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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1958年3月24日在圣雷莫市首次举行的讲座的发言稿，期间还朗诵了几部著名小说中的一些篇章。这个讲座后来又在意大利很多城市举办。文章的一部分对我之前的某些作品进行了改写，而且在每次朗诵时进行了很多修改，最后几版在结尾部分预先提到了紧随其后的那篇杂文《物质世界的海洋》（ “Il mare dell'oggettività” ）中的主题。在此，我尽可能以有机的体系对各种各样的材料［它们还被用于另外一篇发言《暴力文学》（ “La letteratura della violenza” ）当中，并且以不同的形式排列和展开］进行介绍，因为它们代表了对我成长的那个时期所有文学知识进行概括的阶段，因为我在文学上的成长与19世纪的传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们也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状况的过渡。
在8月那个晴朗的夜晚，安德烈公爵躺在克尼亚兹科沃村一个东倒西歪的棚屋里，一只胳膊撑在脑后。他所在的那个团就驻扎在村边。他从破墙的裂缝处眺望远方。透过那道篱笆和那排树龄有三十岁左右、树枝被修剪得很短的白桦树，他看见了一片堆放着凌乱燕麦垛的田地，还有一片灌木丛。士兵们正在做饭，烟雾从灌木丛上升起。
我在这里给你们朗读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中的一页。安德烈公爵正处于博罗季诺战役的前夜。
他已经收到也下达了第二天战役的命令，于是无事可做。然而，那些最为简单、明确，因此也是最为可怕的思绪，却令他无法平静。他知道，第二天的战役，将是他参加过的战役中最为可怕的一次。死亡的可能，第一次以简单而可怕，却又活生生和几乎肯定的形态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他注视着那排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白杨树，纹丝不动的黄色和绿色的树叶，还有白色的树皮。“死……他们会杀死我……明天……我将不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存在，而我不存在了。”这些脱离了他也会继续存在的生命，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那些闪闪发亮地投出阴影的白杨树，那些卷曲的云彩，那些篝火的青烟，一切都在他的眼中变了样，成为某种可怕和危险的东西。
几章之后，在战役最为激烈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了安德烈公爵：
“当心！”他听到一个士兵惊恐地大声叫喊。一颗炮弹仿佛一只鸟儿，在快速的飞行当中，吹了一声口哨，随后就降落在距离安德烈公爵两步之遥的战役指挥官的马旁边，没有发出很多声响。首先是那匹马，它并没有去想自己表现出恐惧是好还是不好，就先打了个响鼻，然后竖起前蹄，险些将少校甩到地上，继而向一旁跑开了。马的恐惧也传染了士兵们。
“卧倒！”趴在地上的副官大声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一颗榴弹在他和匍匐在地的副官之间，在田地和草场的边缘，在一丛苦艾草旁边，如同陀螺般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亡吗？”安德烈公爵心想，一边用全新而又羡慕的目光望着青草、苦艾，还有从那个仍旧在旋转的黑球上面升起的一缕青烟。“我不能，也不想死，我热爱生活，热爱这些草、大地、空气……”他这样想着，同时记起人们正在注视着他。
“可耻呀，军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响起一阵爆炸声，就像打破了玻璃窗似的叮当声，同时还有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被气浪推向一边，他举起双臂，胸脯朝下摔倒了。
在树林中，我们又在前线救护所的伤员中见到了他。
“不过，现在难道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今世又曾如何？为什么告别人生会令我如此遗憾？在此生当中，有些事情我从前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
在托尔斯泰的这些描写当中，有什么东西令我们如此着迷？这里面有一个人，有他对于自身以及自己有限生命的意识，有象征着一种超级个人化生活的自然，这种生活曾经存在，在我们之后仍将存在。这里有历史，有它的发展，以及它对一种意义的寻找，它被编织进我们的个人生活，并始终是生活的一部分。
个人、自然、历史：在这三个元素的关系当中，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为现代史诗的东西。19世纪的伟大小说开启了这个主题，20世纪的叙事文学又以最为混乱而艰辛的方式将它继续下去。看待个人意识、自然和历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三个词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然而，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不同，最近两个世纪的文学在主题上却呈现出一种完美的连续性。
古代，在诗歌诞生的时候，史诗是第一种使人类行为神圣化的形式。为了祈求事业获得成功，人类为第一个战胜困难的人庆祝，那就是英雄。他不是神祇，而是人类，是人类与神祇结合的产物。命运决定人类要生活在地上，这是一次充满阻碍的世间之旅。古代史诗讲述了人类走出混沌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与未被开发的自然斗争，那里还满是怪物。这种自然是友善还是怀有敌意，取决于自然中表现出的是有利于人类的神祇的帮助，还是不利于他的神祇的敌意。就连与其他人的冲突、战役、历史，也仅仅是神祇间的争执在世间的表现。不过，神祇之间的决斗、他们冒险的旅程，叙述的素材都来自世间，也都按照人类的法则进行。
