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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主要论述了为臣之道。纵观历朝历代的臣子，可谓忠奸直曲，应有尽有，文中就列举了“六正”与“六邪”总共十二种臣子的类型，并结合历代的具体史实，对历史上为臣者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全面的总结。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做臣子的，当天下大势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时，就能洞察先机，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知晓存亡、得失的关键。防患于未然，使主人超然独立，处在光荣的位置上，能够做到这些的臣子便是“圣臣”。
能够尽心尽意、谦虚谨慎地办事，经常提出好的治国之道，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要眼光远大，胸怀大志，顺应正确的决策，纠正不好的行为，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为国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博学多识，精通历史，以历史经验启发激励君主，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忠臣”。
深谋远虑，能预测事情的成败，及时采取补救的办法，或者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使君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就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就是“贞臣”。
当国乱君昏时，不阿谀逢迎，敢冒死直谏，陈说利弊得失，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是“直臣”。
以上六种官员就是所谓的“六正”。
本节列举了六种官员，都是为君者的“良辅”，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都有其各自的表现形式，都有着各自的长处和所擅长的职务。如果君主能够抓住他们各自的优点，安排其在合适的职务上，就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从而可以做到量才而用，使他们各尽其职。作为领导者能够使良才各得其所，激发他们的潜能，就能在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安于官位，贪取俸禄，不为公事操心，做事随波逐流，没有主见，持观望态度，这样的臣子叫作“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知应和君主，对上投其所好，暗中讨好主上，以取悦得宠，玩些溜须拍马的花样，而不顾因此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官员就叫作“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巧言令色，实则嫉贤妒能，任人唯亲，报喜不报忧。暗中诽谤他人，爱夸大其词，致使君主赏罚不明，政策法令不能贯彻实行，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学识，以其掩饰过错，振振有词，使人不得不信；辩论起来是以成为一家学说，小则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在朝廷中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颠倒黑白，结党营私，损公利己，排斥他人。假传圣旨以谋求显贵之位，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以奸佞之语阿谀奉承，促使君主走上邪路，背后又把责任推给君主；结交朋党，蔽塞君听，使朝廷内外黑白不分，是非不辨；将君主恶名传到境外，人尽皆知，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以上这六种官员称作“六邪”。
本节从反面谈到了六种官员，即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说明这些都是祸国殃民的奸邪之臣。正邪不两立，奸臣当道，好人就不会得到重用，这与用人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用人不当，手下尽是些奸佞小人、不忠之臣，他们不但花言巧语地颠倒黑白，甚至还会破坏团结，陷害他人，危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用人者必须防范的。否则，就会在事业上一事无成。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子贡说：“陈灵公君臣公然淫乱朝纲，泄冶却因进谏被杀，这件事与比干之死相同，能称得上仁吗？”（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美女。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所迷。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内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刺客把泄冶杀了。就此事子贡问孔子。）
孔子说：“比干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国家方面讲，比干是纣王的老师，为的是保住殷商的社稷，所以才决心牺牲自己，希望以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才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臣子，地位只是个大夫，没有血缘上的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但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这么做，想改变昏庸的君主。死于国无益，只能说有爱国之心，无忠仁之实。《诗经》中说：‘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就无法把他们拉回来了）。泄冶就是这种人吧。”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岨峗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有人问：“后汉的窦武、陈蕃与宦官曹节、王甫在朝廷中抗斗，最终还是死在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范晔在《后汉书》中说：“汉桓帝、灵帝时，像陈蕃这样的人，都能树立声势，与昏政乱俗抗拒，在困境中与宦官据理力争。他们最终失败被杀，并非不能解开世俗的乌烟瘴气，保持高洁情志，只是不屑这样做。可叹世人以超越尘伦为高尚，不关心人伦大节，而陈蕃以遁世离俗不合乎道义，所以即使屡遭排斥也不放弃。以仁心为己任，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也不停止追求，总想找机会实现心愿，铲除阉党。虽然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良禽择木，良才择人。为臣之道也是一门学问，有的本来怀着满腔热情想为君王建功立业，结果却事与愿违，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甚至丢了性命，比干、窦武就是这样的臣子。