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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在世上推行五种美德，就是仁了。这五种美德就是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以恭敬尊重他人，以宽厚善待他人，以诚信取信他人，以勤敏服务于他人，以慈惠使用他人。这是一种自觉的爱，是推己及人的爱，是由爱心而升华的美德，是导引着我们的心灵走向仁德的圣殿。
君子具有了这种仁爱之心，就像山岳一样坚定，巍然耸立，气度恢宏。胸怀宽广博大，包容一切，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职责。
大仁大义，天下至德。不要一味地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也要替别人着想，更要忠实于天下人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义无反顾，固守不移。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冉雍：字仲弓，伯牛宗族，少孔子二十九岁。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称其可使南面。
桑伯子：鲁国人。其行为散漫。一说以为庄周所称子桑子。
夫子说：“冉雍宽宏持重，可以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仲弓请教夫子对桑伯子的行事风格如何评价，可否效法。
夫子说：“有可取之处，政事简明，不烦扰百姓。”
仲弓进一步问道：“平时严谨自律，敬事职责，政事清明、简要快捷，用这种办法治理百姓，不也是可以的吗？如果在平时简单潦草，存心轻率、简慢，不尽职守，以至于养成习惯。因而行动散漫舒缓，失去法度。岂不是简疏懈怠得太过分了吗？”
夫子说：“你说得对。”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简，虽可取而未尽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内存乎简而简，则为疏略。可谓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则心中无物，故所行自简。居简则先有心于简，而多一‘简’字矣，故曰‘太简’。”
朱子曰：“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大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
政务清明的要诀，在于当政者对于所管区域的基本情况的稔熟，在于平时养成良好的调查研究习惯，掌握实际情况，了解民意；在于制定出顺乎民心、达乎民情、合乎民愿的政策。拯民灾，急民难，赈民饥，解民忧，除民愁，济民困。政简不繁，服务快捷，这是理想的政治体制。但是如何做才能达到政简而事功呢？这需要有一个较为先进的体制设计。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教导的弟子中谁最热爱学习？”孔子回答说：“只有颜回是善于学习的人，他从来不迁怒别人，也从来不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幸的是他短命早夭，现在也还没有发现如此热爱学习的人，再也没有听到有像他那样好学的人了。”
程子曰：“颜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迁。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不贰过也。”又曰：“喜怒在事，则理之当喜怒者也，不在血气则不迁。若舜之诛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与焉？如鉴之照物，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已，何迁之有？”又曰：“如颜子地位，岂有不善？所谓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张子曰：“慊于己者，不使萌于再。”
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是不可思议的，重犯同样的过失是愚蠢的。
人的生命长短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当努力做出成绩，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升华，使自己的历史放射出灿烂的火花，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使我们的德行为人所效法，为人所称道。颜子虽“不幸短命死矣”，但其宅心仁厚，“不迁怒，不贰过”，孜孜以学的道德修养，堪称做人的楷模。
在平凡的人们中间，谁都可以把自己的过错（或工作的失误），轻而易举地归咎于外在原因（存在或不存在的客观因素），从而混淆视听、推卸责任，为自己开脱罪责、逃避惩戒。夸大客观困难，过分强调客观条件，借以掩盖主观的问题，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述职报告和工作总结之中。文过饰非是人们的通病。对缺点与问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避重就轻，已经是约定俗成的通则。
工作总是成绩很大，大肆渲染，天花乱坠。对于失误，总是竭尽心思地捂着盖着。而且对于成绩的强调，就可起到有意无意冲淡或掩饰问题的效果。至于查找出来的所谓问题，更是无关痛痒，且年年存在，永远如此，根深蒂固。虽似问题却更似理由，一个也不能解决，也没有谁去尝试解决。更有甚者，将成绩与过失生硬地割裂分离，所有的成绩都是自己的功劳和努力的结果，是自己的荣耀，而所有的问题都是客观的原因，是部属的素质太低造成的，与自己毫无关系。总是指责别人，惟独不检讨自己。只讲客观不讲主观，从不自我反省，年复一年总是如此。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公西赤：字子华。鲁国人。少孔子四十二岁。束带立朝，宾主之仪。