现代史诗中不再有英雄：人是孤独的，要面对自然和历史。如果发展到了这一步，人们自然会说，自然和历史都是现代世界的神祇，是古代神祇的新一轮转世。那么，我们可以立刻反驳说，在哲学书中更容易见到这种神圣化，而不是在作家的作品中。对于第一个被神圣化的词汇：意识，也就是人类的理智，情况也是一样。那些伟大小说的诞生，仿佛就是为了纠正哲学试图树立的偶像崇拜，用不再自认为是宇宙中心的人类的批评和相对主义的目光，去审视这些偶像崇拜。当然，没有18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的贡献，19世纪的小说也不可能诞生。可以说，18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通过创造个体这个范畴，缔造了人类精神中一个新的概念，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然观和一种新的历史意义。不过，在拿破仑时代之后，与司汤达和普希金一起开创了新小说的那一代人，已经从卢梭的自然天赐论和正在形成的历史主义所持的历史天赐论中分离出来，以便进入一种自然和历史的氛围。对于个人来说，这仅仅是人生的舞台。那些远非典型的英雄，他们的情感强烈而又复杂，他们生命力旺盛而又自私自利。普希金的作品以真诚和真我为基础，而司汤达小说中的环境却建立在微妙而秘密的算计之上，或许还有通过一种严格的品质培养出来的虚伪。
有人会说，恰恰是在那些年，在意大利诞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在那部作品当中，对于自然和历史的了解（这种了解是深刻的，不论是对于前者还是后者，而且它比那个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认识都要深刻）都被用来观察在它们的表象下面流动的一种超然的设计和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愿望。让我们打开《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重新阅读第17章，那是我最钟爱的章节之一。伦佐趁着夜色赶去阿达河，以便逃离米兰地界。
他走着，走着，直到视野中不再有耕田，而是一片苍茫的、未开垦的荒野，上面长满了真蕨和帚石楠。他觉得，即使这不是明显的迹象，至少也是某种征兆，说明附近有一条河。他沿着一条小径进入那片荒地，并穿行而过。走了不多一会儿，他又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仍然是什么也听不到。荒芜的田野，既看不到桑树或者葡萄，也不见作物的痕迹，而在此之前，这些东西就好像与他相伴而行。因此，旅行越来越令他厌倦。尽管如此，他仍旧向前走着，因为在他的头脑中，重新出现了孩提时听到的那些故事留存在记忆中的某些画面和某些幽灵。于是，为了驱赶它们，或者是令它们安静下来，他一边走，一边朗诵着安慰亡灵的悼文。
接下去是伦佐进入森林之后那段非常精彩的描述。黑暗中树木的形状令他恐惧，以至于停下了脚步，几乎要转身往回走，然后：
他就这样驻足在那里，脚下树叶的窸窣声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沉默下来。伦佐开始听到一种声音，一阵呢喃，那是流水的呢喃。伦佐竖起耳朵倾听，然后确定无疑。他惊叫道：“是阿达河！”如同那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朋友，一个兄弟，一位救世主。
随后，他向那条河走去，看到河的对岸白茫茫一片的，应该是贝尔加莫市……然而，在深夜涉水渡过阿达河是不可能的。所以，伦佐想要爬到一棵树上去，或者来回踱步，以便使身上暖和一些。后来，他想起之前看到过一间小屋。伦佐走进小屋，正要一头倒在稻草上：
不过，躺在那张上天为他准备的床上之前，他先在那里跪了下来，感谢上天的恩赐，以及在这可怕的一天中他得到的所有救助。
是什么阻止我们将这些如此精彩的篇章加入正试图定义的现代史诗最具标志性的篇章呢？我们刚刚说过，人与自然和历史的这种关系的特点就是自由，不包含意识形态，也不像将世界当作事先规划好（无论是超然的还是内在的）的图画的人所做的那样。总之，这个关系应该是一种
疑问
。那并非是伦佐·特拉马利诺的天空，而是亚洲流浪牧人的天空；尽管莱奥帕尔迪
不能被定义为史诗诗人，也从来没有创作过小说。又或者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天空，记得《哥伦布和古蒂埃莱兹的对话》（Dialogo di Colombo e Gutierrez）中的对话（“多么美丽的夜，朋友。”“确实很美。”）吗？
你知道，这几天测锤已经触到海底，它从海里带上来的东西，我以为是个好兆头。黄昏时分，我觉得太阳周围的云朵似乎具有了区别于前些日子的另外一种形状和另外一种色彩。你还可以感觉到，空气也变得比以前柔和与温暖。风也不像以前那样狂猛，那样直接，那样无休止，而是千变万化、捉摸不定，好像遇到了什么障碍。另外，海上漂浮的芦苇好像是不久以前才收割下来的；你还可以瞧见缀着新鲜红润的果实的小树枝。另外还有一群群飞鸟，虽然它们曾经欺骗过我们，但如今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过，而且数量与日俱增。我想，这也许包含着某种道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外形来判断，有一些鸟儿不像是海鸟。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征兆汇集在一起，诚然我不愿意轻信，但仍然赋予我巨大而美好的期待。
然后，虔诚的古蒂埃莱兹说：
但愿上帝保佑，这一回一定让你的期望实现。
