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1980年4月，《文学机器》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收录在“鸵鸟”丛书。卡尔维诺为这部文集撰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我们的版本中也收录了这篇前言），文中他与自己的那些发言稿，以及在十多年中所扮演的“具有倾向性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拉开了一定距离。他在序言结尾处写到：“如今，我可以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能够重新阅读它们，也让他人再次阅读它们，以便使这些文章停留在属于它们的时间与空间里；与它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以正确的角度和方式对其进行审视；重新勾勒出它们主观和客观的改变与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处的位置，对一切盖棺论定。”

事实上，卡尔维诺还撰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的目的很可能正是为了介绍这本文集。后来，他明显更加喜欢另一篇文章所采用的朴实方法，以及果断甚至生硬的腔调。无论如何，卡尔维诺也想让读者了解这篇更加具有分析性和与历史紧密联系的文章，因此将它发表在1980年4月15日的《共和国报》上面（文章的标题是《在那块石头下面》），当时卡尔维诺刚开始与这家报纸合作。以下我们为本套“奥斯卡”系列丛书的读者全文刊登卡尔维诺的这篇序言。

我与自己撰写的评论性文章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关系。那些叙事性作品，无论好坏，一旦创作完成，就不会再改变。我既不能改变那些作品，也不能假装不曾创作过它们。短篇或者长篇小说一旦成形，便获得了稳定性和独立性，以及在世界中流传的权利，而对于那个世界，我感觉自己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利。然而，那些思考性的作品，我却从来不会认为它们已经完成或者与我脱离关系。这些作品属于口头表达的自然流动，属于复杂的推理和悬而未决的判断。我几乎可以说，它们是口头表达中发生的意外事件。尽管我抛出一些不容置疑的说法，但还是觉得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犹豫。

有些作家不会让自己的任何作品在抽屉里老去，还有些人将发言稿和应景之作集结成册，作为他们所有作品的主体结构，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永无休止的讲话，其中包含了复杂的含义和诗意的表达。然而，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或许出于发自内心的一种怀疑，我无法全身心投入一场完全确定的战役，比如像帕索里尼那样，要求揭开方言以及谦卑的前科技化意大利的真相；或者是佛尔蒂尼（Fortini）的道德改革，他对一个获得新生的社会做出了预测（我的这些作品经常会与他们两位的作品形成某种对话）。还有一些作家建立起自己统一的写作风格，无论是涉及虚构文学，还是对于现实进行批评和评论的作品：比如说阿尔巴西诺（Arbasino），还有桑奎内提（Sanguineti），不过，后者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他们的作品如同一本始终在延续的书，一篇连续不断的日记。我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每一次的创作当中，我都觉得有必要将作品结束，然后再重新开始。

在过去的岁月里，假如有人敦促我将这些文章中的几篇重新出版，我都会回答他们，我不认为这些文章的创作已经结束，还需要增加一些文章，以便使我的思想更加明确；又或者，我觉得这些文章与一些过渡时期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因此需要等待周而复始的历史再次赋予它们现实性；又或者，我所捍卫的理论性阐述，与我作为作家的具体实践的做法之间存在着过大的跳跃，所以，我首先需要在两岸间修建一座桥梁。

现在，这本文集出版了，而我距离出发点如此遥远，已经不知道还能修改和增加些什么。如今，时间在这些纸张上面覆盖了一层同样的锈迹，将偶然性变成了时代的见证。如今，我可以在这本书中辨认出一幅图画，它的形成独立于我的意愿，是一个逐渐具体化的主题，是一条路线和一起事件，尽管它们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终点，但我们可以赋予它们一个确定的意义。

简而言之，这本文集的主题可以被认为是：在某些年间，有个人曾经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通过建设一种文学来建设一个社会。随着年代的流逝，他发现自己周围的社会（他所说的是意大利社会，但同时也在关注这个社会与变革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之前的计划和预测不符，这个社会成为某种越来越无法掌控的东西，而且拒绝任何的模式和形状。文学同样拒绝任何形式的规划，不愿意被限制在任何话题当中。在一段时间内，这本文集的作者努力理解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形式，创造越来越详细的格式，而且不断移动进攻的战线。后来，他逐渐明白了，其实问题在于他的根本态度站不住脚。他开始认为，人类世界的核心或者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又或者是由那些非常细微和几乎微观的事物构成。而且，对文学的观察也应该通过以上的双重角度。我在对这本集子进行“剪辑”时选择的文章，或许可以勾勒出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当然，对于这本文集的阅读，我并不希望强加一种唯一的原则。假如有人在文集中看到另外一个故事，他只需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个观点进行展示。

至于这本文集的标题，最初我想从各篇文章原有的标题中挑选一个适合的书名。然而，这些标题大部分都非常大胆，而且充满自身的含义，比如《狮子的骨髓》或者《挑战迷宫》，而我寻找的标题应该适合我当下重新审视和总结人生经验时的心情。我选择使用“盖棺定论”这个标题，是为了说明这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故事，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去对这个故事歌功颂德；是为了说明，只有在远离很多没有根据的奢望时，才能重拾一个话题。然而，“盖棺定论”这个标题也表明了一种需要，那就是忠实地叙述自己的经验，以便它能够对我们起到某种作用。

无论如何，标题是在文集完成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而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决定从哪里开始选择这些文章。我打开年轻时期的十几年间发表的文章（包括我在《团结报》、《复兴周刊》、《当代周刊》上面发表的文章，它们还可以——鉴于如今我已经开始这样做——成为另外一部文集的材料，成为放在更加久远的地质层之上的石头），然后，我在这部文集的开篇处安排了一篇1955年发表的文章，也就是《狮子的骨髓》，作为对往事的回忆。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整个时期的概括，并且希望确定一种文学路线，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是后抵抗运动时期左派文化问题范畴内的“道德和文明”的路线。

