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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主编：
克劳迪奥·戈尔利耶关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Passage to India）翻译的评论（《比较文学》，第164期，第115—116页）促使我写了这封信，作为出版社的合作者，这封信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最好的翻译之一阿德里安娜·莫蒂得到公正的评判，也是我从出版业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对于文学评论工作在整体上的思考。
意大利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书籍，在翻译质量上有时候很好，有时候勉强还行，或者不尽如人意，甚至拙劣至极；这种差别（有时候在同一家出版社的不同作品中都会看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多重的。我们认为：在今天意大利日益增长的出版热潮中，不可能所有书籍的翻译质量都很高。如果是对于不重要的作品，那害处还相对较小；但是，如果是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那就为害不浅了。所以，如今很有必要针对翻译进行评论。读者们感受到了这种必要性，他们想要知道到底能够给予出版社的严肃态度和译文质量多少信任；优秀的译者也感到了这种必要性，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严肃认真地工作，但总是得出一句：就这样吧！出版业人士也感到了这种必要性，他们想要那些优秀的作品得到肯定的掌声，而让那些外行的作品当众出丑（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种严肃的态度下，出丑的都是对手的出版社而不是自己），认为如果在公众面前和批评家合作针对译者进行挑选和审查将会获益不少。
总之，这种评判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很多人都为此高兴，并满怀兴趣地关注。同时，我们也赋予这些批判以绝对的技艺上的责任。因为如果这种责任感缺失的话，那结果只能是让人们更加迷惑，让译者灰心，并马上转变为采用“权宜之计”的做法，导致翻译的整体质量下降。我们不是第一次听优秀的译者这样说了：“对，没错，为了解决任何人都不会在意和发觉的难点，我绞尽脑汁，然后某位评论家随意翻开这本书，扫到了一个句子，也许都没有和上下文联系一下，也没有考虑过如果不这样翻译那应该如何解决，就随手写上两句，把整个翻译全盘否定掉了……”抱怨是可以的：每一位作者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如果有评论家否定他，那肯定也能找到人维护他；但是，对于译者的工作来说，评论的意见太稀少了，以至于让人无法比较和辩驳，如果某个人说某篇翻译很粗糙，那这个评价马上就会流行起来，大家都会反复引用。
实际上，我并不应该针对戈尔利耶来开始我的这篇文章，而是保罗·米拉诺。保罗·米拉诺也许是唯一一位定期在自己的文章中（有时候能够占到四分之一的篇幅）对于翻译的优劣进行评论的期刊评论家，这一点是应该得到高度肯定的。尽管受到期刊篇幅的限制，但是他仍然能够从很宽的层面并结合例子进行评论；并且是以读者感兴趣的方式，且没有丝毫卖弄的痕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评论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个样板。说了这些，我必须要补充一下，有些时候我们和他的意见还是很不一致的。很抱歉，我手头没有成套的《快报》（ Espresso ），而且不想靠记忆来说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过度批评了那些本不应当遭受这些批评的翻译作品，却赦免了那些有问题的作品。
翻译的艺术并没有经历美好的时光（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如此；但我们在这里就说意大利的问题，当然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招募的基础当然是扩大了，也就是那些精通或者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但是那些能够使用意大利语，有能力选择正确词汇和句式，感觉不同的语言层次，变化各种语言风格地进行表达的人却越来越少（既要理解原作者写作的独特风格，也要懂得将同样的风格用意大利语来表达，使人读上去就像整篇文章是直接用意大利语构思和创作出来的）：这些正是一个优秀翻译者所要具备的才能。
和这些技艺上的才能相比，在精神上的要求就更不能够满足了：就是那种聚精会神、能够成年累月地深入挖掘的顽强精神，在每一次要放松的时候更谨慎小心，每一次自己产生幻觉、扭曲语言记忆的时候还能找回意识，追求完美，甚至要变成某种有体系的疯狂，而对这种疯狂却有着难以言表的亲密和折磨人的绝望……
