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篇论述了历代帝王的功过得失和为君者应具备的素质。文中记述了从三皇五帝到隋朝的历代帝王，为我们一一道来，细细评点，真可谓是浓缩了历代帝王政治的兴衰史。当皇帝的不论是明主还是昏君，都想让百姓做自己的良民、顺民，但在百姓眼里，这与皇帝的君德却有着直接的联系，绝非是随心所愿的。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设矩备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三皇没有留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所行仁德却遍及四海，所以天下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有据，所以天下才会太平。君臣谦让，互不贪功，他们的美德无形中使百姓深受教化，百姓却又不明其中奥妙。所以任用群臣不必有过多的礼仪规范、赏罚制度，能把事情办好、互不伤害就可以了。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治国就是以道义服人了。
制定策略是为了防止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就不会轻易发生战乱，使天下太平。君臣互不猜疑，国家稳定，君民安详，群臣能知道义规范、进退有序，上下就会相安无事。
霸主治国之术是以权势威慑、以信誉求团结、以赏罚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得不到；赏罚不明，人才就会离去。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要使二者不偏不倚，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就算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只用其一。由此可知，用德较多、用刑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单用刑法而亡的就是秦了。
以德治国还是以刑治国，是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本节就阐述了这一方面的内容。五帝以“无为而治”的德行治理国家，从而形成自然而然的风气。当文治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国家时就需要改变方法，所以又有了后来“三王”时期以刑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方法，再到后来刑多德少的“春秋五霸”。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从今天的治国方法来看，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才是最佳的治国之策。用德做示范，加强文明建设；以法做规范，使人民有法可依，只有使两者完美结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才会使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垅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拨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枭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觏，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
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有人问：“五霸之道我已明白了，那么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从乡间崛起，扫平了天下战乱而开创了帝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小心，各有所长，可谓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百姓，拯救大众于水火之中。将他们俩人的德行与威望相比较，谁优谁劣呢？”
曹植说：“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反抗暴秦而起事，后又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其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真可谓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呀！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没有与道义相符，所以他死后，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做些残暴之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熏耳，喂上哑药；赵王如意被幽囚毒杀。亲生骨肉连遭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政，汉家政权几乎易主。上述种种，难道不表明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就是由于他能选贤任能，听其谋观其行，才会统一天下，成就帝业。
“光武帝刘秀继承了皇家的仁德，秉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通晓中正万物之妙理，胸怀仅次于圣贤之士。他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聪明、思维缜密、乐善好施。在其所处的时代，灾难多发，正值汉朝气数将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种情况下，他如雷般惊天动地，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扫除残暴，诛灭逆贼。他的大军还没出南京，王莽就已在洛阳被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运筹于帷幄之中，便能稳操胜券，计谋确定后就采取行动，所以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士兵也誓死追随他。对百姓广施仁爱，勤修政业而名传千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所以窦融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一见便深为赞叹。像虞舜一样有亲和的声誉；像羲皇一样有高尚的品质。他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周公吐哺握发之劳苦；倾心国事，日夜操劳，史称日昃之勤。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寻常；论尊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无可挑剔；论品行，正大光明。刘秀势力并不强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最终能一统天下，创建不朽功勋，使美名金石碑铭，诗书文献也记载着他的不少功业。”所以说，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汉朝，认为周成王、周康王和汉朝的文帝、景帝最优秀，这话对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民，所以广积仁德风气，就像疾风吹草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不值得夸耀。至于汉高祖登基后，忙于国事，极力清除亡秦遗留下的不利因素。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净淡然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时期的残酷暴刑，恢复了黄帝、尧舜时期的淳朴风气，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他不沉迷于新垣平的妖言，不理睬梦见邓通的幻影，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景帝与周康王相比，德行上还是不足的。”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他可与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内兴礼乐，外拓疆域。制定规章，焕然可述。比秦始皇还要伟大。不过他生活骄奢，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所以说功有余而德不足。”