《狮子的骨髓》中阐述的路线，我可以将它定义为对于有意识而且理智的主题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性的捍卫，而且，后面的文章也延续了这条路线。不过，尤其是从1959年发表的《物质世界的海洋》开始，可以感觉到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期。这种改变并非仅仅因为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转变（我在1956至1957年间脱离意大利共产党），更多是因为我周围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它同时也要求采取其他的方法。时间开始穿越20世纪60年代，那些年间发表的文章，从重要性和数量上来讲，在文集中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

那是埃里奥·维托里尼创建并出版杂志《梅那坡》的年代，这本杂志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杂志创刊于1959年，在1966年它的缔造者去世后结束）。在与人交流，进行论战，以及乐观主义方面，那些年都代表着维托里尼最富活力的时期。在他的敦促下，我发表了两篇文章，试图对多种文学经验进行整体上的梳理：《物质世界的海洋》谈论的是当今国际现实的各种倾向，《挑战迷宫》（1962年）则涉及先锋派的历史。

一方面，那是先锋派文学开始兴起的时期（首先是“最新的诗人”，然后是“六三学社”）；另一方面，当时还出现了意识形态—政治领域的新先锋（《红色杂志》和《皮亚琴察杂志》），这种先锋为1968年那些新左派群体开辟了道路。《梅那坡》立刻与新先锋派文学建立了联系和交流，而与意识形态—政治新先锋之间的关系，则主要是从中获得各种论战的主题，因为政治领域的新先锋派在《梅那坡》的文化路线中看到了“系统理性化”中关键性错误的各种极端。这就是我在《梅那坡》上面发表的第三篇文章所面对的症结，文章的标题就是《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1964年）。文中不仅将此前对于整理和编辑目录的热情用在文学上面，也用在政治理论化方面，从而维护一种“理想化”想法的连续性，并抵御新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老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是它拒绝任何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传承关系。

这篇文章是我将所有可能的反对意见都纳入一幅总体图画当中的最后一次尝试。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为自己掩盖一种现实，那就是我的那些诠释方法相对于复杂的世界来说并不适合。因此，我放弃了所有大胆挑战的腔调，也不再尝试奢望穷尽一切的概括。到那时为止始终在支撑我的，对于工业社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信念（我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不断提到这种发展，证明了我相信意大利能够在生活水平、思想和经济—社会体制上，逐渐接近美国和苏联），表现出它的不可持续性；同样地，工业发展之糟糕也令我们无法进行长期规划。“不再讲废话”这个想法，是在我1965年撰写一篇文章时偶然跳出来的。今天，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是文化领域发生革新的时期，我们发现人文科学领域的认识方法并不能够使我们了解世界。在这个时期，尽管我仍然坚持从根本上拒绝采用倾向于包含一切的体系，但是语言学、结构人类学、符号学等领域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文章当中。我更愿意在自己周围汇集一堆各不相同，而且彼此并没有联系的元素：除了“人文科学”以外，还有自然科学、天文学、宇宙学、演绎主义和信息理论。（在叙事文学方面，在1965年和1967年，我分别发表了《宇宙奇趣》和《时间零》。）在探索科学语言为表达提供的可能性的同时，我还支持采用谎言最少，因此也最为可信的语言，也就是想象中所包含的“滑稽”和粗俗的方面。（当然，这种滑稽的方法经常出现在我的创作实践当中，但是我要说，直到这个阶段，这种方法才在我的评论中找到了应得的位置。）一个与所有这些方面相关的名字开始被我频繁地引用，那就是深受拉伯雷和大百科全书派影响的雷蒙·格诺。

说到这里，我们所讲述的历史来到了1968年。当时，集体思想意识和社会功能方面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变化。尽管如此，我找到可以用来填充文集中“1968年”这个方框的唯一文章，是对维托里尼的纪念。在去世之前两年，他被认为是发生在“1968年5月”的那次运动的先驱。对于自己的沉默和后来撰写的这种类型的文章，我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当时，我注意到世界发生了变化，但不知道它正向何处发展；即使有能力，别人也在倾听我的说法，我也还是找不到任何适当的立场去向他人解释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我唯一能够做的只是赋予过去一种意义，使得今天有可能成为过去的延续。

这本文集中的作品，对于1968年运动中涉及的反极权主义和反压迫问题做出的贡献，是重提夏尔·傅立叶，这位倡导实现愿望的理想主义者（文章是为了1971年出版的傅里叶著作所写的）。巴黎“五月运动”将傅立叶颂扬为他们的先驱，而我对于他的兴趣是将他作为完全不跟随潮流的一种思想范畴的模式。傅立叶指出，一种反压迫的文明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冲动与混乱的自发主义的爆发，而是要求知识、准确性、完整的组织、分类的精神、事先细化到最微小细节的纲领，而且要确信个性对于所有人的幸福非常珍贵。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为习惯了更加糟糕的社会状况，而且受到生存条件的牵制，所以，除了沉默以外，文学尚未能够做出任何回答。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够明确地指出，在我试图重建的人生轨迹当中，目前所处的位置。当然，我无法将文集中最后的几篇与历史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涉及的是我目前的思想。这就意味着，从某个时刻开始，我放在已经完成的文章上面的这块石头，仅仅是一块镇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