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的骨髓

1955年2月17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国际笔会（Pen Club）上，卡尔维诺应安娜·班蒂（Anna Banti）的邀请发表了这席讲话。随后，他又在意大利很多其他城市做过同样的演讲。1955年6月，本文刊登于《比较》（ Paragone ）杂志第66期。

一

我们经常会谈到当今文学中的人物这个问题：积极或者消极的人物，新的或者是老的人物。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讨论多此一举。然而，那些将自己对文学的兴趣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却始终在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文学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对历史进行反映，这是最符合它，或许也是唯一真实的方式：明白历史所从事的那些繁复而矛盾的活动是在为何种人物准备战场，同时赋予它敏感性、道德上的爆发、语言的分量，以及观察周围世界的方法。总之，只有诗歌才能教会我们那些事情，而非哲学或者政治。

很明显，一部作品或者整个文学时代预测、暗示，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建议和创造的这种人，或许并非小说或者戏剧中特有的那种完美的人物，但他的确存在；尤其是那种具有道德意义的人物，抒情诗歌或者道德家创作的散文中那些同样不乏个性的主角，还有从曼佐尼和维尔加最重要的著作开始，很多小说家作品中那个真正的主角，他与任何其他人物都截然不同。

因此，在思考当今的意大利文学中是否存在独具特色的人物，又是他们哪些人之前，我们首先要想一想，真正的主角到底是否存在？谁又是真正的主角？谁才是文学用含蓄的方式预测和建议的那一类人？

二

回答这个问题所遇到的困难，与每当我们要对今天的意大利文学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对它的状况做出评价，或者对它的发展线索做出预测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很多人认为，现在这个文学时期基本上属于“新现实主义”，而且，无论如何是以对现实兴趣的恢复，以及叙事文学相对于其他表达方法所占据的优势（不论在数量还是引起的反响上）为特点的；它仿佛在拒绝被他人以象征或者概括的方式，赋予一种典型的道德外貌，或者一种准确的人性特点。

借助戴着英雄的光环，或者作为亦庄亦谐的“世纪之子”出现的丰满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来表现自己，这并非主要属于19世纪浪漫主义的手法。在我们这个世纪，继浪漫派子孙的后裔，比如“邓南遮派”和“黄昏派”之后，文学史拒绝接受这种解读的方式，因为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文学，也就是隐逸派文学。如同其他一些从未缺少过人物的文学一样，隐逸派文学是一种充斥着风景、事物，以及人的内在情绪的文学。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缺失”的文学。然而，这种文学也展示了一种具有鲜明特点（借用一个著名的诗句：尽管赋予它的个性是消极的），而且与一个时代紧密结合（尽管也是以消极的方式）的人物形象。“隐逸文学中的人物”，除了那些无关痛痒的惊奇以外，不会接受被任何其他因素控制。他总是在充斥着舞台的那些东西的边缘之处发现真理；这个吝惜情感和感受，又仅仅凭借这些才能够真实存在的人物，这个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作为依靠，仅凭一层粗糙的、由二氧化硅构成的外壳保护，或者像鳗鱼一样躲躲闪闪的人物，这个仿佛是特意制作出来，以便度过那些不祥的时期以及他并不赞同的现实的，仅仅受到微小影响也冒着微小风险的人物，正是文学提供的一个典型实例，目的是解决人与他生存的时代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如今的文学评价表明，这个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对立，比表面上更加复杂和模棱两可。

三

我们应该说，“隐逸文学中的人物”是意大利文学表现的最后一种真实的人物吗？当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同样出现在那些新的叙事文学大师作品的核心位置。正是通过那些作品，文学才得以走出隐逸派的时期，并且获得了新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

《西西里对话》（Conversazione in Sicilia）中西尔维斯特洛那种抽象的愤怒，是感受到历史的悲剧，却只能在它的边缘上行走，只能以抒情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人所感到的愤怒。当然，尽管《人与非人》（Uomini e no）中的恩纳·杜埃使用炸弹，而且频繁参与集会，却已经无法加入历史现实。

尽管为了与隐逸派进行论战，帕韦塞以短诗的方式与工人、船夫和酒鬼通信，但是，他也从未让我们忘记，作品的主角并非工人、船夫或者酒鬼，而是坐在小酒馆对面桌边，斜眼注视他们的那个人，后者希望能够变得像他们那样，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作品的主角是被流放的斯特法诺，是《鸡鸣之前》（Prima che il gallo canti）中的科拉多教授，是那个明白应该待在一边，用诗人和知识分子那种元历史的目光，去阅读他人历史的人。