子华出使齐国，冉有为子华的母亲请求给予赡养的资粮。夫子说：“就给六斗四升吧。”冉子请求增多一些。夫子说：“那就给十六斗吧。”冉子实际给小米八百斗。夫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肥壮的马驾的车子，穿着轻软贵重的华丽皮袍。（难道没有赡养老母的资粮吗？）我听古人说，君子周济处于困顿窘急的人，而不必接济富有的人。”
原思当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的薪酬是小米九百，原思不肯接受这么多而辞谢。夫子说：“不必推辞了，有多余的，就给你们那个地方穷困的乡邻吧。”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华，子华之为夫子使，义也，而冉子乃为之请。圣人宽容，不欲直拒人，故与之少，所以示不当与也；请益而与之亦少，所以示不当益也。求未达而自与之多，则己过矣，故夫子非之。盖赤苟至乏，则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请矣。原思为宰，则有常禄。思辞其多，故又教以分诸邻里之贫者，盖亦莫非义也。”
张子曰：“于斯二者，可见圣人之用财矣。”
圣贤说：“君子周急不济富。”其实并非总是这样的。人们总是资富以取媚，而对急难之人冷漠观望，不愿施以援手。
也有人曾说：“君子周急不济贫。”是说可以帮助处在急需帮助的人，但是不救济穷人。因为，穷人无力偿还，也就预示着有济而无还，到头来既得不到回报，又可能因贫穷而做出无赖的行为，使本来帮助的初衷变得尴尬。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而又功利，人们就是不愿帮助处于困穷境地的人，却总是寻找着攀附富人的机会。雪中送炭是赈济，锦上添花是阿附。虽然，前者体现的是高尚的美德，后者显露的是卑琐的媚态。但是，人们却仍然抱有如此的心态。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孔子对仲弓说：“杂色毛的耕牛的幼犊长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虽然不愿用它作牺牲来祭祀，但是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范氏曰：“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鲧为父而有禹。古之圣贤，不系于世类，尚矣。子能改父之过，变恶以为美，则可谓孝矣。”
朱子曰：“仲弓父贱而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恶，不能废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贤，自当见用于世也。然此论仲弓云尔，非与仲弓言也。”
耕牛之子“骍且角”，谁又能断定平民的儿子不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不要因为出身的卑微而自弃，也不必因为物质的贫穷而自卑，重要的是自己要有真正的德才，要能够真正站得起来。一个德行高尚的人总会给这个世界留下痕迹，功业或者德泽，影响着当世或者惠泽于后代。不要急于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要牢骚太盛而放弃努力。真正经历过挫折的人，才是历史所刻意造就的。静心等待，在等待中升华自己。任何人最终都将走到命定的位置，所不同的只是时间而已。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往往促成了人生命运的转折。当你回过头来，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夫子说：“颜回呀，心地仁厚，他能够长期做到不违背仁义，其余的学生只能在短时间做到仁罢了。”
夫子说：“颜回呀，心地仁厚，思想坚定，长期以来，他的心性能够坚持丝毫不受私欲的影响而违背仁义的要求。那么其余的岁月就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良好的德行。”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变之节，言其久也，过此则圣人矣。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尹氏曰：“此颜子于圣人，未达一闲者也，若圣人则浑然无闲断矣。”
张子曰：“始学之要，当知‘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内外宾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过此几非在我者。”
品德的修养，譬如江河，汇涓滴之微，以成湖海。仁德的修养更是如此，需要以毕生的经历修养而成。假岁月之期，积勤修之功，以成其德。做一件好事并不难，做一天好人也不难，难的是长期做好事，一辈子不做坏事，永远做好人。一日之仁不足为仁，一月之仁心也未必即仁德，三月之久不产生私心杂念，实属难得，几近仁德，持续绵延，难能可贵，长此以往，日积月累，仁德自在我心。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仲由能够办理政事吗？”夫子说：“仲由处事果决有魄力，处理区区政事有什么不能的呢？”
季康子又问：“端木赐也能够承担重要政事的责任吗？”夫子说：“子贡处世灵活练达，游刃有余，对于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继续问道：“冉求同样也可以参与政事的治理吗？”夫子说：“冉求多才多艺，治理政事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程子曰：“季康子问三子之才可以从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长。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长。能取其长，皆可用也。”
