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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使官员精简。所以《尚书》说：‘只应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虽然人少也足够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头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被记载在古书上，不可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好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制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的方案。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方案，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像音乐、杂艺等超过一般人的一技之长，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各位栋梁之材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的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政务，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忙不过来，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此类的事情，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晚上都要思考百姓的事情，有时候到半夜三更都无法入睡。害怕都督、刺史不能够体恤百姓，所以，我就把他们姓名写在屏风上，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都能够看到。如果哪位官员有好的政绩，我也全部写在他的名下。我居住在深宫之中，闻见有限，不能够看得很多、听得很远，想做的事情也只有委托给都督、刺史，这些官吏直接关系着国家政局的好坏，尤其需要选择适当的人选。”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该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有才能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像商代的国君武丁梦见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将遇到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寻访他们，开始治理国家呢？哪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遗漏了贤才，而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危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好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多而著称。现在每年选官，人数数以千计，那些人外表忠厚，言语华丽，而其人品和才能大家却不能知道，选择官员的部门也只是根据他们的进身决定官职。由于选才制度实在不合理，所以现在难以找到人才。”于是唐太宗下令，按照汉代的法令选官，有功之臣加官晋爵的办法被废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君王必须根据官职选择官员，不可以随随便便就任命官员。现在，我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被天下人看见；每说一句话，都会被天下人听见。用人得当，做善事的人就会受到鼓励；错用了坏人，为恶的人就会愈加嚣张。依据功劳行赏，无功的人自然会退却；根据罪过进行惩罚，为恶的人自然会受到警诫。所以，赏罚都不可以轻易实行，用人必须慎之又慎。”魏徵说：“知人善任，自古以来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需要考核官员的政绩，以奖善惩恶。现在选拔人才，必须仔细地查访他们的行为。如果选拔的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就可以任用他，即使这个人并没有济事之才，那也只是能力有限，不会对国家造成大的危害。可是错用了坏人，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官位为所欲为，那样危害就大了。如果碰上乱世，只能够做到唯才是举，有没有德行就顾不上了。可是，如果身处太平盛世，就必须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被朝廷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向唐太宗上书说：“治理好天下应该以人为本，要想百姓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刺史、县令。国家需要的县令多，不可能全都贤能英明。但是，如果每个州的刺史都贤能，那么整个国家就平安无事，陛下和百姓就都可以高枕无忧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选择品行高洁、才能突出的人担任。有机会升迁提拔为丞相、司徒、太尉的人，必须通过这些职位考核他，或者从郡守中选拔任用。皇上不可以只重视朝廷大臣的挑选，而忽视刺史、县令的选拔工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唐太宗听后，对周围的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各推荐一人好了。”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相的职位应该精简，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尚书省政务繁重，对国家政务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尚书的任命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八座，即左、右仆射和六部长官，被比喻为文昌星，左右二丞被比喻为管辖。至于曹郎，被比喻为天上的各个星宿，如果众官员不称职，滥用职权，就会遭到天下人耻笑。近来，我发现尚书省办事拖沓，繁文累牍。我的确不才，但还是想向陛下分析这个弊病的根源。贞观初年，没有设置尚书令和仆射这些职位，当时政务繁杂，比现在多了几倍。但是左丞相戴胄、右丞相魏徵都深知为官之道，性格方正耿直，无论任何事务，都不回避。陛下又施加恩德和仁慈于天下，这自然让百官肃然起敬。上行下效，各个部门都不敢懈怠，因此将这种作风保持了下去。到杜正伦接任右丞相一职，还很有威信。可是后来国家的纲纪法规开始废弛，都是因为皇亲国戚占据了官位，他们的才能并不能胜任这些职位，并且还利用权势互相争斗。这使得官员们无可奈何，无法秉公办事，虽然他们想摆脱这种影响，却害怕被人诽谤。所以郎中的职权被剥夺了，凡事只知向上司禀报；尚书被别人的意图所左右，对政务不能决断，或者有意拖延办案的时间。案子虽然已经清楚了，但是还要下面再三盘查。要下面查案子却不规定期限，等到下面的人终于交差了，也不责备他们办事太拖沓。就这样一件案子一经审查，往往要拖上好几年，或者审查的结果与实情不符，或者为了避嫌故意歪曲事实。有关部门只要事情了结就行了，根本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尚书省把皇亲国戚徇私舞弊当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也不管是否合理。就这样官官相护，彼此包庇纵容，风气越来越坏。官员应该由大家推举出来，只有有才能的人才可以被授以官职。君主治理国家是替天办事，官员所处理的事情也是上天委派的事情，怎么可以胡乱交给别人去办理呢？至于皇亲国戚、开国元勋这些人，应该在礼仪上给予优厚的待遇。他们现在不是年事已高，就是体弱多病，精力不济，已无法为国家效力，应该让他们处于闲职。他们妨碍贤能的后辈得到适当的任用，已经很久了，这样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要消除这种弊端，应当精简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各个职位能人尽其用，国家就可以纲纪严明，而且朝廷应当肃清风气，让那些为自己的利益奔波的蝇营狗苟之辈偃旗息鼓，只是改变臃肿无效的官僚机构还是不够的。”看过这篇奏书，唐太宗很是欣赏，不久就封刘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徵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天下必然又复归太平。现在大乱之后不久，国家已走上太平之运。要想国泰民安，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全部知道，这样日复一日，是不可能得到人才的。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你们看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陛下要人自荐，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逢、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贞观十四年，魏徵上书唐太宗，奏书如此写道：
