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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贞观初年，唐太宗举行宴会宴请黄门侍郎王珪等人。当时有个美人在一旁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妻妾，李瑗兵败后，她被收入宫中。唐太宗指着美人对王珪说：“庐江王不讲道义，杀死了她的丈夫，还娶她作为自己的妻妾，如此暴虐，怎么会不灭亡呢？”王珪若有所思地问：“陛下你认为庐江王的行为是好还是坏呢？”唐太宗回答：“哪有杀了人还霸占别人老婆的道理？你偏偏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与非，是什么原因呢？”王珪说：“我听闻《管子》这本书上讲：齐桓公到郭国去，问当地的老百姓：‘郭国为什么灭亡？’老百姓说：‘因为郭国的国君以善为善，以恶为恶。’齐桓公很奇怪，问道：‘如你所说，他是一个好君主，怎么会灭亡呢？’老百姓说：‘其实不是这样，郭国君主虽然知道什么是善的，却不执行；知道什么是恶的，却不能够杜绝这种恶行，所以亡国了。’现在这个妇人还活在人世，我认为这是你仁慈的表现。但是你如果认为庐江王的行为不符合人的道义，那你为什么知恶不除，仍像庐江王那样把这个妇人留在身边呢？”唐太宗听后恍然大悟，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让那个妇人出宫与家人团聚。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
陛下智周万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借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在洛阳修乾元殿，好让天子在巡游四方的时候下榻居住。给事张玄素上书说：
陛下你智虑周全，可谓无所不及。你下令要做的事，哪有一件不成功呢？你立志想要做的事，哪有一件不是依从你的意思去办呢？我认为秦始皇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一直想依仗灭掉周室的余威，凭借平定六国的气势，将基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可是国家到他儿子的时候就灭亡了，我们认真分析它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父子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贪欲、违背上天的旨意、残害百姓等因素造成的。这可以看出，统治天下不能光凭借武力，敬神也不能保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只有大力提倡节俭、减轻赋税、自始至终兢兢业业，才可以使江山永固。
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数多，岂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未能复旧。奈何营未幸之都，而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惟土中，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
我们刚刚统一天下，国家至今还没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民生凋敝。这个时候应该节俭，以礼治国，陛下你更应该以身作则。东都洛阳没有行宫，你就下令修缮；各位王公大臣都出京镇守边关，他们也都需要修建官邸。工事太多，恐怕会劳民伤财，这是不可修建的第一点原因。陛下你当初平定东都洛阳，看见那些豪华奢侈的宫殿，下令全部拆毁，此举让天下人惊叹佩服。岂有以前憎恶隋代的奢华，现在又步其后尘的道理？这是陛下你不可为之二。一听到下面有呈报，就去巡视，然而事情并不紧急，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消耗国家的财产？现在国家建立不久，国库还不充盈，哪用得着修建两个都城？老百姓的劳役过重，就会产生怨恨，这是陛下不可为之三。现在老百姓遭受天下大乱后，非常贫困。老天有眼，让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点好转，但是仍然有挨冻受饿的生计之忧，这种情况三五年之内不可能消除。如果这个时候让老百姓去营建东都，岂不是勉为其难？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四。汉代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要在洛阳建都，大臣娄敬进言说这样做不可。他劝汉高祖在秦朝的故都建都，汉高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日就往西行，定都长安。现在我只希望陛下你体察百姓之苦，革除世俗风气。你治理国家的时间还很短，国家的各种社会风气还不淳厚，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现在怎么可以在洛阳大兴土木？你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这是陛下你不应做的第五个原因。
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矣。
