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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房玄龄是山东临淄人。最初在隋朝做官，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派到上郡做官。一次，唐太宗到渭北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和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遇知遇之恩，就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急着收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或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使他们誓死为他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和礼遇，非常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他们，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唐太宗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他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不想让政务有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而有胸襟，看见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有一样，从不嫉妒。他又富有才识，通晓吏事，撰写的国史富于智慧和文采，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的德行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历来都是一视同仁，不分亲疏贵贱。大家都赞誉他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监修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久了，很多大事我都放心地交给你处理，一旦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手一样无能为力。如果你还有精力，就不要推辞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算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创业的艰难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感慨万千，于是写下《威凤赋》，并赐给房玄龄，可见他们之间深厚的君臣之谊。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杜如晦是陕西咸宁人。武德初年，他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当时秦王府中人才很多，外迁的人也很多，对此，李世民很担心。记室房玄龄说：“王府中的幕僚走得虽然多，但不值得惋惜。杜如晦非常能干，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良才。如果你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那么用不着他；可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安邦定国的天子，那么非由此人辅佐不可。”李世民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对杜如晦以礼相待，并加以重用，视为心腹，经常让他参与密谋。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够提出很好的建议，让人们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平定太子的叛乱，杜如晦和房玄龄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被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他被封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及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二人的政绩深得当时人们的称道，说起良相，人们常常以“房谋杜断”加以赞许。
魏徵，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徵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徵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徵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徵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徵乃就职。寻遇疾。徵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魏徵是巨鹿人，后来举家迁徙到相州的内黄县。武德末年，他出任太子洗马之职。当时他看见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暗中争斗，常常劝告李建成要早做打算。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之后，召见魏徵并责怪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看到李世民这样责怪魏徵，各位大臣都替魏徵心惊胆战。魏徵却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接受了我的意见，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唐太宗对他的态度肃然起敬，更加礼遇，封他为谏议大夫。后来唐太宗多次在内宫召见魏徵，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魏徵有治国之才，性格刚直不阿，凡事直言不讳，可是唐太宗每次和他谈话，并没有感到不愉快。魏徵也对能遇到一个像知己一样的君主而感到庆幸，不遗余力地为朝廷效力。一次，唐太宗对魏徵说：“你前后进谏了二百多件事，每一件事都合我意，你对朝廷如果不是忠心耿耿，怎么能够提出这么好的建议呢？”贞观三年，魏徵被提升为秘书监，参与处理政务，他深谋远虑，使唐代的政治得以发扬光大。唐太宗曾经说：“管仲曾经得罪了齐桓公，却得到了齐桓公的重用；你也曾与我对立，而我对你的信任和重用超过齐桓公对管仲。古往今来，君臣之间的关系能相得益彰、互不可少，的确很少见，难道还能有像我们这样的吗？”贞观六年，唐太宗在隋朝的仁寿宫宴请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在席间说：“王珪、魏徵，过去是我的仇敌，没想到今日竟共享宴席。”唐太宗说：“魏徵过去的确是我的敌人，但是他现在能够尽心尽力地为朝廷办事，实在难能可贵。我起用他，有什么好惭愧的呢？魏徵每次都能冒着顶撞我的危险直言进谏，不让我犯错误，所以我非常敬重他。”魏徵十分感动，跪拜道：“是陛下开导臣要大胆进谏，所以臣才敢这样。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又怎么敢触犯龙颜，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赐给每位大臣钱币十五万。贞观七年，魏徵取代王珪担任侍中之职，并被封为郑国公。不久，魏徵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去现任官职，愿意担任一个闲职。唐太宗说：“我从敌军的俘虏中把你选拔出来，让你担任重要的职位，希望你能发现我的过失。对我的过错，你的确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难道看不出金子蕴藏在矿石之中，有多可贵吗？