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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徵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云：“女适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又陆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并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大臣又劝进。太宗于是颇以为疑，问徵曰：“群臣或顺旨，陆氏何为过尔分疏？”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识，将以陛下同于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处俭妇，稍蒙宠遇。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出东宫为万年县，每怀战惧，常恐不全首领。陆爽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见，或当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敕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时莫不称叹。
贞观二年，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个女儿，年方十六七岁，国色天香，当时没有谁比得上她美丽贤淑。文德皇后得知有此人后，便召她入后宫，以备妃嫔之选，唐太宗于是选她为充华。诏书拟好了，还没有派使者宣布。魏徵听说这个女子已被许配给陆氏，于是向唐太宗进言道：“陛下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爱护百姓，应当以他们的忧虑为忧虑，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自古以来，有道义的君主都能够体恤百姓，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他自己住在宫中，就希望百姓有安稳的住处；自己享受盛宴，就希望百姓没有饥寒之苦；自己有嫔妃侍候，就希望百姓都能够享受家室的欢愉，这是为人君必须知道的道理。现在，郑家的女儿早已经许配给别人，可是陛下却毫无顾虑地把她召入宫中，对她以往的情况不闻不问，若此事诏告天下，这难道是身为百姓父母应该做的事吗？虽然我听说诏令还没有发布出去，但是我怕陛下这样做有损您的圣德，所以不敢不进言。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史官记入史册，所以请陛下千万要慎重。”唐太宗听后，非常吃惊，亲自写信回复，深表自责，阻止使者传达诏书，并让那个女子回到夫家。事后，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都说：“此女许配给陆家，大家并不知道。现在入宫的大礼已经行过了，再终止诏令恐怕不妥。”陆家的人也上书说：“家父在世时，与郑家有往来，他们不时赠送给我们一些财产，可是并没有婚约。”并且陆家的人还说：“外面的人不知道内情，婚约是他们胡乱猜测的。”大臣们也对送女子回家的事进行劝阻。唐太宗非常疑惑，问魏徵：“大臣们可能是顺从我的意思，可是陆家又为什么上书呢？”魏徵说：“依我看，他们的心思是可以识透的，他们是把陛下当作太上皇了。”唐太宗追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呢？”魏徵说：“太上皇当初平定了京城，得到了辛处俭的内人，对她加以宠幸。当时辛处俭是太子舍人，太上皇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不久就将他逐出东宫，任万年县县官。可是辛处俭还是心怀恐惧，常常担心有杀身之祸。陆家认为陛下虽然现在不计较，将来恐怕要暗中贬谪他们，所以反复上书开脱此事，他们的用意不足为怪。”唐太宗听后笑道：“别人的意见可能如此，可是我的话别人未必全信。”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书：“听说郑氏之女已经许配了人家，先前出的诏书，不知详情，这是我的过错，有关部门也有责任。召此女进宫做充华一事废止。”事后，人们对唐太宗的行为无不交口称赞。
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寻有敕：“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给事中魏徵上书曰：“伏见八月九日诏书，率土皆给复一年，老幼相欢，或歌且舞。又闻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满折造，余物亦遣输了，待明年总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诚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难与图始，日用不足，皆以国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窃闻之，天之所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伏愿少览臣言，详择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免除关中地区两年税收，关东地区免除一年的税收。不久，唐太宗又下诏更改说：“已经服过的劳役，已经交纳的税收，今年依旧，明年再行减免。”魏徵上书说：“陛下八月九日下的诏书，让这些地方都免税一年，百姓、男女老少无不欢欣鼓舞。可是后来听说又下了一道诏书，免税之事明年才实行，老百姓对此都非常失望。这其实是剥夺老百姓的利益啊。人民难以统治，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平时的生活没有保障、国家言而无信，以及不断更换政令造成的。我认为，仁义的人，老天才会保佑他；讲信用的人，人民才会拥立他。现在陛下继位不久，黎民百姓都在观望，看陛下有什么样的政策让他们安居乐业。可是陛下刚下了令，就要改变，这不是让老百姓起疑心吗？纵然在国家情况紧急的时候，都不可以这样做，更何况现在国家安定呢？陛下此举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许会带来些许的收益，但对于朝廷的信义却是个莫大的损失。我虽然才疏学浅，可还是替陛下感到痛惜，只希望陛下接受下臣的意见，权衡利弊，即使我现在犯下冒昧之罪，也心甘情愿。”
