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还是“真的”

温州是富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有争议是因为温州有“小辫子”。其一是“姓资还是姓社”；其二就是假冒伪劣。这可是一条真真切切的“小辫子”，连温州人自己亦有口难辩。

温州假冒伪劣的主打产品肯定是皮鞋了。

说起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创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温馨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既有传统投资又不大的致富之门，温州皮鞋真正的春天来了。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起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就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就达到年产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的1/10。

温州鞋价格低廉，款式新颖，在市场上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向《经济日报》投拆，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黏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有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恶名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纷纷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

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地点：杭州市商业中心的武林广场。工商局和愤怒的市民们将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假的就是假的，有口难辩那叫活该。

但还是有不服气的。温州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曾同李瑞环围绕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在样品室，他拿起一双皮鞋里里外外摁摁拧拧：“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元左右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独门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低质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在温州采访。晚上散步来到市区最著名的五马街，发现街边摊贩出售两元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竟看不出什么破绽。那摊贩倒实在，大声说：“别看了，马粪纸做的。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花两块钱撑足面子，划算不？”

我追问：“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两元的皮带到别处卖20元呢？”

摊贩看了我一眼，笑道：“那是他们的本事。”

当时，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沉吟片刻：“对对，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阐述他的“理论”：“这种20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要50元，花的钱同外头那种60多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70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喽。”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当作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一些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很理直气壮。

虽然邵奇星的“价格价值对等论”颇能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也一定无法使温州的假冒伪劣现象摇身一变成为真理。

许多前往温州参观取经者必到乐清柳市。这个如今的温州第一经济强镇诞生过著名的“八大王”，也培育了温州民营企业“形象大使”中国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天正集团的高天乐等熠熠生辉的明星。

最初，柳市却因造假而闻名，而且是臭名昭著。

当商品经济的第一缕暖风吹过，这个雁荡山脉南麓的小镇就按捺不住地随风摇曳。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镇上就已经有2300多家低压电器家庭作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响作一片。你随处可见这样的场面：

刚刚放下锄头的庄稼汉们正在一台台锈迹斑驳的机床边，把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收购来的废旧交流接触器肢解，用砂纸和鞋油将之擦得锃亮；

河边的埠头上挤满了一群群村妇，她们在清洗一筐筐的电器，然后在河滩空地晒地瓜干似的晾开成片的电器零件；

炉火通红的锅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

……

市场混沌初开，欲望掺和着丑恶泥沙俱下。

——为了牟取暴利，以稻糠代替熔断器的石英砂；以白铜甚至是铁片代替白银充当继电器触头。

——明明是柳市产品，产地却标北京、上海。

——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许可证生产，而当地大批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经多次检测，无证的产品质量全部不合格。

198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在一份《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愤怒地指出：“这次全国共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的伪劣低压电器产品超过170万件（台），价值3000多万元……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

在全国各地媒体上，小小柳市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被曝光的事实越来越触目惊心：

黑龙江鸡西煤矿由于柳市产的劣质电器漏电，引发严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伤；

新疆巴州工模具厂，因柳市产空气开关起火，一名电工烧伤致残；

河南某钢铁公司建成剪彩时，因使用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一包钢水正要倾倒却突然卡壳，上百万元的产品全部报废；

……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配件……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使繁华风光的温州人和温州经济招致严厉的质问。这种质问更多地来自传统人士，往往具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温州，资本主义泛滥，是假冒伪劣丑恶现象的必然温床！

然而，我们在温州观察到的更多的事实是，在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率先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弄潮儿，绝大部分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保持浓厚的法制意识暂时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他们有一股被压抑已久的难以遏制的致富冲动。快速致富离不开资本。如同疯狂走私一样，生产低劣产品甚至造假，往往是温州农民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实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时候，假冒伪劣成为市场经济绿树最初萌发时形影相伴的养料。这是我们想极力回避却又难以回避的现实。

超越规律和发展局限性，很多时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初级阶段不完善，发展过程很难堪，负面效应总难免，问题就在怎么看，关键在于怎么干。”曾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张友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祥林嫂一般向一批批参观者和媒体人反反复复地解释自己对假冒伪劣的基本态度。

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基本的国情，那么，假冒伪劣的阴云尾随我们几代人恐怕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了。 q9g+K3y7EfWGvaVD9gXOzlOFUtsi1dvAVZq2vvDbZI0s5nXSi4VBQx3u2YLfoi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