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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是安定还是混乱，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如果不谨慎，恐怕也会被后人所耻笑啊！”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徵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四年，唐太宗和大臣们谈到隋朝的兴亡，魏徵说：“我在隋朝的时候，有一次听说有人盗窃，隋炀帝让於士澄追查。只要有谁可疑，就严加拷打，最后屈打成招的达到两千多人，隋炀帝下令一天内将他们全部处死。大理丞张元济觉得奇怪，再次审问，发现有六七个人案发当天并不在现场，于是释放了他们。另外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事发当天去向不明。审案的人当中有明白底细的，发现九个人中有四个人没有罪。可是办案的官员因为隋炀帝已经下令处死这些人，所以也不上奏，就把这些人统统杀死了。”唐太宗听后，感慨地说：“不仅仅是隋炀帝残暴无道，他手下的臣子也没有尽到责任。臣子应该纠正君主的过错，不要明哲保身，害怕遭到惩罚，只知道谄媚讨好君主，博得君主的欢心。君臣之间要是这样的关系，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我有幸得到各位大臣的辅佐，所以全国犯罪的人很少。愿你们能够善始善终，一如既往地大胆进言。”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徵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与秦朝刚得到天下的时候，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周朝推行仁政，积累功德，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基业保持八百年。而秦朝恣意妄为，骄奢淫逸，喜欢滥用刑罚，所以只经历了两代帝王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可以延长福祚，为恶使国家的兴盛不能维持长久吗？我又听说桀、纣是帝王，但是凡夫俗子都以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颜回、闵损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却以他们的行为感到荣耀。我时常用这些事对照自己的行为来告诫自己，害怕自己做得不够，被人耻笑。”魏徵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人很健忘，他换了住宅就把自己的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纣这些君主，他们就非常健忘，连自己是谁都给忘了。’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以免被后人耻笑。”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徵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在两仪殿招待各位大臣。席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不丧失作为臣子的礼节，怎么会遭到灭亡呢？我每次平定了一个地方，都心怀畏惧，勉励自己切莫骄奢淫逸，应该把接纳忠言，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治理国家就要罢免奸邪谄媚的人，任用贤良正直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谣言，以免错误地评价正人君子，谨慎遵守这些，国家就有望得到太平。”魏徵趁机进言道：“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能够有所警戒，倾听老百姓的呼声，采纳忠臣的意见。天下太平之后，他们就开始穷奢极欲，只喜欢听谄媚讨好的话，厌恶逆耳忠言。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元勋，汉高祖称帝之后，要废掉太子另立。张良说：‘这件事不是口头说说就可以决定的。’之后，张良就再也不敢开口提这件事了。况且陛下目前功德这样卓越，汉高祖还不足以与你相提并论。陛下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广播，现在又平定了高昌，还能够心怀忧患意识，采纳忠言，广开言路，真是国家的大幸。过去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能够长寿吗？’鲍叔牙举起酒杯，站立着说：‘只要主公能不忘创业的艰辛，管仲能不忘在鲁国被囚禁的屈辱，宁戚不忘当年放牛等候主公起用时的苦闷焦急，您就会长寿，国家就会长久。’齐桓公听后，站起来感激地说：‘我和管仲、宁戚如果能不忘你这番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唐太宗听了，感激地对魏徵说：“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平民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那我们的江山就不会有危险了。”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泉。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贞观十四年，魏徵上书说：
我听说有人用人体来比喻朝廷，君主就像是人的大脑，臣子就像是肱股。二者合而为一，才是一个整体，若缺了其中一样，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头脑虽然尊贵，还必须有手足，身体才会完整；就像君主虽然圣明英武，但必须依靠臣子才能够治理好国家。《礼记》说：“百姓以君主为心脏，君主以百姓为身体。心脏正常，那么身体就健康；内心正直，那么外表就自然让人敬畏。”《尚书》说：“皇帝英明，臣子贤德，百姓的生活就太平。”“皇帝昏庸无能，臣子懒惰虚伪，国家就会萧条。”我没有听说过皇上忽视臣子的辅佐，独断专行，还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的事情。