针对以上提到的所有作家，我都强调 自然 这个词，并且加重了它在整部作品中实际的分量。对于这一点，有人可能会反对，而我会回答，我是有意为之。事实上，我的目的是纠正现今非常流行的文学评论所具有的局限性，也就是将19世纪的叙事文学简单地定义为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斗争，或者无论如何以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社会小说。所以，与此相关的词汇只有两个：人与社会，也就是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成为抒情诗的重要主题。在诗歌当中，面对各个季节和各个元素一成不变的更迭，诗人记录了他们自己绝望或者忧伤或者安详的存在方式（那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和历史性的方法；所以，在抒情诗当中， 历史 这个词就隐含在作为“我”出现的诗人身上）。在叙事文学中，通常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少数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冒险类叙事文学，它对18世纪的伟大史诗《鲁滨逊漂流记》进行了发展，或者像梅尔维尔的《白鲸》一样，以一个形而上学内容的象征性外衣的形式出现。
一种本能的趋向促使我选择作品中同时存在自然和历史（假如愿意的话可以称为社会）这两个因素的那些作家，无论他们生活在过去还是现在。不过，这个选择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爱好：我相信，在任何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家的作品中，
自然
这个词都是永远存在的。巴尔扎克也是一样，尽管他的所有作品都如同落帆的船只，因为在他面前敞开大门的，是那个新发现的大陆，也就是城市，那座纷繁庞杂的巴黎城，以及一个处于运动当中的社会里，命运的不断浮沉。事实上，巴尔扎克发现了这座伟大城市几近生物般的自然活力：声名狼藉的街道、明亮的沙龙、肮脏的楼房加层、监狱、出租房。巴尔扎克在对它们的描述中表现出的活力令人钦佩，而且时常超越修辞的范畴，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
或者夏多布里昂
同样是利用这种方法问候美洲的森林。巴尔扎克的巴黎是一座真正的丛林城市。继他之后，任何滥用这种相似性的模仿者的作品中，都不存在那种感觉，那是大地的汁液、植物的汁液，是伏脱冷和吕邦普雷画出的路线上，洞穴或者大海深处给人的感觉：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是真正生存于自然当中的人，是美德或者恶习中包含着田径运动员一样活力的男人和女人。所以，任何行为或者情感的爆发，仿佛都化作对健康或者强壮的考验。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人类的力量好像仍在拒绝接受人类与社会斗争所要面临的困难不同于和自然斗争的苦难这个事实。不过，人们好像已经意识到，那些胜利史诗可能是一些谎言。需要让人类明白，即使他的斗争没有希望获胜，他也仍然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人类的尊严要通过面对生活的方式来实现，即使他会失败。
在18世纪，伏尔泰从一种彻底客观的悲观主义，以及没有被任何天意的光芒照耀的自然和历史观念出发，为一种主观的乐观主义奠定了基础，对人类理智从事的战斗的命运充满信心。在他之后，对于事物的悲观主义越来越深地侵蚀了这种理智乐观主义的边缘，使人类的立场越来越不稳固。
失败，历史的自负，不可能以一种理智的模式去理解生命，这些将是19世纪中叶之后伟大的叙事文学内部的根本主题。甚至到了我们这个时期，世界上荒唐的暴行几乎成为整个文学共同的出发点。
假如我们把已经失去了最初对于经济和政治的革命冲动，而今除了自身的危机外不能做出其他预言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作为参考，那么对这个寓言（从几代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最初的能量洋溢，到占据越来越多阵地的一切皆空的感觉）做出解释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不过，这样做就会使我们只能对世界做出平淡无奇的解读：世界这个概念的色彩几乎总是时代赋予作家的颜色，不过那仅仅是一种背景，是舞台布景，重要的是向人提出什么要求，因为这才是起点，再有就是求助于哪些力量。另外，司汤达、普希金和巴尔扎克，尽管他们充满能量，却肯定不是乐观主义者；同样地，我们还想说，即使从最消极和悲伤的作家那里，也能够学会坚定与勇敢。
事实是，在福楼拜的作品中，现实主义文学在忠实于人类经验事实的方面达到了顶峰，得到的却是一切皆空的感觉。在积累了各种微小的细节并建立起一幅完美真理的景象之后，福楼拜用手在上面敲一敲，让我们看出那里面是空的，而且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意义。比如那部伟大的小说《情感教育》，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在厚达几百页的书中，你看到法国的个人或者社会生活在流逝，直至感觉到一切都如同烟灰一般在你的指间瓦解。甚至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的书中，在人类历史上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战争与和平》里，从公爵沙龙里的喋喋不休，到士兵营地里断续的声音，这些话仿佛穿越了重重空间，才从另一个星球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如同一间空旷的蜂房里蜜蜂发出的嗡嗡声。除了所有这些，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呼吸到那种无限之感呢？
