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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辞典的标准解释，走私，指个人或者机构故意违反政府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各种方式运送违禁品进出口或者偷逃关税，并且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
毫无疑问，走私就是犯罪。
当改革春江初暖之时，在浙江沿海尤其是南部改革涌动最为活跃的温州、台州地区，走私黑潮汹涌澎湃，出现了大范围泛滥之势。
走私，成为解读浙江改革史第一页颇显尴尬却无法躲闪的灰色片段。
1981年2月，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在福州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一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同年7月6—15日，国务院再次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8月3日，转发了《会议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语极为严厉：自1980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并波及全国许多地区。走私之所以发展到泛滥的地步，主要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浙江沿海的走私风潮主要集中在温州及其相邻的台州。1981年下半年达到高潮的走私“大雪崩”，席卷了温州苍南、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瓯海、鹿城7个县市（区）。其中走私狂潮泛滥的有12个区、24个乡，几乎覆盖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乐清柳市，苍南的金乡、宜山、钱库，平阳的鳌江等地。全市大小走私市场达17个，其中每天万人以上的超级市场有乐清柳市的里垅、苍南的林家院和关尾洋3个，当时即号称“台湾有基隆、香港有九龙、温州有里垅”。
据温州打击走私领导小组不完全统计，仅1981年这1年，就在海上查获走私船107艘，私货价值1100万元。缴获的主要走私物品有录音机9644台、电视机210台、手表24万只、尼龙布72万米、银圆2.3万枚、黄金1681克……在陆上还查获贩私和黄金贩卖案件9589起，银圆4万枚、黄金2700克、手表1.6万只、录音机3279台……最大的几个走私市场受到多次冲击后才逐渐转入地下，最终销声匿迹。
浙江海岸线总长6486.24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长2200公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3061个，是中国海岸线最长、岛屿最多的省份。浙江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走私产生的必然性。
北宋开宝年间，杭州、明州（今宁波）始设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浙江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走私活动亦由此发端。此后1000年，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动时起彼伏，尤以明嘉靖年间倭寇骚乱时期最盛。
关于倭寇，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权威辞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定义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抗倭，也使得浙江总督胡宗宪麾下的戚继光和“戚家军”名垂青史。
近年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将倭寇简单定义为日本海盗的传统概念并不确切。比较一致的新解为，明代中叶时，前期之倭寇是“真倭”，主要由日本浪人组成；后期则大多数是“从倭”，即参与倭寇之乱的中国商人。他们以海上武装走私为手段，真正目的在于牟取巨额的商业利益，其气焰远超“真倭”。
最出名的“从倭”大首领即为安徽歙县人王直（亦称汪直）。作为另类徽商，此人靠贩卖私盐起家，再前往浙江一带沿海从事硫黄、硝石、生丝和棉布等政府禁运物资的武装走私。王直曾先后盘踞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心——浙江舟山六横岛双屿港及定海烈表山烈港，一度垄断了中日海上贸易。在明军的坚决剿杀下，王直移居日本平户（今长崎县），自称“徽王”，追随其落户平户、福岛一带的中国商人至少有3000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将依然梦想明政府解除海禁、开放海上贸易的王直诱捕，3年后将其处死。
2005年1月31日晚，安徽歙县境内由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政府和一些日本人捐助修建的“王直墓”及其“芳名塔”，被浙江丽水学院教师邬伟民等两人砸毁，引起一片哗然。这是后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沿海走私相对平静。1977年，平静再度被打破；1978年，迅速盛行；1980—1981年年初，达到顶峰。这一次，狂潮席卷的主要是浙南温州及台州。因为200海里之外，与之一衣带水的就是台湾。起初，多由福建近海转货。不久，满载私货的成群结队的台湾渔船就直接开进了温州瓯江口、台州玉环大麦屿。名表、收录机、计算机、涤纶布、自动伞，商品琳琅满目，市场人声鼎沸。
数据触目惊心。从温州最南端的苍南县巴曹公社的陡门到卢埔公社的林家院，形成的走私市场长达5公里。高峰时，每天有13艘走私船进港。据当地10个大队调查，当地百姓参与走私贩私的占94.8%；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参与者也占了89.9%。
