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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8日，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民日报》第一次以显眼的头版，对发生在义乌的市场经验进行了报道。同时，配发了一篇比新闻本身篇幅更长的评论员文章，其标题就是对义乌结论式的高度肯定——《大兴民间商业》：
义乌县发展民间市场，培育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背靠市场搞活经济的做法，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很有启示。
农村在完成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步改革后，怎样引导农民发展商品市场呢？显然，过去那种依靠指令性计划、自上而下地指挥生产的老办法不行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已经取得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近两亿个农户，他们有自主决策权，可以和社会各方面发生横向联系。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把市场机制培植起来，才能引导农民逐步进入市场，通过市场交换来发展商品生产。也就是说，要积极地把过去高度集中、只依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改为以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农村，尤应提倡积极发展由农民和农民群体组成的民间市场。义乌经验证明，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义乌的专业市场的秘密开始浮出水面，其背后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市场本身。
从现有的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thire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的西方学者。
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还起了个中国名字的“马紫梅”博士，站在了拥有5400个摊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前。她后来形容当时自己的惊讶，“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
彼时，为撰写《时代之子吴晗》书稿的马博士两次到吴晗老家义乌苦竹塘村。其间，陪同的中国翻译便热心地把她带到了市场逛逛。在她眼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操着各省口音的商贩穿行于一眼望不到边的摊位之间，然后又背起大包小包的小商品奔赴各地。
据当年陪同马紫梅博士的义乌县委干部回忆说，马博士一口气问了5个“为什么”：
这些农民商贩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为什么这里的商品会那么便宜？
如此遥远的运输、如此低廉的价格，还会有利润吗？
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
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浪潮，偏偏会出现在20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最活跃的专业市场群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浙江最大的专业市场又为什么出现在了过去并不出名的义乌？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马紫梅博士离开了义乌。临走时还买了一打尼龙丝袜带回美国，折合美元为0.6美元：“不可思议的便宜，无法抗拒的诱惑。”
对义乌秘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一直延续到30多年后的今天。解开义乌秘密的第一把钥匙，肯定是鸡毛换糖的义乌“敲糖帮”的前世今生。
和100多公里外的温州一样，义乌也是可怜的人多地少。更糟糕的是，处于金（华）衢（州）盆地的义乌土质属黄红壤，黏性大而肥性极差。土地不养人，经商便成了农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
黄红壤不适宜种水稻，却盛产甘蔗，用甘蔗熬出的红糖成了千百年来义乌的一大特产。冬春农闲时节，义乌农民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用红糖制成的糖饼向客户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换回的鸡鸭鹅毛按质量分等，好的可用来加工鸡毛掸，差的下田沤肥。“敲糖帮”由此产生，至少相传了数百年。慢慢地，糖饼不再是唯一的交换物，针头线脑等各色日用小商品也装进了货郎担，“敲糖帮”逐渐成长为义乌最重要的民间商业力量。
“敲糖帮”的行踪并没有局限于义乌。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货郎担远走他乡，最怕的就是势单力薄。由此，“敲糖帮”内部开始趋于合理分工，日渐紧密，成了真正的“帮”。