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敕三四出，徵执奏以为不可。德彝重奏：“今见简点者云，次男内大有壮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徵又不从，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于君何嫌？过作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诏书曰：‘逋租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即令所司，列为事条，秦府国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为天子，国司不为官物，其余物复何所有？又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百姓蒙恩，无不欢悦。更有敕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讫，若从此放免，并是虚荷国恩，若已折已输，令总纳取了，所免者皆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更征收，百姓之心，不能无怪。已征得物，便点入军，来年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于刺史、县令，常年貌税，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其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我见君固执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乃停中男，赐金瓮一口，赐珪绢五十匹。
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大臣，想把老百姓家中十八岁以上，并在家中排名中间的男丁都征召入伍。命令还没下达，魏徵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封德彝又向唐太宗上奏道：“听负责征兵的人说，即使在家中小一点的男子，也有身体强壮的。”唐太宗非常生气，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说：“家中排名中间的男子，即使没有满十八岁，只要身体强壮的，也征兵入伍。”魏徵又不同意，不肯签署发布这道命令。唐太宗召见魏徵和王珪，怒形于色，并对他们说：“家中排位中间的男子如果太小，自然不征召入伍；如果实在强壮，也可以参军，这对于你们来说有何不妥？你们这样固执，我不能理解你们的想法。”魏徵严肃地说：“我听说把池塘的水放干来捕鱼，这样做的后果当然不是捕不到鱼，而是第二年没有鱼可捕了；放火焚烧森林来打猎，并不是打不到猎，而是第二年再也没有野兽可以捕获了。如果家中排在中间的男子全都应召入伍，国家的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呢？慢慢地，国家的兵士将失去战斗力，是因为兵士少吗？不是，是因为国家礼教不行，造成人们没有斗志。如果只是一味地想多征兵，有的人还充当杂吏，即使人数再多，也没有任何战斗力。不如精挑细选一些强壮的男子，尊重他们，厚待他们。一个人就可以发挥出百倍的勇气，哪里用得着人数众多呢？陛下每次都说，我待人诚恳，这么做是想使官吏和百姓都没有虚伪的心理。可是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所做的几件大事，都不能让人信服，又凭什么取信于人呢？”唐太宗若有所悟，吃惊地问：“你所说的失信于民的事，指的是哪些事呢？”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下了一道诏书说：‘过去各种拖欠官府的债务，全部免除。’命令下达不久，马上又命令管理财务的官吏，把这些列为条目。陛下作为秦王时所拥有的财物，也不是官府的。陛下从秦王变为皇帝，你的东西不是官家的财物，那其他的官家财物又从何而来呢？还有在关中一带免两年的租税，关外的免一年。百姓一听说这件事，个个都感觉沐浴皇恩，没有谁不高兴。可是没过多久，陛下又更换了一道圣旨：‘今年百姓的赋税都已缴完了，如果现在执行这项政策，有的人并没有享受皇恩。因此不管哪种情况，今年的赋税让他们全部交纳，所免的赋税都从明年开始。’收与不收，朝令夕改，百姓的心怎么能踏实呢？凡已征收的财物，都用以充军，所颁布的措施又要从第二年开始执行，凭什么取信于民？一个地方的治理，在于刺史、县令，每年类似赋役的事情，都是委托他们办理，至于挑选、统计从军人员，又怀疑他们虚伪欺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陛下如此希望他们诚实可信，不是很困难吗？”唐太宗说：“我见你们一个个十分固执，怀疑你们被蒙蔽了。今天你讲的国家所做的事不让人信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得不好。这些事情我没认真思考，犯的错误也就大了。做事情如果每每犯这样的错误，国家又岂能得到治理呢？”于是他下令停止征召家中排名在中间的人入伍，并赏赐给魏徵一口金瓮，赏赐王珪五十匹丝绢。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谮毁，数蒙引见，任心弹射，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臣下无以自安。内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论诤。