就这样，在被我们定义为佛罗伦萨派，或者托斯卡纳派的新叙事文学当中，真正重要的并非那种细微的现实主义的记录，而是记忆或者怀旧的屏幕。这个屏幕上放映的，是一种暂时性的拥有或者关系所包含的微妙的苦涩。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主宰的仍然是隐逸派文学中的人物，只不过他们多了些热情；与维托里尼和帕韦塞笔下的人物相比，他们的忧虑也更加缓和。

我们尚未谈到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小说，而且比任何人都明确地将表现自己所处时代的典型人物作为自己目标的那个作家：他就是莫拉维亚。然而，即使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又怎么能不从人物在道德上的“不参与”以及他们所做的“鬼脸”（也就是被作为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的，他们习惯性的厌烦），感受到他的作品与那一代文人所关心的主题之间的相似性：也就是“不参与”，以及与这个世界的消极关系的那些主题？

所以说，意大利当代叙事文学的诞生，是以统一性的缺失为标志的：一方面是一个抒情的、知识分子和自传式的主角，另一方面是大众或者资产阶级、都市或者古老农业的社会现实。对教育小说（Bildung-roman）的尝试，以及解放初年经常出现的，涉及与无产阶级接触的新人、密谋者、游击队员，或者抒情的知识分子式主角的故事，仿佛是见证抵抗运动的最为自然的道路。然而，它们并不能反映和强调真理，也不能表现主角内心的痛苦，或者人民史诗般的集体痛苦。

四

还有一些人，尽管是彻头彻尾的文人，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在历史面前感觉到自卑，甚至相信正是他们在用自己所有的幻想和文化修养来滋养历史，并使它更加丰富。卡尔洛·莱维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他看来，那些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诠释以及象征性的改头换面是了解现实的可靠且关键方法的人，是在以愉快的态度面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与对意大利现实的发现之间，以及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在作品《钟表》（Orologio）当中，卡尔洛·莱维通过描述帕里政府的倒台，反映了知识分子掌控意大利现实的幻想的失败。最终，他还是以积极的方式结束了这个故事：尽管现实政治对这种幻想予以反驳，但真理永远站在幻想一边。不过很明显，尽管一个满足于自己这种状态，而且自如地在大众世界和积极的政治分子世界中游走的知识分子，取代了那个愤怒而蠢笨的知识分子，但用来表现冲突的词语并没有改变。

洛克·斯科特拉罗，这个最崇拜卡尔洛·莱维也最善于模仿他的年轻人，能够在众多的意大利作家和诗人中脱颖而出，表现出他杰出的才能，并在政治生活中以具体的方式实现自己，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性的陪衬，这也并非偶然。斯科特拉罗当上了自己所居住的那座小城的市长。尽管仅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他还是能够很好地与人民交流，并打破一种孤立的状态。他在市民中间的活动游刃有余，甚至能够和市民攀谈，让他们发言，从而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即使在他的诗歌和叙事作品当中，真正的主题仍然是政治实践领域的挫折和在抒情创作领域获得的补偿。他那部未能完成的优秀小说《未成熟的葡萄》（L’uva puttanella），讲的正是他辞去市长的职务，隐退到父亲的葡萄园，重新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故事。卡尔洛·莱维完全可以说，这本小说与他的《钟表》具有同样的模式和意义。

五

假如说在法国，叙事文学仍旧能够坚决地面对关于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与历史运动方向之间关系的讨论，而且迫使社会关注他们的“官僚”问题，在意大利，尽管在整个文学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感觉到当今社会知识分子所处的那种不稳定的生存条件，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知识分子小说（Intelligenzen-roman），也就是讲述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讨论和想法的小说，或者是托马斯·曼和赫胥黎使用的那些表现手法。人们会说，在意大利，身为知识分子会感觉是个麻烦，是一种消极而又不存在救赎的生存状况，而这种状况甚至无法令人产生卡夫卡或者乔伊斯那种进行强有力讽刺的愿望，而仅剩一种无声而又局限的啃食。让我们来想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期的俄国，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表现是真实的，反映了他们的所有想法。或许，甚至连对于“人物的知识分子外貌”如此关心的卢卡奇（Lukács），也不会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此缺乏特点的文学感兴趣。尽管如此，对于他所进行的调查来说，这种文学无疑构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领域。