天下并非无才，只是用非其所长。天下之才，并非不可大用，关键在于用才之人的德才。人各有长，皆为可用之材。世间有不可用之人，无不能用之材。知人委任，擢而用之。并非只有大才，才是人才，也不会因为才小而不能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比如建房，既需要栋梁，也必须要有砖石。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而最好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一定有用。比如一块抹布，你可以用它来清除污渍，这对你来说是有用的，但你却看着它很脏，不愿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一块白布，是很干净，你却不愿将它用来做抹布，一时又不知道用作什么，只好先把它放起来，那么这块白布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夫子从不同侧面，框定了执政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果决、练达、才艺以及最重要的仁德。人各不同，其所处理事务的方法有别，所走的路线也不同，但是都可收到既定的效果，所得到的结果也都是符合其处世逻辑的，没有什么正确与否，也不是只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那种数学问题，只能沿着那个确定的方法和过程求解。虽有时效性差异，但又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供比较的标准，因为不可能让两个人同时任一个县的县长并行使职权，以验证其正误。这也正如古先哲所说，人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也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两个人也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河流的同一地方，任何行为都会引起相应的结果和相伴随的弊端，所以无所谓高下、正误、是非。其参照系统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必在一些无谓的争议中徒耗口水，重要的是去做，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竭其诚，尽其心，劳其力，做出自己的风格，做出自己生命的精品。
条条大道通罗马，就是这个道理。谁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并不存在谁能胜任、谁不能胜任的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问题，是出于私欲的托词和偏见。三人性格不同，才艺不同，但都可治理政事，而且没有什么不妥。难道不是如此么？治理政事又有什么难的呢？谁又能否认别人呢？谁又能说自己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呢？同样的事务，不同条件的人同样能够办理。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派人请闵子骞治理费邑。闵子骞对使者说：“请你替我好好辞谢吧。如果再来找我，那时我已经移居到汶水岸边去了。”
程子曰：“仲尼之门，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闵子、曾子数人而已。”
谢氏曰：“学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乐道而忘人之势。况闵子得圣人为之依归，彼其视季氏不义之富贵，不啻犬彘；又从而臣之，岂其心哉？在圣人则有不然者，盖居乱邦、见恶人，在圣人则可；自圣人以下，刚则必取祸，柔则必取辱。闵子岂不能早见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为季氏附益，夫岂其本心哉？盖既无先见之知，又无克乱之才故也。然则闵子其贤乎！”
时不我遇，“吾必居汶上矣”。慎初，婉辞，礼而拒之。
古有“良禽择木而栖，良士择主而仕”之说。所择者，德操。无德之人，我不事；缺德之徒，我不助；失德之人，我不友。
择才，择木；知人，自知。知人者明，知时者胜，自知者智，克己慎从者安。
古有伯夷、叔齐而为法，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做人在于心安，功名、富贵于我如浮云。不义而富且贵，不为。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耕：字伯牛。鲁国人。孔子以为有德行。
冉伯牛病危，孔子去探问，从窗口握着他的手，说：“无可救治了吗？这是命里注定的啊！这样的人却得了如此的病呀！上天不悯，让这样的人得了如此的病呀！”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称，亚于颜、闵。故其将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礼仪制度，是国家的法度，更是人生的大事，是一辈子都必须谨遵而不得含糊的。礼的实质就在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彰孝悌、显仁义。在于相辅，在于相称，在于遵从，在于居心。在于敬，在于谦，在于序，在于不僭越，在于自警。即使命将决绝，虽师生之谊，犹避礼牖下，笃守不苟，谨行不忽。
死生有命，疾不择人。圣贤犹对命运无奈，只能徒呼慨叹。生老病死，人皆不免；贫富显达，过眼烟云，谁也不可能长久拥有。只是当我们老来独居牖下，面对夕阳沉落的时候，能够与过去的同学朋友握一握手，那是何等的福分！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夫子说：“颜回贤明啊！一小竹筒饭，一瓢冷水，住在偏僻狭窄的街巷里，别人不能忍受那种生活的忧苦，颜回却一直乐观而无改变。颜回是真正的贤明之士啊！”
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
安贫乐道，无慕虚荣。虽贫穷困顿，无改于仁德之行。颜渊之乐，独乐其所乐。处其时世，自乐其道。世风腐糜，又有谁能独守清贫，乐处愁痛？岂君子独生于陋巷之间，而必得乐守其贫？
