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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仁”，实现仁的途径为“礼”，“仁”为本，“礼”为用。礼制，就是封建时代体现“仁”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仁”与“礼”是既联系又统一的，所谓“体用不二”。治国的纲领在于严格遵守礼制，司马光完整地论证了“礼教”在中国传统政治原则中的核心地位。他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礼就是理。“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记·礼器》）。
为人处世，人际交往离不开礼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喜一怒无不体现着个人的修养境界，昭示着他的现状和未来。凡事皆讲礼数，礼岂小节乎？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季孙氏。鲁国大夫。与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掌握着鲁国国政。
在谈论到季氏时，孔子说：“季氏作为大夫竟然僭越冒用天子的礼乐，用‘八佾’的舞蹈在家中宴乐，这样不合礼制的事他居然做得出来，可见这个人心怀不敬，那么他还会有什么顾忌，而不敢做出别的事呢？”
猎较从鲁
朱子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或曰：‘忍，容忍也。’盖深疾之之辞。”
范氏曰：“乐舞之数，自上而下，降杀以两而已，故两之间不可以毫发僭差也。孔子为政，先正礼乐，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
谢氏曰：“君子于其所不当为，不敢须臾处，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则虽弑父与君，亦何所惮而不为乎？”
对于这句话，历来注家的解释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有关“八佾”的解释。
古注：“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数，如其佾数。”
近代注家解释为：八佾是八行，八八六十四人，只有天子才能用。诸侯用六佾，即六行，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三十二人。士用二佾，十六人。
这种解释值得怀疑。因为“每佾人数，如其佾数”。就是说，佾，表示行列，是舞蹈的队列阵式。佾之数即为舞蹈之人数。即八佾应为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应为六六三十六人，四佾应为四四一十六人，二佾为二二得四人。古者之士，实为平民，充其量也就是读过一点书，在权贵之家或统治衙门做事。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其地位是低下的，这从古籍中可以找到依据。《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又“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而且“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以此可以为证。由其禄制可知，古者士的地位也仅相当于现在的“普通公务员”，与平民的区别也只是耕与非耕，即“禄足以代其耕也”，只是不参加体力劳动而已。如果也用十六人的舞蹈，岂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谁有闲心去陪着仅能维持生计的一介小吏而舞给他看呢？且达十六人之多。有四人为其歌之舞之，已经可称其为雅士了，足以在亲朋邻里面前显派而闻达了。
二是有关“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句的理解。
历来的解释是，孔子说：“季氏冒用天子的礼乐，这种事是可以容忍的吗？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够容忍呢？”
考虑到孔子作为修养至圣的先哲以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他只能以预言的方式评论季氏“八佾舞于庭”这件事。因为他不具备发脾气的物质力量，而且以他的修养来说，也不至于大失风度地挥舞着手足发出声讨的言辞。在当时的春秋乱世，鲁国政权已经落入大夫手中，国君只是傀儡，人们也只能敢怒而不敢动。孔子也只是“敢言”而已，何至于声讨，又有多少力量声讨呢？所以，孔子也只是从季氏在礼仪上这一僭越行为，看出了鲁国政权的飘摇之势，识破了季氏的野心，告诫人们注意。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孟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祀家庙，僭越天子祭礼，歌奏《雍》诗，撤出祭品。夫子说：“‘前来助祭皆诸侯，天子主祭穆然仪容尊’，难道这是能用于三家大夫庙堂上的祭礼吗？”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故仲尼讥之。”
朱子曰：“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于此义而歌之乎？讥其无知妄作，以取僭窃之罪。”