在这里，推动叙事文学发展的力量不再是人类的行动和激情，而是无法触及的生命之流：是《马拉沃利亚一家》
中，从阿奇·特雷扎村渔民家的房子升上那清澈蓝天的窃窃私语和窸窸窣窣的声音，抑或是普鲁斯特作品中那些慢慢展开的长句，它们追随奔跑的感受、愿望，还有逝去的忧虑，试图挽留面孔、场所，还有如同烛光闪动时一样颤抖、伸长和改变大小的日子的画面。这种流动是自然和历史的总和，人类的个性在其中淹没，随后就失去了将其与
另一个人
分割开来的界限。
对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作家来说，这 另一个人 仍然是不具有明显特征的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他拥有一个名字和一副面孔，他就是 他人 ，以及他那副耐心忍受东正教传统带来的痛苦的形象。在托尔斯泰那部神奇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一位俄国贵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对生命的终结感到恐惧，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空虚、无用和没有意义。然而，专注于病房中卑微服务的农民，仅凭粗陋的智慧就战胜了这种恐惧。伊凡·伊里奇学会从他人身上认出自己和失去自己，而在失去自己的一刻，他也得到了拯救，并且战胜了对虚无的恐惧。《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那个试图理解和经历那个时代历史的悲剧性知识分子，可以说仅仅是在拿破仑军队撤退，而他作为囚犯跟在这支军队后面艰苦行军的时候，才找到了真理。皮埃尔找到的其实是普通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所明白的卑微真理。在托尔斯泰看来，人民代表的是真理，这种真理和自然其实是一回事。脱离了这个真理的社会或者阶级最终会枯萎。在托尔斯泰看来，这是历史唯一的活动，否则它就是骗人的表象。
假如说托尔斯泰以谦逊和放弃自我的方式向 另一个人 、向 他人 迈出了一大步，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像是驶入了大海，已经看不到陆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当中的他人，并非托尔斯泰那种自然和人道主义的基督徒，因为在他看来，这个 他人 不应该为人类服务，而应该服务于一个可怕而不可知的神祇。自然和历史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种痛苦的宇宙进化论，历史现实的否定性被设想为一种绝对的审判或者绝对的拯救。只有遭到践踏，人才能成为人。只有触及谷底，他才能得到拯救。
在这两位非凡的福音传道士身边，还有第三位。不过，他更加温和与谨慎，那就是契诃夫。他并不去说一些公理或者格言，而只是叹息。更确切地说，他使用一种轻松的笔触，将人类的叹息记录下来，其中的讽刺并不会破坏赞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尽管创作于理智和人道主义思想处于危机的时期，但是，它们并不想说服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无益的，邪恶无法战胜，物质是空洞的，痛苦就是幻想：作为医生的契诃夫记录下现代思想的这些诱惑，同时对它们进行了审判。他越是抨击故事中的小人物，就越会发现隐藏在表面的“尊严”面具下的自私、虚伪和狭隘，并向我们揭示出某种抵抗堕落的东西。这种东西超越了普遍存在的卑鄙，是一种我们应该称作人类尊严的触摸不到的品质，一种与资产阶级习俗中那种形式主义和虚伪的尊严截然相反的尊严。
因此，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宣扬的《圣经》中的伟大启示不断唤起我们的激情与赞赏之情，我们更愿意在谦卑的契诃夫所传递的不可知论中获得力量，它如同一块清晰的镜片，不会向我们隐藏世界上的任何消极性，也不会说服我们，令我们感到自己被战胜。
另外一位跨世纪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同样也是斯拉夫人。不过，他是俄国的敌人，而更接近最为实用的西方文明。这位波兰人后来获得了英国国籍。他的作品反映了同样的精神冲突，不过背景完全不同。在他的作品中，懒散和不抱希望的俄国农村地主，变成了一个正在扩张的由商贸船队构成的世界。
航海经历为康拉德那些已具有浓厚的理想内涵且行文上节奏如此流畅的难能可贵的小说，又增加了竞赛的味道和谙熟自己所谈话题的那种精确，这也是他的小说充满魅力的众多原因之一。康拉德对自然了如指掌：所有季节和所有纬度的大海，尤其是那些热带海岸浑浊而混乱的气候。这种自然所代表的，是人类的道德和理智应该反抗的纯粹的非理性，那就是台风（同名小说），而麦克·沃尔船长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冷静；或者代表了一位首次指挥航行的年轻船长所遇到的长时间的风平浪静（短篇小说《阴影线》）。他航行在印度洋上，那里的环境非常迷人，而热带的炎热气候和热病却消耗着船员们的力量和精神耐力。
对于康拉德来说，人类悬浮在两幅混乱的画面之上：一幅是自然或者宇宙的画面，那是一个黑暗而没有意义的宇宙；另一幅是人类黑暗的内心深处，他的潜意识和他的罪恶感。康拉德并没有止步于对其中一幅或者另一幅画面的研究；尽管存在一幅或者另一幅画面，他书中的人物却是能够使船只获救的英雄。无论是在甲板上，还是在纸上，都能够控制局面，这就是康拉德的道德理想。《阴影线》里的主人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在对是否具有此种能力的恐惧面前止步。他们能够直面对自己成熟的考验，并且获得了胜利。另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吉姆老爷，仅仅因为曾经有一次屈从于自己的犹豫不决，就始终向它屈服。因此，他也进入了一个长长的人物名单，那就是康拉德笔下完全任由自己被自然和内心的黑暗力量所征服的人物。他们是诗歌《南洋》（“Mari del Sud”）中那些搁浅的人，也就是在那些岛屿小港口的沙滩上搁浅的白人。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库尔兹，是刚果黑人中间的象牙商。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某种彻底的领悟：他明白这是一个不理智和消极的世界，于是叫喊着“恐怖！恐怖！”然后就死去了（小说的名字叫作《黑暗的心》）。