这是一幢陈旧的宅院，紧邻着一条狭窄而暗淡的街巷，一盏昏黄的路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颤颤巍巍地站在这里，衣着简朴，面容清瘦。这是我的老师，围绕着他站立的是他的学生们，此时，我们众星捧月般地仰望着他满头的白发。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从老师身边走过，老师仍然一年一年固守在这里，静候我们到来，又目送我们离去。我们中的一些人老师也许已不记得，但是，我们总是在年年这个时间来看望他，听几句教诲，其实只需要看一眼老师，心灵就会获得宁静。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历曲折、跌宕起伏，也有一些人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总也走不出这条陋巷，走不出这双眼睛的期待。
德之所居，何陋之有？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冉求说：“并非不爱慕夫子的道德学说，只是自感天资不及、力不从心呵。”夫子说：“真正力不从心、欲进而不能的人，只能半途而废。现在，你这是先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啊！”
胡氏曰：“夫子称颜回不改其乐，冉求闻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说夫子之道，诚如口之说刍豢，则必将尽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画而不进，则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于艺也。”
旺盛的探求欲和积极的进取心，是成就事业的前提。自甘平庸，安于现状的任何闪念，都是危险的，都是对人生的不负责任。
成就人生的秘诀就在于屡败而屡战，愈挫而愈奋。遍观历史上任何成就事业的伟人，无不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困苦，在逆境中拼搏奋斗，最终方成就一番伟业，为人所敬仰。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凡事都需要艰辛的努力，乃至于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实质上，我们往往不是被我们的敌人所战胜，也不是被所谓的命运所限定，而是被自己的懦弱击败，还未开始，就已经缴械，自己退出场去。这是我们自己的悲哀。其实，挫折是成就事业、塑造人生的真正动力。如果没有挫折，也许我们真的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我们的生活会因此而缺乏很多相应的魅力。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不思进取，丧失自信，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惰性，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障碍。为了人生的灿烂多姿，我们应当有破壁奋飞的气势，去创立自己的精神境界。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夫子告诫子夏说：“你应该努力做君子式的学者，不要使自己流俗为小人式的市侩。”
程子曰：“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
谢氏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闲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学虽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语之以此。”
所谓儒者，“衣冠中，动作慎，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言必诚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孔子家语·儒行解》）
君子儒，忠直报国，“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
小人儒，奸佞逢迎，罗织罪名，诬陷构连。为政则祸国殃民，居乡则兴波逐浪，为祸惨烈。
谦谦君子，夙兴夜寐。何所取舍，存乎一心。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澹台灭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四十九岁。有君子之姿。状貌猛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才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仕鲁为大夫。
子游担任武城的邑治。夫子说：“你得到有才德的人的辅佐吗？”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他的行为光明磊落，不曲意阿附，也不做私相授受的鄙行，没有公务，从来不到邑治长官的私居之所拜访。”
杨氏曰：“为政以人才为先，故孔子以得人为问。如灭明者，观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后世有不由径者，人必以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为简。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朱子曰：“持身以灭明为法，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无邪媚之惑。”
为政在于得人。但是，当政者还须具备识人的慧眼和品格。
子游可谓识人。战国时代，战乱纷争，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机遇均等的情况下，都认识到人才至为重要，关乎国家存亡兴盛。燕昭王誓雪国耻，于是垒起黄金台，延请天下贤士，以至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剧辛、魏国的乐毅纷纷投奔，后来他采用乐毅的谋略，大败齐国。燕昭王在即位二十七年之后，终于报了破国杀父之仇，燕国也逐渐从战争创伤中复兴起来。由此可见，人才是关乎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
