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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上天降生了人，就让人拥有了贪念和欲望。欲望之中含有感情，感情应当适度。圣人修养自己的品德来节制自己的欲望，所以不过分地放纵自己的感情。因此，耳朵想要听到五声，眼睛想要看到五色，嘴巴想要吃到五味，这是情欲。这三种情况，不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愚蠢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肖的，都是一样的。即使神农氏、黄帝，也是和桀、纣一样的。圣人之所以和别人不一样，是由于他能把握情欲的限度。从珍重生命出发，就能把握适度的情欲；没有从珍重生命出发，就不会把握好情欲的限度。这两种情况，是生死存亡的根本原因。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沈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其于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雠；意气易动，跷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后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反。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
世俗的君主在感情上没有限度，所以一做事情就会失败。耳朵不可满足，眼睛不可满足，嘴巴不可满足；身上浮肿，筋骨僵硬，血流不畅，九窍空空，丧失了正常的功能，即使彭祖也无能为力。他们对于外物，一心想要得到不能得到的，不能满足于已经拥有的，大大地失去了生命的本来意义；人民怨声载道，又等于树立了大的仇人；精神意志非常容易动摇，摇摆不定；仗着权势刚愎自用，内心藏着欺诈；对于道德漫不经心，对于邪利急切追求。身陷穷困的境地，即使后悔了，怎么能够来得及？亲近奸诈的人，疏远正直的人，到了国家将要危亡的时候，才后悔以前的所作所为，就为时已晚了。听到自己即将灭亡的言论就感到惊恐，不明白原因。百病入体，混乱和叛乱不断爆发。用这种方法来统治人民，造成自身巨大的忧患。以至于耳朵听到音乐不觉得美妙，眼睛看到美色不觉得美丽，嘴巴里吃着美味觉得没有味道，这与死没有什么分别了。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众则速尽。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而终不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临死之上，颠倒惊惧，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
古代得道的人，能够活得长寿，享受音乐、美色、滋味很久，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们珍惜生命的观念早就有了。早有观念，就会早早知道爱惜生命，知道爱惜生命就不会精神枯竭。秋天寒冷得比较早，那么冬天一定比较温暖；春天雨水多，那么夏天就会大旱。天地不能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何况我们人类呢？人类和天地是相同的。万物的形状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古代人修身养性和治理国家，一定要效法天地。一樽酒，喝的人多了很快就会耗尽。万物这樽酒，耗费君主的生命太多了，所以他的生命常常很快耗尽。不单单是万物这樽酒，他自己也损害生命来帮助天下的人，却始终不知道。功业已经成就了，内在的生命却亏损了。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看，嘴巴不能吃，心中烦乱，幻听幻觉。临死之前，神魂颠倒，惊恐万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耗费心神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世上侍奉君主的人，都认为孙叔敖遇到楚庄王是幸运的。可是有道之人看来却不是这样，这是楚国的幸运。楚庄王喜欢打猎，骑马射箭，快乐无比，把自己国家内政和外交上的辛劳都推给了孙叔敖。孙叔敖夙兴夜寐，没有时间把养生作为自己的大事，因此才使楚庄王的功绩记载到史书上，流传到后世。
人生来就是有欲望的，在欲望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没有贤能和不贤能的区别，只有欲望大小的区别。在这个方面，就连黄帝、尧、舜和桀、纣也是相同的。不能说黄帝、尧、舜等人是圣人，没有欲望，桀、纣是暴君，欲望很多。其实黄帝和尧、舜不过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罢了，而桀、纣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反被欲望给控制了，才做出那么多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生命是珍贵的，在战国末期的时候，人们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怎样来度过这一生呢？当时人们还没有什么高远的理想，但求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一辈子就感谢上苍了。所以，养生术非常受欢迎。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孙叔敖为官三个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
楚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了。”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楚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楚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恢复了原貌。
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就这样，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看见给素丝染色的情景，叹息说：“用青色染料染就变成青色，用黄色染料染就变成黄色，所加入的染料改变了，所染的颜色也跟着变化，加入五种染料就变成五色。”所以染色不可以不小心啊！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岐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郄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黄籍秦、高强，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嚭，智伯瑶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椻长，宋康王染于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宗庙不血食，绝其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可羞人，必称此六君者。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于当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所染不当也。存亡故不独是也，帝王亦然。
