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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的民族文学中，长篇小说之父都是一些莽撞的汉子或流浪汉，长篇小说非常幸运，生命力旺盛，源远流长。对于我们来说，长篇小说之父是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他出生在一个纯正的贵族家庭，在培养家中独生子这方面，很难想象有人比他父亲做得更称职，更关切，更有耐心。他想创作一部样板式的经典长篇，当然，他也做到了。但是，像通常情况一样，父母过于谨慎和有德行，他们的子女往往会枯萎，不去珍惜附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份辛勤的教育。于是，《约婚夫妇》身上不太明显的长篇小说气质，让他的后代们陷入了窘境当中。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这位伟大的作家和这部伟大的作品，而只是要说明他们身上独特的气质。曼佐尼其实是一位特殊的小说家，身上缺少冒险的气息，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却不去自我反省，他创造了人物、环境、瘟疫、蜂拥而来的强盗，这一切都被仔细地描写出来并加以评论，但它们注定不会成为新的现代奇迹。他创造了一种充满艺术和意义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却犹如在东西上涂抹的一层油漆——无比通彻和感性，但也只是漆层。有一点他是幸运的，他远离了情爱的困扰，不管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张扬的还是隐秘的；对此我们倒是不应该加以挑剔，而是相反，现如今对于情色，人们只存反感，但是我们也要说，爱情一直都是一股大推动力，在小说里也好，在其他领域里也好。
对于如此一位小说之父的敬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对于那些真正的小说家来说，他也是分量十足，比如涅沃，他就深深陷入了曼佐尼语言和说教式的陷阱之中；他了解何谓冒险，何谓家庭故事，了解社会的广大和衰落，人生以及生命中女人的存在，家乡的景色，在持续的现实存在中记忆的变形——丰富、年轻、流动的涅沃。
但是，在意大利，为了创作小说（就如同现在一样），要在世界叙事文学这一层面上，在整个意大利文学层面上（不仅仅是一种文体或是一个学派）去寻找传统，小说家从小说作品中脱离出来，散落分布在那些最初讲故事的人、专栏作家，以及喜剧演员，一直到波尔塔和贝利，从那些优秀的小调创作者，到莱奥帕尔迪
。也许正是如此，对于雷卡纳蒂的声音、情绪，以及白天夜晚的窃窃私语，回应了阿齐·特雷扎菜园的另外的声音，另外的情绪，以及另外的窃窃私语。在法国人推动下，韦尔加重新发现了乡村（作为意大利现实的一个标志，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历史之间的联系）牧歌和戏剧，在语言和方言遥远的节点上抓住了小说创作的理想语言。
这是伟大的创造，当时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描写上，地方主义肆意横行，直到今天仍让我们的叙事类文学饱受创伤。并不是品位上的对立让我们反对它，而是原则上的。真正的小说生存在历史层面上，而并非地理层面：是人类在时间中的历险，而地点（尽可能精准而又受偏爱的地点）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是作为反映时间的具体影像；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些地方，当地的习俗，以及这个或那个城市，或者民众的“真正面貌”，那则是一种谬论了。
因此，地方真实主义总是反小说、战胜小说，加之曼佐尼的影响，僵化了最令人欣喜的语言和环境方面的发现，比如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热那亚人雷米焦·泽纳。
与此同时，更严重的民族灾难在小说领域也发生了：福加扎罗和福加扎罗主义（直到现在，在地方—世界主义当中仍可见其追随者），邓南遮和邓南遮主义（虽然在文化层面被击溃了，但仍时不时如杂草般冒出个尖来），皮兰德娄和皮兰德娄主义（表达方式上的歧异，它也是个幸运儿）。（意味深长的是，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过渡，并非以一位小说家为标志，而是以一位诗人—圭多·戈扎诺。）下一代的文学认识把小说视为不正宗和低劣的文学形式，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必须要在像的里雅斯特这样一座能够幸福地忽略传统重压的城市中，斯韦沃才能够写出纯洁、精彩的小说；或者在如同佛罗伦萨这样每一块石头都被文学毒药浸染的城市里，才能写出《马特拉斯姐妹》这样的作品。
于是就遇到了我们今天的问题。人们认为，新意大利小说诞生的环境与艺术散文和隐逸主义相反。但与其说是内容上的矛盾，不如说是主题上的（外国影响的作用与其他时代，沃尔特·司各特或左拉的时代是相同的）。“隐士”，边缘人，被动反抗的人，消极、沉思的人，他已经通晓了一切，只为意思难以觉察的感悟而动容，他们一直是《索拉利亚》和《文学》杂志那一辈后叙事类作家的主人公。共同的社会氛围甚至将莫拉维亚（尽管他没有走那些路线）的冷漠的米凯莱和维托里尼的西西里岛（阅读：《西西里对话》）最不安分的西尔韦斯特罗联系在了一起，以及帕韦塞的被放逐之人，还有之后的《山丘的房子》里的科拉多。在隐逸派抒情风格中诞生了普拉托利尼的精致牧歌。跟蒙塔莱的诗歌相比，在这些作家当中又一次出现了同身边世界关系的问题。于是，在抒情和理智血液与人类故事的合流中，小说重生了。
前面提到的阶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如今已经被超越了；以大众为背景，以理智、抒情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已经没有人写了；但有一部分回归到了自然主义，另一部分则是到了纯抒情风格。然而，如今的问题是不要拒绝这两个组成部分的任何一种（理智抒情成分和客观成分），而是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统一的表达方式。
至于回忆录，以及对于文献、肖像、思想争论的讲述—总之就是关于卡尔洛·莱维，我想重申它们相对于小说的独立位置；对于一种已经植根于肥沃文化土壤中的文学来说，这已经是很必要的一种类型了；这种要求的明确确立，对于严肃和世界的联系（不仅仅是做一些表面的、纪录片似的讲述），以及小说—小说（romanzo-romanzo）可能的诞生都是有好处的。
如今那些伟大的外国叙事文学都已遇到危机，那么小说—小说还能在意大利得到重生吗？当然，这在意大利有些泛滥了，并有了新的误解（变得弥足珍贵的方言，过度表现的地方主义，为品位而重新定义的图像，文化缺失被视为青春活力，对于古风的仿效被视为传统），但是一些好的东西还是会慢慢出现的。
意大利小说中一直缺少一样东西，在我看来，这是外国文学中最宝贵的一样东西：冒险。我知道就在不久之前的年代，这还是邦滕佩利的口令，他只是有一个概念，而且其中隐藏着非理性主义；然而冒险是人类面对敌对事物时所表现出的理性的一个佐证。今天，在意大利如何能够诞生一部历险小说？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就不会在这里侃侃而谈，而是着手写作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