有的怀有雄才伟略，却不能得遇明君，而壮志未酬，如廉颇、贾谊。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有人问：“臧洪死于张超之难，算得上义举吗？”（三国交战时，广陵太守张超把政务委托给臧洪管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当曹操在雍丘包围张超时，臧洪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当向袁绍求援时，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与之绝交。朋友反目成仇，袁绍举兵攻打臧洪，后来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范晔对此的看法是：“张超被困雍丘，臧洪情急求救，确实不错。看他光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但是英雄豪杰的行为有时与信守节义并无关系。有时甚至无信义可谈，更何况是在兵荒马乱的三国。如果能谈连横或诈算之术，晓之利害，有利可图的话，还可能有效。而当时曹、袁出于利害关系刚刚讲和，臧洪想借袁绍打败曹操，以解朋友之难，实在荒唐。另外，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愤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虽心有申包胥哭秦廷之义，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借外力解决本国危难，只会把国家让给他人，没听说过这样还能复国图存的。”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有人问：“季布是一名壮士，反而化刚为柔，剃成了光头，逃亡在外，这样做对吗？”
司马迁说：“在楚汉争霸时，以项羽的气概，季布能在楚军中扬名立足，屡建奇功，真可谓壮士。但项羽失败后，刘邦要杀他，他又甘心为奴而苟活，又显得很下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很自负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走错了路，因此受尽屈辱却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施展抱负，发挥潜能，所以最终成了汉代名将。贤者把死节看得很重，不会像婢妾贱人一样轻易放弃，只要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而自杀只能是无路可走的表现。”
本节说到了面对生死如何取义的方式，并列举了大量的历史名人的事迹，进行了精确阐述。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看如何去死。舍生取义，忍辱负重，或是勇敢悲壮而死，方能显现生死之间的伟大意义；如果在困境中无计可施而心生轻生之念，就不是大丈夫、真君子所为了。就像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活着有所追求，死能死得其所，才是真正的勇士。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聘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黥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有人说：“南朝宋人宗悫贫贱时，曾被庾业轻视，后来他当上太守后又请庾业做长史，对此有何评价呢？”
斐子野说：“贫贱时，面无戚色，心无忧虑，安然自得，淡泊宁静，有如此之胸怀，其德行很像孔子的学生曾子、原宪；能降志辱身，摧眉折腰，忍辱负重，这是韩信、黥布这类人的行为。被人轻视与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但心态却不同。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不奢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另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度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像宗悫这样的人，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贫贱时忍辱负重，得志后不念旧恶，真可谓长者之风呀！”
后世人称郦寄欺骗吕禄是出卖朋友，这怎么讲呢？
班固认为：“所谓出卖朋友，指的是见利忘义的行为。郦寄的伯父郦食其和父亲郦商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虽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了吕氏家族，但那是为了拯救国难、安定社稷，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手段。”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有人问：“靳允不救母亲，死守城池，对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说：“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所以自杀而亡，使王陵心无牵挂，尽忠尽节。战国时的卫国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不曾回家。有人说可以提拔他为相，管仲却说，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呢？不可以为相。这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靳允应先救母亲。徐庶母亲被曹操抓去，刘备只得让徐庶归曹。想得天下的人，应体谅母子之情，所以曹操应该让靳允救其母才对。”
“小不忍则乱大谋”，可见为人大度是一种高贵的品质，表现在生活中大多是能善于倾听和容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还要学会忍受别人与自己相左的想法。人在大度的同时，还必须识大体、顾大局，如果做事只求一时痛快，或者忍痛割爱，于至亲的生命都不顾惜，就会违背仁义二字，到那时所谓的大度就毫无意义可言了。所以说，能够表现在明辨是非，大仁大义之举上的大度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魏文帝曹丕问大臣王朗等人：“郑国大臣子产治理国家时，没有人能欺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时，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时，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所做到的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
王朗说：“君行德政，臣民就会因仁义的感化而不忍心欺骗；君上明察，那么臣民害怕被发觉就不能欺了；君用刑罚，臣民就会因畏惧而不敢欺了。实行德政，感化仁义，德政与仁义并施，就可以使百姓知耻而有序，自然会向德化的方向走；如果害怕犯错被查处而获罪，可以用政事疏导，用刑法统一，民虽免于罪过，却与没有耻辱心的人一样。德刑的区别很大，就像秤锤与所称重物的区别，是质的区别，不只是钧铢斤两之差。”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虽身居显位，却又能降低身份，过着俭朴的生活，然而得到的毁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认为行仁德有利的人，是假借仁的名义谋取私利；身体力行义的人，完全自觉行仁义之举，又处处合乎道义。季文子的老婆从不穿绫罗绸缎，而被传为美谈；公孙弘身穿布衣，汲黯当面指责他假装俭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受到诋毁，其原因就在于‘利仁’和‘体义’的区别。古书有云：‘仁者安身于仁，智者利用仁，畏罪者勉强为仁。’考究他们的仁，表面好似没有区别，其实本质却不相同。安仁的人，本性仁善是自觉的行为；利仁的人，只是用仁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去做；强仁者，是不得已而为之。三者相比，以安仁为最优了。”