从组织结构看，“敲糖帮”分为游走四方的“行担”与“坐坊”两大体系。“老路头”是“行担”中地位最高的，管辖数位“拢担”；“拢担”之下是几个“年伯”；“年伯”再下辖若干“担头”。“坐坊”则专门为“担头”提供配套服务。其中，“糖坊”主要负责帮助“担头”制作糖饼、糖搭、篾篓；在某些交通要道设立的专门接待“担头”的小客栈称作“站头”，“站头”一般由“糖坊”控制；“行家”是给“担头”批发采办百货的机构；“老土地”则在义乌当地以收购“担头”的回头货为主业。“坐坊”拥有的流动资本相对较大，它们比“行担”更有实力，“行担”因此而往往受制于“坐坊”。
据官方统计，1949年时，义乌“敲糖帮”的季节性商贩人数占全县人口的5%以上，达数万人。伴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敲糖帮”严重萎缩，但远未“斩草除根”。
1980年年底，义乌县工商局出于恢复当地传统民间商业的考虑，尝试性地再度颁发了7000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并要求，“外出人员统一由大队申请，公社审核同意，县工商局核发许可证。各区工商所要指定专人负责”。
在将这份“通知”下发本县各乡镇的同时，义乌县工商局还向货郎担活动频繁的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毗邻各省相关部门发出了公函，希望“请予以支持和管理”。
“敲糖帮”的重生，实际上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准入”禁区的悄悄开放。
相传了数百年的义乌“敲糖帮”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货郎担开始在县城稠城镇和廿三里镇歇担摆摊，小商品市场雏形初现。而在外地走街串巷的“敲糖帮”则从小商品市场进货。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以稠城市场为例，设摊的商贩已达100多人，先是在繁华的县前街，后迁往北门街。经销的商品涉及塑料玩具、装饰品、打火机、帽子、手提袋等。货物来自三种渠道：从国有百货公司批发；从外地厂家直接进货；摊贩自己加工生产。
此时的小商品市场已由地下转入半公开，人气渐旺。商贩们以竹篮、箩筐、塑料布、旅行袋为工具，随地设摊，沿街叫卖，被认为“严重影响市容”。有关部门多次奉命驱赶，商贩们迅速收拾简陋装备一哄而散，“猫捉老鼠”难以奏效。
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史上的两位传奇人物登场了。一位是摊贩冯爱倩，一位是刚刚从相邻的衢县调任义乌的县委书记谢高华。
冯爱倩的经商之路是在卖掉了10担谷子获得了80元的“本钱”，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之后开始的。经商实在是因为家里日子太苦，而被逼上梁山。冯爱倩记得，有一次她曾经拿着篮子去借两斤米烧饭，居然借了7户人家才借到。1980年12月1日，40岁的冯爱倩领到了县工商局发放的小百货个体经营营业许可证，编号是001号。
那年头做小商贩之苦，冯爱倩至今刻骨铭心。有一次去绍兴进货，她把3000元现金捆在腰间，由于捆得太紧，差点喘不过气来。进到货回义乌，汽车刚过诸暨就抛了锚。天已透黑，还下起了雨。货物用篷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冯爱倩自己就蜷缩在敞篷车厢的角落里，啃点随身带的饼干充饥。阴风阵阵，人被吹得像筛糠似的哆嗦个不停。整整冻了一夜，天亮时她发现自己的头发、眉毛都结满了霜花。
辛苦点倒也罢了，更大的麻烦是虽然手里已有了许可证，但个体商贩终究还是让人看不顺眼，被当作“投机倒把”遭受围追堵截是常有的事。一不小心，货物被全部没收，血本无归。“抓了罚、罚了抓”，这样的日子是没法过了。无可奈何的冯爱倩唯一的指望就是哪位领导“能站出来说说话”。
终于，她遇到了“能站出来说说话”的谢高华，也就有了小商贩向县委书记“怒拍桌子”的经典史话。
1982年5月的一天傍晚，冯爱倩偶然发现自己身边飘过一个瘦高的身影。“这不是新来的‘县太爷’谢高华吗？”她鼓起勇气径直冲到了县委书记跟前。事后冯爱倩回忆说，当时自己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冯爱倩情绪激动大声嚷着，她的义乌土话显然使谢高华听得一头雾水。街头路人以为夫妻吵架，看热闹的越聚越多。“你先跟我走。”谢书记赶紧低声说。
冯爱倩生平第一次踏进了“县太爷”的办公室，心里还是慌慌的。她和平时谈生意一样，习惯性地掏出两毛九一包的好烟“大重九”，双手递了一支给县委书记。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要赶我们？”
“我没工作，又没田种，不摆摊叫我怎么活？”
“你们当官的要体察民情，老百姓生活这么苦，总要给我们一口饭吃！”
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怨愤压抑得太久，冯爱倩连珠炮般地质问开了，泪水哗哗地流了一脸。
至于她当时究竟有没有“拍桌子”，是怎么拍的，说法不一。26年后，谢高华在接受《钱江晚报》“纪念浙江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小组记者采访时澄清说，那一夜，冯爱倩怨气很大，语气很冲，几次用手“敲了桌子”，但不是传闻中的“大拍桌子”，“必须承认，她的胆子的确够大的”。
这场著名的“争吵”或说是“对话”持续了1个多小时。谢高华留下了两句承诺：“一是政府理解你，同意你们继续摆摊；二是我会转告有关部门，不会再来赶你们。”