“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谁为贤才，谁当擢用，取决于当政者的德行。《易·乾》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孟之反：名侧。鲁国大夫。史载：在鲁哀公十一年，齐国军队进攻鲁国。双方在城外交战，齐国军队在稷曲布防。鲁国军队设阵河边。孟之反为统帅之一，孔子的学生冉有也参加战役为统帅。樊迟说：“不是不能战胜，是对你这位统帅没有信心啊！请你明令三军即刻越过沟堑进攻，争取主动权。”孟之反照着这个意思下达命令，全军全力进攻，很快攻入齐国军队的阵地中。但是右翼部队却崩溃而逃，齐国军队便趁机追击，陈瓘、陈庄急切之下徒步渡过泗水而逃。孟之反掩护着侧翼，以保证全军侧后安全，最后一位入城。进入城门后，他拔出长箭，鞭策驱赶着他的战马，说：“这匹马跑不快呀。”孔子说：“能够随时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可以避免让更多的人战死啊！”冉有举着长矛与齐国军队作战，能够冲过外围，进入敌方阵地。孔子说：“这是道义啊！”然而却因此受到别有用心之徒的非议诬陷。
儒服儒行
夫子说：“孟之反不夸耀其功绩。出师不利而败退，主动独任后卫；进入城门，却用箭杆鞭打着他的战马，说‘不是我担负了后卫的职责走在了后面，只是由于我的马跑得慢啊’。”
朱子曰：“战败而还，以后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
谢氏曰：“人能操无欲上人之心，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夸人者，皆无足道矣。然不知学者，欲上人之心无时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为法矣。”
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有人头顶光环，也得有人独任其咎。不矜功者，实怀栋梁之德才。然则总不得大用，尤须谨慎做人。
孟之反并非怨马，同样是在寻找客观的理由，只是在于借故避免受到逃奔者的嫉恨，是出于无奈中的自保之策。孟之反虽然庆幸没有伤在敌人的箭镞之下，但是，在腐败的环境中，则可能伤害在谗言构陷之中。尤其在逃跑的队列中，既有士兵，也必有将领，更可能有战役的统帅或国君。你的过人胆略，虽然独负重任，但也衬托出他人的渺小，那么，当他们从逃跑的惊慌中回过神来，意识到命保住了之后，又会面临着新的责任的追究，更要面对着英雄的行为的对比，他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又会做如何感想呢？因此，他将成为胆小者的围攻对象，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他宁愿被人无视，也不能居功邀赏。试想，如果身处一个君子用世的政治集团，出征何至于落败，何至于刻意做出怨马之举！
不矜其功，已属难得，自掩其德，更为可贵，也实出无奈。颜回不贰过，孟之反不矜功，实乃难能而可贵者。没有深厚修养的人，是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以不正当手段，热衷于追逐名利之徒当感到赧然汗下。
子曰：“不有祝
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祝
：字子鱼。有口才，是当时卫国的大夫。祝是当时的官名，管宗庙、国家祭祀的官，《左传》鲁定公四年“祝
长卫于祭”，各诸侯国于召陵会盟。祝
随卫灵公出使，据理力陈，维护了卫国在联盟中的地位和尊严。
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公子是世袭的官名，所谓“世家公子”，他的名字叫朝，长得很漂亮。
夫子说：“没有祝
的敏捷善辩，而仅有宋朝的容貌之美，在当今之世是很难避免灾祸的。”
朱子曰：“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盖伤之也。”
美貌，人皆愉悦；美德，人皆称扬。秀外慧中，人皆追求。气质在于修养，学养可以弥补容貌的缺陷。缺乏修养的美貌，只能让人感到轻浮。纵有“宋朝之美”，如无才德，也只能是转瞬即逝的昙花。因此，与其刻意修饰外表的美丽，不如静心修养内在的品德。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间，“宋朝之美”大有市场。脱衣秀、美女秀，以至于一些人为了成名，借用有伤风化的行为蔓成时尚，大行其道。裸肩带背，透明无遮，春色流泻，充斥于大庭广众间，各种媒体推波助澜、鼓嚣喧哗，进行别有用心的炒作使一些既成名者也不耐寂寞，借其美色，标榜前卫，取媚于时。殊不知，只有美德是永恒的，也只有真才实学才是可靠的。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夫子说：“谁能走出屋子而不经过房门呢？为什么没有人经由我这条路走呢？”
朱子曰：“人不能出不由户，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叹之之辞。”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远人，人自远尔。”
社会的演进与时尚的变化，不是个人的愿望所能左右的。但是，天地正道是永恒存在的，无论世俗何等喧嚣，做人的原则永远不能丢弃。
大道不行，将欲何往？“谁能出不由户？”
既然我道上体天心，为人间“木铎”，最终总被接受，“谁能出不由户”？我道自在，自有人走，这是必然的途径，只是人们还没有找到自由行走的途径。
正如我们亲眼所见：在我们居住的房间，总会有苍蝇、飞蛾、蜜蜂等不邀自来。然而，它们却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于是它们努力地寻找飞向阳光、飞向自然的自由之路。透过窗户，看见了它们向往的天地，于是就奋力奔赴。然而，无情的事实是，它们总被窗户的玻璃生生地挡回。它们很是不解，看到的是多么美妙的景观，而且也没有什么阻挡，为什么会被拒绝，而不能融入这美妙的世界？
平庸如我辈的人们，也莫不如此，心中崇尚着大同世界，向往着美好的境界。似乎就可看见，可是却无从抵达。内心告诉我们，就在我们身边，但却总是碰壁，找不到奔赴的路。天道自在，而我们却不知向哪个方向努力，只是盲目地奔走。而各种不和谐的喧嚣之声争吵不已。
