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唐·赵蕤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就怕别人不富贵；制作弓箭的人，就怕弓箭不伤人。他们这样想，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其实并非如此，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研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就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预先对弊端有所防范，这便是圣人著书立作的根本目的。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出了乱子，那又该怎么拯救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朝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国家的风貌虽然都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不尽相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功绩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地确定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去顺应客观规律的要求，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往往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业，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慑的方法；强国的统治采用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可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如果过时了就舍弃它。”所以说，在本该实行霸道的统治时期如果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本该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慑手段，就会错误百出。如果遇到天下大乱，人心险恶，传统的道德观念就会受到破坏，然而此时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大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就好像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叫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但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成就的原因；只强调总体成功，而不顾细枝末节的弊病。这种政治尽管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扶危定倾的实质是一样的。我恐怕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分成十卷，书名定为《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如何巩固统治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危局。

本书所记载的各篇，都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这是治国安邦的真理。我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求取虚名，而是为了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之人的指教。如果有在位的帝王，能好好研习这本书，我就深感荣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