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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音乐的由来已经非常悠久了。音乐从度量的法则中产生，起源于太一。太一产生两仪，两仪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转化，一上一下，融合而成为美丽的花纹。混混沌沌的花纹，会经过多次分离、融合，这就是天之常道。天地就像车轮一样不断转动，周而复始，到达尽头就会重新开始，没有不恰到好处的。日月星辰运行得有快有慢；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却不相同，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进行的。四季交替，有时候寒冷，有时候炎热，有时候白天长，有时候白天短，有时候柔和，有时候刚硬。万物的产生，都是起源于太一，从阴、阳二气的变化中来。从萌芽开始活动，到凝结冰冻而死，都有一定的形状。这些形状的所在，都有声音。声音产生于和谐，和谐产生于适当。和谐、适当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根据，音乐也就产生了。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一切都顺从正道，音乐才能够做成。做成音乐需要一定的条件，一定要节制嗜欲。节制了嗜欲，才能从事音乐创作。创作音乐是有一定技巧的，一定要从平和中产生。平和产生于公正，公正出于正道。所以只有遵从正道的人，大概才能和他讨论音乐吧！国家灭亡、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不是没有音乐，而是音乐不快乐。溺水的人不是不笑，获罪的人不是不唱歌，癫狂的人不是不跳舞，乱世的音乐就和这个差不多。君臣易位，父子失去正常的相处之道，夫妻不和，人民痛苦呻吟，他们创作的音乐，怎么会快乐呢？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
大凡音乐，都是天地和谐、阴阳的调和。最初创造人的是天，人在此并没有什么作为。天使人具有欲望，人不得不追求；天使人有憎恶感，人不得不避开。欲望和憎恶，都是上天赐予的，人没有办法干预，不可改变，不可更换。世上有的人反对音乐，他们是根据什么呢？
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
真正的音乐是君臣、父子、年长年幼者欢欣和喜欢的反映。欢欣产生于平和，平和产生于正道。所谓的正道，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没有什么形状。若是有人了解什么是不看的看、不听的听、没有形状的形状，就差不多知道正道了。所谓的正道，是纯粹精神上的概念，没有形状，没有名字，勉强为它起个名字，就叫作太一。所以懂得太一道理的能够制定法令，懂得“两”的道理的，就要听从命令。先代的圣王放弃“两”而选择“一”，所以知道万物的本质。所以，能够用“一”来治理朝政，则使君臣快乐，使远近和睦，使百姓喜悦，使宗族亲近；能够用“一”来修养自身的人，则免于灾难，活到自然寿命，保全天性；能够用“一”来治理国家，则奸邪的人就会消失，贤能的人就会到来，实现优良的教化；能够用“一”来治理天下，则天气冷热就会适当，风雨适时，成为圣人。所以了解“一”就明智，了解“两”就狂乱。
《礼记·乐记》中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的意思是欢乐，是人的性情之中不可缺少的。
墨子的思想中含有“非乐”的成分，他认为凡事应该利国利民，而百姓、国家都在为生存奔波，制造乐器需要聚敛百姓的钱财，荒废百姓的生产，而且音乐还能使人耽于荒淫。因此，必须要禁止音乐。这是墨子从实用的角度，建议统治者放弃音乐，而应去关心一下百姓的疾苦，这是有合理意义的，但是在那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本篇没有采用墨子的观点，而是把音乐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来评价。
子贡见乐师乙问道：“我听说不同的歌声适合于不同禀赋的人，像我这样的人适合唱什么歌呢？”
师乙说：“我不过是个低贱的乐工，不配说谁适宜唱什么歌。请允许我把我所知道的说出来，先生自己决定适合唱什么歌吧。”
“为人宽大好静，柔顺而又正派的适合唱《颂》歌；心胸宽广而好静，洒脱、豁达而守信用的人适合唱《大雅》；恭敬、俭朴而又好礼的，适宜唱《小雅》；为人正直、清正廉洁而又谦虚的人，适于唱《风》；恣肆爽直又心慈友爱的，适宜唱《商》；温顺良善而能决断的，适合唱《齐》。”
“歌，是披露自己心胸、陈述自己品德的；自己动于情感，真情流露，那么天地就会受感应，四时来相和，星辰不逆行，万物得以繁育生长。因此《商》这首歌，虽是五帝留传下来的，但商人记述下来，用以摅己心胸、陈己品德，所以叫作《商》歌；《齐》这首歌，是三代留传下来的，由齐人记述下来，所以被称为《齐》歌。真正懂得《商》这首诗歌含义的，临事屡屡决断；懂得《齐》这首诗歌含义的，见利能够让人。临事屡断的，表现出了勇气；见利能让人的，表现了义气。有勇有义，除了歌还有什么能使人保持这样的品格？所以歌声高亢处如人扛举而上，音低处如直坠而下，曲屈处如被弯折，静止处如同槁木，小曲如矩，大曲如钩，殷殷然如累珠落盘。歌也是一种语言，是种长声调的语言。有可说的东西了，才言说出来；言语表达得不充分，才用长声的语言表达；仍不充分，才相续相和，反复吟唱；还不充分，就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了。”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剑为宝，愈多而民愈怨，国人愈危，身愈危累，则失宝之情矣。乱世之乐与此同。