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市场神话

1986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第一次前往温州永嘉县桥头镇考察。早就听说桥头是“世界东方纽扣中心”，他有些半信半疑。

汽车一直在瓯江北岸的山峦之中穿行。

“桥头还有多远？”从杭州出发，已经整整10个小时了。董教授不得不关切地询问。

“马上就到了。”陪同的同志回答。董教授记得，这样的回答好像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猛地，汽车从330国道公路上一个左拐，驶入了一条颠簸不平的泥土路。车摇人晃，尘土飞扬，窗外一片模糊。近半个小时后，汽车终于在一条宽仅几米的破旧的老街旁停下。迎面一块大大的招牌——“桥头纽扣市场”。

陪同人员向董教授介绍：桥头市场摊位为1000多个；包括周边乡村在内，拥有纽扣厂480余家；生产和经销的纽扣有16大类、1500个品种，年经销额超过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由此带动开办的服装厂、拉链厂有1500多家。像这样的规模，国内肯定没有，在东南亚亦堪称老大。

有人精确测量过，从桥头到杭温公路的这段乡间土路共3.5公里，只能平行交会两辆拖拉机。路两旁，是连绵的崇山峻岭。

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山坳里的“世界东方纽扣中心”。

桥头纽扣市场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又为何偏偏兴盛于这样的山旮旯？连桥头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我听到的版本有四五个。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据传在1979年，一对依靠弹棉花为生的叶氏兄弟——永嘉县是远近闻名的弹棉郎之乡——在河南辛苦1年后准备回家。匆匆路过一家国营纽扣厂门口时，发现墙角有一堆次品纽扣。他们寻思，如果带回去说不好还能换几块小钱，可又没有装的口袋。弟弟二话不说，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腿用绳子一扎，纽扣便哗哗地倒了进去。

回到桥头，叶氏兄弟摆开了小摊，没几天纽扣就被一抢而空。一清点，净赚了90多元，差不多相当于弹大半年棉花的收入。于是，马上再往河南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

消息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桥头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甚至还有人开始学习自己动手制作低档纽扣。

人多了，纽扣多了，“世界东方纽扣中心”一天天长大了。

1985年，桥头纽扣市场并不是温州唯一的专业市场，却是最出名的市场。那一年，温州已经冒出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连同神通广大的10万购销员，为温州五光十色的小商品编织起了极为庞大灵活的全国性营销网络。其中，最负盛名的“十大专业市场”堪称浙江市场乃至中国市场最早的第一道霞光。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些已落满历史风尘的名字：

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

乐清县柳市低压电器市场；

乐清县虹桥综合农贸市场；

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

苍南县金乡徽章标牌市场；

苍南县钱库综合商品市场；

平阳县水头兔毛市场；

平阳县萧江塑编市场；

瑞安县仙降塑革市场；

瑞安县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这样评价：“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发育，其生动的市场机制和优秀的市场开创者曾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发展。”

考察古今中外我们不难发现，市场显然不是温州或浙江的独门秘籍，也不是改革开放才有的特产。

在中国，以商品交易为重要目的的庙会、墟市等集贸市场至少已有数千年历史。据同治《湖州府志》记载，“集市游移而至，邻近农人皆往。人头攒动，热闹不凡。或携货交易，或聚围把式，皆得其乐也”。这样的场景，我们耳熟能详。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集贸市场定义为：一个得到当局批准的、商品买家和卖家在某个特定时间相聚、或多或少受到严格限制及规定的公共场所。除交易时间的非连续性外，集贸市场还明显具有交易半径的区域化、交易内容以满足各种日用消费零售为主等特性。

而在浙江改革开放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的市场形态，则是作为众多乡村中小企业共享的销售渠道出现的专业市场。与传统集贸市场相比，浙江专业市场具有如下共性：

——绝大多数并非脱胎于集贸市场；

——交易时间的连续性、交易地点的确定性；

——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商品；

——市场范围呈现跨区域的开放性，甚至是辐射全国。

法国当代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交换》一书中，也曾经描绘过200多年前处于集贸市场向专业市场演变过程中巴黎最大的市场“中央菜场”：