六

出于一种可以说是天生的对于陷入社会学图表的恐惧，我们不会在这个领域内冒险。假如并非仅仅为了快速解读这种对于认识而非文化层面表现的拒绝，我们可以在某些意大利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身上，找到这些知识、道德或者果断行动的极少实例；我们也可以在女作家的作品中，更多地见到这种例子，它们时而是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而仅仅反映在意愿上面。

当然，对于那位并不相信人物作用的作者帕韦塞来说，他笔下最精彩的人物无疑是《唯在女人间》［Tra donne sole，选自《美好的夏天》（Bella estate）］里面的那个克蕾莉亚。她在都灵开了一间时装店。这个辛勤劳动的女人能够自给自足，忍受痛苦，而且具有生活经验。对于周围社会上的恶习和价值，她仍然存在着好奇和怜悯。但是，她内心坚强，就像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人一样，是一个懂得像贝库齐奥这样的粉刷工有多少价值的女主人。于是，她带着他共进晚餐，然后上床，但仅仅一夜而已，随后一切就结束了。因为她明白，要想建立一种最简单和诚实的关系，那么最多只能这样，否则最终会破坏一切。这个克蕾莉亚或许显得冷漠和自私，但她对于罗塞塔的命运又是如此关心，因为在这样一个能够污染和破坏一切的社会里，这个女孩的心灵却是如此年轻而纯洁。出于他那种令人悲伤的自残者的暴力，帕韦塞习惯于通过一些限制性和虚伪的画面来表现自己（甚至是日记里那些残酷的画面）。当然，他从来没能通过克蕾莉亚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这个如此完整（克蕾莉亚就是我！）、积极、具有帕韦塞本身特点的自传式人物来表现自己的思想。除了克蕾莉亚以外，帕韦塞从来没能通过任何人物向我们讲述他生活中的关键性元素，以及他真正的救赎：工作，也就是他对于工作那种不同寻常的固执而贪婪的热爱（日记的另一面），他作为一名老练而不知疲倦的工作者的蔑视和傲慢，以及他通过个人创造，并且参与到一个生产过程当中，从而完成的自我实现。

然而，这个积极人物的诞生，几乎是违背他意愿的。我们不能称之为一个爱情故事，因为那些女性的外表并非作者描述出来的，而是来自我们艰难的想象。从这些外表的下面，也透露出作者那种干巴巴的、粗糙、僵硬的风格。假如说作品中存在着某种新的东西，那也并非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而仅仅是为了强调我们这个发言中的一些词语。要想创造一个完整而非用抒情来填充的人物，就要将其想象成一个女性的形象，这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已经被战胜，也证明在隐逸派时期诞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笔下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相遇表现出他们身上唯意识论的特点，这种相遇并没有演变成一种结合，而是变成一种控制吗？

七

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严格的定论，在更年轻的一代小说家的作品当中，“我”—诗人—知识分子这种类型的人物，仿佛被彻底消灭，不复存在。现实世界，那个“他人”的世界进入了近景。不过，这个世界几乎从来不是一个经过诠释和研究就能确定其指导原则和运动路线的世界，也不是通过理性经验来反映的世界，而是一个先于意识诞生的、粗糙的世界。它从整体上被接受，却没有针对它的组成部分列出一张清单。这种接受，时而因为强烈的情感而兴奋，时而又显得消极，因为记录它的人只会采取客观的方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作家的作品中不存在“我”，而是那个“我”非常注意想法的表达；注意仅仅表达最根本的，比生理因素稍稍深刻的兴趣；注意带着某种类似于道德评价的东西，去参与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情。叙述者的观点，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远离知识分子的观点。