君臣之间实现默契，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这就好似把石头投入水中，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偶尔遇见一次；而如果让流水顺从石头，则无时不能。如果要推行公道，人尽其才，使君主尽心尽力，臣子全力效忠，君臣之间默契如水中的盐和梅一样合二为一，不能分开，团结得如同金石，这些并不是靠高官厚禄就可以得到的，还必须有“礼”。过去周文王到凤凰之墟出游，袜子的系带开了，他看左右没有谁可以帮他系袜带，于是就自己系上。难道周朝的大臣都是俊朗之才，没有谦谦君子吗？并不是这样，这是知与不知，礼和非礼的问题。所以伊尹曾经郁郁不得志，韩信曾经在项羽门下受到排挤。商汤以礼对待臣下，所以最终成就霸业；汉高祖重视礼仪，所以在垓下成就帝业。如果夏桀不冷落伊尹，项羽重用韩信，他们怎么可能成为亡国的俘虏呢？微子，是商纣的兄弟，向商纣进言，不被采纳，于是愤然离去。周武王攻克了商，把宋地分封给微子作为领地。箕子是一个良臣，曾经向商纣王进献忠言，商纣王反而把他关押起来。周武王即位后去拜访他，于是箕子向周武王进献了《洪范》。孔子称赞这两个人仁义，历史上也没有谁非议他们。《礼记》上说：“鲁穆公问子思：‘对过去的君主以礼相待，是古人的原则吗？’子思说：‘古代的君子，进退都讲究礼数，所以有对待过去君主的礼仪。然而现在的君子，君主在位就行下跪礼，君主失位，就不讲礼数。’”齐景公问晏子：“忠臣是如何对待君主的？”晏子说：“君主有难不相救，君主去世不相送。”齐景公说：“君主为臣子分封土地，加官晋爵，为什么臣子要这样对待君主呢？”晏子说：“臣子的建议被采纳，终生不会有难，君主又怎么会有死难呢？君主接受忠言，终身太平，臣子为什么要送别呢？如果忠言不被采纳，有难而死，这是该死；如果臣子不进献良言，等君主死了去相送，那是虚假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崔杼杀死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府大门外。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吗？我也死了。’那人又问：‘送别了吗？’晏子说：‘是我的罪吗？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如果君主是自己死的，不是他的亲戚，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开门而入，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过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视作路人；君主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会把君主视作仇敌。”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然而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子无礼呢？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我私下观察当朝的大臣中，可以挑大梁委以重任的，有的在靠近秦、晋之地作官，有的掌握筹划治国的策略。他们一个个都建功立业，这些都是治国人才的人选，把他们安置在重要的位置，责任重大呀。他们的职位虽然关系重大，但朝廷对他们的信任却不笃厚，这样就会使自己或别人产生疑惑，人一有疑心，就会得过且过。人怀苟且之心，道义节操就无法树立。节操不树立，道德教化就无法实行。不实行道德教化就可以使国家的根基稳固，从而保持七百年的统治，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又听说，国家要爱惜、重用有功之臣，不计较他们以前的过失，就像以前的圣人，对功臣心无芥蒂。事实上，有的君主对大事很宽容，对小事却非常计较，有时突然发怒，责怪大臣，爱憎喜怒流于言表，这样的人不可以处理政务。君主的禁令过于严格，大臣就很容易触犯法令。皇上那里有点小动静，臣子一定会有很大的回响，就像河水冲垮堤坝会造成巨大的灾害一样。这样，即使黎民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感到手足无措。所以说，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国家的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礼记》上说：“爱护他并知道他的恶，憎恶他并知道他的善。”如果只知道憎恶别人的缺点而不了解别人的优点，那么行为端庄的人必定会害怕；喜爱别人的优点却不知道别人的缺点，那么为恶的人就会越来越猖獗。《诗经》上说：“君子一发怒，恶人心惶惶。”古代正直的人发怒，是为了惩处邪恶，然而现在的权威和刑律，只会助长恶人的嚣张气焰。今天像三皇五帝时那种以天下为公的胸怀做君王的已经不存在了，大禹、商汤为民造福的功业也成为历史。《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我就拥戴他为帝王，残暴地对待我的人我就当他是仇敌。”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让船沉没。”所以，孔子说：“鱼失去了水就会死，水里没有了鱼却还是水。”所以像唐、虞这样一些圣明的君主都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一天比一天谨慎。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熟虑呢？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理，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咎，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理矣。