古人讲究修身明志，讲究以德服人。以仁德之心去弃恶扬善，教化万民，而自己即使身处功名利禄中，也不会丧失清高淡泊的性情，从而安然自在地独享生活中的情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求取高雅的名声，而沽名钓誉地假装清高，就未免让人心生厌倦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表面上大讲文明道德，暗中却做男盗女娼之事，干争名夺利之事，虽然能招摇过市一时，但终究还是逃不过世人的眼睛。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降兵四十万，能算是历史上的奇将吗？”
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大军是个骗局，白起当初答应赵国投降了会没事，结果赵国投降了又被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此后白起再也难以得志了。如果赵军事先知道被活埋，就算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全副武装呢？天下见到投降秦国的将领头颅堆成山，归降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与之战争，只会拼死相斗，哪还有人肯投降！虽然白起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告诉了天下必与秦决一死战，不可投降。白起为争一时之功，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所以说，这种做法虽然占领了别人的土地，但也相对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实现不了速灭六国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赵国虽战败但并未亡国，假使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再有个赵奢这样的将领，秦国就对付不了。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赵，并不是因有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害怕各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况且长平之战，秦人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损失更大。像白起这样的战略，怎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残暴之治是不能长久的，秦朝的灭亡与之是分不开的。项羽一生战功卓著，大小战役七十二次，有七十一次都取得了胜利，而这最后一战却全军覆没，落个乌江自刎的下场。表面看是战略战术的失败，实际上是失道寡助所致，可悲又可叹。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斗争，它也关系到政治斗争，以仁义之师征战，才会争取更多的力量，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恩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机会。这是他的过错吗？”（公元前285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即墨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进击，攻克这两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觉得他是明了大道玄机，按照礼义掌握办事规律的人。他想用仁德收买人心，岂是只知以武力征服、不懂道义的目光短浅之人？这种只知兼并的做法是乐毅所不看重的，不讲道义就使燕国强大，也不是乐毅所要达到的目标。他不计较一时的利益，而是从大局出发，为的是统一天下。攻打齐国不过是他以此扬名的开始，围困齐城却不侵扰百姓，仁心显于天下，美德传于列国，功德几乎可与汤武圣王的业绩相比。乐毅施展宏韬大略，不攻克两座城池，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此时信誉著于齐人，正待其弊，从而使即墨、莒人对齐王产生怨恨的情绪，并为田单那些人归降留下宽广的后路；宽容而和善的态度使齐人不存有屈辱之感。燕王的恩泽遍及东海之滨，华夏之裔有如草遇阳春，从而使燕王得到更多的拥护，如能这样，二城必降，就能使王业更兴盛了。留下二城迟迟不攻，是速胜的一种长远之策。可惜由于时局的变化，这种计划未能实现，而功败垂成，这只不过是由时局造成的。如果当时攻下二城，使以威慑，甚至以杀戮来昭示四海，那离燕王称霸的大业就更远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只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拔，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测风云呢？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这样看来，乐毅不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乐毅举仁义之师，不克二城，比残酷杀戮确实高明得多，但与诸葛亮相比，却还相差甚远。诸葛亮不仅足智多谋，还能言善辩；不仅有高瞻远瞩的治国策略，还有宽广仁厚的博大胸怀，不仅能知人善任，还以仁待人，从而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智慧化身。同样胸怀大志，对君王忠心耿耿，其结果却不尽相同，这是由立身处世的态度和环境造成的。因此，把握时机，才能进退自如。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手？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有人问：“商鞅千里迢迢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