周代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形同虚设，不仅强大的诸侯国不尊奉中央号令，就连弱小的鲁国大夫也目无天子。“三家者以《雍》彻”，争先恐后地显示自己的势力，谁也不甘落后。鲁君被无视，连中央政权也遭蔑视，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衰弱状况。
退修诗书
神明有知，当不享受非礼之祭。《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
三家大夫的行为，对此提出了强力的质疑。
古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天子是国家政权的代表，也是国家文化精神的代表，在重大国事礼仪上，演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诸侯分列两边拥戴着天子。然而现在鲁国的这三家权臣，却僭用中央天子才能用的庄严的国乐在家里宴乐，实在是显得有点滑稽。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夫子说：“人如果存心不仁，礼仪又能约束他什么呢？人如果处心放任，歌乐之娱又能对他的心灵有什么陶冶作用呢？”
游氏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所谓“仁”，就是存有仁慈博爱之心。礼、乐只是形式。“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礼乐是对社会秩序的规范性规定，是外在形式的具体表现。
这是孔子针对三家大夫僭越礼、乐的不敬行为而发的感慨。世事变化，人心不古，其礼乐又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发挥作用呢？又能规范约束什么呢？
人如果放弃了做人的原则，放任自己，肆意而为，不愿意好好做人，谁又能拿他怎么样呢？社会文化道德对他能有多少约束呢？其人生又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鲁国人。具体事迹不可考。
林放请教礼的本质。夫子说：“你提出的问题意义重大，问得好呵！就礼制的法度仪式来说，与其奢侈铺张，宁可朴素俭约。祭丧之礼，与其在繁文缛节的虚套方面办理得周到隆重，不如深发内心的哀戚追念之诚。”
朱子曰：“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失之奢，丧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礼奢而备，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丧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
俭、戚，礼之质；奢、易，礼之文。文质相宜，礼之本。
养与丧，是人必须历经的重要过程。居不养之以敬，而丧事铺张隆重，以求虚名，不仅失其孝道，实则欺心，更是欺天。不唯自私，更其残忍。养之以俭，葬之以奢，实为本末倒置。
丧礼仪式的隆重，只是一种作秀式的矫情，是做给人看的表面虚饰，并不能证明其孝敬。孝心，真正的孝敬深存于心，表面的文饰是虚假的行为。如果心存真正的孝敬，其心哀戚惨痛，哪里还有心思在表面上做足文章给人们看呢？
提倡朴素庄重的社会风气，崇尚节俭真诚，是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奢靡之风的盛行，必将导致人们竞相仿效攀比，必将造成社会财富极大的无序浪费，无端地耗损民力民财，损伤经济元气，导致人心涣散。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心态，我们所推崇的礼恰恰与崇尚节俭相悖，而以奢侈排场为人称道。家人弃世，借口得其天年，扬扬之情见于容色，丧事不显其哀戚而办理豪侈，致祭接待，不见忧悲，形同儿戏。形式的作秀结束后，便如释重负，即刻又笙歌燕舞，乐也融融，实为寡情薄义。
礼的精神就在于，凡事宜适度。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是不合情理的，宁可简单庄重。“丧以哀为本”。丧事太简易了是违心，太奢靡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
礼难道仅仅只是指丧祭吗？重点在于通过一个人对待丧祭的态度，显示出其人性与人品，可知其仁心，其人便无所藏匿，一览无遗。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子说：“夷狄部族虽然也有君长，但却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礼仪制度，因而其风俗教化还不如一些中原国家衰落之后的普通平民之家的礼仪可观啊。”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
文化的传承是严正的，人们具有良好的德行，美名会被传播久远；所作所为有失正道，其令人不齿的行为，会被后世诟骂，能不慎重吗？所以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就是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礼的实质，就在于“别上下，序尊卑，分贤愚”。东汉训诂学家高诱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夷狄有君，诸夏反无，那种僭越礼仪而无廉耻的野心家必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三家大夫这种乱臣贼子有悖伦常的篡逆行为，即使取得政权，必定不得人心，还不如那些未开化的夷狄对于其君长的尊崇。
