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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 1 明世 2 ，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 3 人伦 4 ，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 5 牡 6 、雌雄，故长于风 7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 8 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9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 10 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 11 之空言而不敢辞 12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 13 ，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 14 款塞 15 ，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16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1 绍：继。2 明世：太平盛世。3 经纪：安排。4 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5 牝（pìn）：雌性的鸟兽。6 牡：雄性的鸟兽。7 风：教化。8 指：通“旨”。意旨，要旨。9 权：变通。10 实：实心，本意。11 被：加。12 辞：推辞。13 穆清：指上天，天气清而和。14 重译：经过几重翻译。15 款塞：叩关，叩开塞门。16 缧绁（léi xiè）：捆绑人的绳索，这里指牢狱。
太史公说：“先父曾经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出生，孔子死后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又到了应该出现一个人能够继续叙述太平盛世，到了考订《周易》，续写《春秋》，探求《诗》《尚书》《礼》《乐》本源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么敢谦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写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制度衰微荒废，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诸侯把他视为他们的祸害，大夫处处给他设置障碍。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用，政治主张也无法实现，因此便对二百四十二年中发生的大事进行评论、褒贬，把它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讥贬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要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只提出褒贬的空论，不如把褒贬表现在具体事件中更为深刻鲜明。’《春秋》这部书，上则阐明三王的政道，下则分辨人世的伦理纲常。解释疑惑和难明的事理，辨明是非，确定犹豫难定的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敬贤良的人，鄙视不肖的人，恢复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断绝了的世系，修补弊端，振兴衰废，这都是王道的重大内容。《易》说明天地、阴阳、四季、五行，所以善于变化；《礼》安排人世伦常纲纪，所以善于指导；《尚书》记载过去帝王的事业，所以长于政事；《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状况，所以长于教化；《乐》是礼乐建立的依据，所以长于陶冶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动，《乐》用来抒发和乐之情，《尚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推演事物的变化，《春秋》用来引导人民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归于正常安定，没有比《春秋》更实用的了。《春秋》的字数有几万，要旨有几千条，万事万物的成败、聚散的道理都在这部书里。《春秋》一书中，记载杀死国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失去政权的数不胜数。考察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失去了仁义这个根本。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说：‘臣子杀死君王，儿子杀死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步发展形成的。’因此，一国的君主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面前有人进谗言却看不出，背后有叛逆作乱的人也不了解。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样处理才恰当，遇到事变就不会相机应付。作为君主、父亲，如果不通晓《春秋》的大义，就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下、儿子，如果不通晓《春秋》的大义，必然陷入篡位杀父的境地，落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是把这些当好事来做的，只是不知道礼义，人们凭空给他们加上罪名也不敢反驳。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造成君王不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不像君就容易被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没有道德规范；子不像子，就会成为不孝之徒。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给他们，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本源。礼是在坏事发生前加以防范，法是在坏事发生后加以惩处；法起的作用很容易被人看见，而礼的预防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没有贤明的君主，下则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用文辞来判断礼义，当作一位帝王立的法。现在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有固定的职位，万事齐备，都各自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你说的话，想用来说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极其淳朴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那样的盛德，《尚书》记载下来，礼、乐由此兴起；汤、周武功业兴隆，诗人加以歌颂。《春秋》称赞善良，贬斥邪恶，推崇三代的盛德，褒扬周室，不仅仅是讽刺讥笑而已。’汉朝兴起以来，到当今的圣明天子，得到了象征吉祥的瑞兽，举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历法，变更衣服器物的颜色，承受天命，恩泽无穷无尽，连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经过几重翻译，叩开边塞的大门请求贡献物品、拜见君主，这样的事多得数不清。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明德，仍然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贤能的士人不被重用，是国君的耻辱；皇上圣明而他的盛德没有广泛传扬，这是官吏的过失。而我曾任过太史令，废弃圣明天子的盛德不去记载下来，磨灭功臣、诸侯、贤大夫的功业不加记述，背弃父亲的遗教，没有比这罪过更大的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只是整理、归纳他们的世系传记，算不上什么著作。而您把它和《春秋》对比，就不对了。”
于是把有关资料加以编排，写成文章。过了七年，太史公因替李陵辩解而遭祸，被禁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吗？这是我的罪过吗？身体遭到毁坏，没有什么用了。”平静下来深思道：“大凡《诗》《书》隐约其词的地方，都是作者想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必须深思的地方。当初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六十四卦；孔子在陈、蔡受到困厄，后来作了《春秋》；屈原遭到流放，写作了《离骚》；左丘的双目失明，后来著作了《国语》；孙膑被挖去膝盖骨，就研究兵法；吕不韦迁到蜀地，世上流传着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等文章；《诗》三百篇，大多是贤人圣人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创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志气被压抑，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所以记述过去的事，想作为后世的借鉴。”于是我终于记述完了从陶尧以来的事情，从黄帝开始，一直到当今皇帝猎获白麟的那一年为止。
本文是作者为《史记》写的序言（节选）。文章开头揭示了作者的胸襟和使命，以继承周公、孔子为己任。接着极力赞颂《春秋》的巨大社会作用，从侧面阐述了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最后说明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遭受到了身残的巨大不幸，曾一度灰心，但最终决心忍辱负重，发奋写作，实现自己终生的誓愿，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这篇文章以另一种方式向人们传达了一种精神：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事，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文中列举了众多的学者，他们发奋努力，最终取得了成功。文章寓意深刻，值得我们细细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