给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诬房玄龄，斥退张亮，无所肃厉，徒损圣明。道路之人，皆兴谤议。臣伏度圣心，必不以为谋虑深长，可委以栋梁之任，将以其无所避忌，欲以警厉群臣。若信狎回邪，犹不可以小谋大，群臣素无矫伪，空使臣下离心。以玄龄、亮之徒，犹不可得伸其枉直，其余疏贱，孰能免其欺罔？伏愿陛下留意再思。自驱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太宗欣然纳之，赐徵绢五百匹。其万纪又奸状渐露，仁发亦解黜，万纪贬连州司马。朝廷咸相庆贺焉。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依靠欺诈手段，多次被皇帝召见。但是他们欺上瞒下，任意弹劾别人，这种行为既让皇上对其他臣子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怒，也让大臣们非常惊恐不安。朝廷内外官员都知道他们的丑行劣迹，但没有谁敢指出。魏徵这时挺身而出，向唐太宗上书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诋毁、损害别人的名声为能事，他们所弹劾的人，都没有罪过。陛下却对他们的劣行视而不见，纵容他们的罪行，使他们胡作非为，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他们诬陷房玄龄，贬谪张亮，为所欲为，损害了陛下的圣明。这造成人们之间互相诽谤、不信任的恶劣风气。我猜想陛下不会因此认为他们有谋略，是可以委以重任的栋梁之材。陛下任用他们该不会是因为他们做事无所避讳，想借此来警醒百官吧？如果陛下一直信任奸佞小人，这会使百官人心离散。像房玄龄、张亮这样一些很有才能的大臣都不能申述冤情，更何况一般官员呢？他们谁能够避免不遭受惩罚呢？请陛下三思。自从那二人被任用以来，如果在哪一个方面对国家有利，臣都甘愿受刑罚处置，承担不忠的罪名。陛下纵然不能够表彰善良的行为以弘扬道德，又怎么可以任用奸臣来损害自己的名声呢？”唐太宗听后，欣然接受了意见，赏赐给魏徵绢五百匹。不久，权万纪的奸情败露，被贬官为连州司马，李仁发也被解除官职，满朝文武对此都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贞观六年，有人告尚书右丞魏徵，言其阿党亲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其事，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称，徵既为人所道，虽在无私，亦有可责。遂令彦博谓徵曰：“尔谏正我数百条，岂以此小事，便损众美。自今已后，不得不存形迹。”居数日，太宗问徵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彦博宣敕语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国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发此语，寻已悔之，实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怀隐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曰：“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乃赐绢二百匹。
贞观六年，有人告发尚书右丞相魏徵，说他利用官职徇私，为自己的亲戚谋取好处。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调查核实这件事，发现是举报人无中生有。温彦博上奏说，魏徵的为人被大家所称道，虽然他很无私，可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唐太宗于是让温彦博转告魏徵说：“你给我提了几百条正确的意见，怎么可以因为这件小事，就把你的美誉损害了呢？从今以后，你做事还是要顾及一下形式。”几天后，唐太宗问魏徵：“这几天你在宫外，听到什么关于你的不好的事了吗？”魏徵意味深长地说：“前几天陛下让温彦博对我说：‘做事为何不顾及形式呢？’我认为这话说得太不恰当了。我听说君臣同心，就应只关心事情做得是否正确。任何事情的道理都是一致的，我没听说国家不注重公道，只斤斤计较于形式。如果君臣上下都能够遵守我说的这个道理，那么国家兴盛，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听后，大惊失色地说：“前几天我说了这番话，过后就非常后悔。我的话有失公允，请你不要记在心上。”魏徵向唐太宗行跪拜礼，诚恳地说：“我把自己献给了朝廷，凡事秉公办理，不敢欺上瞒下。但愿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忠臣。”唐太宗很诧异，不解地问：“良臣和忠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徵说：“良臣是使一个臣子获得美名，君主也赢得盛誉，子孙后代获得利益，享受财富和名望。然而忠臣却招来杀身之祸，君主臭名昭著，家庭和国家都不能保全，留下的只有忠臣的名声。从这点来看，它们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唐太宗听了，恍然大悟地说：“希望你不要违背这个信条，我也绝不会忘记治国的道理。”于是赐给魏徵绢二百匹。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群臣等又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天不可违，今行之，臣等犹谓其晚”。惟魏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华夏未安耶？”曰：“安矣。”“远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端未至耶？”曰：“至矣。”“年谷未登耶？”曰：“登矣。”“然则何为不可？”