于是先哲慨叹，门户大开，你们自由地走啊！我道自在，“何莫由斯道也”？
这不是门户的问题，而是行走者眼睛的问题，直到有一天行走者最终发现了门径。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夫子说：“质朴信实胜于文采，便显得拙讷呆板。风度翩翩胜过质朴，就未免显得虚浮油滑没有诚意。只有文采斐然而又心地质朴仁厚，这才是君子的气质。”
杨氏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
有礼则文，无礼则野。德才兼备然后君子。“质本洁来还洁去，不使玷污陷渠淖。”
保持我们品质的高尚，信仰的坚定和人格的完美，应当是我们毕生奋斗的目标。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夫子说：“人自生来就是纯真、率直的。只是由于成长的经历，渐渐滋生出虚伪的行为。但是，如果一味地以虚饰的形象处世，或许也能得到好处，那也只是出于侥幸而暂时逃避了灾祸，总有一天会被人识破。”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
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是坦诚的，只是由于生活的压力，我们学会了虚伪和掩饰。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于是丢下了我们的诚实，捡起了虚伪这个工具，百般隐藏自己的心事，将自己的感情埋藏得深沉，只以虚假的做作面对真实的生活。因为，现实是强大的，总是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着我们，包括一切。
任何谎言，无论多么美丽，最终将被事实击得粉碎。任何的虚饰与刻意掩盖，最终将被事实无情地剥去画皮。一切的恶行最终都将得到清算，谁也不可能永远幸运，谁也不可能永远得到幸运之神的惠顾。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真相渐渐显露出不可辩驳的品质，于是，人们回归于对过往的忏悔。还是诚实一点的好，保持一份坦诚与率真，少一点虚伪和奸诈，相信我们的人生会更为轻松美好。
丑次同车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夫子说：“对于一种知识或技艺肤浅了解的人不如对此有兴趣爱好的人，有这种兴趣爱好的人不如以此为乐趣的人。”
张敬夫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与？”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
做好某件事的内在动力为兴趣和乐趣。
要我学，不如我要学，我要学不如以学为乐。
人的修养所能达到的境界，人生的成就如何，皆取决于兴趣。
按照自己美好的梦想自由地去做，必然会取得成功并能做得更好。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夫子说：“具有中等以上天资的人，可以教给他较为高深的学问；智力在中等以下的人，是不可以要求他达到较高修养的。”
刑昺疏：“语谓告语也；上谓上智之所知也。”
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
人有贤愚，分为三六九等；官有大小，别于三六九品；职有贵贱，分为三六九流。由此可见，在古代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而不容忽视的，也是不容否认的。
人们智慧的差异，决定着其人生的成就。既有先天禀赋的不同，也因后天的努力不等所致。因此，只能因其材而诱导之，不可强求。唯德之修，被于苍生。唯礼之文，普施大众。唯乐之娱，融于心灵。唯有此是任何人都必须毕生用力的，是不分贤愚贵贱、为众生所必修的。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什么是真正的大智慧。夫子说：“专心致力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敬奉鬼神而不迷信，这就是智慧。”樊迟又问什么是仁德。夫子说：“有仁德之心的人，不避艰难险急，功成身退、甘居人后。这就是‘仁’呀！”
朱子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
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奔赴急难，义不容辞。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也勇于承担，义无反顾。以虔诚的心信仰神明伟大而神秘的力量，不做出亵渎神明的行为，以敬畏之心对待神灵，决不一味祷告祈求神明降福于自己，而自己却放弃努力。能够做到赴民之义，敬畏神明，礼而敬之，就是大智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遇险不避，知难而进，功成身退，不争功夺利，不求虚名显达，甘居人后，谦和达观。神明有知，自有惠顾，何须祷告？重民之事，大义；敬神明而远之，大智；求仁得仁，大仁。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夫子说：“智慧的人爱好是广泛的，就像流动的水，是善变的，智谋勇略层出不穷。仁德的人对于德行的崇尚是坚定的，就像山岳一样稳固，巍然屹立，气势磅礴。智慧的人达于事理而勇于实践，仁德的人安于义理、静思默运。智慧的人快乐逍遥，仁德的人长寿安泰。”
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朱子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面对沧海桑田，智者思，仁者观。仁者乐处其命，智者勇变其境。
生命总是值得赞颂，生活中总有很多乐趣，供我们享受，只是因各有所见而不同。
快乐是人皆追慕的，长寿是人人期望的。而真正的快乐就如山水，无处不在，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心里。借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生活处处都有美，关键在于我们的眼睛是否有所发现。