（写这封信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勇气去翻译任何一本书籍；他正是缺乏这些品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乏这些系统的精神上的忍耐力而远离翻译，深挖战壕，躲在里面；但是，在他作为监督翻译者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承受了很多，无论是对于别人的作品还是自己的，无论是对于好的翻译还是差的。）
（曾经，作家们也进行翻译工作，尤其是那些年轻作家。现如今，他们似乎都有很多事情要忙。而且，我们就那么肯定这些作家的意大利语就更好吗？对于风格的感知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可以说，年轻作家对于文字所下的功夫越来越少和对于翻译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体现。）
真正的翻译工作者无论怎样，必须受到鼓励、支持和肯定，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杂志对于译文进行评析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如果这种评析习惯于去断章取义，而没有有意识地去理解两种语言在风格和特点上的复杂的转换过程，不去思考是否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那最好还是什么也别做了。（我只举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漏译。当然，漏译是应该被指责的；但是不应该仅仅针对一个译本。在那些已经经验丰富、被视为权威的翻译家的译文中也可能出现漏译，大家却都相信已经没有必要对它进行校对，翻译家自己会对草稿自行修改的；而在那些新手的文章里可能就不会有漏译，而别人却要求他去检查每一个标点符号，到达出版社手里的时候要从头到脚更改数遍……）
针对一部作品的翻译所作的评论必须有广泛的调研基础，从中找到一个标准，一块试金石。这项工作，我们不仅仅委托给那些评论家们，还想交给所有的优秀读者们。众所周知，真正读懂一位作者，只有在他被很好地翻译过来的时候，或者把原文同译文进行过比较的时候，或者针对不同的语言版本进行过比较的时候。（另外一种进行评判的绝佳办法是三重比较：原文、意大利译文和另一种语言版本。）先是技术上的评断，之后才是风格上的：关于这一点，文学评论总是很有局限性。我认为阿德里安娜·莫蒂的译文非常完美，而戈尔利耶却对她大加斥责，这并不是主观或“观点”的问题。我们中有一个人是错的，他或者我。
我重复一下戈尔利耶关于翻译所写的段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段落的节选：
那咱们马上就开始聊聊关于题目的问题，这并非阿德里安娜·莫蒂的责任，而是出版社的。我们在决定之前讨论了好几个月。通常在意大利，对于不好翻译的题目，曾经的传统做法是彻底改变它；在十几年前还是如此；但幸运的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大家都相信，不对题目进行忠实的翻译是一个非常专横的做法。而且“印度之行”这个题目，我觉得会赋予这本书不好的用途。这并不仅仅因为在那段时期书店的橱窗里总是有三四本类似题目、由意大利作者写作的书籍，他们去过印度，创作了他们优秀的旅行书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论怎样，在意大利语里面，“某地之行”这类题目总是给读者以旅行书籍的印象。（英语里面所对应的词汇不就是“travel”吗？）然后呢？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会减弱，甚至消除原来的意义；它们完全抹杀了我认为“Passage”这个词所具有的模棱两可的象征意义。我觉得它也有“passaggio”的意思，一个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词。（不都说“生命就是一个‘passaggio’”吗？）戈尔利耶说它听上去不好听；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支持他。但是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passaggio”这个词，甚至包括用它构成的短语，比如“di passaggio”，标准、完美的意大利语音。戈尔利耶又补充说容易引起歧义。这就对了：我就是想要一个不仅仅能够表达局限意义的词汇，更要具有一个模糊的、象征意义的光环，正好符合书的特色（正如戈尔利耶所教导我们的）。但是，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指责我，我也只能屈服了。如果出版社再版的时候要更换题目，我们会作出修改。对于题目的自我辩护到此为止。
戈尔利耶没有找到译文中翻译的错误。（他反复围绕这个译文进行引用评论。）针对译者的意大利语他提出了三点，包括“dissolto”选择的问题。在第353页（由于他没有标示出不妥之处所在的页码，我们必须把全书再看一遍）确实写着：当结束的时候，景色如同镜子一般碎裂了，草地分离成了蝴蝶。难道戈尔利耶是想说“草地融化成了蝴蝶”？
