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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指人格修养、济世安民的学问。在传统文化中，“大学”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博学；二是相对于“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等小学内容而言的“大人之学”，即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道：本义是道路，此处被引申为规律、原则、方法等，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也指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语义环境有不同的意义。
［明明德］弘扬伟大的德泽。明：发扬、弘扬。明德：光明磊落的品德。
［亲民］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程子曰：“亲，当作新。”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朱熹说：“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是关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谓‘明德’，是指人天生具有的‘良知’，它原本可以通晓万理、应对万事，只是由于受到气质禀赋的局限，人欲的扰乱与蒙蔽，有时会昏昧不明；虽然如此，人的‘良知’一直潜行不息，绝不泯灭，所以学问之道，即是使‘良知’彰明，恢复其最初面目，这就是‘明明德’。”
又说：“既要能够自我弘扬高尚的德行，又应当予以推广影响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养，以剔除先前所浸染的污迹，以求自新。”
王阳明说：“德，即一体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也一定拥有的。它是根植于天命的秉性而自然灵昭不能掩蔽其光芒的，因此称作‘明德’。……之所以称为‘大人之学’，也只是指去除其私欲的掩盖，使自己能够明彻了解自己美好的‘天性’，从而恢复天地万物一体之自然天性。……天命之性，纯粹然而最为美好完善，‘灵昭不昧’者，这是其‘至善’的体现，是明德的本体，就是所谓的良知。”
孔颖达疏说：“彰显推广自己光明的品德。”
德，做人的根本。《尚书》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古代，贤人志士崇尚德行，以道德感化、教化民众，从而使社会和谐，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其功用不在于增加外界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修养的方法，则在于“三省吾身”“反躬求诸己”，每天拷问自己的良知，以生命付诸道德的实践。
古代典籍中有“蘧伯玉寡过知非”的记载。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姓蘧，名瑗，字伯玉。他二十岁的时候，个人的修养就已经达到相当高深的程度，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从而使自己每天都有所体悟，而不至迷失自我。他天天坚持自省，做出自我评判与检讨，日日不息。于是他每天都能发现自己以前的失误。
世间没有完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做错事并不可怕，只要知错能改、改过自新就行。可怕的是不能自我反省，自己不知错，还不愿意别人批评指出。尤其不可救药的是对自己的错误不能够充分认识，还自以为是，并强制别人也认可他。而蘧伯玉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自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过迁善，常见前非，至五十岁时，犹追咎四十九年之非”。可见，德行的修养，在于坚持，在于诚笃。一个人一天不做坏事，是容易做到的；一月不做不合规范的事，也可以做到；但是，一生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则极为难得而令人敬佩了。人生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而是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结果。
“明明德”的功用，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就是提高全民素质，造就新的高素质的民众。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和谐。
人类是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主体因素，但是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又是微乎其微的。从人的心理上来讲，人们都想出人头地，争做先锋，这是人的欲望之一。可事实上呢？由于受到个人性情、教育程度、环境机会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总是不那么乐观。少数人出类拔萃、叱咤风云；个别人自甘堕落、作奸犯科；而绝大多数人都平平庸庸、安于现状。这是一种规律，谁都无法改变。然而，无论如何，从自己做起，淡泊明志，洁身自好，静心修身，提高素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这是历史前进所呼唤的，更是人类文明所要求的。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应该是不难做到的。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重要的是先有进取的意识，有敬业的精神。这就是“明明德”的根本。
