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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论述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君的为政之道。君主英明，臣子贤能；德刑并举，赏罚有信；农桑为本，丰衣足食；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是历朝百姓所希望看到的。若想实现以上目标，与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
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使士于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敩、核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古代设立帝王，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总是有恃强凌弱的人，狡诈欺侮老实的人，所以才设立天子来管理这些事，以求天下公平合理，齐心协力。但即使再英明的天子也不可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受不到天子的恩泽，就设立了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以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管仲说：“使国家立于不被倾覆的稳固地位，是因为有了道德。要想保证粮仓内的粮食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五谷的耕作。想使府库无匮乏的忧虑，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制定方针政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顺应民心。任用官吏，必须选择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做所擅长的事。明确做哪些事将必死无疑，这是为了树立法律的威严。要想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必须赏罚有信。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凡事都要量力而行。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厌恶的事。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为一时便利而苟且偷安。”
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长官。
能审时度势，明察用人之道，使百官各得其职，各尽所能的人，就可以推举他为君王。
由上可知，查明土地版图，清查户籍管理，设立君长，奖励耕作，限定每人占有田亩的数目，奖罚分明，设立长官，加紧种植农桑，抑制工商，注重教育，考核才艺，精简机构，制作兵器，严明法令，核实赏罚，禁止无益的游戏，检举苛吏，以上这些举措，即使是圣人再生，也会这么说的。要想探讨一个国家的统治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就应把以上为政之道作为基本准则。
政体一篇作为本卷的压轴戏，有其独特之处。以国家体制和机构展开论述，层层深入，结构严谨，前后连贯，使人深悟其丰富的内涵。本章以“古立帝王，非养其欲，而是为天下百姓”展开论述，指出了君臣的为政之道，治国之法，其论据充分而有力，令人信服。
纵观自古至今的几千年历史，治国方法大体可分两种：一是仁治，崇尚仁、义、礼、信；二是法治，注重法、令、刑、罚。重仁轻法，就会使国家失去威严，百姓散漫而无视礼仪；重法轻仁，就会使国家毫无生气，百姓心生怨恨而阳奉阴违。只有恩威并行，双管齐下，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这和现代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诸多相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