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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芬克：
您在《比较文学》上对于《时间零》（ Ti con zero ）的评论让我非常满意，我看到了一位非常仔细的评论家，懂得如何阅读（和引用），没有忽略书上的任何细节。作品的三个部分被很好地描述，无论是每一篇短文的分析，还是整体的定义，比如第二部分中的那样。（您敏锐的嗅觉让人意外地发现了《宇宙奇趣》中的帕韦塞的准押韵。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您的话非常有说服力。）但是，我不同意您将第三部分仅仅视为针对那些“非叙事类作家”的批判；也就是说，我的工作—自主的，我当然非常在意它能够得到认可—是在一个我决定不了的空间内进行的，而我所处的整个文学境况也慢慢地发生作用，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当然，我的经验和今天文学界主流的东西不同，但是这种不同的氛围却让我深化我工作中已有的各个层面，或多或少我已经对此有所意识了。关于一个人无法选择而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比如，您将门托内的先锋派定义为巴萨尼式的，因为没有巴萨尼，我永远不会到达那些短文、那些自传体的独特视角—我们说的是在普通市民环境中自身的独特经历。对于我来说，巴萨尼非常重要，他让我得以从战后文学创作的最初方式中解脱出来。（我当时没有能力去抓住巴萨尼的真正意义，而他很快也迷失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威廉·詹姆斯式的“灵异故事”的意图。）但是在那里（正是由于我刚刚说的缺少的东西）我直接后退到了小意大利文学的领域，如同《世界》（ Il Mondo ），有足够的道德说教、简单的道理、思念的抒情性。因此，我的那些短篇（也许比别的成功，但是这有什么重要的呢？）符合那几年意大利文学环境的一种退化，很抱歉您居然清晰地记得这些，而且还提到了两次。因此，我很高兴您觉得《时间零》很可爱；但是越“不可爱”（也就是由于我们的习惯、思想意识和品位而很难消化）的书籍就越重要；越是难以理解就越重要。但我现在必须明确一点：评判我跟欧洲先锋派文学的关系和对立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并不适合，因为很明显我还是一个工匠型的作家，喜欢创造一些完整的建筑，我和读者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满意的基础上的，而先锋派首先是一种人类的态度，一种与作品和读者不同的关系（并根据这种态度所规定的类别和标准来进行判断），之后才是一种文学形式；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生于此”，也就是没有以此为基本的倾向，那开始就很滑稽了。我想说：我是一个工匠，但是，如今的年代是先锋派能够做各种事情的年代；即使是不想接触的领域也会相互影响（就像词汇的每一个领域不可能和词汇的其他领域没有联系）。比如，现在我正在读海森布特尔的作品，正是他给我正在做的事情作出了解释，我很有兴趣地看到—我想要强调—我的立场（关于工匠）和他的立场（在先锋派层面）的相似性。
总之，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参与了一个共同的工作，而不是您所抱怨的我没有达到的那些“真正伟大的成果”。重要的只有对于那个复杂事物作出的贡献，这个事物是一种文化。什么才是“伟大的成果”呢？那仅仅是一种更进一步的文化状态，能够赋予一个成果以伟大的价值。即使仅仅是一个标志，所有那些微小但非常重要的成果体现出来的标志。我想这才是一个不变的标准：我们就把这个标准留给那些文学期刊吧，让它们去采访那些探讨创作“代表作”可能性的作家。至于我，对于这些伟大的成果我总是深感负担。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渴望成为一名“二流作家”。（因为我总是更喜欢那些被称为“二流”的作家，总觉得与他们靠得更近。）不过，这已经是一个错误的标准了，因为它的前提是已经假定存在着一批“伟大”作家。
归根到底，我深信不仅仅不存在“伟大”作者和“二流”作者，甚至连作者都不存在—或者说他们无足轻重。在我看来，您依旧十分关切如何用卡尔维诺去解释卡尔维诺，去追踪一个卡尔维诺的故事，他的连贯性，但也许这个卡尔维诺并没有连贯性，也许他死了，而又在任意一个时刻重生了，重要的是，在他的某个时刻的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某些东西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当时或者未来的工作，就像所有工作的人一样，唯一的事实就是连接和积累各种可能性。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您对于真正卡尔维诺的探索—尽管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认同—建立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最小公分母：侵略性和纯粹的对立。如果这是考虑到我给自己提出的极可能的分离和客观的原则而得出的结论，那应该说是千真万确的，我对此非常高兴。因此，您的文章让我非常满意—正如您所见，它也激发了我内心的讨论的热情—我对您非常感谢。
伊塔洛·卡尔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