对于万人空巷、全民走私的“盛况”，当时的媒体做过大量报道。以下这则《乡村教师的最后一课》的报道描述得入木三分，极为传神。
吴定法在乐清县三山乡滨海的村办小学里已教书四五年，多次被评上优秀教师。对一个有文化的农村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教书更体面的了。
那年夏天，走私的风刮到村里，吴定法的想法终于变了。“一次走私走成功，可抵种田300工。”他对这句顺口溜越来越认同。
每次走私船一到港，他这个文化人常常被请去帮忙记账。忙活完了，都能分到点私货作酬劳。有时是几块电子表，有时是几把折叠伞。他不好意思自己到市场上去卖，就让别人代售，一次就有几十上百元的进账。
“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人也发大财了，凭什么？”这个念头烧灼得吴定法心神难安。
他教的班上有40多个学生，半个月后，座位空了十几个。他心里清楚这些请假说生病或在家带弟妹的孩子去了哪里。
一天清晨，吴定法夹着讲义走进教室。上课的钟声响了很久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5个学生，也不知道哪个捣蛋鬼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蛤蟆镜”和一块手表。
“老师，今天上哪一课？”
呆呆地，吴定法想起了法国作家都德脍炙人口的名著。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的“蛤蟆镜”旁边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字：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在哪一页啊？”
吴定法昂起头，用前所未有的坚定口吻大声说：“同学们都比老师清楚——做生意！”
最后几个学生欢呼着立即没了踪影。吴定法收拾好讲义，正准备锁门离开时，发现左面第二排还有个女孩子。她叫赵丽萍，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呢？”
吴定法甚至不敢多看一眼这孩子的眼神：“等通知吧。”
不久，学校里其他班级也全停课了。吴定法在私货市场上占了一个摊位卖起了涤纶布，生意不错。一天，摊前围着买布的人稀了些，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他：“老师。”定睛一看，竟然是赵丽萍。只见她胸前挂着七八块手表，正缠着两个外地人在讨价还价，一脸的汗水。
几个月就变了个人样了，练出来了。将来可了不得！吴定法心里猛地一惊，不知是欣喜还是愧疚。
浙江南部沿海1980年前后大走私的泛滥并非偶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已经成为与改革同样重要的命题，闭关锁国的传统思维逐渐瓦解。但毕竟近30年中国人与世界隔绝，开放什么，怎么开放？风险之大，足以让所有人手心冒汗。国门初启，无缝不钻的苍蝇极可能是第一个访客。
此外，还有一个具体背景。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明确提出：希望尽快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通邮、通航、通商，以及经济、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同年6月18日，国务院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三通”的呼吁。1981年10月，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
“三通”无疑蕴含着巨大商机。但只有善意的愿景和原则，而没有具体推进的操作手册。
于是，走私乘虚而入，捷足先登。海峡两岸一时暗潮汹涌。
以上均只是客观的外部背景，根本的诱因肯定还深藏于肌体之中。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点燃了寻求自由的火星；人均3分地的严酷现实，逼迫人们必须从土地之外找生路；走出贫困的渴望，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而不按制度出牌的走私行为，提供了一夜致富的现实可能。走私的日本产东方表售价仅为60元，性能、外观远优于当时国内最好的卖120元的上海牌手表。不愿试一把？转手一台走私双喇叭三洋牌收录机，利润可高达300元，相当于1年的工资。干还是不干？
几乎没有人能抵挡如此巨大的诱惑。何况，面对诱惑的是一大群身无分文的浙江农民。
走私犯法了？对不起，他们是农民，他们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只有小学以下文化水平，身处制度与法律的边缘。谁又能说服他们？有什么比挣钱吃饱肚子、养活全家更要紧？
走私无疑是犯罪行为。换一个视角看，本质上，走私又是自由贸易的畸形怪胎。走私如吸毒，有危害，但能让人短时间极度兴奋。
于是，走私给出了硬币的另一面：部分地区全民参与带来了商品意识的极度扩展；市场交易的膨胀式发育；在外来新颖产品刺激下模仿型制造业的加速；肮脏但巨额的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一切，恰恰又是市场经济萌生的肥沃土壤。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走私作为浙江改革开放第一幕大戏的另类插曲，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并按其自身逻辑生发出后续效应。
1982年后，浙江南部的走私活动又出现过几次小高潮。
第一次发生在1985年，是由大量免税进口汽车在温州、台州口岸进行倒卖引起的；第二次发生在1986—1988年间，由于来料加工业务的迅速增加，“飞料”“串料”等走私行为抬头；第三次发生在1990年，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在温州、台州关区的海上及陆路大肆走私外烟。
这三次走私活动的规模远不能与1980年前后相比，更没有呈现全民走私的迹象。
也正是在这三次走私活动起伏的同时，浙江南部民营经济迎来了全国瞩目的第一轮爆发期。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一区域率先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