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縢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縢，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时遇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盖长公主和上官等的谋反。成王相信周公的忠诚，昭帝任命大将霍光执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说：“周成王有武王美善的气质，有贤母的胎教，有召公、吕望为太师。会说话之时，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会走路的时候，宫廷礼仪的官员就教他礼节。从小就养成了威严壮美的仪容，听惯了德义之声，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但他还是误听了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后来他才悔悟。他不相信周公的圣德，而相信藏在金柜中周公的祷言，真是糊涂呀！汉昭帝的父亲汉武帝不像武王那样仁德，母亲也不像邑姜一样贤惠，从小由大姐盖长公主抚养，辅相是上官桀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做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可以说他是生无仁孝之质，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之手。但美德天性生成，品行与生俱来，十四岁时就聪明异常，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伪书，深信并赞扬霍光的忠诚。哪像周成王开启金柜见到周公遗书，问了原委后才恍然觉悟的呢？假如让周成王和汉昭帝互换时代来教化百姓，辅臣也相互调换，礼乐制度同样也是如此，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有人问：“汉宣帝明察政事，是与光武帝一样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起自民间，知人疾苦，所以注重政务，任用贤能。如果究其采取严刑重法，其根源在法家的申不害、韩非那里。古人说：‘图王不成，其势不足还可以称霸；图霸不成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光武帝大仁大义，是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成就霸业的皇帝。由此看来，二人恐怕不能类比。”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同样，历史也会记录下每人一生的功过是非。纵观汉朝历代帝王，都有各自功成名就的业绩，高祖创业，文景两帝无为而治，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说明君层出不穷，皆有作为。但高祖成就帝业后斩杀功臣，武帝用刑过于严厉等，也体现了他们各有不足之处。
最后，作者从德治与严刑两方面做了总结，不管是运用宽松的制度还是严苛的制度，最关键的还是要合乎时宜。刚建立政权宜使用宽政，有动乱时就使用严厉的制度，在和平稳定时期，就应该两者并重，适时调整。如果能把握好与时势相符的制国方略，就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名留史册。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饬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寤，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有人问：“汉元帝才艺俱佳，人品温雅，是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在于文德武功。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应制止暴乱，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君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箫，和声谱曲，都是文人墨客、戏子伶官的事，不是天子应该钻研的。”
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开始也是谦恭礼让，难道不像一代名士吗？但当了宰相后，骄横暴虐，为什么会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生性残酷，为人狡诈。没有显达前，沽名钓誉；权力到手后，原形毕露，目中无人。伪装的面纱一旦撕掉，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刚愎自用，自高自大，终不悔悟，致使四海怨声载道，最终被光武帝刘秀驱除。”
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非乎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夏代的少康和汉代的刘秀，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位帝王都能复兴先人事业，并使功绩发扬光大。中兴之名相同，实际上有所区别。为什么呢？刘秀借治乱安抚民心，诛灭民贼王莽，乘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比较容易。少康时，夏氏灭亡已有二代，祖先的遗业尽失其母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近亲的保护，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中长大，但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中奋起，成就帝业，在中兴君王中可称第一。”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导致的，那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政，胡作非为，盛怒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其刚毅果断的气势，但从此开始了宦官的专权、‘党人乱政’的局面，这些朝政动乱不是汉桓帝的原因吗？古语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登基后，国衰民疲，正是善政之机。百姓盼望着重整朝纲，但灵帝重蹈覆辙，使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残害忠良，导致国破家亡。手掌帝位的人却把国家推向毁灭的境地，虽只活了34岁，但没有死于非命，已够幸运的了。”
古语有云：“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易也。”处于君王之位，必须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君王的德行。历史上的君王都拿自己与贤德的明君相提并论，希望能够流芳百世，恩泽千秋，但客观的历史条件又往往使他们的愿望落空，甚至得个昏庸无道的恶名，落个国破家亡的结局。秦始皇残暴无度，才成就了汉高祖刘邦的丰功伟业，可谓乱世出英雄；稳定的统治时期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渐趋衰弱的汉末又出现了昏庸的桓、灵二帝，由于宦官专权，皇族无能，导致了汉末的黄巾军起义等。所有这些，不仅仅与君主的德行有关，也与时势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自炎精不竞，宇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
“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
“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离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凭蜀地险要，孙权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三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他们三人谁优谁劣？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无人能比，所以他能建国立业。身为丞相，实在是一难得英雄。但他诡诈异常，又好猜忌，所以杀害了伏皇后；毒死了谋士荀彧；因嫉恨杀害了孔融；崔琰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曹操又觉得没面子，也把他杀害；娄生因说错一句话而被砍头；桓劭已跪地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不讲仁德，滥用刑戮，可见他暴虐极了。但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实则不是这样的人。许邵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最恰当不过了。”