没有一张图样能确切反映中央菜场这一巨大建筑群的完整形象。盖顶的和露天的场所，支撑附近房屋拱廊的立柱，一面又利用杂乱向四周空地蔓延着商业活动。小麦商场于1767年迁出中央菜场，在斯瓦松府邸旧址重建；18世纪末，又改建海鲜商场和皮革商场，并将葡萄酒商场迁往圣贝纳尔门。整修乃至拆迁中央菜场的计划曾反复提出，但这庞然大物（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仍合乎情理地留在原地。

中央菜场内，仅呢绒商场、布匹商场、咸货商场、海鲜商场有房屋遮蔽。紧挨在这些建筑物的四周，设有种种露天集市，出售面粉、大块黄油、蜡烛、麻绳和井绳。在沿菜场边缘排列的“立柱”附近，因陋就简地住着成衣商、面包师、鞋匠以及“纳付市场税的其他巴黎小商人”。

在吉尼斯纪录上，欧洲现存最大的专业市场是荷兰鹿特丹的鱼类市场。

那是一座18世纪5层楼高的砖瓦楼房，建筑面积为10.6万平方米。在过去的200年里，勤于海耕的“荷兰海盗”一直是欧洲市场最重要的渔产供应商。据称，目前每年仅从鹿特丹市场运往欧洲各地的渔产品就达120万吨以上，交易额达10亿美元。

但毫无疑问，只有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浙江，专业市场才真正开始发育完善而达到极致，真正对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衍生成为令人惊叹的“世界经济史经典”。

到1991年，浙江已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3802个，年交易额204.6亿元。全省差不多每1万人就有1个市场，20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在市场的各个环节找到了就业机会，1000万人的商品生产行为与专业市场密切关联。

那一年，国家工商局第一次统计开列中国专业市场龙虎榜。在“十大专业市场”中，浙江囊括两席；100多家超亿元市场，浙江约占1/3，鹤立全国。其中，义乌小商品市场跻身“十大专业市场”之首，并将这一桂冠连续保持了27年。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共同发布的《震惊全球的中国数字》报告中再次确认，“中国义乌市场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

专业市场在温州随即又遍布浙江的率先起步和膨胀并非偶然。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浙江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又长期属于计划经济的“遗忘之地”，乡村加工业数量惊人的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唯有指望自我发育的各类专业市场冲出华山一条险道。

另据官方统计，浙江企业总数超过100万家，其中，中小企业占了99%以上，家庭工场、夫妻作坊构成了浙江经济的庞大基座。对于规模狭小的企业主体而言，建立自有的产供销渠道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而作为共有共享的交易平台，专业市场的出现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无数中小企业的生存需求，必然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无须千里奔波寻觅，天南海北的行业资讯在这里汇聚，林林总总的供需渴求在这里对接，实现交易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

同时，专业市场的开放特性，决定了大量相同或类似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会涌入同一个交易空间，彼此之间接近于完全竞争。于是，对专业市场的充分依赖，又反之强力推进了企业的市场化蜕变。正是在这样一种良性互动之中，浙江民间经济主体日渐绽放活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专业市场的勃兴，并不是地方政府主动的制度安排，而是浙江乡村工业市场化发展顺其自然的必需。因此，浙江专业市场从一开始就蕴藏了计划经济难以压制的顽强生命力。

以下是同样发生在桥头，有关市场争夺的一场激烈而耐人寻味的“小镇战事”。

桥头西去13公里，是浙江丽水地区的青田县温溪镇。温溪地处一片山地小平原，330国道穿镇而过，当时的日车流量达5000辆，境内还有丽水地区唯一的内河码头。水陆之便，堪称浙南第一。

与之相比，桥头只是一个山坳里不起眼的埠头，“地利”远逊于温溪。桥头纽扣市场迅速崛起的神话，令温溪人大受刺激。不服气的他们决心放手一搏。

1988年，青田县及温溪镇有关部门立下“军令状”——不惜一切代价，把纽扣市场夺过来。他们坚信，在以往30多年行政手段抓经济中运用得轻车熟路的工作“法宝”仍将百战百胜。

