此后描述的大量事实中观察到，改革伊始，作为变革演进的主体力量之一，浙江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大多数是农民，大多数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既不可能获得直达京城的灵通消息，也没有对玄奥高深的政策精神的高超领会能力。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具有浙江个性化特质的是，基于历史渊源的积淀，地域广泛的迁徙与游商的传统习性，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费孝通在分析社会变革的内在根源时曾认为，社会变迁起源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正是因为比其他省份人群更为频繁地“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开。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呈现的鲜活事例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
我们在浙江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被这场伟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仅仅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
1994年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构成的第一经济方阵虽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后，但在中国遥遥领跑的格局从未改变。到今天亦是如此：2017年，广东GDP达8.99万亿元；江苏GDP达8.59万亿元；山东GDP达7.27万亿元；浙江GDP达5.18万亿元。
如果从经济运行质量的维度考量，我认为可以把山东列于其外，而将广东、江苏、浙江单独看作更为强势的“第一中国”。一个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在中国各省区中，广东、江苏、浙江给中央贡献了最多的财政收入。以2016年度为例，三省贡献率均为几千亿元级，总计约2万亿元，分别是山东的数倍甚至十几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强势的形成与上述三省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有关，其核心则是作为中国改革取向的市场经济的成熟度。
追根溯源，作为既往40年最经典的样本，中国开放看广东珠三角模式，改革则花开两朵：浙江的温州模式与江苏的苏南模式。由于历史背景和改革开放路径的差异性，三省市场经济的发育亦呈现了相对不同的显著特征：
——广东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来自港澳台的资金、技术、理念，没有中央领导旗帜鲜明的鼎力支持，没有被生机勃勃的开放吸引而来的外省市人才，广东的市场经济生长是不可想象的。
——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苏南经济的起点是乡镇集体企业，比国有经济更“市场”，比私营经济更“计划”。产权制度安排的暧昧，决定了其改革发展之路的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末，走不下去的苏南模式一度学“温州模式”，更多的却是利用自身交通便捷、高素质劳动力充沛的优势，全力转向了珠三角式的开放并大获成功，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之路大放异彩。
——浙江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以早期温州的崛起为代表，浙江式市场经济拥有三方面率先突进的典型气质：一是所有权极为清晰的产权制度；二是民间力量而不是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关键培育主体；三是异常活跃繁荣的市场交易体系。很显然，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育主要依靠来自底层的星火燎原般的内生性力量，而且一开始就深度触及中国改革最本质的所有制核心问题，因此浙江市场经济的发展最为彻底、最为成功，也最为艰难。在很长时间内，浙江现象尤其是温州现象呈现出所谓的“臭豆腐效应”：由于逾越了最敏感的“私有化”边界，所以闻着很臭；但由于真真切切推动了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所以吃着很香。
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绝非一路高歌。从20世纪80年代备受质疑的“奇怪崛起”，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大红大紫，2004—2014年遭遇“失落的10年”，再到近5年的重燃梦想，贯穿浙江发展始终的，是永远高扬的市场经济之魂。
一些观察者往往容易将浙江市场经济简单理解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式的专业市场或无数个专业市场的组合，事实上，浙江市场经济的超级发育无疑是宏观市场层面的——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广东和浙江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完善的两个省份，其进化路径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但都抵达了生机盎然的彼岸。相比之下，广东式市场经济离不开难以复制的历史机缘和时间窗，浙江式市场经济则更具学习的共性和普遍意义。
在上述三省之外的一些地方，我们更多地嗅到了吴敬琏先生曾经强烈担忧的伪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气息：在市场中交易的是权力，而权力被交易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掌握了最优质的社会资源。唯有真正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能遏制这种“权贵资本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胜利是市场经济的胜利。而从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角度而言，“第一中国”赢，中国才能赢。作为“第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锋，浙江无疑应该承担更大的使命。