对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端虽臻，而罻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切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近喻于人。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贞观六年，大唐王朝降伏了匈奴。远方的少数民族也都纷纷前来朝见纳贡，吉祥的征兆时时显现，真可谓国家祥和，五谷丰登。大臣岳牧等人多次上书，要唐太宗到泰山实行封禅的大礼。其他臣子也都称颂唐太宗英明圣德，认为“机不可失，天意不可违背，现在实行封禅之礼，已经为时过晚了”。只有魏徵认为不可。唐太宗问魏徵：“我想听到你的实话，请你不要对我有所隐瞒。我的功绩到底高不高呢？”魏徵说：“高。”唐太宗又问：“德行厚不厚呢？”魏徵说：“厚。”“华夏安不安定呢？”魏徵说：“安定。”“远方的少数民族没归顺吗？”魏徵说：“归顺了。”“吉祥的征兆没来吗？”魏徵说：“来了。”唐太宗问：“粮食没丰收吗？”魏徵说：“丰收了。”唐太宗感到迷惑不解，于是问道：“既然国家得到了治理，那么为什么不能封禅呢？”魏徵说：“陛下功劳虽然很高，但是老百姓并没有感恩戴德。陛下虽然仁德广播，但并不是天下所有人都享受了陛下的恩泽。华夏虽然安宁了，但其他民族并没能共同分享太平的喜悦。远方的少数民族归顺了，但朝廷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了，但恶兆依然很多。粮食虽然丰收了，但粮仓还依然很空虚。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可封禅的原因。远的例子我不举，就以人为例。有个人长期浑身疼痛，不能够抬起东西，经过精心治疗刚刚痊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却要一下子背一担米，并且要求他一天行一百里路，这是不可能的。隋末的战乱持续了不只十年，给天下百姓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陛下是百姓的良医，就应一心一意帮助老百姓除去战争给他们生活造成的疾苦。现在虽然天下已经太平，但是国家还不富足，这个时候敬天拜地，炫耀功业已经完成，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并且陛下要到东边遥远的泰山进行封禅，各地的臣子也都要到那里会集，尤其是身处边远蛮荒地区的人，肯定免不了一番奔波劳顿之苦。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到临近海边的泰山，隔着万水千山，路途遥远，再加上中间道路崎岖、人烟稀少，行路非常艰难。况且怎么可以让远方少数民族也进入境内，让他们看到大唐的虚实呢？为了抚慰他们的辛劳，陛下就是用尽国家的钱财赏赐他们，也不能够满足这些历尽千辛万苦、远道而来的人们的愿望。同时，兴师动众的封禅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如果这时遇到自然灾害，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谣言，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到时候恐怕追悔莫及。其实这不仅仅是我的意见，老百姓已经有这样的舆论了。”唐太宗听后点头称是，于是就停止了封禅这件事。
贞观七年，蜀王妃父杨誉，在省竞婢，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问，未及予夺。其子为千牛，于殿庭陈诉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国亲，故生节目，不肯决断，淹留岁月。”太宗闻之，怒曰：“知是我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进曰：“城狐社鼠皆微物，为其有所凭恃，故除之犹不易。况世家贵戚，旧号难理，汉、晋以来，不能禁御，武德之中，以多骄纵，陛下登极，方始萧条。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自古能禁断此事，惟陛下一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臣窃思度，未见其可。”太宗曰：“诚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辄禁不言，颇是专权，虽不合重罪，宜少加惩肃。”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贞观七年，蜀王妃子的父亲杨誉违反当时的法令，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留下他盘查讯问，未及时给予判决。杨誉的儿子是将军，在上朝的时候向皇帝禀报道：“唐朝的制度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反抗朝廷，都不宜留下询问。因为这件事涉及皇帝的亲戚，所以地方官生下许多枝节，不肯判决，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唐太宗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明明知道是我的亲戚，可见他是故意装得如此艰难。”于是下令杖击薛仁方一百杖，免去其所任官职。魏徵觉得唐太宗的做法偏颇，于是向唐太宗进谏道：“连城边的狐狸、庙里的老鼠这些小动物，除去它们都尚且不容易，更何况这事涉及皇上你的亲戚呢？这些关系在古代都难以处理，自从汉、晋以来，相关事件可谓屡禁不止。武德年间，皇亲国戚大都骄横自大、不守法度。陛下登上皇位，一切都是从萧条开始入手，做事应多加斟酌。仁方作为国家的官吏，能为国家奉公守法，怎么能够随意地加以处罚，从而来满足外戚的非法私欲呢？如果陛下开了这个先例，各种争端就会产生，以后皇上就会后悔的，到那时，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理。自古能禁绝这类事情的，我想只有陛下一人。