我们已经讲过自然了。那么历史呢？在康拉德的作品中，历史仿佛置身于一个纯粹的不受时间限制和具有象征性的世界。然而，他的整部小说就来源于一种敏锐的历史感。作品中根本性的历史主题，就是商队从使用帆船到使用蒸汽船的变迁。康拉德船长的英雄世界，小船主的帆船文明，是一个具有明确理性、工作纪律、勇气与责任感的世界。在他看来，那些由汽船组成的大型航海公司，仅仅是在欲望和利益的驱使下活动。港口里充斥着临时海员，他们粗俗而又肆无忌惮。即使在从事殖民地贸易的世界里，不列颠老牌资产阶级商人的文明，或者最初的商人—冒险家的浪漫主义，都被一群狡诈的商业代理和腐败的贵族所取代。不过，在康拉德作品中经常散发的这种 渴望毁灭 的气氛当中，从来都不乏对于人类的力量、道德秩序以及勇气的信心。尽管康拉德是一个固执的保守者，甚至是政治上顽强的反革命，我们仍然应该认为他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作家之一，这种人性通过工作来炫耀它自身独一无二的高贵。
为了摆脱社会意识中迫在眉睫的消极看法（世界大战的年代已经逼近），越来越多的少年作为主人公出现在叙事文学作品当中。这种关于童年的叙事文学非常普遍，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被有些人认为是一种“柔软的颓废主义”，是拒绝去考虑成年人负有的那些责任，尤其当文学借助新生的心理学讲述儿童和少年生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回到当代人内心世界那个初始和更加脆弱的部分。不过，少年人物进入19世纪的文学，是因为需要继续赋予人类一种发现和尝试的态度，使他有可能将每一次经历化为胜利，而这一点只有在少年的身上才可能实现。
我们不能忘记，意大利民族复兴的冲动在文学中仅有一个真正诗意的体现，那就是涅埃沃
作品当中的小卡尔洛，以及他在衰落的弗拉塔城堡周围的斜坡和沟渠上度过的那些冒险的日子。使得整部《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Confessioni d’un Italiano）熠熠生辉和充满动感的，正是小卡尔洛和彼萨娜的童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想一想小卡尔洛从阿提拉碉堡上面第一次发现大海的情景。
另外，早在19世纪30年代，司汤达就已经借助十七岁的法布里奇奥·戴勒·东戈，让读者经历了滑铁卢之战。当时，他连枪都还不会放，一个随军女商贩正在对他进行行为举止上的指导。这位令人惊叹的现代精神的先导已经理解到，面对军人的荣耀，成年人无法避免使用空洞的言辞。只有借助第一次发现世界的眼睛，才能够重新找回古代史诗带给我们的感动。需要借助一种讽刺使它减弱，但不能将它破坏。
然而，到了世纪末，司汤达凭借直觉感受到的悲观主义退却已然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意识。一些作家开始创作少年文学，而且装作是在为少年们创作，事实上，那些是作家想要讲给成年人听的故事。
这类作家中就包括了马克·吐温。这位隐藏在美国外省记者外表下的做事颠三倒四的诗人，讲述了哈克贝利和汤姆·索亚的故事。他们置身于装着木材的筏子和挤满奴隶的种植园，完成了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正是这部小说开创了后来所有美国叙事文学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与美洲最真实的史诗的先河。
另外，还有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以及他的五个灵魂（人们说他同时是文学家、清教徒、伦敦佬、强盗和少年）。他选择了这些灵魂中的最后一个，而且把其他几个也都装了进去。他为我们奉上江洋大盗或者苏格兰起义者的故事，还有那些借助英勇和机智而取得的胜利；他还对美德与残忍进行了二元论的对比。这一切都借助了那种惊人的轻巧和清晰的方法，几乎呈现出这个世界的颠覆性的画面，从而勾勒出他那个时代人的意识。他对于世界的拒绝本身并非逃避，而是公开宣布一种信仰。在这种信仰当中，道德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实是一回事。
不过，从吉卜林（Kipling）开始，儿童史诗也开始表现这种突然到来的世纪罪恶。尽管在他所创造的那些毛格利和基姆式的人物面前，我们是如此愿意尝试着忘记这些罪恶，认为他们的机灵并非来自新的生机论神话与新帝国主义（我这么认为）信仰的道德赋予他们的能量。
在我们这个世纪，儿童伦理神话躲进了我们内心那个由新的感性心理学打开的错综复杂的花园。普鲁斯特和阿兰·傅里叶与穆西尔作品中的青年特尔勒斯是同时代人。纯真之爱的绿色天堂，开辟了通向所有地狱的道路。
世界生着一副凶恶的面孔，而在男孩尼克（海明威最初几部小说中自传式的主人公）惊奇而无畏的眼睛里，童年如同一个残酷的成人礼。尼克的父亲是一位医生，要在印第安人的营地帮一位产妇分娩。他用渔民的小刀动手术，产妇的丈夫就默默地待在那里，因为无法忍受那番痛苦的景象而割喉自杀。尼克目睹了这一切：他的成人礼，就是锻炼自己忍受世界的残忍。