“刘备对来降的太守刘璋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辅佐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同德，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偏隅西南，难与魏、吴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如果刘备与曹操易地而处，凭他的远大谋略和关羽、张飞的英武，以及诸葛亮的才能，其霸业定能成功。
“孙权在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长江天险，仅能自保，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两人谁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儒家，后参与建立魏国制度，济世危难，扫清王道。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地方。但他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例如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谎，装成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使何晏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株连三族。这类伤天害理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司马懿往往用这种伪诈之术待人接物，如果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节度法制，他恐怕不是孔明的对手。”
或曰：“晋景、文兄弟孰贤？”
虞南曰：“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纂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颜，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有人问：“西晋前期的司马师和其弟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何晏说：‘只有博大的胸怀才能领悟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就是这样的人；唯有计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年少时就能表现出来。司马懿诛灭曹爽时，司马师镇静自若，其智慧谋略就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时，被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知他的英雄气概。虽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忠心保卫王室；虽威名震主，但为臣的名节无可挑剔；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是很值得赞美的。司马昭继任将军之职后，镇压扬州讨伐他的战乱；在南方安定淮海局势；在西方消灭刘禅的蜀汉政权。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可谓屡立大功。但曹髦即位后，不用聪明才智尽力协助；反而学伊尹、周公摄政，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嫁祸他人，自己留下了大逆不道的恶名，成为历史的罪人。可见，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
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因瀍、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
从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后，势力便被大臣把持，皇位形同虚设，政令法规不出于皇帝之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宗室基础，掌握兵权，恃才自负，心怀不臣之心。如果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就要被篡夺了。司马绍在位只三年，如能长些，依靠德才兼备的名流辅佐，民众的拥戴，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衰弱时期，那么收复中原并不难。”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还是灭亡了，为何？”
虞世南说：“为君的胸怀要虚怀若谷、宽厚仁慈，像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互进才会乐于拥护爱戴。但桓玄目光短浅，浅薄爱耍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品德，正逢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得势。以致遭到了刘裕等人的讨伐，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宋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其事云何？
虞南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禽姚绍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部，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则汉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为优矣。”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灭桓玄，再兴东晋，然后才称帝。梁时期的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为何？
虞世南说：“曹操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孙子，世代荣耀显贵，濯缨汉室达三十多年。到董卓乱汉时，曹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并非曹操一人之力。司马懿历任魏晋将相，权倾朝野，手握大权。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屋建瓴也是难以比喻的。刘裕就不一样了，他白手起家，无所倚靠，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平定了叛乱，重振晋室。依仗仅是半州之地、一郡之兵，便可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后秦姚绍；在山西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了卢循。帅旗所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其风度颇似刘邦，气魄好似刘秀。可惜在位时间短，壮志未酬，否则业绩不可限量。所以说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虞南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割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逾岁稔，遂移龟玉。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社倾沦，非不幸也。”
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哪一个更贤明？
虞世南说：“这两个皇帝表现不同，但本性一样。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权力交给昏庸愚昧的大臣，难怪萧道成会趁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便做了皇帝。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方便。千思百虑，还是会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并非是最不幸的！”
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世，诚有之乎？
