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浙江为“小省”，名副其实。全省陆域面积仅10.18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各省区中仅仅大于宁夏、台湾、海南，居倒数第4位。

就改革发展的角度而言，影响浙江的“小省”因素至少还包含两方面。

首先是“资源小省”。

浙江的煤炭、原油、铁矿石以及金属矿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几乎没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1987年刊载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区域问题》一文分析，中国主要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100计，浙江的具体数值是：水资源89.6，能源0.5，可利用土地40，耕地和气候117.2。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为11.5，即只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再看社会资源，状况亦不乐观。社会资源主要有劳动力资源、科技资源、教育资源、城镇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等。据上述研究报告，浙江的社会资源在全国居第16位，处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程度，在全国仅居第30位。

其次是“国有投资小省”。

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投资所具有的乘数效应不言而喻。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是动员、组织各种资源进行投资的主体，其重点无疑是重工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浙江地处所谓海防前线，又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原材料支撑，注定将失去国家投资的青睐。因此，很不幸，浙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投入最少、人均获得国有投资最少的省份。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显示，1952—1980年，浙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4.02亿元，仅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额的1.56%，远低于1978年时浙江人口占全国3.9%、生产总值占3.42%的比重。1953—1978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为77亿元，人均410元，相当于同期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这一状况仍没有多大改变。1979—1992年，浙江总计国有单位投资人均为1723元，是全国人均水平的3/4，列各省市区的第22位。

于是，浙江改革前行的华山险道，只能是依靠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制度变革的力量。最终，浙江成功了。

“资源小省”兼“国有投资小省”，这是浙江的不幸。从某种意义看，也是浙江的“大幸”。 INf8Bkq/pKNihTuJj80ofbiZyk/s5kgzavHuh4Z7Divl+duMds0H7XdVNfDjfN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