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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用这样的木头做弓箭，弓即使很结实，射出的箭都不会直，所以我说它们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让他们坐下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发布的诏敕，意见大不相同，或者有些错误没有指出纠正。原本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想让他们互相监督，以免出现错误。如果他们各执己见，即使意见互相抵触，有所争执，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公事。如果有人回避矛盾，徇私舞弊，相互顾及颜面，认为不是涉及政局的事，就左右逢源，自作主张，任意施行，这是错误的。这样，要是我们碍于一个官员的情面，就可能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这实际上是亡国的行为，大臣们必须特别防范才是。隋代的时候，朝廷内外的官吏施政不一，埋下了隋朝灭亡的祸根。当时执行政令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去深思这样做的危害，都认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面阿谀奉承，背后恶语伤人，成为社会风气。后来叛乱发生，国家灭亡，家庭破败，虽然有人侥幸逃过一死，免受刑律的处罚，但最终还是身败名裂，臭名远扬。众位爱卿，你们应该摒弃私心，一心为公，刚正不阿，凡事都要互相协作，共同努力。不要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却钩心斗角，矛盾重重。”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老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只知道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懂得儒学的饱学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定。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唐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既有学问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受到提拔，并被委以重任。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的中书、门下二省，均为机要部门，应选拔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重大的。我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那这样的工作谁不会做？何必千辛万苦选拔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权威，心里明白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四年，唐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萧瑀答道：“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晚上让守夜的士兵传递食物就餐。他虽然算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唐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别人的江山登上皇位的，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辛苦异常不说，最终却事与愿违，事情并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应付了事。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很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何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只需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这样，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大臣说：“治国和养病没有差别。即使病人觉得痊愈了，还应该继续加以调养，如果疏忽大意就会旧病复发，进而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稍安定的时候，君王尤其要兢兢业业，如果骄奢放纵，必然导致国家衰败甚至灭亡。现在天下的安危，同我密切相关，所以我必须慎之又慎，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不敢懈怠。然而，政务的好坏，还有赖于诸位大臣。既然国家的安危都维系在我们君臣身上，我们就应该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政事如果有失误，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来，不必隐瞒。如果我们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能够肝胆相照，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看古代的君王，治国有兴有衰，就像每天有白天和黑夜一样。这都是因为他们不广开言路，所以不知道政务的好坏，以致造成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进谏，邪恶谄媚的人不可一世，因为君主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导致国家灭亡。我身居宫中，天下的事不可能全都知道，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诸位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就不再用心操劳国事。让人敬爱的不只是君主，让人畏惧的也不只是百姓。所谓天子，应该是这样的人：治国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人们才推举他为君王；治国昏庸无能，民生凋敝，人们就会抛弃他，不再拥戴他，这真是让人畏惧啊。”魏徵回答道：“自古以来，丢失江山的国君，都是因为身处安定的环境中而忘记了忧患，身处太平之世而忘记了祸乱，所以，统治不会长久。现在陛下坐拥天下，朝廷内外太平祥和，此时您还能够时时留心治国的道理，常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我又听古话说：‘国君，就像船一样；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够让船浮在水上，也能够使船沉到水底。’陛下能看出百姓在兴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古代圣哲的思想简直一模一样。”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逢，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周围的臣子说：“古人说：‘国家危险却不知道扶助，社稷颠覆却不知道搀扶，还用得着这样的宰相吗？’君臣之间正常的关系，大臣怎能不尽心尽力纠偏补过呢？我以往读书的时候，读到夏桀错杀关龙逢、汉景帝错杀晁错的时候，都放下书卷深感痛惜。你们如果能够正直坦诚地批评规劝我，这对于我们打理好国家的统治和教化大有好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因为你们冲撞了我和违抗了圣旨，而对你们恣意惩罚、批评。我近来上朝处理事务的时候，也违背过国家律令，你们却把这些过错当成小事，所以不坚持大胆地批评。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小事而引起，小事要是不处理好，最后演变成大事就无法补救了。一个国家的灭亡，无一不是由这些小事引起的。隋炀帝凶残暴虐，最后死于一般人的手中，但普天之下，却没有听到过为此悲痛惋惜的声音。你们为我思考隋朝灭亡的教训，我为你们思考龙逢、晁错被错杀所造成的损失，这样，君臣之间互相保全，不是很好吗？”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徵讨论自古以来理政的得失，于是说：“现在正值天下大乱后不久，不可以马上实行礼教治国。”魏徵回答：“我不同意皇上的这个观点。一般而言，人处于危难困窘之时，就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思考礼教之法；思考礼教之法，就容易被教化。所以，大乱之后百姓容易接受教化，就像饥饿的人急于吃东西一样。”唐太宗说：“仁义的君主总是在治理国家百年之后，才考虑用礼教去教化凶残的人，废除杀人的刑法，实行仁政。大乱之后就实行王道，这不是为达目的而鲁莽行事吗？”魏徵说：“对于普通人是这样，对于圣哲却不同。如果是圣哲治理国家，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人民积极响应，有条不紊、不急不躁而很快就能收到成效，一个月就可以稳定局势，这不算太难，三年治理成功就算是晚的了。”