我听说，了解孩子的莫若父亲，了解臣子的莫若君主。父亲不能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无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能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太平安定，是国君之大幸，是国君任用忠良俊义之才辅佐的结果，如此这般，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能名留史册，他们都有知人之明，使贤才充盈朝廷。舜派八凯管理农耕，制定历法，让八元散布教化，使国家内外归顺，建立了赫赫功业。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美名万古传扬。难道唐、虞时设置的掌管四岳诸侯的官吏、舜任用管理天下之事的九官五臣、周武王的十个得力臣子都只是古代的美谈，现在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美政了吗？其实这和陛下对贤才求与不求、用人好与不好有关。为什么这样说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宝马、西夷国的獒，它们不是没有手足，就是无情之物，出产在蛮荒的地方，离这里有万里之遥，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况且做官的人有着君主授予他们的荣耀，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君主用道义统领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我认为如果大臣孝顺，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当作被孔子、孟子赞扬过的著名孝子曾参、子骞那样的臣子加以重用；如果大臣忠诚，就可以把他们视作为夏桀忠谏而死的关龙逢和向商纣王以死相谏的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如果大臣讲信义，就可以将他们当作今日的展禽、尾声；如果大臣廉洁，就可以把他们当作伯夷、叔齐。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
然而今天的群臣，很少有洁身自好、才能出众的人，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让他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处高位则看其举荐的人，富者则看其养育之人，闲居的人看其所好，学习的人看他的言语，穷困者看其气节，卑贱者看其德行。量才录用，观察他们的言行，任人唯贤，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用“六正”去勉励他们，用“六邪”去警戒他们，就会不需严厉而使他们自己振奋，不加劝勉而使他们自己努力。
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因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未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事物的存亡得失，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显贵，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有过失，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为朝廷举荐贤才，用古代圣王为楷模勉励君主，使他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整日无忧，这样的臣子，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生活节俭，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这就是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阿谀逢迎，讨主子欢心，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其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巧言令色，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当，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是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歪门邪道迷惑君主，陷害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黑白，因作恶而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六邪。如果贤臣有六正的贤德，避免六邪的做法，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此外，《礼记》说：“秤不会有轻重的差错，绳子不会产生曲直的错误，规矩不会不辨方圆。君主要以礼为范，不可用奸诈的方法诬陷别人。”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用法来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水混乱不堪，好坏难以辨别。您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使之受到处罚；您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落到他的头上。这就是爱他就会使他存活，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其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其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之人。赏赐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善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惩治恶迹，从而希望臣子明白正邪忠奸。如果赏赐时不遗漏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也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那些不诚实的臣子，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您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凭个人喜好去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对治国仍于事无补。
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了。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很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择官第七》与前面的《任贤第三》《求谏第四》《纳谏第五》等篇都强调帝王在用人方面要任人唯贤，要任用敢于谏诤的贤臣，只不过强调的重点各有侧重而已。《择官第七》在于进一步阐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体办法。“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假如“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便体现了唐太宗这一指导思想。为了实施这一原则，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工作都交给左右丞，以掌握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他承认：“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他认为“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秀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所以选用官员要讲求质量，务求称职。而在人才问题上，“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具兼，始可任用”，太宗与魏徵一致认为“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