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舞蹈

浙江商人肯吃苦，这早已成为共识。在一片赞誉声中，最为传神、传播也最广的评价是所谓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事实上，还应该再添上一句：尝尽千生万死。”20世纪80年代，新华社驻温州首席记者陈坚发曾向我叙述了如下故事。这可能是1978—1984年间浙江商人所遭遇的最血腥的一幕，但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幕——

急电。来自北京的急电。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1年某月某日。

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老叶虽然是老公安了，亲自处理过许多血淋淋的凶杀案，但他还是被眼前的电文内容震惊了：北京市西单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碎尸案。经初步侦查，被害两人的年龄均为16岁左右，男性，可能系你市永嘉县江北乡人，请速查核电告。

老叶感到头皮发麻，一阵阵血直往上涌。他拿起了无线报话机话筒。

温州街头，警车呼啸。

夏日的炙热之中，隐隐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闹市上熙来攘往的行人，只是向呜呜鸣响的警车投去好奇的一瞥。

5小时后，电文的内容被证实：确有此两人，系孪生兄弟，15岁，姓名黄某某、黄某某。一个半月前外出推销纽扣，至今无音信。体貌特征如下……

急电。来自古都西安。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3年某月某日。

电文告：近日，本市破获一起特大谋财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系一私人旅馆店主。据旁证及犯罪嫌疑人口供，3个被害人是你市鹿城区个体商贩叶某某（女，19岁左右）、平阳县塘下区村民高某某（女，16岁）、郑某某（女，21岁）。请速协助查实……

根据事后进一步的调查，北京西单杀人碎尸案的具体案情，是永嘉黄氏兄弟因推销纽扣时与人发生纠纷而遭杀害，直至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内院发现残余尸块，案件才败露。也许是案情过于残忍血腥，此案从未见诸媒体报道。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永嘉黄氏兄弟没有被杀人碎尸，如果3位年轻的女商贩没有死于非命，几十年后，他们（她们）也许同样会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豪，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然而，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总是容易记住最后的胜利者，却往往忽视胜利者背后无名者的碑铭。这，也许是一个时代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据统计，当年，仅温州一地背负致富梦想跋涉于全国的供销员至少超过10万人。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死于歹人屠刀、死于飞来车祸、死于精疲力竭，我们不知道。

除了不可预知的生命的消逝，等待他们的还有无法逃避的精神磨难。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磨难更加残酷，更加沉重。

用乍暖还寒来形容1978—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气候特征，是再确切不过了。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方向性肯定，成为不可动摇的改革成果。除此之外，很多都不确定。要解放思想，要大胆改革，这是容易明确的原则。但怎样的思想必须被解放？什么领域必须被改革？不知道，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扑面而来的都是新事物。随着政治气候的阴晴不定，判断的标准和结论随时可能截然相反。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这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肆无忌惮地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担心、忧虑、指责，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显然，政策收紧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浙江商人们的心又被拎了起来。他们警惕地观望着，成为惊慌失措的惊弓之鸟。

吴来根（化名）就是这样一只惊弓之鸟，而且是自投罗网的惊弓之鸟。

37岁的吴来根是国有杭州啤酒厂绍兴麦芽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人称“小诸葛”的吴来根却颇善交际，路子宽、朋友多。捏着口袋里每月24元3角的薪水，他的心思活络起来了。他盯上了紧俏物资的转手倒卖。

后来经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查实，吴来根实际发生的全部犯罪事实如下：

1980年7—12月，吴来根在绍兴市兰亭林牧场支农期间，为绍兴、萧山、临海等地的社队企业“联系”业务，从外地某纺织工业局购买涤棉纱1000公斤，厂丝和小绞丝405.25公斤，五级棉纱3414.25公斤，70—150丙纶复丝968.3公斤。“非法获利”共3104元，其中，吴来根个人实得2057.53元。

由于是托朋友私下悄悄联系，吴来根的“犯罪事实”其实无他人知晓。1982年年初，抓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来根害怕了。2000多元“非法收入”，相当于自己7年工资！这可不是小数目啊，被抓住了该吃多少年官司呀？

彻夜的辗转反侧，吴来根决定自首。4月1日，他给自认为值得信赖的浙江日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我是在经济上犯了罪的人！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之后，我每天都看报上登载有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报道，使我下决心向政府坦白交代自己以往所犯下的经济上的罪行！

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一开始，我就背上了思想包袱，日夜不安，心中感到有亏心之事。我也多次想坦白交代问题，但是怕坦白了得不到宽大处理，怕单位领导知道后把我看死，怕亲属和子女受影响遭歧视。想到这一切，每日每夜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时，甚至出现自杀之念。但是，最后还是党的政策把我召醒，叫我下决心，选择走坦白从宽的道路。现在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紧张！

……

编辑同志，我切切地盼望能早日得到你们的帮助。我的这些罪行应向哪个政府部门去坦白交代，请速指点我吧。

我该怎么办？现在就等着你们的指点了！

吴来根的自白信以“一个经济犯罪者写给本报一封信”为题，于1982年4月8日刊登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改邪归正，莫失良机”。

