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世界的海洋

选自《文学样刊》（ Il menabòdi letteratura ），埃利奥·维托里尼和伊塔洛·卡尔维诺主编，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0年（作品完成于1959年10月），第2期。

通过物质来展开叙述的视觉派小说；坠入口头语言的巴别塔的意大利多语言主义；见证普通人生活的笔录；决定将“物质声音”的内在法则外在化的系列音乐；还有将我们淹没在流动的淋巴、大地的汁液、血管里的血液、人类的窸窣和喧嚣之声当中的生物形态的绘画。一种共同的意义，将当今的文学文化和艺术文化的这些现象，与很多其他方面联系在了一起。我认为，我们尚未感觉到最近七八年间，在文学和艺术、各种认知行为，以及我们本身对世界的态度上所发生的转折。我们的文化正在或者已经从以两个名词（一个是意识，也可以称为意愿或者个人判断，另一个是客观世界）之间的冲突为基础，过渡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也就是前一个名词被淹没在物质世界的海洋当中，淹没在存在的事物源源不断的流动当中。

需要立即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变化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计划、预言和期望。不过，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接受或者拒绝它，因为我们已经身处其中。我们这块文化大陆的地理，在这次出乎意料的水灾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它还是逐渐获得了自己的形状，而这种形状在我们的眼中清晰可见。我们认为，承认它并不等于让步或任凭岩浆将我们也淹没，就像那些与之融为一体后认为已经理解和包含它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尽管处在这种沉默的大动荡的背景下，我们仍旧认为，我们始终关注的那些涉及伦理和诗歌的话题所使用的词汇，还有我们选择和整理文学家谱时作为主线的个人、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仍然有效。

我们开始从事文学工作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在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期。当时文化辩论涉及的那些根本性题材，现在已经显得非常遥远。当时，人们讨论的话题是，诗人应该将自己封闭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保护这一世界，使它免受偶然历史事件的影响，还是应该参加和投身到战斗当中。二者都是为了理解自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采用的完全自愿、个性化和贵族式的方法。如今，我们甚至不觉得它们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因为它们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也就是辨认和忍受外界现实造成的伤害，并带着它进入一种消极或者积极的关系，借助一个坚硬的外壳与之对抗。对于诗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两种倾向之间徘徊，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样，后者始终被看作一种他物，或者作为必要的参照。在一些人看来，自然是唯一可能与“我”对话的对手，是通过隐喻表现内心世界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对于另外一些人，自然首先是历史的反面，其重点时而是否定的（凝视着自然，对于人类的痛苦如此无动于衷，是一种逃避），时而是肯定的（摆脱了可怕的现实之后，历史应该以和谐与丰盈的自然为榜样，重新塑造自己）。

正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年前，萨特在小说《恶心》中第一次尝试描写“我”的失去，那就意味着坠入不加区分的物质世界的海洋，意味着落入地狱。主人公逐渐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消失了，镜子里他的面孔变成了一种物质，是“我”与物质之间唯一的黏合剂。不过，萨特是从“我”的角度，从意识、选择和自由出发，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完整的表现。今天，我们的着眼点发生了逆转，变成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

根本性的转变之一，或许正是出现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当中。在那里，自然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他物，类比的结构打破了人类和与他共存的生物之间的区别。不定形绘画是人类迈出的另一步，它来源于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绵延不断的生命。

毫无疑问，在最初的抽象主义和不定形，或者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贝克特的《莫洛伊》（Molloy）之间，词汇的使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德里安（Mondrian）固守的纯净和秩序的想法，康定斯基创作时的那种烦躁，是一种主观的潮流，试图以纯净的状态表达自己，避免与客观世界的摩擦。波洛克或者沃尔斯的绘画，却是与外界和完全存在的融合，并不包含主体和他的内心世界：宇宙、自然世界、现代城市机械化的狂热，都包含在同一个符号当中。就这样，在这个世纪最初四十年里推动所有先锋派运动前进的动力，改变了它的方向。当时，以表现主义、乔伊斯、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无法抑制的主观性之流，仿佛要淹没一切。它否定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存在，以便在一条连续不断的内心独白或者自发和无意识的河流中遨游。如今的情况与此相反，是客观性淹没了“我”的存在。从中溢出岩浆的那座火山不再是诗人的精神，而是诗人投身其中的，如同火山般沸腾的他物的火山口。