和康拉德一样，对于海明威来说，重要的同样是与自然的较量、勇气和懂得控制局面。然而，这一切掩盖的是空虚。海明威式的英雄希望与他们的行动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所有行动的总和，而且赞成采用一种手工或者无论如何是实用的技艺。除了懂得如何做好正在做的事情（钓鱼、打猎、炸掉一座桥，或者好好做爱）以外，这种英雄不再有其他问题和任务。然而，在他的周围总是存在某种需要逃避的东西，还有空虚、绝望、挫败，或者死亡的感觉。他将精力集中在精确地遵守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那些体育规则上面。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感到需要努力使这些规则与道德规则相符，不论他是在与一条鲨鱼战斗，还是在一块西班牙高地上抵御长枪党的进攻。
在海明威四十九篇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篇叫作《大双心河》（“The Big Two-hearted River”）。这篇作品是关于独自垂钓之人做的所有事情的一篇细致汇报：他沿着河流向上游走，寻找一个适合搭建帐篷的场所，准备食物，然后进入那条河，装上钓鱼线，开始钓小鳟鱼；接着，他把小鱼丢回水里，再钓一条更大的鱼，以此类推。这纯粹是一些动作的清单，是以迅速而清晰的方式勾勒出的风景画面，以及对人物精神状态的一些泛泛和缺乏说服力的记录，比如：“他确实高兴。”这是一个非常忧伤的故事，尽管自然是如此宁静，他的注意力也完全集中在钓鱼的动作上，但是故事本身，具有一种压抑感，以及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模糊的痛苦。
不论故事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西班牙内战这种血腥的场面，海明威式英雄的态度都不会改变。即使是去安安静静地钓鱼，他也会想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暴力、战争、野蛮的爆发等现实。海明威从来不支持暴力，但他接受这种屠杀的场面，把它看作当代人生存的自然场景。对于他来说，代表着这种对世界的态度的象征性仪式，就是野蛮但具有精确技巧的斗牛比赛。
然而，海明威的回答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纪掀起的阵阵血雨腥风的可能回答之一。自从文明前进的脚步走上了一系列的杀戮，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每个想法，每个原则，就都倾向于转变为一个非理智的神话。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关于世界（那个世界仿佛正在等待新生）之恶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更加令人忧虑。
20世纪20年代有两位同姓的英国作家，他们的姓氏如今具有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几乎是放在我们这个时代门槛上两个对称的大天使的号角，代表着全世界文学的两大主题：D.H.劳伦斯代表的是性和身心健康的神话与技巧和唯智力论文明之间的对立；T.E.劳伦斯
这位阿拉伯上校，代表了那些为不属于自己的战争而战的人，他遵循自己内心的规则，仿佛那是坚韧与男性气概的检验台。
在劳伦斯上校之后，另外一个考古学家改行为史诗叙述者，那就是安德烈·马尔罗
。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战斗，随后，他又以个人主义美学家，以一个对于行动，对于就像是他的“想象博物馆”中艺术品似的人物所具有的伟大（这种伟大绝对与历史无关）进行研究的学者的视角将它们讲述出来。
可以说，在我们这个世纪，暴力的画面使历史和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从最大范围的革命那些混杂的思潮当中，巴别尔
汲取了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笔下那个哥萨克的故事，并且在其中加入了现代对于暴力的理解，也就是把它作为一种不可避免且包含了善与恶的力量。
不过，由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启的话题，在美国被重新采用：在威廉·福克纳作品中那个令人心碎的南方，最残忍的罪行被染上一层宿命的色彩；每一个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凶手，除了无辜以外也是有罪的，除去他的罪行以外，同样也是无辜的。
饱含寓意的故事、戏剧，还有绘画，仅仅是将小说家绘制的图画补充完整。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受到一种不可知的权威的指责。为了生存，贝尔托·布莱希特笔下的人物必须用恶意和暴力来掩盖善良。在巨幅画作《格尔尼卡》（Guernica）上，毕加索将一座西班牙城市第一次受到德国轰炸后人类惊慌失措的画面定格了下来。
杀戮的现实已经逼近这个世界。对于仍旧懂得痛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 被激怒的世界 。在那个西西里的深夜，维托里尼遇见了正在寻找刀片的磨刀工人，需要磨快的武器与打磨尖利的牙齿，以便反抗杀戮。对于能够感到自己与一切事物的逻辑格格不入的人来说，对于加缪的《局外人》（l’Etranger）来说，这是一个 荒唐的世界 ；对于他，暴力如今已经没有了意义，因为杀人这个举动与任何其他生存的举动并没有什么两样。
假如在文学为我们绘制的那幅图画上，世事的发展与我们的期望相左，我们就因此归罪于文学，这是一种愚蠢的偏见和虚伪。有价值的文学使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产生意识：它将事物的道德内涵展示在我们眼前，以便我们做出反应。假如在我有时候提到的这些作家身上，我们会见到玩世不恭和可怕的东西，那也仅仅是为了唤醒我们道德上的反应。我们的道德习惯于以原本的模样接受世界上的事物，因而变得懒惰。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接受了这个曾经出现原子弹轰炸、集中营、酷刑室（即使在此时，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也仍旧回响着遭受酷刑者的呼喊）的时期向它提出的恐怖挑战。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努力不对更加糟糕的画面视而不见，并咬紧牙关，站稳脚跟。然而，久而久之，即使这种冷漠的历史主义态度也会成为习惯和漠然，不再是以真正的怜悯为基础的那种伪装的玩世不恭，而是真正的玩世不恭，说到底，就是道德的贫瘠。