不仅染素丝如此，国家也有熏染的问题。舜受到许由、伯阳的熏染，大禹受到皋陶、伯益的熏染，商汤受到伊尹、仲虺的熏染，周武王受到太公望、周公旦的熏染。这四个君主，由于受到熏染的人得当，所以拥有了天下，成为天子，功德遍及天地。列举天下仁义的显贵，必定会说到这四个人。夏桀受到干辛、岐踵戎的熏染，殷纣受到崇侯、恶来的熏染，周厉王受到虢公长父、荣夷终的熏染，周幽王受到虢公鼓、祭公敦的熏染。这四个君主，受到熏染的人不得当，所以国灭身死，成为天下的耻辱。列举天下不仁义的人，必定会说到这四个人。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牙的熏染，晋文公受到咎犯、郄偃的熏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敖、沈尹巫的熏染，吴王阖闾受到伍子胥、文之仪的熏染，越王勾践受到范蠡、大夫种的熏染。这五个君主，受到熏染的人得当，所以称霸诸侯，功名流传后世。范吉射受到张柳朔、王生的熏染，中行寅受到黄籍秦、高强的熏染，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雄、太宰嚭的熏染，智伯瑶受到智国、张武的熏染，中山尚受到魏义、椻长的熏染，宋康王受到唐鞅、田不禋的熏染。这六个君主，受到熏染的人不得当，所以国亡身死，宗庙断绝祭祀，断绝了后代，君臣分离失散，人民到处流亡。列举天下贪婪、残暴、可耻的人，必定会说到这六个人。凡是做君主的，不是因为是君主才荣耀，不是因为是君主才安逸，是因为他们施行大道。而施行大道的行径是在适当的熏染环境中产生的。所以古代善于做君主的人，在选择人才方面煞费苦心，在处理政事上比较超脱，是由于得到了做君主的原则。不善于做君主的人，伤害身体，耗费精神，心情郁闷，耳朵、眼睛都疲劳，可是国事越来越危急，自身受到的侮辱越来越多，这是不知道政事原则的缘故。不知道政事原则，就会受到不得当的熏染；受到的熏染不得当，大道从哪里来呢？这六个君主就是这样。这六个君主，不是不爱国家，只爱自己的身体，是所受到的熏染不得当的缘故。所受到的熏染关系生死存亡，不只是这些君主是这样。
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釐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釐，田系学于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
不仅国家受到熏染。孔子向老聃、孟苏夔、靖叔学习。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示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礼仪，桓王派史角去，惠公留住了他。他的后代在鲁国，墨子向他们学习。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显赫的爵位，没有什么赏赐和官禄来给人好处。列举天下显贵荣耀的人，必定会说到他们两个。他们已经死了很久了，而跟从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弟子越来越多，布满天下。王公贵族跟从的都得到了显赫的地位；有的人追随他们的弟子，学习他们的言论，没有停止。子贡、子夏、曾子向孔子学习，田子方向子贡学习，段干木向子夏学习，吴起向曾子学习；禽滑釐向墨子学习，许犯向禽滑釐学习，田系向许犯学习。孔子和墨子的后代学生显赫于天下的很多，不可胜数，都是由于受到良好的熏陶的结果。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难怪墨子见到染素丝发出一声感叹。不单是染丝应当小心，为人处世更要注意自己受到熏染的人。
舜、禹、汤、武王由于受到的熏染比较得当，成为天子，成就了千秋功名；桀、纣、厉王、幽王由于受到的熏染不得当，不但身死国亡，还成为千古笑柄。真是不可不慎啊！
不但国君要注意自己身边的人，即使普通人也要注意自己受到的熏染，在寻找老师方面要谨慎。孔子、墨子他们向许多有学问的人学习，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学说，成为一代宗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看来，他的学问就是在熏染中得来的。
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择友，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我们应该和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做朋友。
孔子家境贫穷，社会地位低下。长大之后，他曾给季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出纳钱粮算得公平准确；也曾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吏，牲畜蕃息。因此他又升任主管营建工程的司空。过了不多久，他离开了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遇到驱逐，又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围困，最后又返回了鲁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称他为“长人”，觉得他与一般人不一样。鲁国后来对他好了，所以他终于返回了鲁国。
鲁国人南宫敬叔对鲁昭公说：“请让我与孔子一起到周去。”鲁昭公就给了他一辆车子、两匹马、一名童仆，让他随孔子出发，到周去学礼。据说是见到了老子。告辞时，老子对他们说：“我听说富贵的人是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的人是用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的人，只能窃用品德高尚人的名号，用言辞为您送行。这几句话是：‘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子女的要忘掉自己而心想父母，做臣下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孔子从周回到鲁国之后，跟从他学习的弟子就渐渐多起来了。
孔子用《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作为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像颜浊邹那样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弟子：学问、言行、忠恕、信义。他为弟子订下的四条禁律是：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认为应当特别谨慎处理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利，如果谈到，就与命运、仁德联系起来。他教育弟子的时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难、烦闷发急的时候，不去启发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