浙江始终吸引着太多人好奇而惊羡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参观潮，21世纪初“中国第一商帮”浙商的崛起，以及“外星人”马云和他背后的互联网神话，等等。来浙江看什么？究竟什么才是浙江“最骄傲”的？民营企业、浙商群体，或者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它们都是浙江的“骄傲”，但它们同样仅仅是发展的载体和手段。浙江“最骄傲”的，应该是也只能是其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与结果：人民，尤其是千百万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作为改革成果的财富的主人。
在过去40年全国各项经济数据的排行榜上，浙江总是名列前茅。但有一项数据最为亮眼，可以说是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老百姓的收入。
以2017年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2046元，由于直辖市市域面积较小、区域特征趋同、农村比重不大而呈现一定的特殊性，在更具可比性的各省区中，浙江老百姓的收入高居第一。如果再做细分，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261元，同样摘得各省区之冠。最为关键的是农村居民收入，这一群体庞大而弱势。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95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不仅遥遥领先于各省区，甚至超过了除上海之外的各直辖市，广东、江苏、山东等GDP大省亦难以望其项背。
继续追溯可以发现，自1985年始，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一巨变背后更多的事实是：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延续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画上句号；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同样高居全国之首。2017年年度的统计公报还告诉我们，中国各省市区中城乡差距最小的依然是浙江，城乡收入比仅为2.054。
以千百万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与浙江式市场经济密切关联。
在本书稿的许多章节你都会读到，改革开放40年间，浙江市场机制发育及民营经济勃兴的全民参与的广泛性是其他省市区难以比拟的，这与我们此前所阐述的浙江人的解放的广度和深度是呈正相关的。全民参与的广泛性决定了改革力量的主导者不再是少数背景特殊的上层人物，而是如作家梁晓声所描绘的这样一大群人：他们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的人。于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民众参与改革并获取财富的机会相对均等，财富的累积亦相对均衡，并更容易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再进一步的合理推论是，在浙江，千百万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仇富心态难以成为普遍的主流意识，因财富裂变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消融于无形。
由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追问：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将向哪里去？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构建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其核心与根本是人民幸福，而国家富强则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国民幸福感概念的最早提出，源于中国的邻居——国土面积约为浙江一半的小国不丹。20世纪80年代末，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全球首创了“国民幸福总值”（GNH）体系。该体系主要涵盖了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和实行良政四个方面，其核心价值指向为人民幸福。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在《追求另一种经济发展》一文中写道，很多年以来，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与幸福当成同一件事。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美国人的财富增加了两倍，幸福感却并未增加。“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是一个国家为最多的公民谋取最大幸福的合理方式？”
在中国，在浙江，从普遍贫困起点上出发的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脉络，显然是坚韧不拔地走向民富国强。与不丹人理想境界的幸福观相比，低起点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所谓幸福感，在相当时期内仍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增长来展开，而这一经济增长又必须最终积淀于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否则，改革便是偏离了方向，便是失败。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向的激励下，财富总量的爆发式膨胀，既是中国改革突飞猛进的最优质助推剂，也可能成为扼杀改革最危险的旋涡。关键在于，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财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进而惠及最广大人群。