许衡（公元1209—1281年），元朝著名学者，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殿大学士、领太使院等职；为官敢于直言，一生致力于教育，并亲自编写《中庸直解》《大学要略》；有《鲁斋遗书》传世。他去世后，赠谥号文正，封魏国公。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许衡青少年时即聪敏勤学，立志学以致用，一生博览群书，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留下了“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的千古佳话，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
《元史·许衡传》记载：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兵逼临许衡的家乡新郑县。许衡从河阳经过，正值酷暑季节，由于长途奔波，天气又热，喉干口渴。同行的人发现道路附近有一棵梨树，树上结满了鲜嫩的梨子，众人争相摘梨解渴。
人们吃着摘来的梨子，坐在树下乘着荫凉，感到一阵惬意。只有许衡独自忍受着干渴，端坐着不为所动。同行的人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不渴吗？
于是便有人对许衡说：“老先生，路途遥远，您也摘颗梨吃吧，权且解渴。”
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怎么能随便去摘取别人的果实呢？”
那人说：“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的主人恐怕早已逃走了，您又何必固执己见呢？”
许衡说：“虽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我心有主”，这是挺直脊梁的一句铮铮名言，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做人底线。“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能够在外在诱惑的境况下，坚守着道德的操守，恪守着做人的准则，固守着廉耻与尊严，守护着自己心灵的洁净，不为利诱，不被色动，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古人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人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面临取舍，而物欲和美色的诱惑，往往令人难以自守，稍有松懈，就会迷失自我。许衡能够恪守“我心有主”，实为不易，值得敬佩。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不只是一种做人的准则，也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更是一种精神境界。
请坚守我们精神的家园，铸炼我们高贵的品德吧！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知道目标所在。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确定志向；志向确定才能够心静不乱；心静不乱才能神思安稳；神思安稳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有所收获。
朱子说：“止，就是所应当停止的地方，即至善之所在。知之，则志有定向。静，指心不妄动。安，即所处而安。虑，是处事精详。得，即得其所止。”
动与静是生命的基调。动是进取的姿势，是积极奔赴、有所承担的形象；静是心灵的常态，是回归心灵的栖居。动是行为的实践与择取，使我们求证、拥有；静给我们以休憩与颖悟，让我们思考、品味。动是不甘固守而打破庸常的奋然前行，静是休养德行的必由之路。
在喧哗而又忙碌的尘世，很难分出一点闲情来体悟生命之本源。于是，喧闹、纷争，甚至于碌碌无为渐渐占据了我们所有静谧的生命空间！常有一种疲惫、焦虑的不安，袭向心灵深处，让人茫然无所寄处。
静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心灵的升华。当你闲居独处于静雅陋室，抛却一切世事纷扰，品一杯香茗，任思绪随袅袅轻烟飘飞，不经意间静由心来，这是一种淡淡而惬意的静。如果还能够有一曲喜欢的旋律陪伴，抑或写出一段心情文字，自是“小静”有所“小得”了。
真正的静，其实是一种境界。诸葛亮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睿智哲言。意思大概是保持心灵的宁静，不事张扬，向着心中那个目标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而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怀着恬淡自在的心境，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然的滋养，在宁静淡泊中，渐渐走近人性的真正本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人们在树立了自己所要达到善的最高境界的志向时，应当心怀宁静，使浮躁的心绪回归透明纯净，不要让过多的杂念干扰我们的思考。这种静的境界，应该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修行，让我们不断反观自己的内心，在纷纷攘攘的尘世中，不断认识并超越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创造人生道德的至高境界。
静不仅是一种美，更是一种智慧的心境，是看穿人生沉浮的顿悟。那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从容与安适，总令人感佩。静而生境，则绝虑忘忧。怒云狂飙，终为雨露，归于静美。倘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心灵里存留下宁静的一角，不仅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寄留，也使我们能够从简单麻木的庸常状态中走出，在喧闹忙碌中分出一点闲暇去体悟生命的真正本源。
当摒弃世间尘俗的杂念，挣脱掉所有缘于物欲的吟哦，在心绪的骚动平静下来之后，在动之侧冥想静之优越，在动之畔沉思静之空灵，静便自心而生。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中的一粟。然而就是这每一粒粟，装点着精彩纷呈的世界，使得世界如此地神奇微妙。那么，就让我们的心灵从蓝天白云、幽谷山林般的安谧中获取一份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走过，然后静静地离去。