来自商贩的意外“争吵”让谢高华感慨良多。他一头扎进义乌乡间，默不作声地连续调研了4个月。调研的结果是，1982年8月25日，由县政府、稠城镇、城阳区工商所三级部门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一个在稠城镇湖清门，另一个在廿三里镇（后迁并至稠城镇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9月5日，湖清门市场并没有出现在日后很多媒体报道中所描述的“锣鼓喧天、彩旗飘飘”的隆重场面。没有一个县级领导在开业现场露面，也没有任何新闻报道。因为根据此前的官方条文，搞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三项禁令：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另外，政府的松口“准生”，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义乌小商品交易普遍存在这一既定事实的客观“追认”。“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能长期玩下去，既然无法禁止，说明百姓有此需求。与其逆势而上强行关闭，不如顺其自然，规范管理。当然，这种“追认”在当时仍是需要勇气的，其重大意义在那一天以后逐渐显现，熠熠生辉。
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虽然这次大会并非专门针对小商品市场问题，但县委书记谢高华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允许”，并进一步明确了事关市场生存的重要政策规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个允许”从政策上对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翻过最艰难的山隘之后，义乌市场从此一马平川。
1982年9月，落脚湖清门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在一条臭水沟旁。水泥板上用木板搭成摊位，以塑料薄膜作雨棚，属典型的“马路市场”。有摊位700个，年成交额700万元。
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响亮喊出“兴商建县”口号。同年12月，第二代市场在稠城镇新马路建成，水泥铺地，钢架玻璃瓦，银行分理处、问讯广播室等配套设施齐全。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摊位增至2874个，年成交额5000万元。
1983年时的义乌第一代小
1986年，位于篁园路的第三代市场开张。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摊位5483个，来自周边地区及福建、江苏等地的客商纷纷进场设摊，一些乡镇集体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也前来直销产品，市场主体趋于多元化。年成交额突破2亿元。
1992年8月，国家工商局正式将义乌小商品市场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
1995年，在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一二期工程的基础上，现代化超大型大厅式商城——宾王市场投入运行。年成交额猛增至184.68亿元。
2002年5月9日，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小商品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2年9月，第五代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建成。
2007年10月，采样自义乌3000余家商户，由商务部发布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正式启动。
“这肯定是一个会让你发疯的地方！”来自纽约的全球代理商格伦·塞恩惊呼。
格伦·塞恩所听到的关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数字，的确会让任何人发疯——营业面积550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从业人员20多万人，以小商品城为中心的全市年客流总量达3000万人次，常驻义乌的各国商贾1.5万人。如果你在每个商位前逗留3分钟，需要100多天才能逛完。整个市场覆盖26个大类、180万种商品，几乎囊括了工艺品、饰品、小五金、雨具、电子电器、玩具、化妆品、袜业、钟表、线带、纺织品、领带、服装等所有日用工业品。2016年，市场总成交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1105.8亿元，出口到219个国家和地区。
在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唐·李的笔下，义乌市场俨然是《马可·波罗游记》中“世界之城”的现代版：
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店主在近距离竞争，而且全部是以超低的价格，兜售着包括家用电器、发卡、锤子、佛像、类似哈雷摩托的自行车以及埃及水管在内的所有东西。买主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不仅在为小商铺，也在为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
你的圣诞节装饰物也许就来自这里。45岁的穆阿耶德·萨阿德每年都要从耶路撒冷来这里两次，每次都要花大约5万美元。他说：“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基本上什么都有。”他从一家卖装饰品的店铺买了500卷6英寸长的绸带，打算用它们装点婚礼贺卡。这花了他250美元，价格仅为耶路撒冷的1/10。
至今，有关义乌何以成长为令人瞠目的专业市场“巨无霸”，以及这个“巨无霸”究竟还能走多远的争议仍在持续。格伦·塞恩的惊呼与唐·李毫无夸张的描述，多少能让我们触摸到有关“义乌的秘密”的清晰脉动：全球最庞大的规模、全球最齐全的商品、全球最低廉的售价，赢者通吃的“第一效应”，足以让义乌在我们可以想见的未来，依旧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