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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1日，北戴河。
邓小平与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共进午餐，并关切地询问当年5月刚刚确定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
“宁波究竟怎么样？”手里捏着筷子，邓小平突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谷牧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显然早已胸有成竹，“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听取谷牧汇报宁波工作
邓小平还明确表达了两点意见：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先拿出来，交地方使用；派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卢绪章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这一天，被“宁波帮”视为最重要的节日。
邓小平所说的“宁波帮”古已有之。
公元992年，因“海外杂国，贾船交至”，宁波始设市舶司。地处沿海门户，港口资源极为优越的天然禀赋，使宁波商贾云集，商业文明积淀丰厚。明清时期，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盛，中国南北渐次崛起以某一地域商人群体为鲜明特征的“十大商帮”，“宁波帮”即为其一，与极负盛名的徽商、晋商比肩。“宁波帮”从此成为广泛流传的特定名词。
1916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对“宁波帮”推崇备至：“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年5月6日，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特别交代：“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团结这些资本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毛泽东的担心是有充分依据的。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宁波人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的“宁波帮”，开办了上海第一家钱业公会、第一家中国银行、第一个华人商会、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为上海第一个买办，成为上海五金大王、颜料大王、棉纱大王、地产大王、娱乐大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海与江浙一带的“十大资本家”中，有9家举家迁徙，或逃亡香港、台湾，或远走异国。其中，至少4家属于“宁波帮”或与“宁波帮”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毛泽东知道，留住“宁波帮”就能留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根。邓小平也知道，重新唤回“宁波帮”，宁波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计就有希望。
“开放”与“改革”，是中国40年变革史中有着同等分量的关键词。
在邓小平对海外“宁波帮”吹响集结号之前，围绕“开放”，已经发生如下重大事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外开放政策一锤定音。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泰斗，边吃火锅边发表重要谈话：“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五老火锅宴”透露的“开放”信息已极为清晰。
1979年6月18日—7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981年11月，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先后获批。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首批14个中国沿海城市。
这14个沿海城市中浙江省有两个：宁波和温州。而邓小平之所以对宁波情有独钟，一是因为“宁波帮”，二是因为“宁波帮”的带头大哥包玉刚。
1918年11月，包玉刚出生于宁波镇海区钟包村。据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珍藏的“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记载，他是宋代名臣包拯的第29代嫡系子孙。包玉刚的祖、父两代均长年在湖北汉口经营一家鞋铺，但他初中毕业后并未接手父亲的小作坊，而是一脚踏进了更高层面的金融业。1949年，包玉刚升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当时，战火已烧到了长江北岸，风雨飘摇间，包玉刚决定跟随其他“宁波帮”前辈，撤离上海。3月初，他向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递交了辞呈，携妻女飞赴香港。
从零起步，一路打拼。30年后，包玉刚麾下的环球航运公司已拥有各类船舶210艘，总载重吨位达2079万吨，成为傲视全球航运业的第一船王。
此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国门初启。包玉刚透过这一丝门缝，好奇地张望这片与世界隔绝已久的土地，并逐步与邓小平建立起了令许多人羡慕的“特殊友谊”。
关于包玉刚究竟是何时第一次回大陆并被邓小平接见的，说法不一。香港媒体普遍认为是1978年11月。稍前，仍心存忐忑的包玉刚给国内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大意称“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同样出身于宁波小商人之家的卢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活跃于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其夫人与包玉刚夫人黄秀英是表姐妹。包玉刚的投石问路很快有了结果，邓小平请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回电表示欢迎。为避人耳目，包玉刚夫妇立即启程，绕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凛冽的寒风中，包玉刚与邓小平第一次握手。