要委任大臣以大事，委任小臣以小事，这是治国的常识。而现在却重用大臣，轻视一般的臣子；有什么是非，却轻信小臣的话，怀疑大臣。信任责任小的人，怀疑责任重大的人，有这样的道理吗？另外，国家政事贵在稳定，不应该经常变化。现在却要求小臣识大体，要大臣做小事，小臣和大臣都不能各得其所，才尽其用。大臣因为很小的过失而落得罪名，小臣因为不识大体而受到惩罚。加上惩罚不得当，要想人尽其用，群臣没有私心，尽心尽力，怎么可能呢？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可以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任用大官，不要在细节上过于苛求，不然那些撰写历史的史官，见风使舵，一味逢迎皇帝的意图，舞文弄墨，乱写历史。臣子自己想说，却被认为不肯服罪；不说，则自己所做的事被认为有违常规却是事实。一个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左右为难，都是因为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这样，臣子就会只想着如何免于祸患。大臣苟且偷生，那么各种欺骗的现象就发生了。任由这些风气发展，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其命运也就让人担心了。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理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官员如果有所避讳不敢说，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人得其所，那计较过去鸡毛蒜皮的事还有什么用呢？如果选拔的官员不能胜任他所担任的工作，这比起疏远他们又有什么区别？自己不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那又凭什么指责别人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对国君也没有什么好处啊！皇上既然对下边的人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下边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如果下边的人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迷惑；臣子之间不了解，那么国君就会很劳累。”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不能好好地探讨如何治理国家。如今，皇上的臣子来自和遍布五湖四海，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镇定自若的，我私下认为可能还没出现。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既然是信任，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托付；怀疑别人，就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信任。这些难道都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的关系等同鱼和水，更应该这样。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就会像稷和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现在，要是臣子的忠心不够明显，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造成的。国君对待臣子优厚，臣子侍奉国君就会忠诚。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可以与三皇五帝同列。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
唐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徵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特地询问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勤于政事，追仰前人的功业和圣贤。对于德行、仁义、功业和百姓的利益，我时常把这四个方面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所兴的利。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少些，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德与仁自然就会体现在陛下身上。”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创建了基业的国君，为何到其子孙掌权的时候，国家就陷入了混乱呢？”司空房玄龄说：“这是由于太子从小生长在宫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能识别人间的真与假以及国家安与危的道理，所以他们一旦做国君，就容易发生祸患以致国破家亡。”唐太宗说：“你把亡国的过错归于国君，我却把它归罪于大臣。王公大臣的子弟大多数品行不端，没有才能，全凭借前辈的功劳做大官，不注意加强品德修养，一味放纵奢侈。国君年小懦弱，臣子又没有才德，国家危险而不去扶助，国家怎能不乱？隋炀帝为表彰宇文述的功劳，给予他很高的爵位。但是他不想如何报效君主，他的儿子宇文化及却造反杀害了国君，这不是做臣子的过错吗？我这样说，是想让你们勉励、告诫自己的子女，使他们不要犯错误，这就是国家值得庆贺的事了。”唐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受隋朝恩惠最多的大臣的子孙，却都造反了，是什么原因呢？”岑文本回答说：“凡是品德高尚的人都能永远记住别人的恩德并知恩图报，但玄感、化及都是小人。这是古人尊敬君子而轻视小人的原因所在。”唐太宗说：“你说得对呀！”
论君臣鉴戒，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为此，贞观君臣从早自桀、纣，近至隋炀帝的覆败为鉴戒，来说明“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的道理，指出隋炀帝无道，但“臣下亦不尽心”“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唐太宗从多方面引用历史故事，提醒臣下注意竭尽为臣之道。魏徵等大臣也以历史为鉴戒，要唐太宗做一位善始善终的有道明君，要他看清“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的道理。他又引用孟子“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的君臣关系来告诫唐太宗，认为“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这些话的确意义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