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大爆发

今天，当我们谈论温州和温州人，总是习惯性地将之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全民经商，遍地财富，中国老板最多的地方。的确，有太多的温州故事，闪耀着金钱的诱人光芒。

2000年以来，温州从来是一个极度缺钱的地方。普遍的贫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残酷的现实。

1978年后，普遍的贫困第一次历史性地质变为普遍的富裕。财富突然从天而降，来得又快又猛，温州人对此还来不及做好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又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如何驾驭多得有点数不清的金钱。

于是，金钱就开始毫不客气地驾驭温州人的命运。以金钱为主轴，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不时轮番上演。

苍南县巴曹镇，鳌江口南岸的一个滨海小村。经历了走私与小五金加工的双重洗礼，村民们神速地富了。盖楼房、买大彩电、娶俏媳妇，再接下去，他们觉得如何花钱竟也成了一件头痛的事。

一天，村东头的鱼市场摆出了一条十分罕见的黄鱼王，围观的村民里外三层。按当地相传百年的旧风俗，谁要是吃上了黄鱼王的鱼胶，来年必交好运。看得人人眼馋，可鱼只有一条，没法子，竞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1万元、2万元，价格节节攀升。有邻乡的开厂老板志在必得，一口气直接报价10万元。这下村里人慌了，鱼有可能被拿走不说，这脸面还不给丢尽了？但一户人家又实在扛不下来。紧急商议的结果，村里6位腰板粗壮的大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坚决留住黄鱼王。全部是现金，塞进了装化肥的编织袋。

当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还有人甚至买了几挂鞭炮，放得震天响。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锅，投进整条黄鱼王，炉火通红，熬啊熬。全村人都来了，一人一碗。汤喝完了，出钱最多的大户代表高声宣布：再发现更大的黄鱼王，不客气，照样拿下！

另一个故事还是和汤有关。那几年，瑞安市一带攀比成风。凡有钱有派头的人物请客，必上两道汤：

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

第二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整整齐齐围圈摆放着10只进口手表。在座食客见者有份，是为“表表心意”。

温州金钱大爆发最为人所诟病的一幕，莫过于1985—1988年间几乎席卷各县市的“造坟热潮”。

据官方统计，那几年，温州每年新增坟墓1.5万座，大大超出正常死亡火化所需增墓穴的数量。每年造坟耗资1亿多元，占用山地100万平方米，砍伐树木6万株以上。

历史上，温州的坟墓款式大体分为两种：一为贫苦人家修的简易平坟；二为有钱人造的大坟，亦称“椅子坟”。其形状酷似太师椅，象征死后仍稳坐“风水宝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温州“造坟热潮”中出现的基本为“椅子坟”。其差别在于，造坟者不再是地主老财，而是因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温州农民。墓地占地面积一般为50—200平方米，不少人还嫌单一的椅子造型太寒碜，便建起凉亭、宝塔、石狮等“配套工程”，雕梁画栋，极尽奢华。最夸张的是平阳县某老板，花巨资选址县城南面山水俱佳的广慧禅寺旁，造墓占地面积竟达2600平方米；并拟效仿南京中山陵，将墓前近百米的山坡买下，设石阶，以供休憩。

这一时期温州豪华坟墓数量之所以暴增，原因在于除重金重修祖坟之外，他们还大量为活人修造“阳坟”，甚至替自己尚未出生的子女也预备了。造坟花费少的需四五千元，多者数万元。而1985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397.5元。

来温州采访的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希金罗被眼前累累墓穴所震惊，他在1987年5月22日刊发的报道中写道：“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茔正在变成白色。这一现象受到北京的严厉批评。”

《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麦天枢曾用尖利的笔触，对温州“造坟热潮”做了这样精确的描述：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成百上千的坟墓，是人们对温州的第一印象。

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沿着这条一眼可见的线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精神交锋、交融的重要秘密。

这里，也是不亚于市场的一个激烈竞争的战场。你的大，我的比你还要大；你的漂亮，我的比你更漂亮；你修了祖先的又修自己的，我修了祖先的修了自己的，还要再修儿子的。

当然，这项竞赛也是以主人们的富有程度为背景的。因此，寻找温州椅子坟有了这样一个当地人共知的规律：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腰包里突然鼓胀的金钱从何而来的？极有可能是缘于祖上阴德庇佑，这得修坟，而且得修大坟；已经穷苦几代了，遭人冷眼，受够了。如今有花不完的钱，那就让家族坟墓雄起，活得比你好，死了也比你强。

温州老板们的造墓观就是这么炙热，这么直截了当。坟墓、显赫大墓，让他们找到了彰显自尊、宣泄快乐的最新通道。

1988年9月，承受不小压力的温州地方政府开始狙击“大墓”之风，“富不富，看坟墓”热潮才逐渐降温。

温州超前发育的市场流通体系与极具活力的小商品制造业，为国人所熟知。全民参与的区域性商业氛围，培育了温州人对货币近乎直觉的把玩能力。他们清楚，货币是一切商业活动的血脉，如果能直接运作货币的组合与分配，就等于养了一只最会下金蛋的“老母鸡”。

1984年9月29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银行——苍南县钱库镇方兴钱庄，在一阵响亮的爆竹声中成立。钱庄的老板方培林是钱库镇医院停薪留职的收发员，他的钱庄从未领到过标志合法身份的“金融许可证”，但其为当地个体、私营企业资金周转所提供的高效便捷服务，得到了普遍认同。开业一年，存贷2400多人次，存贷总额约500万元，方培林的纯利润为2万元。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现场参观后称赞其在资金使用效率上“达到了国际水平”。

1986年11月1日，又一位名叫杨嘉木的温州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仅过了6天，温州家具厂老板苏方中紧随其后，开办了全国第一家由私人独资控股的东风城市信用社。