文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氛围，一种素质，一种生活态度。任何丰功伟业，都只是暂时的，只有文化能够流传久远。所以，有哲人说：“一个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危险的，而一个拥有良好礼仪文化底蕴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伟大民族。”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岁。春秋末鲁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多才多艺，以政事著名，尤擅长理财。仕为季氏宰，进则理其官职，退则受教圣师。为性多谦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致力于田赋的改革，被孔子斥为聚敛之臣。
鲁大夫季氏要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能够劝阻他而不其陷于僭窃的罪过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夫子说：“哎呀！神明有知，也是不会享用非礼之祭所敬献的供奉，林放尚且知道礼之大节，何况明察如泰山之神，难道你还不如林放吗？”
范氏曰：“冉有从季氏，夫子岂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圣人不轻绝人，尽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谏也？既不能正，则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诬，是亦教诲之道也。”
泰山，天子所祭。《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季氏往祭泰山，其僭越不臣之心昭著。
非礼之念勿生，逾礼之事莫做。
非礼之祭，即亵渎于神，也开罪于人。既不能取媚于神灵，也不能加威于众人。
神不可知，神如有知，则必不享其非礼之祭。
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且事天扫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所以，古人有言：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怀柔百神也。封禅，实自秦始皇，古无有。三代不封禅而王，秦封禅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世，实大谬。不修德政，而祈助神灵，实陋。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夫子说：“君子是没有什么要与人争胜的。即使一定要参与射箭这样的习武比赛，也必然是互行揖让之礼，然后走到校位，射毕而退，互致谦让，取觯互敬，站立饮用，雍容揖逊。君子的竞争，就是如此谦谦然恢弘。”
朱子曰：“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
君子之心，与世无争；君子之行，与人无争；君子用世，与名利无争。
君子之争，不逾礼。即使不得已而参与竞争，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从容大度，彬彬有礼。比如射箭，比赛开始，双方互致敬礼；比赛结束，彼此举杯对饮，互致祝贺。始终保持相互尊重与礼貌对待，保持高贵的尊严。
现今之世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是必然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但是，竞争也必须是有序的竞争，是公平的竞争，是正直的竞争，而不是在暗地里使小动作，也不是见不得人的“暗箱”操作，更不是为人所不齿的“使绊子”。承认别人的成绩，是自信，是对自己的肯定。对别人的成绩表示诚挚的祝贺，是君子的气度。刻意否定别人，是自卑怯懦的行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输掉了竞争。
即使我们做出了成绩，也要有容纳后学的胸襟，谁也不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永远保持领先的地位，压制和打击别人更非君子所为。当然，谁也不愿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即使所竞争之物并非自己想要的，但是一旦被推到这个境地，便又身不由己地要去相争。人都是好胜的，都有荣誉感和胜利心。不论胜负如何，重要的是能够保持君子的风度。孔子说：“其争也君子。”不要太在意，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尽管所用的方式不同，手段相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盈盈笑语惹人怜，默默凝睇频顾盼，纯稚如花自天然。’这句诗中所传述的深意是什么呢？”夫子说：“就像绘画完成之后才可见留白处的意境呵。”子夏说：“那么，就可以不受礼仪的约束吗？”夫子说：“能够阐发我的意思并能给我启示的是商呀！从此可以开始给你讲论《诗》的微言大义了。”
谢氏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
