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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温州，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费孝通：《温州行》
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它的姿态是那么的异端，它的内核是那么的莫测，它的震撼是那么的猛烈，以至于作家丁临一曾发出了与温州传奇同样“疯狂”的断语：
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每个真正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智力发育的程度。
没有一个改革典型，曾经像温州那样引起过如此剧烈且持久的激辩。温州模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究竟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独特现象还是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普遍价值？在很长时间，缠绕温州的是大雾弥漫，令我们莫衷一是，欲罢不能。
温州宛如鲜活的精灵，在一个仍有些沉闷的清晨，肆无忌惮地舞蹈着，发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