在当时，我们决定对主观主义的洪水采取批评的态度，并且用作家、诗人、画家、道德家作品中对这个严酷世界中的冲突的描述，来对抗这种主观性。如今，我们还是以这种方式，来反对无条件地向物质世界的屈服。不过，我们的反对更多是为了捕捉其中的原因，以及真理的时刻（存在于世界上任何概念当中的那个真理的时刻），还有真理为人类新的积极行动敞开的道路。事实上，那是因为理想的能量遭到消耗，物质的洪水才会决堤而来。假如用一句可能被认为过于片面和绝对的话来总结说，那就是革命精神的危机。

革命就意味着不接受自然和历史事实，并想要改变它。向物质世界（也就是战后这段时间的历史现象）的让步，发生在人类对引导事物发展的能力失去信心的时期。这并非因为他刚刚从一个极大的失败中幸存下来，刚好相反，是因为他看到事物（由两个彼此独立的力量体制构成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局面，技术与处于控制地位的自然力量的发展）能够自行前进。这些事物属于一个如此复杂的整体，而最勇敢的力量也只能尝试着对它有所了解，进而理解它和接受它。

帕斯捷尔纳克为这种革命动力的放弃下了一个关键性定义。这位作家被排除在所有这些来自想法和形式的痛苦以外。然而，这种理论化（除了他所参照的那段以悲剧形式强调的历史经历以外）与西方文化中那个政治方面的放弃的时刻恰好吻合，但他对此其实并不知晓。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小说中指出，历史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也并非托尔斯泰笔下成千上万的小人物创造的），它和自然一样，是一种超越人类的自我创造。自然与历史是一个统一体，二者之间没有区别，是唯一的一股汹涌而无情的洪流，主动去反抗它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在这一点上，假如我们想要寻求历史的真理，也应该在它的意愿以外去寻找，到告诫我们历史尚未成为历史的说法中去寻找。这种历史尚未成为一种在知识引导下的有意识的结构，而仅仅是一些生物事件的发展。他在这个理论中强调要放弃任何干预和任何改变，除非它发生在历史的内部。在这个技术和组织工具所具有的威力与引领历史的那些肤浅和近似性标准形成激烈冲突的时期，这就是普遍存在的态度。

一百年前，从认识世界到改变世界仿佛只需要一个短暂的飞跃。现在，这两个词之间好像失去了任何联系。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急于排除研究中的所有倾向性；社会学无情而详细地描述和列举了无法计数而又密密麻麻的人群。假如存在对当代文明进行拒绝和愤怒评论的道德家，那么，他的结论就应该和埃莱米勒·左拉（Elémire Zolla）得出的结论一样，也就是消除个人主义，并通过佛教的冥想与一切达成和谐。

如今一个像穆西尔这样完全遵从知识与理智的作家获得了成功，这是否意味着对以上景象的反驳呢？正好相反：假如说到现在为止的杂文式小说家选择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出发，用一种解释的方法来处理小说的素材，穆西尔的做法却是不去选择，而要使用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提供的所有诠释工具。对于他来说，这个多种多样、具有各种层次和分支且在各个方向都不容置疑的文化，是一个物质世界的海洋；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获得的不可思议的智慧，来自他所具有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能够同时捕捉多种特征，而它们又越来越朝着不同的方向分散。

理智的物质世界将我们置于和荒唐的物质世界同样致命的禁锢当中。几十年来，戏剧界已经不再向我们解释它所讲述的事件和事实之间的差别。如今，在表演尤涅斯库（Jonesco）的作品时，只能任凭一讲再讲的词语纠缠在一起，却再也不能表现它们与任何东西之间的反差。

要想将这幅画面补充完整，需要一种不将自己的理想确定为规范性标准或者价值等级，而是仅限于描述甚至是对小说进行模仿的文学评论。以前，意大利出现过抱有这种理想的流派。如今，它借助一位评论家的笔，表明自己仍旧存在于新一代人中间。这位评论家就是彼得罗·西塔提（Pietro Citati）。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拒绝和对于往昔的回忆，充满愤怒而且坚定，使他立刻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他在为斯皮泽（Spitzer）作品撰写的序言中肯定的那种评论功能的理论，没有任何创造性，仅仅是装饰性和浮夸的言辞。西塔提渴望的文学世界，是一个没有历史冲突的世界，甚至没有暂时性的方向；在伦理文化方面，他也仅仅是浅尝辄止，并不抱有热情。在日常的评论作品中，当西塔提并非停留在一本书上面，而是以某种认识论与爱的狂热，通过这本书来放眼一切，走向色彩斑斓、严酷而又神秘的广袤大陆（也就是探讨人生）的时候，他的评论获得了最佳的成果。他所选择的作者，是那些试图为那个整体重新绘制一张更加丰富和灵活的地图的人。他借助作品及其作者，对现实进行完整描述，希望自己的评论也能够成为一张反映整体现实的地图。然而，如此谨慎地远离所有历史、分类和意识形态，或者无论如何是出自个人选择、建议，以及伦理或者文学方面压力的评论，使西塔提的认识论活动变成了神秘的、揭示性的、涵盖一切的交流。在这里，这个包含一切的海洋同样蔓延开来，而文学只能是对于这个海洋的超主观的模仿，比如说对于诗歌的模仿性评论。假如这个包含一切的海洋成为一个人的尺度和理由，假如宇宙的理智战胜人类的理智，那么行动与历史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只有当宇宙理智的光辉能够照亮人类活动的局限性和固执的时候，它才是光芒；假如它要取而代之，那么就意味着回到最初那种各类思想彼此混淆的状态。