刘向认为：“商鞅在内政方面抓紧农业生产，军事上鼓励将士多立战功以加官晋爵。执法中刚正不阿，对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无偏无党’，《诗经》所说的‘周朝治国如磐石公平坦白，如箭正直无私’。就是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激励将士，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农耕，都未必赶得上商鞅。这就是秦国能够兼并六国的原因吧。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世强盛，并非偶然，而是治理得法的结果。’想做霸主，就应像齐桓公那样信守诺言，归还鲁国土地；像晋文公那样三日攻不下城池，就领兵而去，从而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狐偃。但商君变法成功后，在攻打魏国时，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卬，大谈昔日友情，并约定会面畅饮，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如果秦孝公遇到的是齐桓公、晋文公，他们联合各路诸侯讨伐秦国，秦国定会灭亡。只因当时不再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国君，才使秦国兼并了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道理，其实并非如此。从前周公、召公实施仁政，死了以后，后人思念他们，作了《蔽芾甘棠》来歌颂他们。说的就是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们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齐桓公因管仲有功而把伯氏的三百户赏给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刑，对外穷兵黩武，而自己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可以在任用商鞅时，施行宽容的法律，再配合恩德，这样就差不多是成就霸业的做法了。”
商鞅变法，是对是错，暂且不去评说，但他确实使秦国变得国富民强了，虽然最后因车裂而亡，但其为变法献身的精神确有可以称道之处。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以变革求强盛。从历史诸多“变法”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明白，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总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变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诸葛亮因马谡失守街亭，把他杀了。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战国时楚国因元帅得臣兵败被逼自刎，晋文公很是高兴。可知楚王杀错了人。现在天下未定，处死马谡这样有智谋的大将，岂不可惜？”诸葛亮泪流满面说：“孙武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晋悼公伐郑战于虎牢时，杨干仗着是悼公的弟弟，不听军令，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如今四海分裂，战争刚开始，如果废止了刑法，还怎么讨伐贼寇呢？”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按军法处置他，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才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疆域狭窄，人才比不上魏国兴旺，又把马谡杀了，无可奈何起用才德较差之人，很明显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不吸取三次北伐失败教训的做法，还想成就大业，不是勉为其难吗？”
孔明挥泪斩马谡确有不当之处，其目的是严于用法，明于律己，这无可厚非，但用法要有个度，同时还要灵活把握，适应时宜。当时蜀国正值缺人之时，杀掉马谡无异于雪上加霜。孔明用马谡守街亭，本身也有不妥之处，因为马谡长于用脑献策，不善用兵打仗，这也是其败因之一。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诸葛亮在此所犯的过失，也并非不可原谅，因为用人之长，不能因一次失误就全盘否定。
汉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汉代的周勃平定了吕后乱政，功劳极大，霍光比他如何？
回答说：“周勃是汉高祖的创业大臣，众望所归，又身居太尉，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周旋游说，搞阴谋诡计。可以说他是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霍光则不同，在汉武帝突然病重，事出仓促的情况下，被要求辅佐幼主汉昭帝。在他辅佐幼主期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后来燕王刘旦叛乱，他诛灭了燕王，安定了皇室。后来又废昌邑王刘贺，迎立刘询为汉宣帝。霍光肩负汉家刘氏的重任，执掌大权二十年，使汉朝中道兴隆，皇权延续，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上下，实在是汉之贤相。他们之间的事迹相比较，其优劣是很明显的。”
后汉的太尉陈蕃向汉桓帝推荐徐稚、袁闳、韦著。桓帝问：“他们三个谁更好一些？”陈蕃说：“袁闳出身贵族，通晓安身立命之道，受道德教育，得礼义熏陶，品操合乎圣人遗训；韦著适于做京官，为人处世讲究礼义，这种修养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他就是常人说的那种‘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人；徐稚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贫，能够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应当说数他最为杰出。”
或曰：“谢安石为相，可与何人为比？”
虞南曰：“昔顾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持重，莫以为偶。夫以东晋衰微，疆场日骇，况永固（苻坚字也）六夷英主，亲率百万。苻融俊才名相，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锷，先筑宾馆，以待晋君。强弱而论，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靖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于胸中矣。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曰：“善。”
有人问：“东晋的谢安做晋孝武帝的宰相，可以和谁相比？”
虞世南说：“以前东吴的宰相顾雍受封为侯之日，家中无人知道，前人都称赞他质朴稳重，无人能及。在东晋那时王朝日渐没落，全国战火四起，百姓惊恐不安，再加上当时苻坚已是六夷之主，拥兵百万，又有苻融这样的丞相为前锋，披坚执锐，厉如虎狼之爪牙，锐似蛇矛，直逼江南。苻坚自恃兵强将猛，修建了宾馆，准备安顿被俘的晋朝皇帝，双方力量强弱用鸿毛与泰山来比喻也不过分。而谢安能临危不惧、泰然自若，拒绝五州都督桓冲的援兵，对侄子谢玄的作战方案不置可否，下棋如故。可见他对胜败早已成竹在胸了。这样的人才，怎会因一小小的万户侯而使自己方寸大乱呢？自古以来，难有与之可比者。”
隋炀帝做太子时，有一次问将军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誉为良将，他们三个谁优谁劣呢？”贺若弼说：“杨素是猛将，但没有远大的谋略。韩擒虎是斗将，没有指挥才能。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隋炀帝回答道：“说得好！”
俗语说“乱世出英雄”，还有的说“时势造英雄”。如果生不逢时，不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或是不能被伯乐相中，即使是人才也会被埋没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就是最好的例子。谢安能够一战成名，则证明了时局环境塑造人才的说法。由上所述，杰出的人才如果具备了有利的条件，接着所做的就是去把握和创造机会，在逆境中磨炼自己，在顺境中努力奋进，争取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