唐太宗认为有道理。大臣封德彝却说：“尧舜禹之后，人心渐渐阴险狡诈，所以秦朝重用刑罚，汉代实行霸道，都是想实行礼教而未能实现，难道有谁不愿意实行礼教吗？如果像魏徵所说的那样去做，恐怕会天下大乱。”魏徵说：“三皇五帝的时候，不容易施行教化。三皇五帝只好实施他们的政策。这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所致。翻看史书，就可以知道。古时候黄帝和蚩尤大战七十多回，天下混乱不堪，黄帝得胜后不久，天下又恢复了太平。九黎反叛，华夏大乱，颛顼前去征伐，平定动乱之后，百姓又很快复归宁静。夏桀暴虐，商汤讨伐，国家也是秩序井然。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成王继承王位，又使国泰民安。如果说人心越来越阴险狡诈，不再淳朴，那么到了现在人不都成为鬼怪，再也不可以教化了吗？”一席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无法对答，但他仍然不同意魏徵的观点。唐太宗勤于政务，几年之内，天下富庶安宁，连一直与唐朝抗衡的突厥都被打败了。唐太宗于是对大臣们说：“贞观初年，大家对如何治理国家意见不一，很多人认为当时不可以实行王道仁政，只有魏徵劝我实行王道。我听取了他的意见，没过几年，就天下太平，外族臣服。突厥自古以来就是汉族政权的强敌，现在他们的酋长和带刀侍卫都来归顺，部落成员都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穿上了汉族人的服饰。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政绩，都是魏徵的功劳。”说到这里，唐太宗回过头来对魏徵说：“玉虽然美好，如果存在于乱石之中，不经过能工巧匠的琢磨，它跟石头是没有差别的。如果遇到了高超的工匠，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万世之宝。我虽然没有什么美好的品质，但多亏你的启发劝诫，你不厌其烦地规劝我做仁义之君，开导我以德治国，使我能够取得这样的政绩，你真是一个能工巧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得到天下以来，一心一意地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也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不知道您的关爱。”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唐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唐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一片大的沼泽，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晋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有些建议想提。’晋文公说：‘走出这片沼泽再说吧。’于是打鱼的人将他送出了沼泽。晋文公说：‘你想对我提什么建议？现在说吧，我愿意听。’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厌倦了而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待腻了而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晋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作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祀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晋文公的赏赐。”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臣们十分感慨地说：“以前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宫中到处都是美女和奇珍异宝。但隋炀帝还不满足，四处征求，没有止境。再加上他生性好战，到处讨伐，使老百姓忍受不了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终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些事实我都看在眼里，因此我每晚都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只想清心寡欲，使天下太平无事。所以我坚决不摊派各种徭役赋税，再加上国家年年五谷丰收，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作为关键部分的根只要牢固不动摇，那么树木自然就会长得枝叶茂盛。国君只要能节俭不贪婪，清心寡欲，百姓怎么能不安居乐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两种情况相比，哪一种危害更大呢？”魏徵进谏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知道下面的是是非非。杀一儆百，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忠臣的劝告，即使是百里奚在虞国、伍子胥在吴国，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肯定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遇上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便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进谏，于是国政因此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之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让它们一一成为我国的州县，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以像对待师长和朋友那样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离国泰民安的日子就不远了。”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从唐太宗刚即位开始，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唐太宗为百姓忧虑，于是励精图治，提倡节俭，施恩天下。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西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地步。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唐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唐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有弊端的制度，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每处理一件事，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唐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唐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唐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唐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会得到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唐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处置。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行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海边，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政体第二》篇可看作是《君道第一》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的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还着重地说明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任用魏徵并采纳了他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种大胆、坚决的主张，驳斥了封德彝等人认为“人渐浇讹，不及纯朴”的观点。因而仅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唐太宗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朕虽无美质，为公（指魏徵）所切磋，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