五年前，在对我们的一部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西塔提在他的一篇文章［《历史主义的终结》（“Fine dello stoicismo”），《比较》，第68期，1955年8月］中宣称：自发的固执、简化的精华、严格的自我建构，这些元素构成的那种风格和道德的理想，是一种传统的具体化，而这种传统的使命已经完成。浪漫主义的魔鬼还有那些非理性的旋涡，传统正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获得力量，而所有这些都已经消失。“历史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现实的出于兴趣的选择。彼得罗·西塔提正是站在一个旋涡旁边试验他的那些船只，而他的船只比我们的要结实得多；这次的旋涡没有悲剧或者魔鬼式光环，但比一片活动的沙子更难以穿越。我们非常谨慎，很多模式的标志都在改变；与此同时，陷阱伪装成了严格的简化风格：难道不是那个将叙事技巧极端简化的罗布—格里耶，通过模仿那种科学和实用哲学的方法论而得来的文学信仰，将更加手无寸铁的我们送进由事物构成的迷宫吗？

不过，让我们先停下来思考片刻，然后再对未来做出如此消极的结论。这一系列变成故事的客观事实，作为一种思想发展过程的展示，难道一定意味着意识的消除？还是可以把它看作一条对意识进行再次肯定的道路，以便确定意识到底为何物，并弄明白我们在无尽的事物当中到底处于何种位置？米歇尔·布托尔已经确定，要通过他的颠覆，从那个无形的外部和无法捕捉的内部，对意识、意愿、选择进行表现。置身流沙般的物质世界，我们有可能为一种新道德、一种新自由的爆发找到足够的支撑吗？

罗马，这个由各种人群、方言、俚语、书面语、文明、污秽和宏伟构成的，犹如一锅黏稠的粥的城市，从未像在嘉达的小说《曼罗拉纳大街上的惨案》里面那样，成为一个完整的罗马。在那里，理性和具有差别的意识，感觉像是一只被食肉植物的花瓣吸收进去的苍蝇。当作者和读者深入这些沸腾的叙述材料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是做出评价的出发点，读者可以借此向前跨出一步，重新获得历史上的距离感，并宣布自己有别于那沸腾的材料。

叙事者帕索里尼用他所接触的最底层人民进行试验，以便思考和利用一种混杂了各种方言，由区区几十种表达方式构成的单调词汇来进行表达。我们就像是要从一群中国人中间穿过，他们彼此之间毫无差别，如同一层人类的果酱，被涂抹在苍白的城市边缘。但是在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一种意识的显露和一个选择带来的冲突。这个选择的形成，是通过超越贫瘠的词汇工具，并且从源源不断的生存动力流过的那个平面上提升几厘米。仅仅几厘米，但是，通过这条道路获得的（假如没有使用什么诡计的话，而是否使用诡计这一点从语言浓度的分量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应该是真正的意识，它如刀片般锋利。

从物质世界的文学到意识的文学：我们希望自己对于当今创作性写作这个庞大领域的解读能够向这个方面发展，它时而屈从于读者的意愿，时而又强迫作者接受它的意愿。很久以来，我们已经确定了一条规则，那就是要到距离我们的想法最为遥远的文章中，去寻找我们的一篇文章或者一种精确所需要的，理智的力量。今天，我们感到一切都如此复杂、拥挤、稠密、五彩斑斓，如同迷宫，而且具有许多层次。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强迫现实简单化和公式化的世界观，将这种感觉补充完整。然而，借助一种或者另一种对于现实的理解方式，我们希望这样一个时刻会突然到来：那就是不再接受既定情况、积极和有意识的态度、对于冲突的愿望，以及不抱幻想的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