杨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孔子曰‘绘事后素’，而子夏曰‘礼后乎’，可谓能继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
“礼后乎？”利不敢先，礼岂可后。文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以表达人的情感为主题。情感美好，应该受理智的约束，不论多么深厚的情谊也得遵守礼仪的规范。人皆有爱，止乎以礼。爱之由心，约之以礼。
唯学能改变我们的气质，唯诗能令我们的心灵变得美好，唯礼能使我们的行为高尚。
“起予者商也！”学贵发疑，自古所重。学问能与时俱进，日新其业，就在于后学继承前贤，并能够有新的创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有所开拓，有所突破。
“绘事后素。”白素之物最为吉祥，白色就是事物天然的本质色彩。任何浓墨重彩，都不能够保持恒久的新鲜，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凋敝萎谢，被岁月的流水冲淡，永远不及白色持久，只有白色是永恒的。也只有在观看过各种浓艳的色彩粉饰之后，才更能体味出素洁纯正的品质之高贵。只有经历过人生的各种涂抹之后，才体会得出平淡无求才是真正的人生。
生活的背后是什么？人生的底蕴又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应当看重的？不是金钱，不是虚名，也不是美貌，更不是官爵，而是德行，也只能是德行。曾经在人们眼里如诗如画的美景，最终淡化为虚幻，唯一深植于我们内心，令我们感到安慰、受益终生的，是我们的真诚，它使我们在艰辛中咀嚼出了生命的味道。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夫子说：“夏代的礼法仪制，我能讲述，但是杞人所保留下来的史料很少，不能够得到充分的证实。殷商的礼仪法度，我也是清楚的，只是宋人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不多，提供不出充分的依据证明。这都是史料散佚不足所造成的。如果典籍资料记载充足，那么我是能够考证核实的。”
朱子曰：“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学问，在于严谨的考证，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料之上。
礼仪流传主要依附于民俗，典籍的记载是简约的，只是载其概要，因而只能求证于民间。民俗，是典籍所不能记载的历史的活化石。又由于流传的演绎与变故，致使很多内容被人为改变，给人以面目皆非的感觉，历史往往就这样被岁月的尘埃掩埋，无从考证，无由辩白，只有深刻的悬念，留待以后昭示于世间。
子曰：“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夫子说：“
，这是王者的大祭呵。现今之世，鲁国上下，礼仪懈怠，失之诚敬，自第一次献郁鬯之酒灌地开始，我就不想看下去了。”
谢氏曰：“夫子尝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
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当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叹也。”
“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祭祀天地祖宗的盛典大礼。古代国家举行
祭，国君代表全民祭祀，仪式非常隆重。“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然而，鲁国道德沦丧，无诚不敬，懈怠政废，就连
祭之礼也是名不副实，流于形式，刚端上第一爵敬献神的酒以后，主祭者就已经心不在焉，想赶快结束了，随后的仪式也就只是虚于应付，潦草而轻慢。升降俯仰之节，举止多不中矩而容色不够庄敬，使民无所瞻仰，见者荒怠。只有形式没有诚心，全然失去了致祭的庄严与虔敬。
凡事唯当以诚，无务虚名。形式的文饰，心须要有内心的诚敬为支撑。一切形式，都必须配合内心的诚恳，才有意义。如果内心没有诚敬，即使做千百次的祷告，也无法抵达。
祭，以诚敬为本。示之诚敬，求得天地人和。无诚、不敬，不祭犹可，勉强而为，实则无益。虚与委蛇，必致天怒人怨，神鬼共愤而不佑。大道必将因之失和，事功必将分崩离析。
虚假的作秀，昭示的是信仰的堕落，也无疑是对神明的亵渎。
或问
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向孔子请教关于“禘”祭大典的事。夫子说：“我不知道呵。知道这种道理的人治理天下，就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夫子指着自己的手掌说。
朱子曰：“先王报本追远之意，莫深于
。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与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
之法，又鲁之所当讳者，故以‘不知’答之。”又曰：“盖知之说，则理无不明，诚无不格，而治天下不难矣。圣人于此，岂真有所不知也哉？”
怀着虔敬的心祭祀神灵，是因为相信神灵的存在。
故去的人，不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无论是亲人还是友人，我们都应该记住他们的好处，汲取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优点，将自己的人生境界提升起来，做一个诚实、正直、有良知、有道德的人。