在这种背景下，维托里尼拒绝在自己那些“不起眼的文章”中，为原始和不假思索的生机主义、未受文化影响的自发性，以及仍旧充满生命力的见证的胜利发起任何改革运动。在最近半个世纪的文学中，这种文学风格具有本身明确的历史，而且，仿佛生来就是为了表达在物质战胜人类的情况下，对诗人和人类的消灭。然而，这种对生命力和非文化表现出的让步，并非仅仅是维托里尼作为评论家的假设，而是处于孕育当中，蔓延在年轻人出版或未出版作品中的一种现实的世纪之恶。假如我们看到作品中一些新的主人公穿行于屠杀、奸淫、悲惨而可怕的故事当中，他们身上有时也会发生砸开头颅、劈开腹腔或者乞求施舍的事情，而表面上却始终是平静、迟钝而残暴的年轻人，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知道，这仅仅是抒情的知识分子式主角的极端伪装。如今，除了将自己除掉，他已经没有别的赌注可以下了。

八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应该将这种致力于对平民大众的世界，以及从方言的贡献中汲取营养的语言进行客观体现的叙事文学，整个归功于“幸福的无知”这种风格。因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使用同样表现手法的风格，它精致而灵巧，旨在以精致的方法使用大众化的语言材料，用俚语来构成具有风格的拼贴（pastiche），并借助一种意义丰富而有力的词汇，使消失的那些表达方法重新恢复活力。或许，这两种风格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彼此对立。二者都要求具有一种有修养的敏感性，以及对于原始的兴趣，甚至是共同爱好，或者是作为具有文雅而灵巧风格的作家，或者是具有“幸福的无知”的读者。叙事文学在这两种风格肤浅而又典型的作品之间穿梭，就如同是二者之间的眉来眼去，像是文雅作家为天真读者设下的骗局：让他阅读一篇看似粗糙的作品，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又或者是一位文雅的读者在取笑一位粗陋的作家，享受后者不知如何表达的某种东西。就这样，在这两种含糊不清的创作和评论活动中，两个词汇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意识与大众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将永远延续下去。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意识比任何地方都倾向于大众的世界，如同倾向于一种与之相反而不相干的东西，将它当作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来接受，并且从它严厉而变幻的色彩中获得满足，继而寻找其中隐藏的精致。

九

可以说，方言诗歌的再次流行，以及对同样用方言写成的叙事文学的尝试，也是以上述两种情趣和态度为标志的。不过，我们相信这两种文学形式并非是作为必不可少的运动而诞生的，而是标志着衰退和疲惫。文学语言的确应该不断关注通俗口语，从中获得给养，并进行创新；但是，它不应该在其中消失，也不应该把对它们蠢笨的模仿作为游戏。相对于他同时代的人，作家应该能够讲出更多的事情。他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加完整和尽可能具有功能性的语言，而不是心存感激地去模仿那些方言，因为方言中尽管充满了趣味、活力与智慧，但也包含着不得不容忍的伤害，强加于它们的局限，以及一些无法摆脱的习惯。

十

不过，我们需要将方言的复苏放在更加复杂的地方主义复苏的背景中去审视。在意大利统一后的那些年，作为对这个新兴国家所具有的如此不同和无法沟通的现实的意识，地方性的真实主义具有一种明确的历史意义，也获得了新的动力，而且目的明确：在法西斯主义将意大利变成一个惨不忍睹而又面目全非的国家的很多年之后，我们感到需要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一次细微而又深刻的发现。更能满足这个新需要的工具，也就是让作家能够像古人一样对历史和政治进行分析的一种杂文和问题类的文学，遭到了大家的忽视。在典型作品《基督不到的地方》（Cristo sièfermato a Eboli）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文学界中所有的能量无一例外地瞄准了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而，尽管叙事文学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尽管像现实小说这样借助如此复杂的装置进行的创作，也无法在一片思想耕耘过的土地上诞生。在创作出如此多涉及地方和社会事件的小说之前，或许首先需要创作对各个城镇、习俗、机构和问题进行诠释和思考的作品。如今，我们把表现这个或者那个地理区域的“真实面貌”的任务，交给了长篇和短篇小说。这个要求是错误的，因为小说属于历史范畴，而非地理范畴。一部小说的真正主题应该是对我们时代的定义，而不是对那不勒斯或者佛罗伦萨的定义。它应该是一幅画面，解释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作家需要那些地点，那些尽可能确切的和他所热爱的地点，因为它们是在故事中使事物活动起来，或者是故事赖以发展的具体形式。然而，这些地点和地方性的习惯，这座或者那座城市，这些或者那些居民的“真实面貌”，我们都不能把它们作为小说的内容。尽管作家要从他最热爱和了解的城镇的实际出发，但他的目的应该是“创造历史”。我们已经明白历史永远都是当代史，是对未来历史的积极参与。