徐彦伯（公元？—714年），名洪，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他七岁能写出好文章。他曾在太行山搭草庐居住。薛元超安抚河北，表彰其贤德。后来徐彦伯以高明的建议而高中官位，被授予薄州（今山西境）司马参军。当时司户（官名）韦暠长于“判”（审定文字），司士（官名）李巨长于书（书法），而彦伯长于辞章，人称“河东三绝”。武后诏考天下文士，彦伯试居首位，授予“宗正卿”的职衔。彦伯文章典缛，语言清丽沉凝，功力深厚，参与撰修《武后实录》。他两次出任州刺史，都很有政绩，后官至太子宾客。彦伯年老辞归，对待他的寡嫂和孤侄很好，受到乡邻的赞誉。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去世。
徐彦伯任太子宾客时，正值则天皇帝清除异己，大兴冤狱。有不少读书人乃至王公大臣因语言不慎而被治罪，致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鉴于此，徐彦伯撰写了《枢机论》一书，反复阐述“多言”的危害，告诫世人“慎言”谨行。他认为言论是道德的手柄，行为的主宰，志向的端绪，立身的表现。它像是一个人的枢机，只要发动，外物就会随之有所感应，得失就会立即表现出来。语言可以帮助自己成功，也可以毁灭自己、败坏事业。它同自己的灾祸、幸福、光荣、耻辱密切相关。如果能经过思考以后再说，反复推敲之后再做出表达，看准对象以后再谈论，深思熟虑之后再行动，那么后悔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怨恨仇隙也不会到来。只有做到“慎思”，而后才可“谨言”。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本末］原义指树根和树梢，引申为始末、主次义。
天地万物都有根本有枝末，任何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确了它们的先后顺序，那么就接近“道”的真谛了。
朱子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常言道：“万物有理，四时有序。”这里的“序”，乃顺序、次序、程序之意，也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步骤。
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如庄稼的种植活动，就可以分解为松土、播种、施肥、灌溉、收割、打碾等多个环节。如果不在一定的时间播种，或者把收获和施肥的次序颠倒，那么粮食种植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社会角度看，科学、严谨、规范的程序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反之则会带来损害。我们的身边不乏不讲程序、不重程序的事情。为政者，如果能时时处处记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道理，凡事遵循自然规律，严格按照程序办事，那么，加快发展，为民造福“则近道矣”。
王浚（公元206—286年），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人。他是西晋著名军事家，官至抚军大将军。王浚博通典籍，姿容修美，只是不拘小节，不为乡邻所称。年长以后，幡然悔悟，毅然改变原来的处事风格，严格要求自己，变得通达事理，胸怀开阔。
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是其中人物非同寻常的言行和经历。王浚在还未得到任用而僻处家乡之时，在家中造房子，就表现出他的远大志向。据《晋书·王浚传》说，他“开门前路广数十步”（在宅院门前开辟了一条数十步宽的路），乡人不解，问：“你在家门口修这么宽的路有什么用？不是过分了吗？”王浚说：“以后成就事业了，仪仗扈从出入方便啊。”人们听了之后冷笑而去。
王浚对乡人的嘲笑并未表示出不快，他只是引述《史记》中的话：“陈胜不是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吗？”以此来重申他的志向。
王浚的婚姻也颇具传奇色彩。凉州刺史徐邈的女儿才貌俱佳，贤淑有主见，一直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待字闺中。一次，徐邈在家中设宴款待宾客。他的女儿在内室观察，她指着一个人对母亲说：“就是他。”她遴选的如意夫君就是王浚。而当时王浚还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吏。
王浚初为河东郡从事，为羊祜所赏识，转巴郡太守、广汉太守，有“惠政”，后迁益州刺史，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晋武帝司马炎谋攻东吴，经羊祜推荐，授王浚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州军事。王浚奉诏修建战舰，训练水师，做战争准备。史书说当时的“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公元280年，王浚率军沿长江东下，开始伐吴之战。当年三月，王浚大军开进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东吴政权宣告结束。王浚在平吴战役中立了大功，又被升迁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说的就是王浚攻陷吴国都城的历史事实。“大行不顾细谨。”做大事的人，不必在那些小节上浪费精力和时间，更不必在意别人的讥嘲与评价，尤其不要受那些目光短浅之人的风言风语的干扰，只要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推究事物之理。一说是摒除物欲。
古代那些想把自己的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格；要修养自身的品格，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态；要端正自己的心态，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必须先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一说是：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召唤自己的良知；召唤自己的良知，在于摒除物欲的蒙蔽。）
朱子说：“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能够明其明德。心，身体的主宰。推广我们已有的知识，使自己所知达到无限。穷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至理，以达到极致。”
