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杰洛·古列尔米关于《挑战迷宫》的通信

亲爱的古列尔米：

我读了你撰写的文章。文章非常清楚，论断清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连贯的形势。这一形势中充满逻辑和连贯性，黑格尔和卢卡奇的痕迹清晰可见，他们的结论都和你相同：现代文学和艺术是对于历史和理性的否定。只不过他们将这一现象视为消极的，而你则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但是区别不大：你和他们都到达了相同的终点，宣布了文学的结束。对于黑格尔和卢卡奇来说，由于他们的表达工具都受到了颓废主义的影响，导致他们无法从中得到解脱（并不是古典主义立场的反历史的“王车易位”）。而对于你来说，艺术的任务是解开一切意义和历史目的的虚伪面纱而不去构建新的东西，将整个世界的概念简化为零。当把一切可简化的东西归零之后，就不再有写作的必要动力了，因此也就没有了与诗歌另一面的矛盾，因为它一直是诗歌存在的辩证条件。

能够推断出文学的末日，你们也是有勇气和道理的；但是并没有令我很信服。对于我来说，将一切缩减为零，让我感兴趣和兴奋的是在这个“零”之后能够看到的东西，也就是如何重新开始话题，也就是经历了无数的文化地震、滑坡之后一直生存到今天的文化的一切内容，如何能够再次跨过这个障碍（和其他的灾难相比，这也不算什么），也就是如何能够赋予那些老生常谈以新的内容，让它们变回好的样子。

你是想说服我现实没有任何意义？贝克特和格里耶就是现成的例子。我会一直跟随你，兴高采烈，一直到最后的结论。但是，要知道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我想到，当最终把这一切的主观全部消灭之后，第二天早上，在这个完全客观、语境缺失的宇宙里我将可以重新开始创造意义，同样是把这些意义附着于史前人类生活中的物品上，面对情感和光影混沌的他们，慢慢地将会懂得辨认和定义：这是一只猛犸象，这是我的妻子，而这是一位印第安帅哥，由此开始历史不可逆转的进程。

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

I.C.

亲爱的卡尔维诺：

对于你的来信以及对我文章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我深表谢意。

对于你的否定论断我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点，而这也是核心的一点：我自己对于“有意义的”东西、语义文学也感兴趣，我也认为当这个世界缩减为零之后，必须重新开始新的内容。我所反对的是，如今在没有把一个话题宣布为虚假之前是不可能开始新的话题的。这也是你自己向我证明的，在你的信里你肯定地说：“文化……能够赋予那些老生常谈以新的内容，让它们变回好的样子。”现在的问题不是仅仅把一件破损的衣服改一改，或者是给汽车换个马达，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这样无法解决问题，只要我们认为问题仅仅在于修正，那我们就会增加误解，引入新的虚假的东西，于是就会将零度或者已经揭穿的文化的生命（必要性）延伸至无限。朝向新的意义（并不是文学，或者说只有文学才能够建立，但之前是哲学、道德、政治等）迈出的第一步，是将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旧的东西清除。这些东西如果仅仅是修正，那只能是掩盖他们消极和虚假的一面。

你的信里还有几点我想谈谈。比如，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说我和黑格尔、卢卡奇的立场的差别是那么微不足道，鉴于正是由于这种差别，我和黑格尔、卢卡奇在文化问题和针对一些作家的看法上表达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也正是由于这一差别，我可以指出并且相信如今文学存在的可能性，而黑格尔、卢卡奇却是否定这一点的；或者说只要他们胆敢提出这种可能性，你马上就会发觉这是回归过去，回归已经死亡的形式和思想的召唤。

确实存在着表述上的巧合之处（我承认是存在的），这才是微不足道的：在约翰·普罗富莫写给克莉丝汀·基勒和帕斯卡写给姐姐的信中也可以找到共同之处。

真挚问候。

A.G.

很明显，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讨论下去很久而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因为正是最根本的原因让我们出现分歧，也就是审视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化的方式。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有无法恢复的老一套的东西的话—除了批判或者讽刺的功能—那就是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反复听到这些；它们和我们战前的文学同时出现。我们成长的年代中，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没有别的确定的“价值”：唯心主义、伯格森哲学、现代物理、政治现实，甚至那些最受尊敬的音乐大师的作品，说的都无外乎这颗棋子。（即使是当时的诗歌说的也是这个，但是幸运的是，它是以不同的方式，或者说是我们一直需要的诗歌所特有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我们明白了棋子可以一直存在，也许每十分钟就有的时候，才算是长大了，但是好的东西是，每一次都能够看到你到底有能力去建造怎样一座桥梁，使你能够到达对岸继续自己的道路。只有用这种态度，才可以一直发现在之后会成为全新的东西；否则就会重复同样的东西，就像一只小鸟看到的猫总是灰色的。

从此演化出我们为文学所假设的最理想的读者，对于古列尔米和我来说是十分不同的。

作为文学的理想读者，我只考虑那些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人，也就是那些致力于规划未来世界的人（也就是那些认为诗学规划和政治或技术或科学规划的相互影响非常重要的人），更确切地说，是致力于现实合理化的人（对于这一点完全值得费心去投入，因为现实根本不合理），我希望这些人能够利用这个世界里独特的智慧—文学，也只有文学才能够给予这种智慧。而古列尔米则是设想在这个理性缺失的时代（这是每一个实现合理化过程中必经的阶段），读者应当自得其意，因为这样就会得到一个托词，一个休憩，认为可以安静地等待所有这些陈旧的价值消亡，紧接着发现新的价值。（这种等待是徒劳的，因为只有在不断地寻找新价值的过程中，陈旧价值的外壳才会慢慢破碎—经常会违背寻找者本身的意图—而那些相信可以非常容易脱离如今价值观的人，以前的腐朽价值马上就会在他身上沉积，那些相信脱离历史的人马上就会乘上历史的旋转木马，只是这个历史更陈旧、更可以预见。）

其他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在文学中所要寻找的东西：有些人找到的是之前不知道或者不明白的东西，而有些人则是寻找对于自身已经拥有的理念的确认。第一种价值就是我们俗称的“诗歌”；而第二种，是那些老教授们的暖手炉。我说古列尔米的美学思想与黑格尔、卢卡奇的相似（当然，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相反的；这真是个大发现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说他们相似还有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两者都是老学究似的美学思想，因为他们都在文学中寻找对于其他事物的解释和范例。

（针对“学究”的争论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不，这是今天的争论，未来还会更加激烈，如果不能开始意识到新学究主义泛滥的话。）

我在接下来的几篇草稿里想要多次评判的东西只有一根主线：消极的诗歌对于世界的积极规划（也）一直是必要的（不仅仅是可以补偿的）。这是我对于“任务”的认识，我觉得跟古列尔米所讲的并不相同。如果他能理解这一点，他也就很清楚为什么在我的那篇文章最后我讨论了挑战迷宫的文学和向迷宫屈服的文学，我并没有像别的文章那样针对两个方面罗列作家。我所想的是在不同作家和作品中值得解释和区分的两个根本。总之，我希望贝克特的绝望能够让那些没有绝望的人受益。反正这些绝望的人—或者说混乱的听话的臣民们—也只知道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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