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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文学史上，以工厂和工人为背景和人物的作品所占分量很少的话，那不可以忘记的是，在最近一百年里，他们在思想史上作为背景和人物所占的位置是多么重要。工人已经作为历史—哲学的主角在文化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之前的情况正好相反：猎人、牧羊人、国王、武士、农民、商人、封建骑士、狡猾的手工业者、多情的权贵、爱冒险的小市民，他们作为诗歌、童话、传奇、悲剧、牧歌、喜剧、骑士叙事诗、十四行诗的主角而进入文化历史进程。（在他们之中有一些还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宗教礼节或者宗教叙事类作品的主角，不管是异教还是基督教，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教还让奴隶、穷人、被社会遗弃的人进入了文化史。）
这种在历史—哲学范畴上定义的绝对优先，直到现在都影响了关于工人生活的任何一种在诗学范畴上的定义。尤其是叙事文学所参与的，只是去确认和例证思想家和政治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描绘的工业城市比戈贝蒂笔下的都灵更完整的了，即使是作为精神风格上的抒情回忆的图景。
人们的印象是，此类文学作家越是倾向散文风格，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去评论，脱离模仿客观的描述，就越会取得成就。（塞雷尼的诗歌和奥蒂耶里的日记就属于这个范畴。）
一旦作者—评论者的散文声音中断，选择语言工具的问题就立刻出现了。我不久前读的三本工业主题的意大利作品（两本已经出版，一本马上就会出版）就有助于我们简化这个问题：乔瓦尼·阿尔皮诺的《怒云》、保罗·沃尔波尼的《纪念碑》、卢西亚诺·比安恰尔迪的《酸涩生活》。
阿尔皮诺（如他的前辈一样）想要让他作品中的工人们用一种统一、通俗、口头的语言去说话（和思考），去表达一种伦理、政治和文化的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维托里尼、帕韦塞以及我们这些后辈们）已经试图在小说中引入这种用日常口头和隐喻式的语言去探讨政治，试图跨过理想语言、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鸿沟。这种方法并没有成功；而如今阿尔皮诺同样跌入了这道沟壑当中。假想中的已经来临的文化和精神上的和谐其实还很遥远，这正是阿尔皮诺想要在他的《怒云》中所要表达的真正主旨，也是今天的小说涉及的最严肃的主题之一；只是我们在今天清楚地认识到，不可以去创立一种语言去简化问题来面对这个主题。
我们生活在一种多语言和意识层面交织的文化氛围中。比安恰尔迪在他的新书中所采用的语言［出发点是模仿（凯鲁亚克、嘉达和亨利·米勒）和以滑稽的方式去展示多种不同的词汇范畴］表现出它可以用来代表和表达最复杂的工业主题［可以去阅读关于矿难的描写，技术术语的堆砌（化学的、矿物的）转化成了对于死亡简单和赤裸的召唤］，尽管他局限在个人无政府式的抗议之中。
沃尔波尼的语言风格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同样是关于“工业主题”，却是艺术效果最高的。他从模仿一种粗俗的写作手法，甚至有些狂热（比如一个狂躁的农民或工人的回忆录中的语言），到一种散文，一种交织着各种景象和抒情方式的散文，试图将机械的世界与自然世界同化。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一种解决方式还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总结下来，沃尔波尼所达到的变形的抒情风格最适合表达当今社会现实矛盾：先进的生产技术、落后的社会人文状况、玻璃和钢铁工厂、人类关系，以及作为一个黑暗中生物的意大利。
当然，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语言风格的选择；或者说，“语言”这个词更应当从它广义的词义去衡量，作为一种表达自身世界观的方法。
如何在以工业为动力的整个世界的层次上定义这个问题，维托里尼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关于这一点，福尔蒂尼的论战性文章的观点也是契合的），由于局限于“主题”而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无论来自哪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或者新资本主义，“先锋派”或者传统派—这些表现特定内容（工厂、工人、受剥削、不如意的工作）或者采用特定形式（从工业生活的理性或者非理性中，劳累或者速度中吸取灵感）的劝慰和唯意志论，都没有文学在这些劝慰和唯意志论之外所精心设计的重要，然后这些内容和形式最终构建成了意想不到的联系—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工团主义者布拉甘廷的文章却是在严格的相关层面上的。他的“对于理念的召唤”并不是呼唤陈旧文学的口号，而是针对一个全新世界面貌的文学的贡献，社会主义理念应当在面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有所建树。布拉甘廷强调“权力问题”优先于其他问题，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相信，越早从个人财富的异化中解脱，就越早能够提出关于“物质”异化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艾柯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但是，只要对于这种理念贡献的要求稍作强调，就会把在科学时代理念所要承担的各种任务中的一部分附加给文学—在此时此刻，它还是缺失或者略显不足的。布拉甘廷所举的例子（马雅可夫斯基的例子）也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诗学“设计”，他试图在列宁时代政治经济设计的内部开辟一片全新的文学土地，能够和成长中的苏维埃社会的各个层面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这片文学土地一方面和社会主义文化辩证地联系，另一方面和新资本主义相关（实用的、方法论的和美国—维也纳语义下的哲学，并不应当仅仅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并不受任何一方面的制约，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它已经处于多种理念的交会点上，从这里出发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
但是，这片文学土地同结构和理念的多种关系，我们仅仅通过跟随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学历史并分析如今它所处的形势才能够理解：这是我的文章《挑战迷宫》中所试图要探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