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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要当好皇帝，首先必须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生活。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像割掉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一样，肚子填饱了却命归黄泉。若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先加强自身的修养，世上没有身正而影歪，统治者将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而社会却动荡不安的道理。我时常在想，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其实并非是外在的事物，而都是因为自己贪得无厌所导致的。如果一个人贪图口腹之欲，沉溺于声色犬马，贪欲越多危害就越大，这样既妨碍国家政务，又损害百姓的利益。如果又有人散布妖言、蛊惑民心，那么百姓就会人心离散，怨声载道，叛乱也会接踵而至。我每次想到这些，就不敢再懈怠和放纵了。”谏议大夫魏徵听后，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进而推己及人，用这些好的方法治理国家。过去楚国国君聘用詹何，向他询问治国的关键所在，詹何告知，国君应掌握修身之术。楚王又问该如何使国家安定，詹何回答：‘没有听说自身行为端正而国家动乱的道理。’陛下这些对治理国家的理解，其实与古代圣明的君主是相同的。”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怎样才算是贤明的君主，怎样才算是昏聩的君主？”魏徵回答说：“所谓贤明的君主，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所谓昏聩的君主，就是听信谗言、偏听偏信。《诗经》上说：‘远古先民说过这样的话，治国者征求砍柴人的意见。’过去尧舜治理国家，广泛接纳天下的贤才，体察天下民情，听取百姓意见。因此，尧舜这些圣明的君主能够无所不知，即使像共工和鲧这样的人，也不能蒙蔽他们，花言巧语也不能使他们迷惑。秦二世深居宫中，他疏远贤臣和百姓，而信赖赵高这样的小人，甚至到了天下大乱都还不闻不问的昏庸地步。梁武帝宠信朱异，最后在侯景起兵叛乱时仍浑然不觉。隋炀帝重用小人虞世基，当各路叛贼纷纷攻城略地、国家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所以，英明的国君应广开言路，贤能的人才才不会被埋没，百姓民情必然能够上达。”唐太宗对这些话十分赞同。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帝王的基业，创业和守业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在天下混乱的时候，群雄并起，只有用强大的武力攻破他们，才能使之投降，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才能将他们击败。由此看来，创业比较难。”魏徵答道：“新帝王的崛起，必然开始于上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动乱，此刻推翻昏聩的旧王朝，百姓都拥戴他，四海之内也会归顺他，符合天意，人心所向，得到天下并不困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君王开始变得骄傲自满，骄奢淫逸，百姓向往休养生息而徭役却毫无休止，民生凋敝而帝王的豪奢之事却不见停息，国家的衰落，都是由这些引起的。由此看来，守业更难。”唐太宗听后说道：“过去房玄龄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辛，九死一生，所以深知创建基业的艰难。而魏徵帮助我治理天下，担心我因为骄奢淫逸而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所以认为守住基业困难。创业再难现在已经成为过去，而守业的艰难，才是朕和众爱卿今天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我观察各个朝代盛衰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然后用文治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使自己的王朝流传百世，绵延不绝。但是能够传承下去而且最后有一个好结局的朝代几乎没有，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殷商灭亡的教训犹在眼前，可以此为鉴。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知道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了。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依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役使天下所有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的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繁重，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外部列强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遭此横祸，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下场，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但是，光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你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着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你的调遣。如果你能从历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总结我们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商纣王的奢靡，抛却秦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仍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己私欲，居住于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代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种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淫乱，其实和淫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导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不会易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同月，魏徵又上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德义不施却想让国家得到治理，我虽然愚蠢，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乘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列，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不去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却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来说，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谁不十分担忧自己成就功业之后德行会随之败坏。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绰绰有余，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他们，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不轨，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含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谨慎、发人深思吗？奔驰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唐太宗亲书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经常看到通宵达旦。如果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得到保全，”他又指着自己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他的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何绥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算作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才能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地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地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共同治国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不能勇敢地进言，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我因为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游在水中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让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此篇《君道第一》列全书之首，基本内容是讲为君之道，也可看作全书的总纲。文中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国家就能安定兴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天下则必动乱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一是把握创业与守业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常思古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能“竭泽而渔”，逼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君如头脑，臣如四肢，头脑和四肢要密切配合，皇帝应听取臣下意见，兼听则明，且要诱导臣下敢于谏诤，以避免决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