快乐是一种心境，忧戚也是一种心绪。或忧或乐，在于我们自己的心灵。只要我们拥有仁者的胸怀、智者的心灵，我们又有什么忧愁不能释怀呢？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夫子说：“齐国的文化风尚经过改革重整，可以达到鲁国现行的风尚。鲁国的文化能够得以发扬光大，就可以达到先王制定的文化标准了。”
朱子曰：“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
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鲁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
文化精神深深地根植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文化是当代社会思想的反映。社会历史的任何一次变革，无不深刻地体现在文化的传述中。它是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是时代愿望的体现，是社会良知的言说，是历史的活化石。任何社会形态都可以被打碎，只有文化长存。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演变历程中，齐鲁两国在东西周时期，都具有核心影响力，齐鲁文化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周代文化的精神。因而孔子从文化复古的思想出发，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发展是必然的，文化思潮所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兴的文化必然代替陈旧的思想。文化风尚，取决于民俗风气，决定着政治进步的方向。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新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全新的思维模式已经深刻地融入了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在一再轮回的宿命中人们并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旧的文明不可避免地被历史遗弃而衰落了。有衰微，就有新生，新的先进的文明应运而生，并将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走上历史的舞台，这是不可抗拒的。
时代是发展变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和主流思潮，时代的文化精神呼唤新的社会体制，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了，何必孜孜固守旧俗？
楛矢惯隼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夫子说：“觚，不像个觚的样子，还能算是觚吗？这哪里是觚啊！”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
范氏曰：“人而不仁则非人，国而不治则不国矣。”
不对田赋
语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失去礼仪法度，民众则手足无措。因此，圣哲观一物而发天下之慨。
名与实相依存，形与质相表里。制器须有形制，治国必立法度。天下之器皆有矩，失其棱角，则失其形制，则无规矩，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依据。举一器而立形制，何乐而不为？举一器而立法度，何为而不举？失其形制，则无法度可宗，何得而别其器。无法度则失其序，必陷于乱，民则无所适从。举一人，天下治。举一器而天下序，何不为之？举器而法，治国本道。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予：字子我，鲁国人。有口才，以言语著名。仕齐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为乱，夷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
宰我问：“有仁德的人，如果告诉他说‘井里掉下了一个人’，他是不是会跟着跳下去？”夫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仁德的人是可以前往救助的，但是不能陷自己于井中啊，虽往救何益。仁德之人是可以被人以正当的理由诳骗的，但是不可以被人欺昧、愚弄。”
朱子曰：“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从之于井，则不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应如此之愚也。”
井有人，往救，则为仁德之行。虽为救人，实则也是拯救自己的仁德，从而使自己不致深陷于“私”井。井中之人犹可救，“私”井之念无可涤。
不赴救助，失之仁德。即失井中之人，井上之人也必失其德。人而无仁，何言德行？仁者可欺，不可罔。以诡辩而捉弄、愚弄别人，既失之于促狭诡诈，也失其诚。其人虽未陷于“井”，而己自陷于“私”罔。所以，天下矫诳诡辩奸佞之徒当慎而戒之。
做人要有自己的信仰，在行为上要能够顺应变化，但并不是要放弃信仰而同流合污。一个有仁德的人，即使被时代遗弃也决无悔，但是决不能自陷于世俗的困扰。
真理就是真理，不需要辩驳。那种依靠辩解而获得人们接受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也就在于想要说服别人的人的内心不踏实。仁就是仁，仁的精神无处不在，无物不附，为什么要以“井”为辞。“井”自有仁，何在于井上之人的行为，在于自己如何“打捞”。借口发难，是内心修养的不纯。如何摒除我们心灵的杂质，正是我们的仁德修养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总会被自己的一些奇怪的想法左右，自以为更接近真理，于是自以为是，于是目无余子，于是辩驳诘问，这正是我们的悲哀。仁即仁道，是合乎人情至性至理的精神。仁就是仁，以仁人之心仁己，以仁己之心仁人。而不是借口外在的精神，要求别人如何做，仁的施行在于个人的自愿自觉。