我曾经看见隋朝建造这座宫殿的时候，所用的材料都极其讲究。宫殿所用的这些木材都不是附近所产的，它们都是从遥远的豫章郡运来的。一根柱子就要用两千人来拉，下边滑动用的轮子必须用生铁铸成，中间如果用木头做轮子，一滑动起来就会起火。粗略算来，运送一根柱子就要耗费数十万钱，而其他费用更是难以计算。我听说一座阿房宫建成了，就使得秦国人心离散；章华宫修成了，就造成楚国人心散乱；乾元宫修完了，隋朝就随之灭亡了。况且凭借国家现在治理的状况，比起隋朝来说怎样呢？国家从萧条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再役使苦难的百姓，劳民伤财，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灭亡的覆辙，从这点来说，我们恐怕比隋炀帝还要昏庸得多啊！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能认真地考虑这件事，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被后人耻笑，那国家就大幸了。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魏徵叹曰：“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唐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跟桀、纣相比怎样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这座宫殿修好了，可以说与他们没什么两样。”唐太宗猛然醒悟，叹息着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因此愚蠢到了这种地步。”说罢，他又转过头来对房玄龄说道：“现在看到玄素的奏表，我觉得洛阳的宫殿实在不应该修建，以后必须按事理行事。我到洛阳，即使露天休息又如何呢？凡是因此产生的赋役，都应该立即停止。要地位低的人干预地位高的人，历来都不容易做到。要不是你忠心正直，心地无私，又怎能做得到呢？一般人唯唯诺诺，哪里抵得上一个人惊世骇俗的言论对人的启发大呢？我要赏赐玄素绢二百匹。”针对这件事，魏徵感慨地说：“张公的话真有力量，可谓仁义之人的话语，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国家、百姓的好处真是无可限量呀！”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唐太宗有一匹好马，他对这匹马非常喜爱，一直把它养在宫中。谁知这匹马没有病却突然死了。唐太宗对养马的人很生气，要杀死他。皇后规劝道：“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而要杀掉养马的人，晏子请求让他来列出养马人的罪状，晏子说：‘你把皇上的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让我们的国君因为马死了而杀掉你，百姓听了，必定怨恨我们的国君，这是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国听了这件事，必然轻视我们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你说你不该死吗？’齐景公听了，大受启发，于是赦免了养马人。陛下过去读书的时候就看见过这件事，难道忘了吗？”唐太宗于是消除了杀掉养马人的念头。事后，唐太宗对房玄龄说：“皇后用普通的事情来开导，启发我，这对我大有好处啊！”
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段。
贞观七年，唐太宗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道：“陛下身处高位，如果要以救济天下百姓为己任，那么就应该让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百姓的需要，而不能光想着让天下人都来顺从你一个人的需要。然而，一味地想远离皇宫出去游玩，这是秦始皇、汉武帝做的事，不是尧、舜、禹和商汤所为。”话语间，言辞极其诚恳激切。唐太宗告诉他说：“我患有与气候相关的毛病，天气热了，病痛就要加剧。所以并不是我的本性喜欢到处巡游，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好意。”因此赏赐给姚思廉五十匹丝帛。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贞观三年，李大亮担任凉州都督，曾经有一个台使来到凉州，看见此地有一种很有名的大鹰，台使就叫李大亮把鹰进献给唐太宗。李大亮私下上书给唐太宗：“陛下下令禁止打猎，现在却派使者前来索要大鹰。如果这是陛下你的意思，那就是陛下违背了过去的圣旨；如果是那台使擅作主张，那他就是一个冒名的使者。”唐太宗看完李大亮的奏折，回复道：“你既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又对国家忠肝义胆，所以派你镇守边关，委以重任。你这些年来为国尽职尽忠，在边关声名远扬。我派使者来索要大鹰，你并没有顺水推舟迎合我的意思，而是借古鉴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还进献忠言，可谓披肝沥胆，诚恳极了。任何赞许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意，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忧什么呢？希望你保持这片赤诚，始终如一。《诗经》上有句话：‘尽忠职守，忠诚正直。神灵得知，赐予洪福。’古人也说过，一句有分量的话，价值胜过千两黄金。你的一番话，真是可贵呀。现在我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个，虽然不是价值千金，但这是我平时自己用的特别珍爱的东西。你性情方正平直，一心为公，我委托的事情你还上书进行核实。你在处理公务之余，可以看一看古代的典籍。