民营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加之国有银行体制的相对僵化，使得温州迅速进入了民间金融活动的高发期。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以及明目张胆的高利贷，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国家对金融领域的严厉管制与民间需求的剧烈膨胀，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层。在这一断裂层的夹缝之间，愚昧、贪婪得以发酵，使正常的民间金融探索严重异变，最终酿成1985年秋至1987年冬，温州改革史上规模最大、后果最为惨烈的“抬会风潮”。

温州民间一直有做“会”的传统。

做“会”，是资金匮乏的民众互助互惠、共渡难关的有效手段。其基本运作模式为：甲急需用钱，邀乙、丙、丁三人做“会”。如每人出100元，这个会总数便有400元。第一次先给甲使用，以后每月各人再拿出100元，依次给乙、丙、丁。先用钱的付给后者利息，结算利率大大高于银行的利率。

“抬会”（或称“排会”）则不同于一般的金融聚会。它只发生在一位会主和一位会员之间，即两个人“抬”起“会”来，但同一位会主可以同时与多位会员形成一对一的“抬会”关系。初始会费的金额大小可以双方约定。假定一个会员加入“抬会”，先交给会主的初始会费为1.16万元。从第2个月开始，会主每月必须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同时，会主又循环支付会员高额利息。

走完这场“金融游戏”的全过程共需100个月。从表面上看，“抬会”仍是一种借贷关系，但其利息支付远远高于常规，显得更疯狂、更刺激。事实上，没有任何正常的投资循环能够应对如此短的时间内大笔款项的支付，唯一的办法就是“滚雪球”式发展新会员。会员抬会主，新会员抬老会员。甚至这个会抬那个会，会会叠加。据测算，一个初始会费1.16万元的会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第12个月691个会员；第18个月，会员总数将达20883个……

支撑这一几何级数新会员的增长，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社会上有取之不尽的闲散资金，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抬会”；二是每个会主、会员都能严格遵守信用，准时付款，不出半点差错。虽然温州百姓手中有大量的民间资金，以上两个前提条件仍是严重靠不牢的，大厦随时可能倾覆。许多人清楚地知道“抬会”迟早要倒，但暴利催生的赌徒心态，使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希望石头最后砸在别人头上。

一场动机不良、手段拙劣的“金钱大梦”就此开始了。

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搬进会主家，很快码成一座小山。不可能一张张清点，就用尺子量、用秤称。乐清县共有会主1346个，最大的会主名叫李吾华，他的“抬会”会员总计多达12122人。此人后来被抓获时，在他藏匿钱财的一家普通农舍，竟发现在猪圈旁、楼梯下塞了满满96箱“大团结”。面对着这些散发出呛人霉味的纸币，县银行60名职员戴上大口罩，数了整整3天，合计1970万元！

大批官员踊跃参与的“表率作用”，也成为“抬会”泛滥最优质的催化剂。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专替干部而设的“官会”，又称“倒抬会”。具有官职的特殊会员入会时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的初始会费可分1万元、5万元、10万元三种，视官员的头衔大小而定。

乐清县聚集总会款达9000多万元的大会主蔡星南手中就有一本“入会干部、党员账”。其所在的湖上岙村，从支部书记、村长、联合社社长到会计、调解主任、妇女主任，无一漏网。另据乐清县委对城区的初步调查，全区135名乡以上干部中，参与“抬会”的占23%；200名党员中则有80%下水。

危卵之上，纸糊的金字塔终于崩塌。连锁大地震来了。

最早嗅出征兆的大小会主连夜卷款逃亡，留下的是无数个理不清、填不满的巨大窟窿。发现被骗，一夜间倾家荡产的数以万计的会员们绝望了，他们磨刀霍霍，报复行为狂暴而残忍。

苍南县几十个红了眼的会员举着炸药包奔到会主家中，讨债不成就准备与会主全家同归于尽；平阳县鳌江镇数百名妇女步行几十里到县城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政府作主，追回血汗钱。

有多所乡村小学紧急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者掳走当人质；乐清县海屿乡某村，会主的上百间房屋被捣毁，洗劫一空。来不及逃走的30个会主家人被五花大绑，其中包括5名儿童。

恶性事件迭出，血光四溅，一派混战。众多乡镇陷入完全失控的瘫痪局面。这场以金融投机与金融诈骗为主要特征的“抬会风潮”，共卷入温州所属九县两区的30多万人。会款发生额总计达8亿余元。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千人被非法关押、拷打、强奸。无数家庭负债累累。

数年之后，“抬会风潮”的处理还留下了一道阴郁的尾巴。

一批涉案金额大、民怨强烈的会主先后被抓捕并判刑。其中，乐清县大会主郑乐芬夫妇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38岁的郑乐芬是永嘉县无业游民，其丈夫蔡胜南原为乐清县汽车客运站职工。据查，郑、蔡直属的中小“抬会”会主达427人，会员遍及温州各县市，并远至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共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非法经营金额1.22亿元；收支差额为189.6万元，大部分金钱被两人用于自家建房及挥霍。

1991年9月，郑乐芬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从而成为浙江改革开放历史上有案可查的因“投机倒把”丢掉性命的极少数人之一。

投机倒把罪发源于计划经济时期，泛指非国家指定的一切营利性商业活动。仅从字面上通俗解释，即为“以赚取紧缺商品利润差额为目的的转手行为”。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废除了“投机倒把罪”。

郑乐芬就如同一只从打开的潘多拉盒里挣扎而出的飞蛾，扑闪了几下，便无声地坠落了。 oe7FKQor6b6pJu9rc/xS6T49oh2KYFxERnOX903Fn+X4nrXZE7p/UT0KE8P8t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