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在1983年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州苍南县宜山的再生纺织业，第一次引起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注意，并建议“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令万里兴致盎然的，是宜山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奇迹”。

1988年夏天，我前往苍南县采访，顺路“到宜山看看”。

以下是完全出乎我预料的抵达宜山的行军图：

早晨从县城灵溪镇出发，坐着中巴车在土石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

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曲折前行；

上岸，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载常常达10多人，有的干脆如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发慌；

再登船，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

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终于到了。

这是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当地各类纺织机达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有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全国各地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晴纶布边角料，在这里经过农妇们粗糙的大手开花纺线，每年1.5亿件再生腈纶衫、2亿件腈纶拼料童衣裤、50万公斤再生腈纶棉，又被销往大江南北。

据统计，每年，流进宜山的腈纶布边角料达1700万公斤。

1990年，时任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来到宜山。耳闻目睹了这一场面后他算了一笔账：1700万公斤也就是1.7万吨，按一节车皮载重20吨——纺织品是抛货，载重少于常规——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计，共需850个车皮、约30趟专列。加工后再生腈纶产品外销全国，又是一个1700万公斤！

“就是我这个部长手里也一下子调不出这么多车皮指标。而这些甚至可能连火车都没坐过的宜山农民，却将这么多的原料和产品从不通铁路、不通公路的宜山调运自如。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柳随年大为感慨。

创造“宜山奇迹”的，都是些土得掉渣的小人物。下面举两个例子。

先说说小人物赵开良。1985年，他44岁，搞购销已经整整19年了。像他这样的购销员，在11万人的宜山区就有8500多个。赵开良自称是“飞马牌”的，一年到头走南闯北。

宜山的土纺土织颇有些年份了，几乎家家都置办手摇纺车和老式织布机。购销员牛得很，是纺织作坊的龙头，从原料进购、选择品种、质量鉴定到产品推销，都是购销员说了算。能干的购销员下面固定或流动的纺织工业户会多达500—1000家。

1979年，完全是不经意间，赵开良改变了日后的宜山。

那年6月，他在邯郸一家纺织厂搞到了一批棉布边角料。这家厂的仓库里还积压着一大堆腈纶布的边角料没法处理，厂方趁机一定要他“搭了去算了”。他想，好在这种边角料只要几分钱一斤，咬咬牙就背回了宜山。

在宜山街头摆了好些天，几乎无人问津。问题在于，当时宜山的再生布原料从来都是棉布，而腈纶、涤纶的边角料放上开花机，转速一快，就会冒烟起火。

正当赵开良一筹莫展、准备自认倒霉时，第二个小人物出现了。

孙阿茶是宜山一个村子里的普通老太，摇了一辈子的纺机。这天清晨，她喊女儿上街去买废棉布。结果，不内行的女儿恰巧买回来一堆赵开良的腈纶布边角料。退货，别人肯定不认账了。犯难的孙阿茶不思茶饭，关在屋子里反复琢磨。

她尝试着用手工操作对腈纶边角料进行“开花”。接着，又制作了一架改进型的简易“开花机”。

当孙阿茶惴惴不安地捧着第一匹再生腈纶布来到集市上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布呀？这么光滑、柔软。腈纶的？可比土纺棉布强多了。

宜山轰动了！乡亲们潮水般涌进了孙阿茶家。你想想看，因为工艺太难处理，当时腈纶边角料可是没人要的，价格比废棉布便宜多了。这意味着，再生腈纶的利润会翻番。

孙阿茶没有指望靠这个“绝活”独自发财。对每一位上门求教的乡亲，她都热心地指点诀窍。

风一般地，宜山家家户户转而搞起了再生腈纶加工，山乡处处机杼之声。孙阿茶的“绝活”变成了宜山人的“绝活”，无数的小人物你追我赶，“宜山奇迹”冲出了山坳。

最后，这两位孕育了“宜山奇迹”的关键性小人物都很风光。

赵开良：几年后，他作为宜山区的唯一人选，出席了浙江省购销员先进分子代表大会，还受到了省政府官员的接见和亲切握手。

孙阿茶：1983年春天去世。整整3天，没有人通告，也没有人组织，宜山村村不闻机杼声。数千户家庭的男男女女停下了上万台纺机，向这位被誉为“当代黄道婆”的老人致敬。出殡那天，送行的队伍长又长，绕过了一座山。