好的矿石经过冶炼成为器皿，大家都认为是宝物。我自认为是金子，而你就是冶炼金子的能工巧匠。现在你虽然有病，但并没有衰老，怎么可以就此离开呢？”于是魏徵就留了下来。后来他又坚决提出辞官，唐太宗才授予他特进之职，但朝中之事仍然让他知晓。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得了皇孙，宴请众大臣。他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当政之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出生入死、功劳最大的莫过于房玄龄。我执政以后，能够尽心尽力、进献忠言、帮助我治理国家、成就现在的功业、被天下人称道的，只有魏徵一人。如此功劳，古代的名臣良相，没有谁可以超过。”话毕，唐太宗解下自己佩带的宝刀赐给二人。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从小生活在皇宫中，养尊处优，生性散漫，既不去建功立业，也不注重加强个人的品德修养，一副碌碌无为的样子；四子李泰，深受皇帝的宠爱，日复一日，皇帝简直把他当作心肝宝贝，以致里里外外的官员和幕僚对此都有许多疑惑和不同的看法。唐太宗听了这件事，十分反感厌恶。他对大臣们说：“今天这些大臣，一个个全是为了个人的打算，有哪一个像魏徵那样正直忠诚的？我要派他做皇太子的老师，让其他人断绝这个非分之想。”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加授魏徵为太子太傅，仍让他继续担当相国这个重要职务。魏徵自称有病，不能担此重任。唐太宗开导魏徵说：“太子的才学品行关系着国家社稷的安危，必须要有高明正直的师傅教导才行。因此，我一定要选行为品德端庄的人来辅佐太子。我知道你患有风湿关节病，站立不方便，你可以躺着教他嘛。”魏徵于是前去就职。谁知不久，魏徵就患了重病。以前，魏徵的宅子里没有正厅，正巧唐太宗那时想建一些小的宫殿，于是唐太宗就挑选了一些木材为他造大厅，工程进度很快，大厅五天就修建好了。唐太宗又派遣官员遵照魏徵的喜好，赏赐给他一些用布做成的被子和那种没有花纹的棉褥。谁知这次，魏徵没病几天就死了。唐太宗非常伤心，亲自前去吊唁痛哭，并追封魏徵为司空，谥号文贞。唐太宗还亲自动手为他撰写碑文，并且亲自抄写在碑石上。最后还赐给他的家属享受九百户的俸禄。后来，唐太宗追忆魏徵，对侍臣说道：“用铜作为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衣冠是否端正；用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道理；用人作为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过失。我常常保留着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每说到这件事，唐太宗就会泪流不止。于是唐太宗颁布了一道诏书，上面写道：“在过去，只有魏徵每次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过错。自从他死了之后，即使我犯了错误，也得不到指正。难道我只有过去做事有做错的时候，而现今做事就全都做对了吗？认真分析一下，这大概是因为你们许多人都胆小怕事，一味地苟且偷生，无原则地顺从我，都怕冒犯我，怕我生气吧？我希望别人提醒我，这胜得过我自己的反省。在处理政务时，即使你们的言行不被采纳，我也不会怪罪你们。我任用你们担任官职，但谁都不愿说话，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从今以后，一切都务必实际。我有什么过错，就直接说出来，不要隐瞒。”
王珪，太原祁县人也。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甚为建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嶲州。建成诛后，太宗即位，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尽节，多所献纳。珪尝上封事切谏，太宗谓曰：“卿所论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尝谓珪曰：“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顾待益厚。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参预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王珪是太原祁县人。武德年间，他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十分礼遇。后来由于李氏兄弟间争夺王位的矛盾，他被流放到云南。李建成被诛杀后，唐太宗即位，王珪被唐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王珪为臣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唐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唐太宗的过失，唐太宗说：“你所谈论的，都一一切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从而永享安定太平。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或是他们听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又何须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唐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你如果一直做谏官，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因而更加重用厚待他。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了太子右庶子。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唐太宗一起进宴，唐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自己估量你们中谁最贤德能干？”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房玄龄。以指偏纠失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比不上尧、舜圣明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打击邪恶，疾恶如仇，比起各位，我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啊！”唐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其他在座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李靖，京兆三原人也。大业末，为马邑郡丞。会高祖为太原留守，靖观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舍之。武德中，以平萧铣、辅公祏功，历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为代州行军总管，进击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诸部落俱走碛北，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道政，及炀帝萧后，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仅以身遁。太宗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进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大惧，四年，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降，而心怀疑贰。诏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既许其降，诏使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遂督军疾进。行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锋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颉利始觉，列兵未及成阵，单马轻走，虏众因而溃散。斩万余级，杀其妻隋义成公主，俘男女十余万，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遂灭其国。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余众悉降。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寻拜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卫国公。及靖身亡，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以旌殊绩。