在最近的几个月，我们又听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那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几乎是出于偶然，我们是最早读到这本小说的人，以至于几个月以来，我们在讨论中都无法谈到别的话题。它是一种不同的声音，其中回响着古代的那些声音。不过，这部作品只可能创作于现在，创作于我们这个痛苦的时代。它从苏联传到我们西方，就像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开始震惊欧洲的那些时期一样。这部著作来自一个与其官方形象非常不同的苏联，而且采用的是苏联作家那种一成不变的，来自无法模仿的天赋的，简单和自然的方法。帕斯捷尔纳克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暴力，不过，假如说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中，暴力被作为一种事实接受，必须经历它，才能从风格上超越它，进而理解和净化它的话，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却始终在明确地拒绝暴力。
一种根本性的神秘核心，将作为抒情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包含，而且使所有其他事件、行动和人类情感与之相一致的自然运动，是在描写短暂的阵雨和积雪消融时产生的一种史诗般的冲动。小说是这种冲动符合逻辑的发展：诗人试图将自然与人类世界的个人和社会的历史囊括在同一部作品当中，以便从整体上对生命进行定义。1917年，日瓦戈乘坐的火车驶向莫斯科，伴随着椴树的芳香，还有革命人群的喧嚣。帕斯捷尔纳克延续了托尔斯泰对于历史的批评：创造历史的既非少数伟人，也非占据多数的小人物。历史的运动就如同植物的王国，如同焕发出春意的树林。帕斯捷尔纳克的观念中两个根本特点也就由此诞生：其一是历史的神圣性，是自身的庄严化，它先于人类而诞生，即使它的悲剧性也同样扣人心弦；另一个是对于人类行为的一种隐含的不信任，不相信人类能够创造自己的命运，并有意识地改变自然和社会。日瓦戈医生的经历实现了一种沉思默想和一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完美的追求。
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暴力的担忧，唤起了我们对切萨雷·帕韦塞最优美的小说之一《鸡鸣之前》的记忆。即使在帕韦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创作的这部作品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对于洒下的鲜血表现出的惊愕与怜悯，那是朋友和敌人的鲜血。不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怜悯是俄罗斯传统中与他人之间神秘关系的最新体现，而帕韦塞的怜悯则是一种历史人文主义传统的最新体现，也为整个西方文明提供了灵感。
自然所传递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在帕韦塞的小说中，总是有一处风景、一条山脊、一抹田野的颜色，与记忆中童年时最初的发现连在一起，代表着那个完美的时刻，超越时间，超越历史，是一个 神话 。然而，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因素，一件已完成的无法逆转的事情的痕迹，一个暴虐、血腥的行为，一种无法抹去的记忆。
《鸡鸣之前》的主人公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像日瓦戈医生一样想要逃避历史的责任。主人公生活在小山上，那些小山永远属于他，而且他认为战争与其无关。然而，战争充斥了他人和历史所生存的自然。逃难者晚间爬上小山，同时，飞机在轰炸都灵。另外，内战也牵连了所有人，甚至包括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的他。对于他来说，自然曾经等同于对历史的逃避，如今，自然也变成了历史与鲜血。无论眼睛望向哪里，他的逃避都仅仅是一种幻觉。他发现，就连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历史，既包括他的责任，也有他的罪过。
现在，当田野变得一片荒芜，我重又来到这里漫步。我爬上一座山丘，随后又走下来，重新思考那个漫长的幻想，对于我人生的叙述就从那里开始。这些天，我经常会想，这个幻想会将我带往何处？引起何种思考？在这里，每走一步，几乎是一天的每个小时，当然，还有每个最出乎意料的记忆，都会让我想起我曾经怎样、如今怎样，以及我所忘怀的事情。这一年里发生的各种情形与偶然事件始终纠缠着我，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在我和这个因为躲避轰炸、躲避德国人、躲避内疚与痛苦而来到这里的男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当我想到逝去的人，想到那些如同野狗一样在路上奔跑的梦魇——我甚至对自己说，这还不够，为了结束恐怖，我们必须彼此撕咬，我们这些幸免于难的人彼此撕咬，甚至更加血腥——然而，事实是我，这个注视着在各种面孔和最近的焦躁情绪中搜寻的我，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感到自己脱离了自身，仿佛之前做过、说过和经受过的一切，都仅仅发生在他人身上，是他人所经历的故事一样。总之，这使我产生了幻想：在这里的家中，我找回了一个古老的事实，一个存在于我曾经生活的这些年，还有埃尔韦拉、卡特、迪诺和学校以外，也存在于我作为人曾经想要和希望的东西以外的生活；而且我问自己，是否会有一天，我能够从中摆脱。现在，我发觉在这一整年里，甚至在之前，甚至在我怀有一点可怜的疯狂的时候……当我们还年轻，战争的乌云还很遥远的时候，我都仅仅是生存在一种漫长的隔绝，一个无益的假期当中，如同一个玩捉迷藏的少年，他躲进一丛灌木，舒坦地待在那里，透过叶子望着天空，就永远忘记了从那里走出来。