对那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做好准备措施，这是治理国家最常见的方法，哪有见水一流淌就想自己毁掉堤岸的道理呢？我暗自思量，觉得陛下刚才的做法是不对的。”唐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可是薛仁方什么也不说就把杨誉禁闭起来，太自作主张了。他的行为虽然构不成大的罪过，但也应该稍加惩罚，以严肃国纪。”于是命令下人打了仁方二十大板后赦免了他。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府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乃谓玄龄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臣所不解；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问近来京城北门附近在修建什么。窦德素如实做出了回答。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就此事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负责南衙内的事情，我北门上有一些小工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房玄龄等人向唐太宗跪拜谢罪。魏徵说：“我不理解陛下为何责怪，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为什么跪拜谢罪。房玄龄既然担任大臣之职，那么就是陛下的左右手，京城北门附近在修建什么建筑，为什么不能知道呢？陛下责怪他询问有关人员，我确实不明白。他们问皇上修建的目的，动用了多少工匠，如果陛下所修的东西是有益的，他们会帮助陛下完成它；如果所修的东西无益，虽然它已经在修建，他们也会上书请求陛下停止施工。这是君主支配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之道。房玄龄他们询问并没有过错，可是陛下却责备他们，我不能理解；而房玄龄不知道这是他们的职责，只知道跪拜谢罪，我也不能理解。”听了魏徵这一席话，唐太宗感到非常惭愧。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玄龄等战栗，皆拜谢。徵正色而谏曰：“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徵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徵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徵绢一千匹。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所生太子即越王李介弟，聪明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他。有谣言说，三品以上的官员都看不起越王，其用意在于中伤魏徵等人，以此激怒唐太宗。唐太宗让大臣们到殿上，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安置入座，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们说。以往的天子就是天子，现在的天子就不是天子了吗？以往天子的儿子就是天子的儿子，现在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的儿子了吗？我看见隋朝的王子们，达官贵人都不免受他们呵斥。我的儿子，我当然不许他们飞扬跋扈，你们难道就可以轻慢、看不起他们吗？我如果放纵他们，难道他们不也可以呵斥你们吗？”房玄龄等人听后都吓得面如土色，都向唐太宗下跪谢罪。魏徵听了仍正襟危坐，向唐太宗郑重地说：“当今的各位大臣，肯定没有谁轻慢越王。然而，对于礼，君臣是一样的。《左传》上讲，王子即便低微，但地位也在诸侯之上。诸侯像对待公卿那样对待他们，他们就是公卿；像对待大臣那样对待他们，他们就是大臣。如果他们得不到公卿的待遇，那么他们的地位就不如诸侯。现在三品以上的官员就被列为公卿，陛下赋予了他们尊贵的地位。即使他们有一些小过失，越王怎么就可以侮辱他们呢？如果是国家纲纪败坏，那么下臣就不知道了。现在陛下如此圣明，越王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并且，隋高祖不知道礼义，宠信诸侯，使他们胡作非为，后来他们都因罪被废除。隋高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效法呢？”唐太宗听后转怒为喜，微笑着对大臣们说：“魏徵说的话合情合理，不得不让人信服。我说的话，是出自于偏爱私心；魏徵说的话，是出于治国的大法。我开始非常愤怒，认为我自己很有道理，等到听了魏徵的话，才知道我的想法很值得怀疑。向君主进言规劝，谈何容易。”于是召见房玄龄等人，对他们不能勇于直谏进行了批评。另外，唐太宗赏赐给魏徵绢一千匹，对他的行为予以鼓励。
贞观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贷之状，太宗责侍中魏徵等滥进人。徵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诤，是其所长；爱生活，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因兹附托，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不同。陛下未用其长，惟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敢心伏。”太宗纳之。