怀念与祭扫，当然不排斥仪式，仪式是活动的载体，必要的仪式还是应该举行的。而这种仪式应该是庄重的、文明的、诚敬的，而不应该是低俗的，甚至是荒诞的，更不应该是敷衍的。那种徒具形式而心怀旁骛的祭仪是不足观的，不如不祭。
心不诚，行不敬，何可观者，何祭之有？没有真情的仪式，始终传递的是虚假与诈伪。何苦使自己劳神，何必带累众意，何敢亵渎神明？
只要我们心怀诚敬，所面临的事务又有什么困难呢？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到来的一切，其所蕴涵的契机我们自会了如指掌，从而做出得体的应对，那么又何须烦心忧疑？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天地祖先，要心怀诚敬，就如同被祭祀的英灵就在面前一样。祭祀神灵就如同神存在一般。夫子说：“我如果因故不能参与祭祀，虽然请他人代为致祭，其实这和不去祭祀是一样的。”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齐，必见所祭者，诚之至也。是故郊则天神格，庙则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可不谨乎？‘吾不与祭，如不祭’，诚为实，礼为虚也。”
苏轼曰：“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
信则有，不信则无。既献祭，必信其有，诚怀其心。无诚，何须祭？祭，在于心诚，礼仪只是形式。代祭乃虚设形意，诚不至，神明不享。做人贵在诚敬。无论是对于生者或死者，都要心怀诚敬，不相欺蒙，体现我们内心的诚敬。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卫国大夫。
王孙贾问：“‘与其取悦于远神，宁尊祭自家的灶君。’是这样的吗？”夫子说：“不对，如果违逆天理，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祈祷了。”
谢氏曰：“圣人之言，逊而不迫。使王孙贾而知此意，不为无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祸。”
《太平御览》曰：“明当媚其尊者。夫灶者，老妇之祭。”
祈祷，就是发自心底的忏悔，是致达自己向善的心愿，是缘于对命运的无奈所做的虔诚之举，是面对不可抗力的本能求助。出于诚，归于善。痛苦惨怛不伤于心者，不知其味，体会不到。
任何祈祷都是许可的，都是神圣的。正直人的祈祷并不是乞求，仅仅只是诉说自己的状况和困难，将自己的愿望通过虔诚的献祭，期求达于上苍，以望得到惠顾和垂怜，受到寓于我们身外的各种有力量的神祇的帮助。
自助者，天必助之。不论成功与失败，为了我们人格的尊严，我们必须固守自己做人的原则，不要幻想外在的庇护。谁也不能承诺给我们什么，应该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乞求别人的怜悯。别人许诺的生活前景无论多么美好，都是骗人的陷阱。只有通过自己努力所得到的，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何必寄望于鬼神呢？如果做出违逆天意的坏事，祈祷有什么用呢？又能到哪里去祈祷呢？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夫子说：“周朝的礼仪法度取法借鉴于夏、商两代，经过周公的增删，形成了如此华丽、文采纷呈的盛况！我崇尚周朝的文化礼制。”
尹氏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
千秋万代的事业，其影响悠久而博大，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
中国文化，也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背景也就是根植于古老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也就是周代对于夏、商两朝的典章制度增删取舍，加以发展完善的集大成者，包括礼法、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由文王、武王时代确立了牢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文明传承。虽然朝代更替，但文化总是以其自身的规律演进，绵远而悠长。如一条从远古流淌至今的长河，渗透浸润在民族的血脉中，深植在每一寸土地上，其发展不可逆转。
泰山问政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晋谒太庙，每件事都恭恭敬敬地竭诚请教。有人就说：“谁说邹大夫的儿子是深知礼仪的？他进到太庙中，每件事都问别人。”孔子听到后，就说：“这就是礼仪所确立的精神实质呵。”
尹氏曰：“礼者，敬而已矣。虽知亦问，谨之至也，其为敬莫大于此。谓之不知礼者，岂足以知孔子哉？”
礼的精神，也就是做人的道理。
礼者，敬。敬者，谨。谨者，谦敬。因此，礼在于谨敬、庄重。虽然有知，然犹敬问之，借发其端以启我心，以期启我之识，以望有得。问答之间，以见辞气之恭敬，心意之诚笃。
不耻下问，就是礼，就是知，就是德。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夫子说：“比赛射箭的目的在于中的，而不在于是否有力射穿箭靶，因为各人的气力大小不同，这是古时候的规矩。”
朱子曰：“周衰，礼废，列国兵争，复尚贯革，故孔子叹之。”
杨氏曰：“中可以学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圣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射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体育竞技的精神灵魂是什么？