人们会说，没有人真正以地理—社会性的描述为目的进行创作。那些将作品与地点紧密相连的作家，他们是在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生活节奏的表达中，寻找一个地区的秘密特征。然而，这种过分的感动，这种对于激动的思乡之情的需求，才是首次真正的对于历史的拒绝。同情和激情并不是理解当今世界最好的精神状态，这样的做法仍然属于浪漫派的活力论，以及模糊的神秘主义的合唱。与其在新老城市混乱的节奏中寻找一个无知的神祇，我们更愿意在一种存在、奇遇或者爱情的更加铿锵和线性的节奏中，寻找稀少的真理的种子。它的背景位于人物背后，而不是叠加在他们身上。正是因为它位于人物背后，处于边缘的位置，没有留下很多痕迹，才越发显得真实而清晰。

十一

我们刚刚列举的那些文学风格，是在试图实现客观性，而不是进行理性层面的介入，也不奢望进行评价、展示和说明。有些人认为，这些风格是对于更高层次的诚实的渴望，是一种不论断（nolite judicare），就像是为了避免冒险而预先设定作家面对一些事件时的态度，比如对意愿论，尤其是对政治意愿论的批判。

我们相信，政治上的义务、参与或者妥协，甚至责任，是当今作家的自然需求，或者首先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自然需求，然后才是作家的需求。我们的这个时代超脱于混战之外（au dessus de la mêlée），因此是无法理解的；相反，越是生活在其中，越是处于火线之上，才越是能够理解这一切。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所采用的是通过非理性抒情主义和几乎与那些集体力量保持着神秘联系的动力，从而使灵感和语言发生膨胀的表现主义意愿论。同样地，我们也不再认同那种过分谦虚，将自身的历史功能等同于说明和教学功能的文学。

假如谁能够理解政治运动有多么复杂、微妙、困难和丰富，并因此热爱它和学习如何从事政治活动，假如谁明白劳动斗争取得成功需要才能、细致、耐心和道德这些珍贵的品质，那么，对于从表面上模仿政治和工会领导人活动的作家，或者更有可能要求作家这样去做（要求作家从评论分析过渡到揭示，再到指出解决的方法，着手进行战斗的准备，对于不足进行批评，再到寻找积极的解决办法，等等）的评论家，他永远会感到不满和厌倦。文学与艺术的这种对党派组织和国家劳动者协会进行纯粹和简单模仿的倾向，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知识分子自负情绪的残余。我们在其中仍然能够碰到古老的二元论思想：作家几乎是出于对政治领导以及他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嫉妒，才试图重复政治领导所做的事情及其思考过程本身。这种重复并非发生在实际中，而是发生在纸上，是通过提出工会斗争和组织的典型问题，用他认为最正确而有效的方法解决它们，并幻想通过这种方法教训别人，从而完成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政治真正完成的事业。作家（尤其是评论家）的这种幻想，其根源在于旧的社会民主的传统思想，它将说教等同于实践，将教育等同于革命。而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棋子同样是在遵循这条道路。现实中的事件永远比小说中讲述的要庞大和真实，而且更具有教育意义。书中表现的那些积极分子，无论在明显的人类特征上，还是作为历史上的新生事物，都远远比不上在现实中经过艰难磨炼而形成的斗士。

十二

一些人相信文学是历史中一种积极的存在，相信文学是一种教育，在程度和品质上无法替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个类型的男人或者女人，是历史中那些积极的主角，那些在实践中与事物接触继而形成的新领导阶级。文学应该去面对那些人，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还应该教授他们知识，为他们服务。而且，文学只能在一件事情上为他们服务，那就是帮助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敏感，并且在道德上变得强大。文学可以探寻和教授的东西不多，却又无法取代，其中包括：注视身边的人和自己的方法，建立起个性化和普遍性事件之间的关系，使小的或者大的东西获得价值；考查自己的局限性、坏毛病，还有他人；找到生活中各种事物之间正确的关系，爱情在生命中的位置，它的力量与节奏；死亡的位置，以及应该如何去思考或者不去思考它；文学可以教会我们严厉、怜悯、悲伤、讽刺、幽默，以及另外一些类似的、必要而又困难的东西。剩下的东西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学习，从科学、历史、生活中学习，就如同我们所有人都要不断地学习一样。