自白信事件的结果是，4月17日，绍兴市召开从宽处理大会。该市人民检察院当众宣布了对主动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吴来根免予起诉的决定。吴来根则当众痛哭流涕，表示要重新做人。

一个难以证实的说法：吴来根此后回厂里的确规规矩矩做起了工人。但是到1988年，有“投机倒把”前科的他又蠢蠢欲动，终于辞职离厂，据说跑到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摆摊，当上了布老板，真的发了大财。

急风暴雨般的经济整肃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据官方统计，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类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民营经济最早萌动的浙江无疑成为重点严查的省份之一。

吴来根显然只是被那场急风暴雨淋湿的一只小鸟，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并因此在浙江40年改革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是温州“八大王风波”。

市场经济荫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于是，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1981年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了调查。1982年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升温，乐清县委便立即将“八大王”事件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大王”们此刻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在《温州大爆发》一书作者朱幼棣、陈坚发的笔下，我们读到了“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2年7月，酷暑笼罩着浙南大地。

闷热难熬。男人和孩子光着背，只穿一条裤衩。女人们则不停地摇着扇子。街角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但到了午后，天空迅速聚集起乌云。黄昏，电闪雷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暴雨倾盆而下。

这些日子，对胡金林来说，同样是炎热难熬和雷电交加的辰光。

阴云的聚集，是从上年年底开始的。工作组进驻柳市，调查他是否补税。胡金林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正在做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一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事态仍在升温。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的，后来连补代罚增加到6%。据一些知情人透露，还需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胡金林被称为“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电器购销中建立起了相当紧密的关系网。他像注意市场行情那样，紧张地注视着当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有人通知他：被工作组找去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下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如坐针毡。黄昏，又有人奔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他匆匆出逃。

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扑了个空。

胡金林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亡命天涯。

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

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辗转于关内关外。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里，他遇到了几位温州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温州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一看，慌了神，赶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个在逃的通缉犯！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这里。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这正是小说《林海雪原》中描述过的那条东北大山中的山沟……

胡金林出逃后，他家的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16岁的小弟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汽车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屋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这些提心吊胆的日夜，胡金林不止一次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这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

出逃大半个中国后，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终于被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终身难忘。

《温州大爆发》一书没有记录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但他们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成为各位“大王”中量刑最重的一位。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最侥幸的。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到街上转悠。街上居然一夜之间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了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当，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失魂落魄的刘大源跳上一只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的朋友给了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八大王”的准确名单。

根据《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仲伟志找到的一份日期为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八大王”的名单为：“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

而另外一份广泛流传的名单则是：“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

两份名单的差别在于，“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与“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那么，究竟哪两位不在“八大王”之列。

我曾费尽周折寻访到一位当年乐清县委工作组的当事人。他分析称，其实，当年严查、批捕了一批柳市购销大户，并无明确所指，人数也肯定超过8位。所谓“八大王”是以后才有的形象的概括。这可能是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

“八大王”的抓捕，没有带来预想中发展秩序的清朗，而是经济的急速滑坡与衰退。

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八大王”后的柳市镇当年工业生产竟暴跌了57%。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心急如焚。“八大王事件”冲击的背后，他清楚地知道，已成惊弓之鸟的老板们如果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将意味着什么。

1983年春节刚过，袁芳烈再下柳市镇调研。“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他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几个月后，市中院对全部案卷再三复查取证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因此，“八大王”被改判无罪，发还其罚没财物。但拖了一截尾巴：宣告无罪却并没有给他们平反。

社会反响仍是观望。

1984年，中共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袁芳烈借此东风，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疾呼要给“八大王”平反，获得一致同意。在当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袁芳烈作了“认真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的重要讲话。

“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王者归来。”消息不胫而走，云开雾散。几十年后，温州最大的老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告诉袁芳烈：“‘八大王’平反了，我才砸下所有家底申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真不敢。”

2008年2月20日，“八大王风波”发生整整26年后，一个温暖的下午，“八大王”中的6位应柳市镇政府之邀，参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当年的“大王”各奔东西，命运迥异：胡金林远走柬埔寨，摇身成了柬埔寨的电器大王和橡胶大王，并被推选为当地温州同乡会首届会长。“合同大王”李方平移民加拿大，后回国再创业，因成功自主研发人工耳蜗，当选2015年度“风云浙商”。“机电大王”郑元忠创建了著名的西服品牌“庄吉”，并于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时曾获评“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但2015年因债务缠身宣告破产。其他“大王”经历磨难后大多一蹶不振，有的一直小本经营，有的早已默默无闻、悄无声息。“旧货大王”王迈仟则在1995年病逝。

座谈会上，遥想当年风云，“螺丝大王”刘大源幽幽地冒出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PSEn7H38ddd+Ak8cU7QH4tSR8Z1qlZiSX/PbqiuJLqJZGC/Zo3AumSFqzSoPr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