既往40年浙江所发生的事实是，不追求急风暴雨式的改革演进，秉持十分注重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妥协与平和的姿态，面对财富的生产及分配等改革的核心命题，以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为基石，以有序、公平的政府助推力量为调节，浙江展现了温和派改革的成功实践。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之下，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普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努力减缓了改革裂变所可能带来的惶恐与震荡，从而实现最广泛意义上的身心和谐。
在努力让老百姓致富并将财富二次分配的天平向弱小群体倾斜的同时，由于得到了执政者的鼓励，浙江民众开始舒展表达自我主张的空间，民主新芽稚嫩而鲜活。从经济、社会、政治的多维层面，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汇聚到了政通气顺、荣辱相依的同一面改革旗帜之下。
可以确信，中国改革不欢迎颠覆性对抗，根本目的是在温和变革中推进和谐进步。它肯定不应该仅仅是一场少数人的盛宴，而需酿造最大多数人得以分享的幸福。唯有如此，改革方能显现其永久迷人的魅力。
在浙江，我们已经率先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
40年很长，40年也很短。
我们一直在改革开放的时光隧道中疾步狂奔。蓦然回望，我们为自己已经赶了那么远的路、翻越了那么多的坎而感到大吃一惊。
其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万四千多天亦不过是转瞬之间。40年，我们破解了数不清的改革难题，但尚未破解的难题肯定比已经破解的这些难题要多得多。
首先必须想清楚的是，为什么要回望改革开放40年？回望，不是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曾经有过的正确抉择，也不仅仅是为了一场等待已久的盛大庆典。回望，必定是一次梳理，是一次充满理性思辨的总结。循着曲折蜿蜒的历史轨迹，我们艰难而努力地为下一个40年寻找前行的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基点上，我们开始回望浙江改革开放40年。
本书稿的总体构架是以时间演进为描述主线。40年共被分成六大板块，上册为三大板块：1978—1984年；1985—1991年；1992—1999年。其间的分隔点有三个：一是1985年“温州模式”浮出水面；二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被正式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这三个分隔点分别确认了中国改革1.0时期的三个本质性命题：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能不能培育市场体系？社会主义能不能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商品、市场、所有制，三大命题均首先在浙江获得了重大破冰，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论提升。
下册同样为三大板块：2000—2007年；2008—2014年；2015—2018年。在这个中国改革2.0时期的浙江实践中，有一个新起点和两个分隔点：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擘画“八八战略”新方向为新起点。两个分隔点分别是金融危机来袭，浙江粗放低端型增长方式深层次矛盾突显；北浙江及互联网新经济全面崛起。
尔后，再依照浙江改革开放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同话题，分别置放于上述六大板块。比如，第一章的包产到户缘起；第三章的“温州模式”出山；第六章的产权大变革；第十一章的浙商政治图谱；第十六章的政府自我革新，等等。其中，许多话题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时间跨度颇大的历史过程，具体置放于哪一板块，则以其矛盾冲突最为集中典型的某一时期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稿不是浙江40年完整的发展史，而是以“改革”作为梳理相关事实关键词的改革开放简史。同时，我仅仅是努力对此进行冷静客观的记录，无意于居高临下地得出若干经验性的判断并强加给读者。我始终认为，浙江40年改革开放鲜活而纷繁，它至今仍是一种快速演变的过程，绝非尘埃落定的终局。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忠实地记录曾经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浙江改革开放40年并非一条平坦的直线，意识形态、产业交替、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纠缠，风雨跌宕，冷暖自知。在具体发展路径、格局方面，亦显现出了耐人寻味的“钟摆”现象：从南浙江到北浙江，从温州到杭州，从实体制造业到互联网经济，有曲折，有回归，也有螺旋式突破。
“钟摆”现象同样呈现于中国。40年间，关于中国改革有过四次大的辩论。辩论的正反方无一例外均为改革“好得很”派或改革“糟得很”派，在不同的历史拐点，两种声音的强弱此起彼伏。而事实上，观点如此截然对立的激辩并无实质意义。改革开放40年所造就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解放，已经使坚持改革成为中国未来的代名词，对此发动挑战，必将无人喝彩。关键在于，下一个40年继续改革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对所有社会阶层而言，其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完全或基本一致？
无须回避，面对巨大的既有改革红利，相对分离或彼此交叠的利益集团悄然形成。我们已经告别了改革攻坚目标十分明确的纯真年代，大无畏的改革勇气不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义同样开始变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奋的改革口号声中，我们的眼前却常常是大雾弥漫。
但是，我们的改革共识已坚不可摧，我们对未来始终心存炙热的渴望。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从浙江到中国，下一个40年充满不确定的悬念。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只有将改革进行到底，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