李靖是陕西三原人。隋炀帝末年，他任马邑的郡丞。这时，唐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唐高祖，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志向，于是就放弃了上变的官职，想到扬州去。走到长安，因为道路阻塞不能前行，李靖只好在长安滞留。唐高祖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想要杀掉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靖大声叫道：“李公率领仁义的军队，扫除暴乱，不想成就大事，只想凭个人的恩怨杀害有才能的人而逞一时之快吗？”唐太宗也极力劝阻唐高祖，加以营救，唐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因平定萧铣、辅公祏的功劳，李靖被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唐太宗继位后，他又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李靖被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李靖转任兵部尚书，还兼任代州行军主管，率领军队进攻突厥，平定襄城，大破突厥，使突厥各部落逃亡碛北。在这次战争中，李靖擒获了隋朝齐王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并将他们押送到长安。后来，突利可汗前来投降，只剩下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唐太宗说：“汉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还免不了投降匈奴，即使这样，也还可以名垂青史。你能够凭三千骑兵，深入敌人内部并战胜敌人，平定襄城，威震北方夷狄，这样的事的确亘古未有，如此功劳足可以弥补过去渭水之战的过失了。”由于李靖功勋显赫，唐太宗加封他为代国公。从此，颉利可汗对唐军十分害怕，不敢轻举妄动。贞观四年，他们退到西北铁山一带，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请求全国归降，做大唐的臣民。接到投降的消息，唐太宗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前往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称降，其实心怀不轨。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奉命安抚慰问。李靖看出投降者的险恶用心，决定将计就计。他对副将张公谨说：“传诏书的使者到了那儿的时候，敌人必然放松警惕，你挑选精锐的骑兵带好二十天的粮食，领兵从白道偷袭、攻击他们。”张公谨不解其意，说：“既然我们答应他们投降，我们的使者又在他们那里，征讨恐怕不合适吧。”李靖说道：“这是用兵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千万不可以失去。”于是他率领军队迅速前进，行到阴山的时候，凡是遇到颉利可汗的人，都抓住他们随军前行。颉利可汗看到唐的使者，十分高兴，根本没有料到唐的军队到了。李靖军队的前锋凭借大雾前进，十分隐秘，到了距离颉利可汗的军帐七里左右才被他们发觉。颉利可汗的军队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颉利可汗一个人就骑马逃跑了，其兵乱作一团，四处溃逃。这次战争，唐兵斩杀敌人万余人，杀死颉利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男女十多万人，灭掉了颉利可汗的国家。颉利可汗余下的其他部落，全部投降。此役使唐的边境从阴山扩展到大漠以北。战后，唐太宗十分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听说国君忧虑，大臣就要受到屈辱；国君受到侮辱，那么臣子的性命也难以保全。过去，在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突厥国势强大，太上皇因为不想牵连百姓，因而向颉利可汗称臣。我当时感到十分痛心，睡不安寝，食不知味。为此我励精图治，立志要消灭匈奴。今天，我们只要一出动军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匈奴单于俯首称臣，我们一雪前耻了。”殿上的群臣都大声欢呼万岁。不久，唐太宗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赏赐食禄五百户。后来李靖又担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吐谷浑，打败了这个国家。李靖因功改封为卫国公。李靖死后，唐太宗下诏，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坟墓的模样去修建，坟墓周围筑起土丘，使它们像突厥国内的燕山、吐谷浑国的碛石二山，用以象征他卓越的功绩。
虞世南，会稽余姚人也。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书之，一无遗失。贞观七年，累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弱，如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及高祖晏驾，太宗执丧过礼，哀容毁悴，久替万机，文武百寮，计无所出，世南每入进谏，太宗甚嘉纳之，益所亲礼。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及卒，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仍赐以东园秘器，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虞世南是浙江余姚人。贞观初年，唐太宗尊他为上宾，设立文馆，文馆中人才济济，但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宗师。唐太宗授予他记室的官职，同房玄龄一起掌管文化方面的事情。虞世南曾经受命书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现成的书，虞世南就凭记忆将书默写了出来，竟没有一点差错。贞观七年，虞世南被提升为秘书监。唐太宗处理完政务，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和他畅谈历史，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虞世南外表弱不禁风，一副书生模样，性情却十分刚烈，志趣高远，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都能够有所针砭，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唐高祖去世，唐太宗由于为他操办隆重的丧事而操劳过度，形容憔悴，国事有所耽误，文武百官无计可施。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虞世南每次进宫进谏，唐太宗都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唐太宗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我一有好的见解，虞世南总是非常高兴，可是一旦我的观点偏颇，他就十分担忧。