我再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本书叙述简要，议论深刻，对如何治国、如何尽到君臣的职责说得非常好。现在我把它赐给你，希望你认真地阅读。”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以为讪谤。侍中魏徵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令赐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八年，陕西县的县臣皇甫德参上书皇帝的奏章触犯了圣旨，唐太宗认为是诽谤。侍中魏徵进谏道：“过去贾谊给汉文帝上书说：‘可以放声痛哭的有一点，值得我们大声叹息的有六个方面。’自古以来，臣子的上书，大多言辞激烈。如果措辞不激烈，就不能引起国君的注意。激切的语言看起来像是诽谤，但是陛下应详加斟酌他的意见是对还是错。”唐太宗说：“除了你，没有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呀。”下令赏赐皇甫德参丝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令人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徵谏曰：“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立，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生深怨。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但使彼国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昔汉文帝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鸾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乎？’乃偿其道里所费而返之。又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未归国，唐太宗又派人多准备些金银布匹，到各个国家去购买好马。魏徵进谏说：“我们现在以拥立可汗的名义派遣使者，可是可汗还没有确立。现在又马上派人到各国买马，会让他们认为我们去的目的在于买马，而不是为立可汗的事而来的。可汗如果登上宝座，他们就不会感谢皇恩；如果没有登上宝座，他就会为此生气，仇视我们。西域各国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尊重我们国家。只要使那些国家安宁无事，那些国家的好马用不着我们费心，别人就会自动送来。过去有一个人向汉文帝进献千里马，汉文帝说：‘我出去巡游每天走三十里，出兵打仗每天走五十里，我乘坐的车子走在前面，随从的车子跟在后面，如果我一个人乘坐千里马，要跑到哪里去呢？’于是汉文帝赠给献马人来回路上所需要的费用，把他打发走了。后来，又有人送千里马和宝剑给汉朝光武帝，光武帝用马来拉装有战鼓的车子，剑则赐给了骑马作战的勇士。现在陛下所做的一切事，都远远超过了三皇等帝王，为什么举动反而不如汉文帝、光武帝了呢？还有魏文帝想要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说：‘要是陛下的恩惠广布四海，即使不买别人也送来了，要是派人通过寻找买卖才得到，那就不显得珍贵了。’陛下即使不羡慕汉文帝高贵的品格，难道就不害怕苏则忠正的言论吗？”唐太宗于是下令，取消了派人买马的命令。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奏章指出朝政的得失。唐太宗特地赏给他一剂钟乳，并对他说：“你的言论像治病的良药，故赠送良药作为回报。”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皆曰：“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黄门侍郎刘洎对曰：“陛下拨乱创业，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臣子对皇上，大多数都是顺从而不敢冒犯，喜欢用好听的话来博得皇帝的欢心。我今天向你们发问，你们不能隐瞒，一个一个说出我的过错。”长孙无忌、唐俭等大臣说：“陛下英明教化，天下太平无事。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过错。”黄门侍郎刘洎回答说：“陛下平定天下、建立基业，的确有如长孙无忌等所说的功高无比。可是有时有人上书，凡有言辞不当的，陛下就当面质问，因此没有人不感到羞愧。臣认为，这恐怕不像是在奖励向陛下进言的人吧。”唐太宗说：“你说得对，我以后要改掉这个毛病。”
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唐太宗曾对一个掌管宫苑、名叫穆裕的官员非常生气，要下令杀掉他。当时唐高宗还是太子，他冒着顶撞唐太宗的危险进行规劝，唐太宗的怒气才平息下来。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太子向皇帝进言，都是乘皇上高兴时才不慌不忙地讲。今天陛下十分生气，太子却敢冒着触怒你的危险进言，的确古今未有。”唐太宗听了，十分高兴地说：“人与人相处久了，行为自然就会互相影响。我统治天下以来，心襟坦荡，虚怀若谷，身边有魏徵早晚进言。自从魏徵死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跟着进谏，络绎不绝。皇太子从小生活在我身边，每次都能看到我是从心眼里喜欢进谏的人，这种相互影响就形成了习惯，所以，才有今天的这种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