虞南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穑之艰难，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庭，雕饰过度，然能委任王俭，宪章攸出，礼乐之盛，咸称永明。宰相得人，于斯为美。”
齐建元至永明年间，被称为太平治世，这样说对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稼穑的艰难，自己生活俭素，衣食起居务求简朴。齐武帝萧赜生活奢侈，过度雕饰，但他把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典章法令也由王俭草撰，所以礼教兴盛，当数永明年间，后人一致赞扬萧赜的用人得当。”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贼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以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南北朝时期，宋齐两朝被废的国君共有五人。都有着骄淫狂暴的性格，有的被杀，有的国破人亡。难道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被上天抛弃而故意用他们使国家灭亡吗？
虞世南说：“人之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而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齐以来，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多是滥竽充数而已。贵贱由于礼教所致，互相隔离，是教育无法得到的，老师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皇帝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这样的老师，不听良师益友相劝，从小沾染了不少恶习。这么低下的资质，又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长大，国破身亡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
虞南曰：“梁元聪明伎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优，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观其卑躬历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梁元帝萧绎聪明好学，有才有识，平定了祸乱，最后还是国破家亡，这是为什么呢？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明，才艺无不精通，可谓文武全才。他借顺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仇家恨，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赞之处。但在国难当头，创伤未愈的情况下，相信西魏的甜言蜜语，因偏爱江汉而即位于楚都江陵，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地区，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亲人不能与他分忧。结果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实在可惜。”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勇敢果断，可惜只活了三十六岁。如果寿命再长些，凭他的才能，定能一统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善战，果断刚毅，谋略过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纪律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也是比不上的。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但做皇帝的气量还不具备。”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何也？
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秽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陈武帝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行为狂妄，恣意淫暴，人伦所弃，其疯狂悖理的行为是连夏桀、纣王都比不上的。然而文宣之世却能国富人丰，没有亡乱，这是为什么呢？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逸，不守礼法，为人伦所唾弃，但他内政外交全靠管仲，结果还是做了霸主。齐宣帝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但他把国事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所以才保证了国家安全，这是由于他用人得当，才没有国破家亡。”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出身平民，创立帝业，他可以与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有奇才远略，胸怀匡复大志，如龙跃江海，豹腾峻岭。他扫除了皇室的威胁，恢复了梁朝萧氏的皇权。他西抗北周的军队，北克北齐的残余，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没有疏漏，实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与宋高祖刘裕比起来稍差，但比齐高帝萧道成强多了。”
本节主要讲述了虞世南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皇帝的评价，他的话很有道理，评价也比较客观公正。从中庸之道来看，无德并不一定无才，有德并不一定有才，但为君者理应具备的条件是德才兼备。无论是开国皇帝，还是守国君主，以及拨乱反正的帝王，只要有所作为，都必须是具有一定的德行与才能的人。有的善于用人，有的艰苦朴素，有的多谋善断，有的英勇善战……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代明君，名垂千古。像那些不学无术，亲小人、远贤良的昏君，在德才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落个国破家亡的悲惨结局也是很正常的事。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最后做了皇帝，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他与晋武帝司马炎能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国丈，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位居高官，最后称帝。他留心政治，广施恩德，能安抚新旧权贵，处理好朝廷内外的关系，在内政和军事上都有所建树。等平定江淮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普天之下都在企盼着太平。可是自从灭陈后，便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名四海，但疏于国事。珠宝堆满宫室，美女充斥后宫，为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耗尽。如此一来，百姓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破产了。加之晚年猜忌心重，迷信之事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朝纲紊乱，礼教衰亡。杨坚惧妻，皇后干预朝政，皇子杀的杀，废的废，扶持自己宠爱的。功臣良将，也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灭亡了，这难道是天意吗？”
汉、唐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强盛的时期，但在其前面都有两个短命的王朝，那就是秦朝与隋朝，而且两个昙花一现的王朝其灭亡原因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多是由于二世暴政直接导致的。究其历史根源，这与开国的皇帝又有着必然的联系，奢侈浮华、荒淫无道的生活，对继承者缺少教育培养等原因都加速了王朝的灭亡。所以说，秦、隋的短命，主要还是由于统治者不在建国初期以仁道治国，却以暴政加压，最终导致了国破家亡，这绝对不能归结于天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