王阳明说：“所谓致知，并不是后世儒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是指推致自己的良知。这里的‘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它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习就能具有，所以称之为‘良知’。它是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致知必在于格物。‘格’即正，‘物’即事。‘格物’即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就是去恶存善，使良知没有亏缺蒙蔽，这样方能达到至善。”
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历史在不断前进，人类也在不断进步，这是不可抗拒的主流。但是，在前进的潮流下，也会产生不和谐的芜杂，比如诚信的缺失。处于后商业时代的人们，急于聚敛财富，一切唯钱是举，越出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欺诈造假、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这一切随处可见。它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我们感同身受。这不仅是一种倒退，更是人性的堕落。
《程氏遗书》中说的“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值得我们深加体味。愿我们共勉，一起抵达道德的新境界。
封轨，字广度。北魏时渤海人。他沉谨好学，博通经传；性格方直，为时论推重；官至征虏将军。
封轨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志同道合，相互见重，引为挚友。惠蔚经常赞叹封轨：“封先生对于经义，不只在于章句解说中，他有独特的见解，尤其是把握宏旨脉络、统括思想这方面我不如他，与他差距很大！”
封轨自律严谨，节操高尚，仪容整洁，威仪堂堂。于是就有人说：“有知识的人大多不修边幅，您这个贤达之士为什么独自不同？”封轨听了笑着说：“修养高尚的人使自己的衣服帽子整洁端庄，目不斜视，行为庄重，这是应该的。为什么非要做出蓬头垢面的样子，才认为是贤德呢？”非议他的人听了之后，很感惭愧。
封轨深为尚书右仆射郭祚所了解。郭祚常对儿子郭景尚说：“封轨、高绰二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将来必受重用。我平生不轻易推荐人，而多次推荐这二位，不只是为国进贤，也是为了你们兄弟将来的榜样和依靠。”封轨以方直自业，高绰也以风概立名。尚书令高肇官拜司徒，高绰送迎往来，而封轨竟然从不往见。高绰四顾，不见封轨，回到家后，自叹：“我一生自以为没有违越修养的原则，今日举措，不如封先生很远啊！”封轨以“务德慎言”作为修身之本，认为“奸回谗佞”是世间最大的祸患，因此著有《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篇戒铭，可惜其文字未能传载于典籍。
太和年间，封轨官拜著作佐郎，很快又升任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骑常侍。封轨曾奉命出使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借口卧病不愿亲自接受诏令。封轨正色诘责，喻以大义。高丽王云于是北面拜受诏书。此前，契丹掳掠边境居民六十多人，又被高丽拥掠东归。封轨发出公文声讨，高丽王云当即全部给以资费送回。有司奏称封轨远使绝域，不辱朝命，并使边境居民归来恢复生产，功宜加爵封赏。世宗下诏封轨官升一级，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调任吏部郎官，以其兄政绩考核事请托封轨。封轨说：“法者，天下之平，不可因旧交亲情而使之有所亏损。”崔休叹服其正直和坚持原则的精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研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认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就可获得新的知识，增长智慧。在智慧的引领下，反观自身，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使内心意念真诚。内心怀着对万物的感念与诚笃，从而使我们对待客观的事物时，能够树立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心态。内心固守中正诚敬，就有了修养品行的基础。有了自身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整治好自己的家族。整治好自己的家族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才能使得天下太平。
“格物致知”在儒家的道德观中，“格”的意思是穷尽，“物”是指“天下事物之理”。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探求一切事物的规律，这叫“格物”。“致知”是指更深地发展我们的知识学问。对外界事物进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能够明了，这叫“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指格除物欲的蒙蔽，推致自己的良知。唯有摒除物欲，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回归本真。
修己安人或修齐治平，是儒家治国哲学的基本条件。人作为历史的存在、道德的存在，参与天地化育、社会改造，就需要孜孜不倦地自我省察及努力。那么如何去做呢？从哪里做起呢？从“格物”做起，从“致知”做起。“格物致知”，不仅要推究事理，扩充知识，更要摒除物欲，回归本真，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得正。