“宜山奇迹”只是温州巨大的改革创造力的最初序曲。在浙江乃至中国改革史册上，温州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迹”：

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

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全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全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

全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企业联合党委；

……

支撑这些“温州奇迹”的主体，是无数赵开良、孙阿茶式的小人物。随着各类“奇迹”的广泛传播、演绎，有些小人物就成了知名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胆大包天”的王均瑶。

王均瑶和赵开良是小同乡，苍南县金乡镇人，而且也是购销员出身，主要的业务点是湖南长沙。1991年春节，已经跑了5年购销业务的王均瑶准备回老家过年，因买不到火车票，就与一帮生意朋友从长沙包了一辆豪华大巴赶往温州。途中，他突发奇想：我能包汽车，为什么不能包飞机？长沙一带的温州商人就有1万多，从长沙到温州陆路行程1000多公里，乘火车转汽车起码得要两天。如果开通一条空中航线，还愁没人坐？

他越想越兴奋。大年一过，王均瑶一脚跨进了湖南省民航局。接待他的官员被吓着了，什么，私人包飞机？还是个嘴上没毛的农民？

但方案很诱人。由王均瑶承包长沙至温州的航线，每周两个航次。他必须按飞行架次、里程上缴营运费，而且是提前把承包款打进民航部门的口袋，盈亏自负。也就是说，王均瑶包飞机，民航部门包赚。于是，门开了一条缝：不声张，试试看。

说王均瑶胆大包天，那可是一点没错。此前，王均瑶没坐过飞机。生平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十几岁时在金华市的公园里，和一架部队赠送的报废战斗机合了个影。

时任温州民航站站长张德志回忆说，其实，在王均瑶之前，1990年7月温州机场刚建成开航时，温州乐清有两个农民曾经包过杭州至温州的安24飞机。但很快，他们就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公安机关拘留起来，白白关押了17个月。要知道，那时候，买飞机票还需县团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介绍信呢！

这一次，王均瑶成功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被王均瑶“包”了的客机从长沙起飞，1小时30分钟后，稳稳地降落在了温州机场。一夜之间，王均瑶的大头照被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

从始至终，王均瑶都不是生意做得最大、最成功的温州商人。但王均瑶肯定是迄今全国知名度最高的温州人之一。正是他，将温州创业的草根时代推向了名人时代。

这，与王均瑶的个性有关。他可能是最善于“弄出响动”的温州人。与绝大多数行事低调，习惯“少说话多赚钱”的传统温州商人不同，无论是登台亮相包飞机还是此后的大小生意，王均瑶总是能以“最开放的浙商”形象聚焦媒体的目光，谋事与谋势始终交织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瑶见到记者就来精神。”

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当年王均瑶包飞机的这一“奇迹”，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的中国农民的脸谱。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胆大包天”，更能充分体现经历了改革洗礼的中国农民的新形象呢？无意间，王均瑶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图腾。他自己，也借势一步登天。

首次包机后，王均瑶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条航线，但结局可以说是“惨淡经营”：温州至昆明航线半年就亏损230万元；深圳—义乌—北京航线两年竟巨亏500万元。

王均瑶并没有倒下，而是继续弄出了更为巨大的响动：请香港当红歌星张学友为自己推出的均瑶牛奶做广告；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入主垄断性民航业的私营企业；宣布投资6亿元收购并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