由当地政府组织、供销社牵头，筹集巨资到全国各地采购来大批各色纽扣，在温溪集中销售，售价还比桥头的便宜。

一时间，商贩们纷纷从桥头转向温溪。

几天后，桥头纽扣市场的摊主积极应战，随之降价。

温溪立即作出反应——继续降价，低价竞争。虽然一降再降，售价已经接近甚至低于成本，卖出一粒纽扣可能赔一分钱，但温溪人咬住牙，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干部们很自信：这边是阵容严明的“政府军”，那边是一盘散沙的“游击队”，胜负不言自明。

终于，桥头农民摊主不耐烦了。他们潮水般冲进温溪，迅速将摊头上所有优质纽扣抢购一空，扬长而去。

很快，桥头纽扣市价回升到“战”前。而此时的温溪人殚精竭虑，资金已耗去大半，再无力组织像样的反击。

“肉搏”失利，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雄心未泯的温溪人又开始了一项人工“筑巢引鸟”的持久战计划——一个占地21亩、浙江省最大的镇一级车站建成，一条24米宽的标准化商业大道建成，两座造型别致的贸易大楼建成，两座拥有500多个床位的宾馆建成，一个占地面积5280平方米的小商品市场建成。还有日供水量5000吨的自来水厂、11万伏的变电所、3000门自动电话的邮电大楼，镇政府办公室也装起了当时连地委书记都没有的国际直拨电话。温溪人倾囊而出，花3600万元，筑起了一个现代化的“金巢”。

他们翘首以待，南来北往经商办实业的“凤鸟”们，这下总该翩翩而至了吧？1991年年底，我和新华社同事吴晓波前往温溪采访，耳闻目睹的事实却令人寒心：

五层的天香楼饭店，开张不久便告歇业，服务总台堆满了毛边纸，当年恭贺开张的喜匾浮尘满面、蛛网悬角；

拥有242个摊位的小商品市场中经常营业的只有150余家，摊贩比顾客多，两座气派的贸易大楼和商业大厦皆栅门紧锁；

一条24米宽的处州大街空荡寂寞，偌大的车站停车场有一半空间长期堆放木材，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却大多一闪而过，“凤鸟”们仍然直飞13公里外的桥头。

雄心勃勃的人工“筑巢引鸟”不战自溃。这是温溪的失败，更是计划经济的失败。

桥头纽扣市场生长在峻岭夹峙的旮旯，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也藏于交通极其不便的乡间，这一“山坳现象”同样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许多专业市场。

金江龙村地处浙中金华市，距离永康县城尚有20公里蜿蜒的山路。千百年来，当地一直有制作木杆秤的传统，钉秤手工艺人游走四乡谋生。1979年，最早的杆秤及配件交易市场是在金江龙村后山山坡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诞生的。市场名气慢慢大了，经营者却一直小心翼翼。5年后，思想解放的古山镇干部敲锣打鼓，这个“偷生”的市场终于被“请”进了金江龙村中心祠堂边落户。1990年，我来到这个小山村采访时，金江龙已是年成交额近千万元的全国最大的衡器专业市场，交易品种包括木杆秤、铝杆秤、电子秤、案秤、台秤、地中衡。同时，还带动了周边10多个衡器专业村、2000多户家庭工厂的成长。

“山坳现象”显然不符合交通便捷、物流畅达这一市场构建的先决条件。浙江专业市场最初显现的普遍事实是，地处偏僻、先天不足，却率先发育、生机盎然。这一经济学悖论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这是一个研究视角的误区。”原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说，“和许多中国问题一样，研究浙江专业市场不能只着眼于经济范畴。”

在这位温州籍著书颇丰的学者的一篇论文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为例，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

张仁寿把这一现象概括为“边区效应”。

夹缝中趁虚而入，夹缝中遭受百般挤压。“边区效应”的背后是浙江商人的狡黠和酸楚。 Jl6g/dyusIskYIiAGDilWVswDYT44qOfw0oMDviwDxYhHVD6O66C6OhZYY3s2N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