不过，现在帕韦塞书中的主人公告诉我们，战争（历史）慑住了他：“有些日子，走在荒芜的田间，我会茫然一跳：一段干枯的树枝，一簇野草，一块岩石，在我看来都像是躺在那里的尸体。”小说以作家的一个问题收尾，这个问题来自发生在乡间的那些悲剧性的相遇，以及对于再次得到确认的对于人类博爱的意识。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事情发生到这步田地，这已经不重要了。“每个倒下的人都像活下来的人一样，责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人类积极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去，是因为需要赋予人类血淋淋的前进一种意义。“在让他洒下了鲜血之后，需要平复他的心情。”历史和文明的真正使命就在于这种 平复 ，在于 讲出一个道理 。这个世界越是毫无意义和凶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越是不可能置身历史之外，越是不能拒绝竭尽我们所能，为世界留下一个理智和人性化的痕迹。
最近几年，我们可以在文学和艺术最新的特征当中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屈从。我们生活在无形式绘画的时代，它希望表现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的生物生命的流淌：树汁、大地的汁液、血管里的血液、人类的细语和喧嚣，这一切的不断流淌。在诗歌当中，自然不再像到蒙塔莱为止的诗人那样，被认为是高贵的。从狄兰·托马斯开始，类比的结构摧毁了人类与那堆生命物质之间的所有差异。
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现在的文学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前卫运动的差别。在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乔伊斯以及像康定斯基那样最早的抽象派身上，那种主观主义的潮流好像要否定一切，否定人类是一个客观世界中的居民，以便他能够在永无休止的内心独白和自发的潜意识中航行。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某种客观主义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当《恶心》的主人公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并失去对自己个性的意识时，萨特就已经令读者联想到这个噩梦，这种跌入存在的大海的画面。然而，在萨特的小说中，这仅仅是一个否定的起点，是为了提出关于自我意识、选择和自由的诉求。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短短几年之前在法国诞生的这个新小说流派。那是由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创建的流派，他的小说《嫉妒》（La jalousie）现在已经翻译成了意大利语。今年，我们也经常谈到米歇尔·布托尔
，因为他的小说《变》（La modification）获得了勒诺多奖。在这部小说中，对于意识过程的描述完全是通过一些事物以及外在感觉来完成的。那是一些碰巧出现在主人公面前最没有意义的事物，而那些事物的相继出现，就构成了人物的思想过程，也就是叙述。这就是对于意识的消灭，或者是一种再次对它进行确认的方法吗？
在这幅物质占据主导的图画中，我们也可以加入一部最近几个月谈论最多的意大利小说，那就是嘉达
的《曼罗拉纳大街上的惨案》（Quer pasticciaccio brutto de via Merulana）。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罗马城，它就如同由人群、语言和方言、文明、肮脏与高尚等组成的一锅巨大而黏稠的粥。这种语言，就如同是由各种不同食材熬制的一大锅粥，显得格外突出。它并非乔伊斯那种主观性的意识流，而是一种物质的意识流。在这种意识流当中，对物质进行辨别和使其理性化的个体，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苍蝇，被食虫植物的花瓣吸了进去。作者与读者陷入了被讲述物质的沸腾当中，因此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不过，这种惊恐是一个判断的起点。读者可以通过它向外面跨出一步，重新与历史拉开距离，宣布自己有别于那种沸腾的物质。借助这条途径，我们就能找到个人意识和历史与自然事实之间的关系吗？
个性的屈服，以及面对物质世界的大海和一堆杂乱而没有差别的存在时人类的意愿，其结果只能是放弃对历史发展的引领，谦卑和原模原样地接受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想要在这里提到一条 不顾一切 的执拗路线，它把对待我们勾勒出的这个世界的态度中最为大胆的实例，与最缺乏幻想，也最具有一种积极力量（我们今天可以从书籍和生活中汲取的力量）的教诲，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