2004年11月7日，38岁的王均瑶因晚期肠癌病逝。此时，旗下均瑶集团总资产达35亿元。

王均瑶“胆大包天”15年后的2006年9月25日上午9时55分，一架空中客车A319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腾空而起——均瑶集团全资控股的民营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实现首航，其目的地：长沙。

温州的“奇迹”，几乎总是与“奇迹”般的温州人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发问：这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有何特别之处？他们又是怎样将贫瘠的温州变成财富之地的？

站在温州的大街上，你一定会得出这样几点深刻的印象：

茫茫人流中，目光游离者不多，形态倦怠者不多，无所事事者不多；

他们神色矍铄，活力四溢，步伐坚定且节奏很快，在你面前匆匆而过。

有媒体在报道中做了一个横向比较，温州人走路的频率基本上要比北京人快一拍，比上海人快半拍。这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这是一群充满生命力的人。他们日夜忙碌，就像一盘永远活泼泼的海鲜大虾。

有好事者进一步推论说，温州人头脑天生灵光，这与他们和大海为邻，喜食鱼虾有关。事实上，温州人在商战中的机敏，恰恰源于他们为求生存而永不停息的创业冲动。

温州人善于经商办厂是出了名的，被赞誉为“中国的犹太部落”。他们的这一禀性既有传统渊源，更多的是迫于现实生存的必然选择。

温州背山面海，历代战乱的大批难民纷纷南迁于此，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仅三分。土地难以养生，就只能远走他乡，在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求活路。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漂洋过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地艰难谋生。至今，流落海外的温州人多达60余万。这一点，与痛失家园的犹太人颇有相似之处。

饱受磨难、浪迹天涯的闯荡经历，培育了温州人不安分、不守旧、“敢为天下先”的闯荡精神。离开了这样的土壤，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肯吃苦，也是许多人谈论温州人时最容易得出的结论。

江泽民对温州人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

描绘温州人肯吃苦最经典的一句比喻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此话丝毫不夸张。

1988年7月，我第一次从上海坐火车去新疆采访。说出来吓你一跳，此行全程约4000公里，按当时的时速，你得老老实实在火车上摇晃四天三夜。因为作为新华社记者的小小特权，我买到了硬卧票——这在当年属于很值得仰慕的待遇——而且是下铺。

差不多两天两夜之后，车过甘肃兰州。天色渐暗，窗外全是让人生厌的单调的黄土戈壁，困乏的我决定早早宽衣入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隐隐感到铺板下有窸窸窣窣之声。睡意迷蒙间弯腰探头：我的天，我的身下还有“下铺”，还睡着一个大活人！

我赶紧喊来乘警。这个30多岁的男子从高度绝不会超过30厘米的“下下铺”——准确地说那只是车厢地板与下铺铺板之间一道较宽的缝里——钻了出来，一脸歉意。

一盘问，温州乐清县人，在乌鲁木齐做服装生意已有7年，有两间铺面，个人资产不少于百万元。这次是去兰州进货，返回买不到票，花50元贿赂了硬卧车厢的服务员，乘黑摸上车。累了、困了，垫几张旧报纸，就地一滚，躺进了“下下铺”。

“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地板和席梦思又有啥区别？”他一面接受罚款，一面极自然地向吃惊的我作解释。不用问，这位八成是经常旅途睡地板的温州老板了。

头脑机敏、胆子大又特别肯吃苦的温州人，并不仅仅在生意场上表现出色。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对温州人来说，只要是有助于改善自己命运的事，什么都可以试一试，一切“奇迹”皆有可能发生。

现在，有了点钱的温州农民准备“造城”了。

1985年1月2日，《人民日报》向全国报道了来自温州的又一个奇迹——《龙港镇发动群众集资建镇》，并配发编者按语以示重视：“龙港镇仅一年多就兴旺起来，这种建设速度实在令人振奋。”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因为，所谓龙港镇本来并不存在，如今，已经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农民城”。