即使戈尔利耶不去诬陷那些高中生，否定意义的“affatto”也不是让我很喜欢。第247页：“恐怕对于你来说，这太让人灰心丧气了。Affatto，我不在乎。”此处可以用“niente affatto”或者“per niente”吗？和“sconvolgente”韵脚相同：这对于翻译者来说一直是奇耻大辱。可不可以用“per nulla”？也许他（太过）注意后面的“non”了。译者在给我的一封抱怨信中写道：“在字典里，‘affatto’这个词条也有否定的意思，带有微弱的责备的含义，是可以使用的。”我不迷信字典，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句子整体的和谐和内部的逻辑，尽管这需要一些小小的暴力，要是给说话强加上一些规矩，我就把字典撕碎。有问题的这个句子，听上去我觉得非常好：“我不在乎”中的“non”在“affatto”后意思变微弱，把它包含其中。意大利语的精髓正在于此：这正是它无法比拟的财富，也是它的诅咒（因为这让意大利文学变得无法被翻译）和难点。（那些认为可以不用耳朵、无逻辑和语法地乱说话的人就倒霉了；只有那些受过严格的语言女神调教过的人才能够去犯错和得到救赎。）
至于是“cosa”还是“che cosa”，这里我就不耐烦了。创造性文学为了让意大利语更加直接，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现代语言学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所引领的各种思潮都是为了让语言变得灵活和有组织，口语书面语、语调起伏的相互交替，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相信，那些愚蠢的语言纯洁的学者们就类似于某些报纸和周刊专栏的“包法利夫人”。和“che cosa”相比，可以用“cosa”，而且使用它是很神圣的，因为它更简短，因为它可以去掉“che”（“che”的反复使用是每个写作者的灾难），而不会影响文章的清晰表达，尤其是符合意大利语和其他新拉丁语几个世纪以来渐渐实行起来的语言简化逻辑。
在把一个翻译任务委托给某个人之前，我们首先要确保（请相信这一点我可以代表整个出版界）他意大利语言的流畅性和自发性，而不是语言的过分讲究和卖弄学问。戈尔利耶所批评的正是为了成为翻译者我们所称之为的“写得好”和“此处不适用”。
成为翻译者。因为可以是严肃的学者，也可以是思路清晰的评论者，可以“写得很差”。（我们不想再老生常谈，再去说那些“写得很差”的伟大的作家。）“写得很差”，也就是在语言中不能自由地移动，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就好像穿着不合身的外套。我们难道可以因为艺术评论家不会画画而去指责他吗？当然不行。同样，当一位文学研究者在他评论的末尾写到“勒口内容”（contenuta dal risvolto）（是印刷错误？排除这一点），或写到“敏感和变坏”，我们也不想去责备他，他缺乏对于报纸、官僚体系迫害的自我保护—确实如此—好像没有上帝为了指点他心爱的迷途之人所放下的那道闪电，在一瞬间照亮他，让他想到那个唯一、完美的动词：恶化！如果他的文章说得很有道理，那即使是写得不好，也应该被阅读和称赞。但是他要小心一种诱惑：把他这种语言上的不便（这并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人类个体多种特性之一）转变成对于一种抽象、静止语言的错位的爱，他想象，正是由于这种静止，他也可能拥有。对于语言的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诞生于完全不同的精神层面，是完全不同的、更敏锐的神经机能。
［这是我为官方写的文章，已经足够宽容。私底下我也写文章倾诉自己对于那些新的评论家的愤怒，他们使用文字（这是每一种文学的核心）是如此吃力和混乱，我自问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选择了这个他们不喜欢而且很艰难的工作。私底下，我赞同埃米利奥·切基最近在《晚邮报》上所说的话：“一篇评论文章的行文质量是对其表现出思想的真实性和生命力的保障；甚至是这种真实性和生命力的内在组成部分。”私底下，我总是在梦想，不久之后，文学的王国被对立的双方所瓜分，一方是传统派，一方是革新派，无论哪一方对于文字都毫无感知能力，那我终于可以去进行地下创作了，去告诉下一代—谁知道他们到底到了什么时候才能重新理解这点—什么样的才是理想的现代散文……好吧，我超过了我为自己规定的限制：这仅仅应当是一封出版社的员工和评论家们探讨的书信。我回到主题。］
对于意大利的出版社，戈尔利耶指责它们忽略了那些一流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或者很晚才把他们介绍进意大利，而总是去出版那些二流年轻作家的作品。他罗列的一流作家的作品都在意大利的多家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中，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写作风格都很细腻，因此只能期待有真正优秀的译者的时候才可以出版。（为什么很多作家的作品之前都没有被翻译过，这并不难理解：书籍市场的生产和吸收能力在意大利仅仅在最近几年才得到提高；很自然，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面，外国出版社来势汹汹，要想弥补之前十几年的空隙，这一过程只能缓慢进行。）