杨云翼（公元1170—1228年），字之美，祖籍赞皇檀山村（今属河北赞皇）。杨云翼生于世宦之家，自幼天资颖悟，刚学会说话就能“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杨云翼得中状元，授官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此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天性雅重，自律极严。他交友重义气，为朋友死生祸福在所不辞。对国家之事，他知无不言，且极具远见。杨云翼博学多才，对历法、医药、经学均有研究，著作除文集外，尚有《续通鉴》《周礼辨》等。他是金朝杰出的人物之一，与赵秉文被金史誉为“金士巨擘”。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去世，谥赠“文献”。
杨云翼为官期间，金朝已由盛转衰，内外交患。外与西夏对峙，由攻转守，受到侵吞的威胁；东部边界蒙古族虎视眈眈，时时存在被进攻掳掠的危险；又与南宋时和时战。内部吏治腐败，权臣专擅，矛盾重重，党争纷纷；国内横征暴敛，国力亏损，民不聊生，灾乱迭起。面对如此艰险的时局，他忧虑在心，勉力支撑，直言劝谏，不避权势，遂以刚正不阿享誉内外。同代人赞其“宏衍博大”“中朝第一”，正直节气之士敬其为师长。
泰和年间，金兵频繁对南方用兵。杨云翼对于这种穷兵黩武、不顾国家大局的祸国之举，极力反对。他从天时、地利、人和及历史发展的轨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利害得失，坦诚直言：“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对于用兵南宋的战事结果洞若观火。后来，金兵南伐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宣宗愧言无面目见云翼。
杨云翼为官清正，办案理事依据律令，不受上司甚至皇帝干扰、阻挠。一次，河朔边境的百姓因被蒙古骑兵追杀，被迫泅渡黄河进入南宋。后来这些百姓回到金国后，朝廷欲依法处决，云翼极力谏止，他说：“法所重私渡者，在于防止奸细混入，今平民百姓为兵所迫，奔入于河，只为逃生。如果使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那么以后就只有屈从敌人一条路了。”这番话使宣宗幡然醒悟，百姓得以生还。
哀宗即位后，杨云翼升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在讲授《尚书》时，杨云翼对皇上说：“帝王的学问不必拘泥于章句之义，只要把握治理国家的要点和关键就行了。例如任贤去邪，如果处理得好，天下就会大治；处理得不好，天下就会大乱。有的人虽然说话不顺你的心，但却是深含哲理的忠言；有的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舒服，但却损害了你的志气。诸如此类，关键在于使自己的心正、意诚，那么，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杨云翼患有风湿病，遇到风雨阴湿天气就疼痛难忍。皇上很关心他的病情，并亲自询问治好这种病的药方。杨云翼于是借医寓理，回答说：“只是先把心治好而已。心中没有病，邪气自然平息。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君王先把自己的心放正，行为正派，那么正气就树立起来了，朝廷百官就没有人敢于作奸犯科，天下百姓也就自然安居乐业了。”皇上豁然明白。
杨云翼不仅政声卓著，吏事练达，直言敢谏，且文名大盛，与文人名士交往甚广，经常推荐贤才，鼓励后进。元好问曾盛称杨云翼云：“惟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庶人］平民百姓。
［壹是］都是、全部。
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
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从生命个体来说，都是平等、无差别的。但是，后来随着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身教育等诸多外因的影响，人就有了差距，甚至天壤之别。有的人衣食无忧，有的人穷困潦倒；有的人名位显赫，有的人平庸无奇；有的人挥金如土，有的人身无分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如果我们未能富贵名显，甚或处于庸碌穷困之中，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自叹凄凉，而应以乐观的心态面对身边的一切，积极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并凭借自身的努力去追求，去奋斗。即使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也会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我们的行为合乎社会的规范，我们的人格是能够站立的，我们没有做出有愧于天地良心的行为。
程颐（公元1033—1107年），字正叔，北宋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时即同其兄程颢一起求学于周敦颐。元祐初年，经司马光引荐，程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他与兄程颢世称“二程”，为理学奠基人。程颐生前门人很多，世称伊川先生。他的著作有《二程全书》。其学说由后来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程颐十八岁时上书宋仁宗，提出了“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的“应时而作”的变革主张（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当时著名学者胡瑗主持太学，程颐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为胡瑗赏识，委以学职。
程颐二十七岁时，科举廷试落第，此后就未再参加过科举考试。自谓“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未有意于仕也”。青年时期的程颐即以学识品行蜚声海内，不少朝廷大臣多次举荐他，他都以“学之不足”为由而“不愿仕”。四方之士慕名求教，于是他便在洛阳收徒讲学。
后来，王安石失势，五十三岁的程颐在司马光、吕公著的力荐之下，出任汝州团练推官，并任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他被委以崇政殿说书。他向皇上上书说：“见解与知识一起增长，品德与思想同时养成。现在，普通老百姓都聘请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名士做家庭教师，教育子女，熏陶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何况陛下现在还很年轻呢？即使天资聪明，也应力学不倦，而名师教诲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呀。希望陛下挑选一批名儒到宫中讲学，分别值班，以备陛下问难解疑。日积月累地坚持下去，高尚的品德一定会培养形成。”