他如此诚恳，我非常欣赏。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得不好呢？”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词藻，五是书翰。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为他举办了丧事，赐以丧具，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虞世南对于我，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我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实在是一代名臣、做人的楷模啊！过去，我有一点成绩，他必定加以肯定；我有一点小过失，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现在他去世了，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这种痛惜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呀！”不久，唐太宗作了一首诗，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钟子期去世之后，俞伯牙失去知音，再也没有弹过琴。我这首诗，又写给谁看呢？”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焚烧，可见他哀痛之深切。然后，唐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内，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勣，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耻。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意闻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拜黎州总管，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寻加勣右武侯大将军。及李密反叛伏诛，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高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三军缟素，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勣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李勣是曹州离孤人，原本姓徐。他最初的时候在李密门下做官，担任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归降唐朝，李勣仍然占据着李密旧地十个郡县。武德二年，他对长史郭孝恪说：“如今魏公已归附大唐，这里的土地全为魏公李密所有，现在我如果上奏把土地献出去，就是利用主人的失败，为自己邀功。用这种手段为自己谋取富贵，我认为是一种耻辱，非君子所为。现在我要将州县和军人的户口登记下来，全部告诉魏公，让他自己献出去，这是魏公的功劳，这样做不也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密。唐高祖开始看到李勣没有为他进献奏章，反而写信给李密，很是怪罪他。后来使者将李勣的想法告诉给了唐高祖，唐高祖知道后非常高兴，说：“徐勣感念旧主的恩德，不为自己邀功争宠，这才是真正的臣子啊。”于是封他为黎州总管，赐皇姓李，成为皇帝宗室。事后，又封他的父亲为济阴王。谁知他的父亲坚决推辞王爵，唐高祖就封他为舒国公，担任散骑常侍。不久又加封李勣为右武侯大将军。后来李密起兵反叛被诛杀，李勣为他发丧守灵，尽到了君臣之间的礼仪，还上疏请求为他下葬。唐高祖于是把李密的尸体归还给他。他为李密举行了隆重的丧礼，三军缟素，场面威严肃穆。之后，李勣把李密葬在黎阳山下。丧礼过后，李脱掉丧服，解散三军。他的忠义之举获得了满朝文武由衷的赞许。不久他被窦建德攻破，于是带领大军回到京城。后来，他跟随唐太宗攻打王世充、窦建德，将他们打败。贞观元年，他被封为并州都督，他从严治军，令行禁止，极为称职，突厥人对他也是畏惧三分。一次，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隋炀帝不知道挑选精兵良将镇守边关，安抚百姓，只知道在边关修筑长城，囤积兵马来防备突厥人，他竟然糊涂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我只委派李勣镇守并州，就让突厥人胆战心惊，远远逃遁，使边关重新获得了安宁，这不是比修筑万里长城强多了吗？”之后，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唐太宗又任命李勣为长史，加封英国公。李勣在并州一待就是十六年，后又任兵部尚书，兼任知政事。一次李勣得了急病，大夫说用胡须烧成灰可以治疗，唐太宗知道后，剪掉了自己的胡须为他配药。李勣对此感激涕零，叩首致谢，额头都流出了鲜血。唐太宗说：“我这是为国家打算，你不用谢我。”贞观十七年，他又做太子詹事，被加封特进，参与朝政。唐太宗一次宴请大臣，对李勣说：“我在想如果要将大事托付给大臣，没有谁会比你更胜任。你过去不遗弃李密，今天又怎么会辜负我呢？”李勣听后热泪盈眶，不经意地咬手指来控制自己澎湃起伏的情绪，没想到指头竟被咬出血来。席间，李勣喝醉了，唐太宗脱下衣服帮他披上，君臣之间深厚的情义可见一斑。李勣富有将才，每次出征打仗，都能够运筹帷幄，随机应变，充分掌握时机以赢得胜利。自从贞观年间以来，他讨伐了突厥、颉利、薛延陀、高丽等地，都大获全胜。唐太宗曾经说：“李靖、李勣二人的战功，古代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哪里能比得上！”
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对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累除中书舍人。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
马周是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了京城，在中郎将常何家作门客。当时，唐太宗下令让百官上书指出政务的得失，马周替常何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每一条都很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以常何有这样的才能而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他。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的意见，是我的门客马周提的。”唐太宗当日就决定召见马周，在马周到来之前，唐太宗四次派使者催促。马周到来后，君臣二人畅所欲言，谈得非常愉快。事后，唐太宗下令门下省封他为监察御史和中书舍人。马周机智善辩，很有洞察力，经他判断的事情没有不正确的。唐太宗曾经说：“我和马周如果隔一段时间不见面，我就会想他。”贞观十八年，马周被提升为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马周身兼二职，处事公平，获得众人很高的评价，于是后来他又担任了吏部尚书。唐太宗对马周非常赞赏，曾经对侍臣们说：“马周办事机敏快捷，性格谨慎周到。评判人物，他都能直言不讳。我让他处理政务，他都能够让我满意。有了这样忠心不二的大臣辅佐，就能够使国泰民安了。”
《任贤第三》此篇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本篇包含八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和重用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有的出身将相，有的出身低微。他们中有文官有武将，职位有高有低，从政时间有长有短，而共同点都是贞观功臣，为贞观之治的辉煌做出过重大贡献。虽然贞观名臣不只这八人，后来凌烟阁画图绘像的功臣就有二十四人，但最能反映当时任贤特点而且贡献最大的要数这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