射击比赛以中的为目的，讲求准确，非较其力。即使参与竞争，也必有节制，并无恣肆放纵的行为。
《记》曰：“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
《礼记·射义》：“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
人的力量有大小，人的能力有高低，人的天赋有差别。因此，做人处世，重在提高自己的修养境界，应当自省自己具备怎样的素质，不必在乎一时一事的成败。真正成功的人生，不在于官阶的高低，不在于攫取财富的多少，不在于才能的大小，也不在于是否长寿，而在于要有值得后人效仿的德行。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打算把每月初一祭庙的活羊免去不用。孔子说：“端木赐啊，你爱惜的只是一只羊，我重视珍惜的是维护那种祭祀之礼的精神啊。”
杨氏曰：“告朔，诸侯所以禀命于君亲，礼之大者。鲁不视朔矣，然羊存则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实因可举。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在历史的祭坛上，弱者扮演的角色永远只是牺牲者！可怜无助的弱小者在这无边的苦难与牺牲的压迫下，只能沉默。心里很苦，嘴上却说不出来，无法表达，也无处诉说。
替罪的羔羊，其实是无罪的，但是人类为了赎自己的罪，却以羊为牺牲，祭献于神灵，行贿于上天，以求免除自己的恶行所应遭的惩罚。子贡虽有惜羊之意，也只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或只是借助于经济的托词，在努力实现另外的图谋。纵有见识，也只是出于功利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拯救无辜的善念，所以最终而不可行。
人类社会到处充斥着血淋淋的争夺。羊想尽可能置身事外，免得被用于替罪。但这并不是羊所能左右的，只要是羊，便面临着这样不可逃避的宿命，更无从选择，只是时间的快慢，或者只是所替罪行的大小而已。
由于收受了所献之羊，所以上天也就暂时不予追究，让“原则”和“公正”暂时缺席吧，于是达成默契，就让羊承担一切。然而，羔羊何罪之有？
告朔，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子贡以惜其无实而枉费为由“欲去其饩羊”，这是变革的一种方式。以其客观的理由，渐渐地去其枝节，缓缓地削弱其力量，从而达到其取代的目的。这是一种不引人注意的十分高明的权术。因为，大的举措，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振荡，而细枝末节的修葺，则似乎无足轻重，而且显得具有建设性，然而，至于其终极所指之要害，则是不容忽视的。树高千尺，日去其一枝，必无伐而毁。禁令并不见得有效，而削弱、淡化之术，则屡试不爽。一切就都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抽去了，从而在不引人注意时，达到了既定的目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礼的精神虽然衰落了，但是，只要代表这种礼仪的形式——“饩羊”还存在，犹有可复之待。若去其羊，则此礼遂亡，孔子所以惜之。内容存在于形式之中，形式因为内容而更为充实。礼仪就是建立在各种形式的礼仪之上，去其羊，也就不复有礼了。有羊，则犹可复其礼，犹可教而化之。告祭者本已心存不诚，今虽有羊，也只具形式的礼仪，已显名不副实。再去其羊，则名实俱丧，那么告朔天地的这种礼仪也就寿终正寝，不复存在，风俗自然移易了。移风易俗，是必要的。形式上虽然简明而实用了，但也使风气乡俗随之而简慢了。民风不笃，古风也自不存在了。形式被取缔了，内容也就随之消失，于是与之相依的一切便也不复存在了。实质的东西便被最后抽去了，一切也就无所依附，名实俱亡了，岂止羊乎！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夫子说：“以礼仪之约敬事君王尊长，虽不逾矩，但仍然会有人认为你这是谄媚求荣。”
夫子说：“以礼仪之约敬事君王尊长，虽不逾矩，但仍然会有人以此作为口实，对你进行攻击陷害。”
黄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礼，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后尽尔。时人不能，反以为谄，故孔子言之，以明礼之当然也。”
程子曰：“圣人事君尽礼，当时以为谄。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尽礼，小人以为谄’。而孔子之言止于如此，圣人道大德弘，此亦可见。”
世风日下，世态炎凉，凡事不论初衷如何、结果怎样，总会有人说三道四，总会有不同的揣度。历来如此，不可避免。此所谓：悠悠众口。
天道悠悠，默然而处。世事轮回，辩证演进，此一时，彼一时，没有什么万世不易之理存在，一切都以功利为目的，以某种心态的需要为取舍。
礼与谄，在乎己心，在于人心。虽存乎天理，但是，小人之谗诽无孔不入。
君子之为虽中道直行，但岂可免乎谤哉？以曾子之贤，毁之者三，曾母犹投杼而走，又岂能者哓哓之口，又岂能独立其高洁？然而，只要做到俯仰无愧于心，何必在乎东风西风？
步游洙泗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定公：鲁君。名宋。昭公之弟，继昭公而立。公元前509—前495年在位。谥为“定”。
鲁定公问：“国君任用臣僚，臣属侍奉君上，有什么不同吗？”孔子回答说：“贤明的君主任事臣下以礼待之，则臣下敬事君国事务必然忠心耿耿，竭尽其忠诚心智。”