贞观十一年，有人上奏唐太宗说凌敬贪财，于是唐太宗责备魏徵等人滥用人才。魏徵回答道：“每次陛下问起官员的情况，我们就把官员们的长处和短处都说给您听。有学识，敢于进谏，是凌敬的长处；喜欢享受，爱好经营生意，是他的短处。现在凌敬只是替别人写碑文，教别人读《汉书》，因为是事先受别人的托付，所以收取了一点回报，与我所说的短处还不同。陛下看人不看他的长处，只看他的短处，因此认为我们欺骗了您，臣等实在不能心服。”唐太宗听后觉得魏徵的话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魏徵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为异？”徵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太宗曰：“于何事如此？”对曰：“即位之初，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谏曰：‘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遂赐以兰陵公主园，直钱百万。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赏太厚。’答曰：‘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与罪。遂固言是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与其断当讫，但当与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滥。’陛下作色遣杀，胄执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后赦之。乃谓法司曰：‘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此则悦以从谏也。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大忤圣旨，陛下以为讪谤。臣奏称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讪谤。于时虽从臣言，赏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难于受谏也。”太宗曰：“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问魏徵：“现在朝廷推行的政治，跟以前相比，是好还是坏呢？”魏徵回答说：“如果就朝廷的恩德和威信而言，现在远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贡，这与贞观初年相比，好了很多。如果说到用仁德和道义潜移默化，让老百姓心悦诚服，那又远远比不上贞观初年。”唐太宗听后非常诧异，问：“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应该是朝廷实施仁德的结果。以往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呢？”魏徵说：“以前天下没有平定，所以德义之心您不敢忘。不久，天下太平无事了，您骄傲自满的情绪也就渐渐滋长起来了。所以现在朝廷的功业虽然兴盛，但终究比不上以前。”唐太宗又问：“现在和以前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呢？”魏徵说：“贞观初年，陛下惟恐没有人进谏，所以就劝导、鼓励大臣们提意见。三年过后，陛下见有人进言，都能够高兴地接受。可是这一两年来，陛下已经不喜欢有人提意见了，虽然也勉强接受，心里终究不以为然，并且常常面有难色。”唐太宗惊讶地问：“是什么事情让你这样说呢？”魏徵回答：“贞观初年，判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进谏说：‘依照国家的法律他不该被判死刑，滥用酷刑是不应该的。’陛下采纳了孙伏伽的意见，还赐给他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有人不理解地说：‘他进言的事情很一般，而陛下的赏赐却太丰厚了。’陛下你却说：‘自从我即位以来，还没有人进谏，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所以厚赏了他。’这是陛下鼓励大臣提意见。徐州司户柳雄对隋代的资产妄加处置，有人告发他，陛下让他自己承认罪行，不承认就要加重处罚。柳雄承认事情属实，但拒不认罪。于是柳雄被判死罪，少卿戴胄上书说依法只应该判处一至三年徒刑。而陛下却说：‘我已经决定了，应该判死刑。’戴胄坚持说：‘陛下既然认为他有罪，就应该把他交给有关大臣依法处置。他的罪还够不上死刑，陛下不应该滥用酷刑。’就这样，陛下坚决要杀他，戴胄也据理力争，争执了四五次，最后陛下才赦免了他。事后陛下对吏部说：‘有这样的大臣为我严格执法，哪还需要担心滥用刑法呢？’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陛下是乐意接受进谏的。前些年，陕西县官皇甫德参上书，触犯了陛下，陛下认为他是在诽谤别人。我认为并非如此，如果臣子的奏书语言不激切，就不会引起陛下的注意，而激切的语言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诽谤他人。陛下虽然事后接受了我的意见，赏给德参丝绸二十段，可是并不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我的观点。”唐太宗听了，感叹地说道：“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你能说出这番话。人人都有失去自知之明的时候，你不说，我还认为我对于进谏的态度和过去一样；你一说，我才惊讶我的过失竟这样严重。难得有你这样的大臣，我不会辜负你的一片苦心。”
帝王求谏的真伪，要看能否纳谏或接受直谏，本篇就是叙述关于唐太宗纳谏的具体事迹。虽然贞观初期与后期，唐太宗在纳谏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看来他还算是能够纳谏的。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能够在谏臣魏徵、王珪、张玄素、李大亮及长孙皇后、皇太子李治等的劝诫之下接受谏诤，改进政务，承认“此乃朕之不是”“我不寻思，过亦深矣”，并切实加以改正，的确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称道的纳谏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