龙港地名很大，其实很小，原本是苍南县方岩下村的一个渡头，距离温州市区约60公里。就因为紧依鳌江又地处苍南、平阳两县交界，这里被批准建镇。但此地既没有龙，也没有港，只有数十间泥坯农舍，再就是一大片滩涂、芦苇和野鸭。

1984年6月，毛遂自荐的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来了。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上级的一纸建镇批文，派给他的7名干部，3000元开办费。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没钱——这可是要造一座城啊！还好，先富起来的温州农民有钱。龙港周边是苍南县的宜山、金乡、钱库江南三区，此前章节中出现过的许多温州创业者皆此地人士。1981年时，江南三区的家庭工业产值已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0.3%，万元户一抓一大把。

问题是，收钱的理由是什么？就算口袋里有了几个钱，赤脚的农民又凭什么能进城做穿皮鞋的城里人？“农转非”，中间横着一条巨大的城乡鸿沟。

这可难不倒当过几年县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的陈定模。他从马列经典和各种文件的字里行间发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民可以“离土”却不能“离乡”。但这个“一号文件”同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好了，进城的依据有了。《资本论》里马克思还说过“级差地租理论”，这样，龙港有4.1平方公里土地，就可以按不同地段向愿意投资进城的农民“征收公共设施费”。

这实际上是变通式的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资料显示，1980年，深圳曾在全国首次向外商出租土地，以换取开发资金。龙港突破之举，则是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向国人尤其是向农民第一次开放。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回忆，他还是在龙港头一回听说了“房地产”3个字。

理论撑腰，底气十足，陈定模动手了。1984年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温州日报》头版刊登，公布了8条优惠政策，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决定》发出第10天，申请进城的报名农民已近3000户。1984年12月31日，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一包一包的钞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在简陋的龙港镇政府“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堆成了小山。

原本认为千难万难的“造城”由此变得势不可当。到1987年，龙港的进城农民已达6300多户，拥有“市民”3万人，集资投入2亿多元，建成区面积102万平方米，修建纵横街道27条，总长23公里，并建起了5所学校、7所幼儿院、3座电影院，还有一个标准溜冰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定模的造城理论只是为龙港的破土而出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这场惊世骇俗的“造城运动”大获成功，根本上缘于其顺应了一个早晚都会到来的趋势：生活的富裕并不是千百万农民参与改革的全部目的，他们还渴望得到一次社会结构重组的机遇，以期在这一机遇中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形态。龙港的横空出世，正是这样的“机遇”。

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坚持认为，蒸汽机之生就是磨房之死，传统的乡村小工业根本无法进化成社会化大生产，并滋长出现代城市的新文明。欧洲200年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只能是大批农民被迫放弃土地，挣扎在大城市的边缘，肮脏且充满血泪。

龙港的崛起，展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前景：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贫困，进而发育城镇，完成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历史嬗变。最难得的是，在这种嬗变中，他们始终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在今后，在浙江各地，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龙港的身影。

历史上，浙江仅有杭州、宁波、温州等少数几个所谓的大中城市。1978年后浙江全省性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非依赖于上述大中城市，而主要依靠如龙港般数以万计的小城镇的兴起，如温州的柳市、桥头，台州的路桥、泽国，金华的稠城、吴宁，绍兴的杨汛桥、大唐，湖州的织里、嘉兴的许村等。农民城——小城镇，这是温州农民的创造，这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之后的第三个伟大创造。

同样的改革起点，同样的改革政策，为什么温州活力迸发，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杜润生的考察结论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一切根源，在于其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很长时期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文化是什么样子，政治组织是什么样子，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以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做过这种设计的，不少是大学者甚至是伟人。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要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应该任由百姓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的秩序。

无疑，温州实验的是后一种主张。人民——而不是先知——在这场实验中，彰显出了曾经被主流意识长期忽视的自主力和创造力。 7fgbaZEwzeLTMT8zMjj4/onfZEE4p878F0k0LWenxAVn4/Bf4tqY/4NRAbIzt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