作为被翻译的二流作家，戈尔利耶举的例子是珀迪和西利托。“西利托这个时候准时地出现了。”好吧！到现在为止西利托的作品被翻译的就只有第一部《浪子春潮》（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一部很优秀、很有意思的长篇，并不是所有的作品。在这之后，在英国出版了他的另外四部作品（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而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版；它们中的一些（有些非常好，有些则差强人意）将会在意大利出版，但是绝对不会那么准时，也绝对没有任何忽略和贬低作家的动机。
如果说西利托在世界范围内都被翻译和赞赏，那珀迪的情况则有些不同。他还没有在美国取得成功，无论是评论作品还是出版物；他有点像是我们自己发现的作家；这是意大利出版界灵敏嗅觉的最好体现之一（但是现在，天哪，由于多疑和摆架子，这种灵敏嗅觉已经转向大众文化了，在星际间漫无边际地遨游），在数以千计的美国作家中挑选，他们都很优秀、幽默，但是没有独特的闪光点。珀迪是我们放心地引以为傲的小发现。我们还没有出版《马尔科姆》（ Malcolm ），这是他最微妙、细致的作品，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很快出版。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戈尔利耶对于出版商工作的理解就是去尊崇各国文学已然视为神圣的价值，那些由年纪、名望确立好的等级，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我们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出版工作中让我们感兴趣、得到乐趣的正是去发现那些和显然的事物不契合的东西。在国外的评论和信息当中，在各出版商的自吹自擂中，我们时刻注意不陷入其他人的价值束缚，而总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进行选择，让我们的选择能够影响作家在国际范围内的声誉。对于外国书籍的选择是双方交流的结果；外国文学给我们作者的名字，而我们进行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这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因为是不同品位、不同传统的结果。
到此为止，我必须要说：对于翻译好坏的判断不应该仅仅以断章取义为基础，更不能以一篇评论文章作为考量依据。戈尔利耶针对福斯特的书所作出的思考非常丰富、深刻、尖锐。他对于埃伊纳乌迪出版作品“勒口”的批评我觉得也正确，实际上它磨灭了书的价值。勒口也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对于一部拒绝简单综合定义的重要作品（就好像戈尔利耶所有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没有任何人想去费工夫写上一段二十行的简介；那些有资格的人的文章很少具备必要的“篇幅”。
既然说到这一点了，请允许我最后说一些题外话，不针对戈尔利耶，而是针对文学评论。我们看到对于书评家和批评家来说，如今用勒口或者出版社的腰封内容进行长篇大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或者对于那些更加懒惰或者害羞的人来说，就直接转述勒口的内容）。总之，我觉得编辑在勒口上的权力有些过头了：可以把所有的评论意见加入；赞扬的、反对的，但总是要针对这些主题。他可能会说：这只是开始说话的一个随便的前言而已。没错，但是评论真正的客体—书籍本身，我觉得却被忽略了；每一个评论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感情却消失了，书的作者就像斗牛的牛角一样，评论者要像斗牛士一样抓住它。评论家不去和作者讨论，而是……和谁呢？最好的情况下是和我们文学生命中新的标杆—“专栏主编”，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和那些无名的编辑，通常都是办公室里面的年轻人，博学而头脑灵活，但是却有自然的职业畸形，去大尺度地简化和贬低。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讲，教会他们通过打开书籍的第一页来辨认书籍质量也很有教育意义。我甚至已经开始想，是不是像法国那样（以前也是如此）出版一些非常简洁的书会更有意义呢？
我为我过于冗长的信而道歉。针对文学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针对同样在我们的时代和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出版业，却从来没有仔细讨论过。因此我有太多话要说。谢谢。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