吕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礼之不至；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之不足。”
尹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礼贤下士，必得栋梁之忠臣。古来国家兴衰，无不基于礼。重礼则国治政平，无礼粗暴，必致暴政苛敛，大则亡国灭族，小则殃及其身。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苏轼《君使臣以礼》（见《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卷一一四）：“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过健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则临难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谨于礼。礼以钦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礼也。礼以文为饰，宜若近于伪，然而得情者，莫若礼也。哀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禄刑罚也乎，何为其专以礼使臣也？以爵禄而至者，贪利之人也，利尽则逝矣。以刑罚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则解矣。故莫若以礼。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汉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谓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顶，可谓无礼矣。故陈平论其臣，皆嗜利无耻者，以是进取可也，至于守成，则殆矣。高帝晚节不用叔孙通、陆贾，其祸岂可胜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约，而王诸吕几危刘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厕而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青虽富贵，不改奴仆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礼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夫子说：“《关雎》这首诗热情明快而有节制，哀婉但不伤感。”
朱子曰：“《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
《诗》三百篇，其言无所不有，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那种自由想象的深妙，使人感到其奥妙无穷而为之着迷。其语言富含优美的音乐性，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回环往复的音乐效果，令人情不自禁地吟诵、手舞足蹈。但是，唯其肆而不放，乐而不流，以卒归乎正，此所以为贵为难能。“发乎情，止乎礼”的典雅雍容、含蓄节制，令人悠然神往。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向宰我问立社时土地神的神主应该用什么树木。宰我回答说：“夏朝是用松树，商朝时人们用柏树，周朝人用栗树，寓意是使百姓心怀敬畏。”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告诫宰我说：“已经做过的事就不必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也就不用再予规劝了，对于过去的错误也没有必要再追究谴责了。”
朱子曰：“孔子以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又启时君杀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复救，故历言此以深责之，欲使谨其后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义于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对，故夫子责之。”
立社只是形式的图符，无论是松、柏，还是栗，或者是别的什么树木，都是无关紧要的，它只是一个外物的象征。其实质在于树立让人们致敬、致祭的偶像，以达感恩天地之意。其实，立社的本意就在于敬畏天地，统一民心。民为天，民意即天意。敬天，就是要敬畏人民。重点在于敬，是要发自内心的诚笃，心无诚敬，又与树木何辜。
“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那么，夏商之木，其意何在？宰我谬妄，实属望文生义，是毫无缘由的臆度。世事之所以多谬误，皆缘于此类虚妄异端邪说。
礼堕三都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谥号“敬”。颍上人。早年贫困，曾经商。后由鲍叔牙推荐，于周庄王十二年为齐桓公时宰相。执政四十年，辅佐齐桓公在内政外交上进行过一系列改革，使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