仁的精神深存于我们民族的内心，如果井中真有仁而被陷，何须问，奔赴而已。孟子有“舍生取义”之训。这是我们民族传承久远的正义之气，也是中华文明悠久的内在品质。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传统道德文献，用礼仪来规范自己，其言行也就不可能离经叛道。”
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
让读书支撑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轻而易举的方法可以代替勤奋的苦读，自己不努力是成不了大器的。“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致约，果能精而约之，以贯其多与博，合其大而极于无余，会其全而备于有用，圣贤之道岂外是哉？”明代董其昌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穷其毕生精力，读好一本书，也真是一种成就。
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记忆和思考词典、手册里的东西，我的脑袋只用来记忆和思考那些还没载入书本的东西。”是的，拘泥于已有的成说，那是宗教徒式的愚行。墨守成规决不会有新的创见，只能让僵化的思想扼杀我们的未来。创新发展并不是离经叛道，而是在不断的扬弃中勇于冲破藩篱，走向新的天地。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南子：卫灵公夫人，操行失矩，行为有失检点，为时人所非。
孔子不得已去见南子，子路愤然不悦。夫子正告他说：“我所否定的，也是天意都厌弃的，也是天地不能容忍的。（对于南子，你们没有必要这样固执偏见）”
朱子曰：“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积羽沉舟。”人言可畏如此。
大道载物，无所不容。大德许人，犹存其善。凡事只求问心无愧，天地自有公心。不必过分苛求别人，也不要人云亦云。凡事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要因为别人对某人某事的毁誉而毁誉，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做谣言的帮凶，更不要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主观臆度别人，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
应该全面地评价一个人，不要执着于一斑之见，对于任何人的评价，都应存有善心，不能以自己的苛刻标准一概否定别人，不能听信传讹而固执偏见。更不要沦为谬误与私见的同谋。别抬举自己，也别为难别人，更不要蓄意贬损他人。要给别人向善的机会。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夫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应该算是最高了吧！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很少能够做到了。”
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兴于行，少有此德久矣。”
什么是中庸？中庸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道德实践的原则和待人处世的方法。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其后的儒家学者又不断地完善，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手段。中庸的核心是要求人们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达到“和而不流”（谦和但不盲从）、“中立不倚”（中立无所偏颇）的境界，从而使社会秩序稳定，处于高位者不骄横，处于下层者不背叛，最终实现对立的平衡和矛盾的调和。近人多认为中庸是折中主义，这就将中庸简单化了，偏颇。
《易经·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指立身行事，合乎时宜，无过与不及。中庸的精神就在于取其正反两方面的中肯意见，舍弃其过激的不当的因素，寻求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就是合乎时宜，恰到好处。达到“由乎中庸，所以致用”的目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如果有人对百姓广泛地施与好处，又能赈济大众，怎么样？这样的人就可以算是仁德之人了吗？”夫子说：“不论做什么事，都能做到仁德，那一定是圣人了！像唐尧、虞舜这样的圣人尚且有人提出非议，谁又能凡事做到毫无瑕疵呢？凡是仁爱的人，自己想要有所建树，必先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想要显达，必先荐引帮助别人通达。这样凡事做到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得到了仁爱的真谛和方向了啊。”
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
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人人都在追求进步，人人都在谋求成就自己，人人都想建立功名事业，人人都力求使自己的人生辉煌。因此，要有宽广的胸襟和博大的气度。支持他人，就是更好地发展自己。要想成就自己，还是先尽力成全别人吧。“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成全别人，成就的是自己的德行。品德高尚，自会得到世人的称誉。“水涨才能船高”，就是这个道理。不要总是想着自己，存心施与，虽善不赏，不要只沉湎于“予与取”的功利思想而无法息拔。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我们还是自己努力从细微处踏踏实实地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