当他听说皇上曾在洗脸时躲开蚂蚁，不让水沫冲淹它们，于是询问皇上：“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我只是恐怕伤害他们而已。”程颐说：“陛下，您如果能推广这种仁爱之心，爱护百姓，用来处理天下所有大事，那么您就得到治理天下的要领了。”
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的修养，主要依赖于“敬”，即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志专一，始终保持敬畏的心境。同时，通过学习“格物穷理”，具体研究天下万事万物所寓含的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合乎理义。程颐进而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他认为格物即是穷理，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体悟天理。穷理的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恪守礼仪等。他注重知行结合，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
程颐的哲学思想对宋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评价说：“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朝康熙皇帝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的匾额。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末］枝末、枝节。
如果修身的这个根本都乱了，那么要治理好家庭、国家、天下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程子说：“《大学》是孔子留传下来的书，是初学者进修德行的进阶门径。全靠这本书的存在，我们今天才能知道古人做学问的先后次序；至于《论语》和《孟子》，研读的顺序应在其后。学习的人从这本书学起，就差不多不会有错了。”
古语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见《吕氏春秋》）石头可以被打碎，但不能夺取它坚硬的本性；丹砂可以被磨碎，但不能夺取它红色的本色。坚硬与红色，是其本性所具有的根本属性。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通过选择而形成的。
每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难以用一个标准衡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行业中的优秀人才，未必是另一个领域的行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重用有较高德行修养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陈师锡（公元1057—1125年），字伯修，北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人，时称闲乐先生。他曾任监察御史、秘书省校书郎、殿中侍御史等职，后因党论被削官。
陈师锡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声誉，神宗皇帝也闻知他的才华。熙宁九年，陈师锡参加廷试，奏请名次在甲乙之间，皇帝随意抽取一篇策对文章阅读，边读边叹赏，回头对侍臣说：“这必定是陈师锡的文章。”开启密封，果然不错，于是定名为进士第三名，调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对他很器重，倚以为政。
陈师锡与陈了翁友善。一日，二人同游园圃中，见天空中有雁阵飞过，就互相指雁阵戏言：“明年科试中魁的，当射中头雁。”伯修引弓射之，射中第三只，了翁没有射中。过了一会儿，又有雁阵飞过，了翁也射中第三只雁。伯修笑着说：“你可能是在我之后中榜吧？”了翁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应当接任您的职务。”到明年，伯修果然以第三名登第。三年后，了翁登第也是第三名，而且初授官职也是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果真是接任了。因此，当初二人一同射雁的便厅便被命名为“射雁堂”。
元祐初年，苏轼多次上书荐举陈师锡，称赞其品行高洁质朴，文章冠绝当世。陈师锡由此升任秘书省校书郎。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诬陷获罪，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只有陈师锡独自设酒筵饯别，又安抚其家人。
陈师道任监察御史时，皇上曾下诏命令进士研读法律。陈师锡上书进谏说：“陛下正在大兴学校，推行德化，利用经典所阐扬的道德礼义、仁恕思想来开启读书人的天性，意在培养他们高尚的品质，不应该用刑名之学扰乱他们的心智。道德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刑名之学只是次要的东西，只能起辅助作用。以道德教化人们，人们尚且流于末流，争趋财利而犯科，何况朝廷下诏命令他们学习这些枝节知识呢？希望陛下追回前诏，使天下读书人都能注重修养自己的品德。”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陈师锡居南徐。一日午间休息，梦中到达一处，殿宇巍然，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端坐正中，侍卫环列。司仪引导他拜礼殿下，然后奉命升殿，安抚慰问，并让他写下平生论事奏简及诗文进呈。天帝高兴地说：“已安排卿第六等官。”于是醒觉。他叫来儿子，引他的手抚按在头顶，温热如火，并告诉他这个梦中的情境。说完，陈师锡便又睡去，过了一会儿睡醒后，又对他的儿子说：“刚才又梦见进入三间黑漆屋。这是棺椁的征兆，看来我将不久于世了。”于是，陈师锡与亲戚家人互为敬酒告别。当夜深人静之时，静坐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