十三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建立与现实的一种情感关系，也不是同情、思念、抒情、怜悯的方式，以及针对当下困难的那些欺骗性的解决方法。那些不愿意隐藏这个消极世界中任何现实的人，他们那张苦涩和稍显扭曲的嘴巴，其实更加恰当。只要他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更多的谦卑与洞察力，能够不断地捕捉那些在一次人类的相遇、一种文明的行为，以及一个小时流逝的方式中，出乎意料地在你的面前闪烁并表现出正确、美丽、真实的东西。面对一个瓦解和杀戮的世界，尽管我们并不相信世界完全是消极的，却也无法用高兴、甜蜜而欢欣的表情来取代否定的文学，危机中的文学，以及遵循极其糟糕的纲领和存在主义思想的文学在人脸上勾勒出的这张苦涩而稍显扭曲的嘴巴。这种生活在人类历史抛物线的最低和最悲惨之处，生活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氢弹的危险之中的意识，是我们所有想象和所有思想的起点。但是，我们无法容忍那种自负，那种冷漠的玩世不恭，以及那些明白一切却不发火的人，还有那些不尊重、不欣赏男人和女人的行动、大胆和坚持之人的目光。这种尖锐的否定意识，我们完全不希望它有所减弱，因为正是它使我们觉察到，在这种否定下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活动，在感到痛苦，某种我们无法感受到消极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它属于我们，仿佛它是某种总在最后关头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

十四

在葛兰西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罗曼·罗兰作为革命口号来引用的，具有斯多葛派和詹森主义意味的一句格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意愿上的乐观主义。”在周围充斥着尖锐的否定性智慧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看到的新文学，应该能够表达促使古代诗歌中的骑士或者18世纪旅行回忆中的探险者行动起来的那种清晰而积极的意愿。

智慧，意愿，提出这些词，就意味着信任个体，并且拒绝接受他的瓦解。如今，没有谁比学会将历史问题作为集体、大众和阶级问题提出，并加入遵从这些原则的群体当中的人，更能学会了解个体特性的价值，了解它具有多大的决定性，明白个体在每一个时刻都是自身和他人的裁判，了解他的自由、责任，还有惊慌失措。我们希望创作或者阅读的是描写行动的小说，但这并非由于遗留下来的生机论或者能量论的影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人类经历过的考验以及战胜这些考验的方法。最久远的童话的模式：被抛弃在树林中的孩子，或者要在与野兽和魔法的冲突中获胜的骑士，仍然是所有人类故事不可取代的模式，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伟大小说的模式，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一个无情的自然或者社会中活动，并最终实现自我的故事。我们最铭记于心的古典主义作家，就出现在从笛福到司汤达的这个囊括了所有18世纪理性主义光芒的时期。我们也希望创造出充满智慧、勇气和渴望，却从来不会满怀激情，不会满足，也不会心存狡诈或者傲慢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

十五

让我们想一想人类和理性的智慧在与它的两个最大的敌人（理智、节制和含沙射影的狡诈，与缺乏理智、持泛神论且具有一种虚假的宽宏的激情）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认为，这个行动应该发生在诗歌里面。只有当惠特曼的追随者们那种轻易燃起而又不加区分的热情与浓缩而严格的隐逸派形成对立的时候，这个行动才能够完成。（现在，一些人降下了文学文明之旗，又升起了工业文明的旗帜。在他们看来，隐逸派乔装为具有抽象和非人性的完美的工业齿轮和镀铬管。）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不同风格的诗歌的某些迹象。正像如今我们需要的那样，构成这种诗歌的成分更多、更复杂，也更牢固，由各种想法相互交织而成，其中出现了各种人物、时期和地点。我们希望诗歌更加坚固和重要，并且在叙事文学面前重新显得旗鼓相当，而这也正是为了让叙事文学更加坚固和重要。