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人没有不靠生命存在的，却不知道生命从何而来；人没有不靠知觉去感知的，人却不知道知觉为什么会感知。知道知觉为什么会感知就叫作懂得道，不知道知觉为什么会感知就叫作弃宝。弃宝的人一定会遭殃。世上的君主，很多都把珠宝、玉石、利剑当作宝物，但是得到这些越多，人民越是怨恨，国家就越危险，自己也越来越危险，这就失去宝物的价值了。乱世的音乐与这个相似。演奏木料、皮革制作的乐器就会声震如雷，演奏金属、石头制作的乐器声音就会像霹雳，演奏丝竹制作的乐器就会像喧哗。用这样的声音来惊吓人的心气、扰乱人的耳目、摇荡人的本性是可以的，但是作为音乐就不会使人快乐。所以音乐越是狂放，人民越是郁闷；国家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越是卑下，这样就失去音乐的本来意义了。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大凡古代圣王，之所以重视音乐，是为了快乐。夏桀、殷纣创作的狂放音乐，如大鼓、钟、磬、管、箫等的音乐，都以大为美，以多为壮观；非常奇异和瑰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定要追求过度享受，不遵循法度。宋国衰落的时候，制作大钟；齐国衰落的时候，制作大吕；楚国衰落的时候，制作鬼怪音乐。狂放是比较狂放，但是在有道之人看来，就失去音乐的本来意义了。失去了音乐的本来意义，这种音乐就不会快乐。音乐不快乐，人民必定怨恨，生命必定受到伤害。他的生命和音乐的关系就像寒冰曝于骄阳之下，反而会伤到自身。这是不懂得音乐的本来意义，而把狂放当作音乐本质的缘故。
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故强者劫弱，众者暴寡，勇者凌怯，壮者傲幼，从此生矣。
音乐有本性，就像皮肤、肌肉、躯体有本性一样。有了本性就有修养本性的问题。寒冷、温暖、劳累、安逸、饥饿、饱胀，这六种情形是不适合修养天性的。大凡修养天性，都要看到不适合的情形从而达到适合的情形。能够长久地处于适合的情形，生命就长久了。生命本身就是安静的，只有感知外界，才能有知觉，是外物的感应使它这样的。如果放纵本性而不加以控制，就会被嗜欲控制；被无限的嗜欲控制，就一定会失去天性。况且无限的嗜欲会产生贪婪、卑鄙、悖乱的野心，以及做出奸淫、欺诈的坏事。所以强大的劫持弱小的，人多的虐待人少的，勇猛的凌辱胆怯的，强壮的歧视弱小的，就会一一产生了。
音乐是儒家学派极力推崇的，认为音乐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手段之一。
荀子发挥了孔子关于音乐的观点，他认为音乐是人情的一种必然需要，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但可以表现人的感情，从而使人得到娱乐，而且具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强大感染力，因而可以移风易俗。如果对音乐放任自流，那么邪音就会扰乱社会。所以统治者必须制定正声雅乐来加以引导，使它能“感动人之善心”，从而使它为巩固统治服务。
《侈乐》就夏桀、殷纣的音乐和圣王的音乐的不同之处作了对比，指出圣王的音乐是平和的、安定天下的音乐，而夏桀和殷纣的音乐则是使人放纵本性的、奢靡的音乐，是会使国家灭亡的音乐。
卫灵公在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将要去晋国，走到濮水边上，住在一个上等馆舍中。半夜里，他突然听到抚琴的声音，问左右跟随的人，都回答说：“没有听到。”于是，他召见名叫涓的乐师，对他说道：“我听到了抚琴的声音，问身边的从人，他们都说没有听到。这样好像有了鬼神，你为我仔细听一听，把琴曲记下来。”师涓说：“好吧。”于是端坐下来，取出琴，一边听卫灵公叙述，一边拨弄，随手记录下来。
第二天，师涓说道：“臣已将每句都记下了，但还没有练习，难以成曲，请允许再住一宿，练习几遍。”卫灵公说：“可以。”于是又住一宿。第三天，涓说：“练习好了。”他们这才动身到晋国，见了晋平公。晋平公在施惠之台摆酒筵招待他们。
饮酒饮到酣畅痛快的时候，卫灵公道：“我们这次来时，得了一首新曲子，请为您演奏以助酒兴。”晋平公道：“好极了。”即命师涓在晋国乐师旷的身边坐下来，取琴弹奏。一曲没完，师旷甩袖制止说：“这是亡国之音，不要再奏了。”晋平公说：“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师旷道：“这是师延作的曲子，他为纣王作了这种靡靡之音，武王伐纣后，师延向东逃走，投濮水自杀，所以这首曲子必是得之于濮水之上，先听到此曲的国家就要被削弱了。”晋平公说：“寡人所喜好的，就是听曲子这件事，但愿能够听完它。”这样师涓才把它演奏完毕。
晋平公道：“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动人的曲子，还有比这更动人的吗？”师旷说：“有。”晋平公说：“能让我们听一听吗？”师旷说：“必须修德、行义深厚的才能听此曲，您还不能听。”晋平公说：“寡人所喜好的，只有听曲子一件事，但愿能听到它。”师旷不得已，取琴弹奏起来，奏第一遍，有千载玄鹤十几只飞集堂下廊门之前；第二遍，这些玄鹤伸长脖子，呦呦鸣叫起来，还舒展翅膀，随琴声跳起舞来。
晋平公大喜，起身为师旷祝酒。回身落座，问道：“再没有比这更动人的曲子了吗？”师旷道：“有。过去黄帝祭鬼神时奏的曲子比这更动人，只是您德义太薄，不配听罢了，听了将有败亡之祸。”晋平公说：“寡人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在乎败亡吗？我喜好的只有听曲，但愿能够听到它。”师旷没有办法，取琴弹奏起来。奏了一遍，有白云从西北天际出现；又奏一遍，大风夹着暴雨，铺天盖地而至，直刮得廊瓦横飞，左右人都惊慌奔走。晋平公害怕起来，伏身躲在廊屋之间。晋国于是大旱三年，寸草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