随后13年，两位巨人会见过10多次，包玉刚成为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海外商人。
包玉刚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在全球政商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号召力。邓小平对此寄予厚望。包玉刚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宁波开放、为中国开放“跑腿”。
1980年，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邓小平批示：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1985年10月25日，以包玉刚父亲包兆龙名字命名的、位于北京三里屯使馆区的五星级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首次为一个饭店开业剪彩。
几天后的10月29日，包玉刚捐赠2000万美元兴建的宁波大学奠基。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代总理万里出席奠基典礼。
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又以“国阅〔1985〕80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加快宁波经济开发问题会议纪要》，决定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谷牧任组长，包玉刚为顾问，国务院10个部委办主要官员为小组成员。国务院为一个城市的开发专门设立如此重量级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是前所未有的。
由包玉刚捐赠、邓小平题写校名的宁波大学
有了包玉刚及“国务院协调小组”两台功率强大的“超级发动机”的推进，此后数年，宁波开放与开发速度大大加快：1987年2月，宁波跻身计划单列城市之列；民用栎社机场通航；杭甬高速公路动工；北仑深水良港启动，并迅速崛起为年吞吐集装箱900万标箱、吞吐货物总量超3亿吨，居世界第四的“东方大港”。
在家乡建一座特大型的北仑钢铁厂，是包玉刚一个未圆的梦。
1978年，距离宁波100多公里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已经开工。宝钢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的22个项目中最大的一个，其一、二期工程总投资301.7亿元，计划年产钢、铁各600万吨。但包玉刚认为，宝钢每年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国进口1000万吨铁矿石，运输是个大问题，转运成本过高。而宁波有停泊30万吨巨轮的北仑深水港，“不建钢铁厂真是可惜”！
邓小平对这一提议表示了支持。经包玉刚大力撮合，1985年，以英国戴维·麦基公司为首，由英国、联邦德国10家设备制造、工程承包公司及香港汇丰银行，共同组成了“宁波工程欧洲财团”。1986年，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期间，中方与“欧洲财团”签订了《宁波北仑钢铁厂意向备忘录》。最初的设想是以引进外资为主，建成规模年产300万吨成品钢材的北仑钢铁厂。但中欧双方就合资比例一直未达成共识，两年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最终搁浅。邓小平表示：“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了。”
由于包玉刚的坚持，北仑钢铁厂还有过一个年产60万吨中型规模的替代方案。1988年，在召开6次会议后，“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撤销，包玉刚的“钢铁梦”亦随之无疾而终。
1991年9月23日清晨，曾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包玉刚，因突发呼吸系统疾病辞世，时年73岁。葬礼上，邓小平给这位“宁波开放大使”敬送了花圈，落款为“生前友好”。
邓小平与包玉刚以开放的中国为纽带的“特殊友谊”，使“宁波帮”与宁波的开放开发迅速浮出水面。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共有30多万人，仅香港一地就有近20万人，除包玉刚，还有邵逸夫、董浩云董建华父子、曹光彪、应昌期、王宽诚等，商界名流如云。统计显示，40年间，“宁波帮”对家乡的教育卫生等公益性捐赠达10多亿元；邵逸夫在宁波及中国各地捐赠总额超过40亿元。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20年，“宁波帮”在家乡的实业性投资却很少。
在相当一段时期，面对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急迫课题，整个浙江均呈现出与宁波同样的窘境。
1980年7月，浙江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与香港地区合资的西湖藤器企业有限公司开建。但此后多年，外资引进仍是浙江难以言说的“短腿”。包括“宁波帮”在内，海外浙江籍人士100多万人，侨乡主要集中于宁波、温州两地。血浓于水的乡情，并不能代替理性的商业行为。国家投资长期严重不足，造成了浙江的基础设施极为匮乏。“车轮跳、浙江到”一直让浙江人在外商面前羞愧难当；同样，由于国家投资不足，浙江遍地开花的乡村工业起点极低，与外资对接的产业及技术门槛一时难以逾越。
不妨让我们放眼对比。
广东毗邻港澳，巨大的地理优势令其他省区难以望其项背。加上中央率先开放政策的强力助推，使得珠三角在20世纪80年代即进入外资开发起飞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再看江苏南部，地处富庶江南，水陆交通便捷。改革开放之初，社队集体企业积累深厚，与上海的经济技术互动颇有渊源。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苏南从乡镇集体经济中迅速华丽转身，外资大引进、产业大升级，当属水到渠成。
这一切，对于山清水秀却地瘠人贫的浙江来说，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这也同样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起步的很长时期内，浙江人只能从市场、所有制以及精神力量等领域率先破题，以大胆改革蓄积可贵的内源性发展动力。这是一条侧翼杀出的独特的血路。
改革与外资开放开发比翼高飞，在浙江大抵是2000年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