夫子说：“管仲的器度小啊！”有人说：“管仲节俭吧？”夫子说：“管仲在生活上娶有三室妻妾；政事方面机构重叠、官员冗余，这哪能说得上是节俭呢？”有人又说：“那么管仲是识大礼的吧？”夫子说：“国君在门前设立照屏，管仲也设屏以别内外。国君为了和别国的友好交往，在堂上设有放置酒杯的反坫，管仲也同样放置。如果说管仲是识大礼的人，那么还有谁不识礼仪呢？”
朱子曰：“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此言当深味也。”
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人的德行和才能，不可能各方面都完备。任何成功的耀眼光环下也必有不足之处，而为人所讥。尤其成大功者，其过也昭彰，无所掩藏。
坡公说：“圣贤举动，明白正直，不当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两言而足，正则用之，邪则去之，是则行之，非则改之。”
“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议疾”。凡事唯当以诚，无务虚名而获实祸。春秋之责备贤者，即此之意。
职司乘田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与鲁国大师论述乐理。孔子说：“音乐的原理是可以明了的，开始演奏，翕翕然很热烈；继续下去，纯纯然很和谐，皦皦然清晰明快，绎绎然余音袅袅绵延不绝，如此以至曲终。”
谢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为乐。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浊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故曰纯如。合而和矣，欲其无相夺伦，故曰皦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连，如贯珠可也，故曰‘绎如也，以成’。”
乐理在于平和流畅，以太和为本。
令人可叹的是，现在的一部分流行音乐，轻薄有余，温柔敦厚不足，没有思想，缺乏美感，更多的是矫揉造作，发嗲腻味。有些所谓的“艺术家”，不真正具备大师的修养和艺术水平，而是靠刻意包装、互相吹捧、媒体炒作而窃取虚名。
所谓音乐，只是一种个体情绪、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种自在的韵律，与音符无关。在一种深刻的人生体验之下，特定的情感促使你有一种抒发的激情，于是你便可以随口吟出一段无韵的旋律，而且会令你自己感动，这就是音乐，而且是深入心灵的音乐，是音乐最自然、纯真的境界。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地的边防官请求面见孔子。夫子说：“凡是有道德的君子到这里来，我没有不见的。”孔子的学生带他去见孔子。他出来对孔子的学生说：“你们何必忧虑君子得不到重用而失位以至于离开自己的祖国呢？天下道德沦丧、没有正义已经很久了，上天将把你们的老师作为传播教化的‘木铎’，以警世人啊。”
朱子曰：“乱极当治，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见夫子而遽以是称之，其所得于观感之间者深矣。或曰：‘木铎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铎之徇于道路也。’”
太庙问礼
仪之封人，可谓得天命之要旨。圣人之不当国于世，实乃天意。虽不用于世，自不掩其德，德之修在己，而用之在人。德行的修持，必经世道人心的砥砺，而后乃成。虽用于世，事务冗杂，欲念纷纷，何暇其修。天降之才，天必昭之，非庸世之可及。何必耿耿于不用乎？
即使是伟人，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不要在意太多，时间会证明一切。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昼息鼓琴
孔子评论《韶》说：“声容盛大，优雅到极致了；华彩辉煌，也完美到极致了。”评论《武》说：“优美至极了，但是却还不是非常好。”
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
朱子曰：“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
淳朴笃厚，揖让和顺，无为自治。民息争持之心，上无聚敛之贪，顺乎天地，和乐万物，自然和美，雍雍融融。自必美也善矣。自三代以降，人心不古，诡诈盛行，伪奢粉饰，欺心昧天，聪明睿智辈出，奸诡诈伪之徒相继，礼乐文化分崩离析，风气为之大变。于是天下熙来攘往，名利权变之争充斥道途，以暴易暴，残虐相代，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来去，无诚笃浑厚之教立，而启虚伪术诈之端倪，虽《武》之仪容华美，终不再现雍容之姿，未尽其善。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夫子说：“居处上位却没有宽宏大量的容人之度，秉执礼仪盛典却心怀不敬，身处丧祭之事却无动于衷，心不哀痛，这样的人是不足以观的，有什么值得人敬重的呢？”
朱子曰：“居上主于爱人，故以宽为本。为礼以敬为本，临丧以哀为本。既无其本，则以何者而观其所行之得失哉？”
宽厚爱人，恭敬有礼，祭丧哀戚，为人之本。
只有做人的基本素质具备了，才可以为官，才可以治事，才有可能成就事业。
若做人失败了，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值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