十六

对创造性作品的想法和理由所处的地位重新进行更为平静的审视，就意味着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在作品中出现，并且被当作某种诅咒和谴责的状况已经结束。或许只有到了知识分子接受本身的那种存在方式，感觉自己融入了社会，并且成为社会中具有功能的一部分，而不需要逃走或者逃避它，也不需要隐蔽或者自我惩罚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我们这一代人（假如这种说法有意义的话）在贾伊梅·平托尔的检验和纲领中找到了自己：在外部世界如此具有戏剧性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不可能成为对于超验的渴望，或者成为内心世界的戏剧；我们的力量只能去经历外部世界的戏剧，也就是那种极端冷漠的评价，那种捍卫本性的安静愿望，正是平托尔为这种外部世界的戏剧提供了如此清晰的例证，即使转移到政治斗争和行为的层面，情况也是一样。

对于本性的反抗，是无法融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也是很多人身上所具有的遭到谴责的标志，尽管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作为，而且愿意作为新人和作为历史的革新者。他们是一群脆弱的自我惩罚者、道德家，对自己的兴趣进行系统性的颠覆，想要把自负和傲慢装扮成严肃的理想主义，把一种狭隘的文学国家主义的自负装扮成对于民族传统的崇拜。然而，历史革新的发展，靠的是那些在自己的本性和教育上都没有欠账的人。他们明白自己是这一切的一部分，明白在一个更加复杂和动荡的价值经济当中，假如局限性和缺点被如其所是地接受，那么它们就会重新变得积极起来。

十七

这是某种返祖性的节约意识，它感觉到自己生存在一个疯狂挥霍的时代，因而变得尖锐，强迫我们不要切除自身最小的部分，并尝试尽可能使用过去的东西。

以平托尔为例：他的性格是人类性格中最为离奇的，也是与颓废主义、逃避和模棱两可的道德观最不相干和背道而驰的。然而，他同样来自完全属于欧洲颓废派的文学教育，也向我们证实了，由于读书方式的不同，书籍既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每首真正的诗歌中都存在着狮子的骨髓，它是一种营养，有利于建立一种严格的道德和对于历史的把握。严格地使用语言，不去满足任何浪漫主义的要求：一种打了折扣而且难以理解的现实感，不在作品中加入最为显眼的表象，也不在对于善与美的体现上吝啬，这就是平托尔（他是里尔克的译者和蒙塔莱的读者）从先于他的文学文明中吸收到的狮子的骨髓，这是一种渗透进行动和历史智慧当中的风格给予我们的启示。我们把他的这种行为当作一种典型。借助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文明”之光不再显得那么衰落，它的复兴也更加坚定，几乎是怀着自豪。就这样，我们希望穿越整座压在我们身上的否定文学（那种由诉讼、局外人、恶心、荒芜之地和下午的死者构成的文学）的大山，希望找到能够支撑我们的脊梁、使我们获得力量的教诲，而不是向指责让步。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试图将任何东西变甜，或者让任何不情愿的人去适应这个游戏，因为这种文学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正是它仍旧包含的如此多的苦涩，以及仍旧存留在我们齿间的沙粒。

十八

我们反对不理智和晦涩的尝试，但希望了解出发去与妖怪搏斗的人所走过的道路：他们时而在阵地上不动声色地迎击敌人，时而把自己也化装成妖怪，时而发起挑战，时而又惨遭失败。于是，我们仍旧经常阅读托马斯·曼、毕加索、帕韦塞，继续记录他们胜利与失败的次数。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有些人时而会殷勤地提起我们注意的，上述作家所具有的那种“颓废主义”，而是居于他们作品中心的理智的人性，以及触碰到火焰却不会被灼烧的那种典型的准确。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那个时代所有问题的基础之上，他们将最具戏剧性而又彼此对立的字眼拿来比较，他们位于一种文化和一个时代的结点之上。令我们恐惧的不应该是颓废、不理智、残忍，以及向艺术和文学的死亡的奔跑本身，而是我们不断在人类和各个民族的生活中看到的颓废、不理智、残忍，以及向死亡的奔跑。艺术和文学能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使我们免疫，能告诉我们哪里是可以掩护自己的战壕，哪里是可以发起反击的突破口。我们处在一个需要警惕的时代，不要把现实中和书面上的可怕之物混为一谈，也不要忘记，我们所要做的是使用可怕的诗歌赋予我们的武器，与可怕的现实抗争。对于书面上可怕之物的恐惧，是知识分子一种职业性的扭曲，而我们要把这种恶习完全留给他们。从阅读中获得乐趣的年轻人、工人和农民，总是带着好奇、希望和惊奇，打开一本新书。我们希望，我们的书也会永远以这种方式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