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析艾尔玛打针的梦时，发现梦是一种愿望的实现，于是我们立即对探索是否已经发现梦的普遍特征产生了兴趣，暂时停止了对释梦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其他科学问题的研究。我们已经在一条道路上达到了目标，现在我们可以往回走，寻找新的出发点以探索梦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暂时搁置“愿望实现”这个主题，尽管对于这个主题我们仍需进一步探讨。

既然在释梦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隐梦比显梦更加重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对梦的各种问题重新加以研究，看看我们在显梦中发现的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现在能否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关于一些早期作者对梦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梦材料的来源，我在前面已有所提及。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梦中记忆的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虽然多次被提到，但是尚未得到解释：

第一，梦明显偏爱前几天的印象。参见罗伯特、斯顿培尔、希尔德布兰特以及赫拉姆和韦德的相关材料。

第二，梦选择材料所遵循的原则不同于支配清醒记忆的原则，因为梦回忆的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事件，而是次要的不受重视的琐事。

第三，梦可以支配童年时期最早的印象，揭露那段时期的各种琐事以及在清醒时我们以为早已遗忘的事情。

对于梦在材料选择方面的特征，早期作者已经在显梦的层面展开过研究。

一、梦中的最近印象和无关紧要的印象

关于梦内容元素的起源，根据自己的经验，我马上就能断定，每个梦都与前一天的经历有关。通过分析自己的梦以及别人的梦，我都证实了这一点。了解这点之后，我就可以从分析前一天的经历开始释梦工作。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最快的方式。我在上一章详细分析了两个梦（艾尔玛打针的梦和黄胡子叔叔的梦），它们与前一天的联系非常明显，在此无需多加阐述。但为了说明这种联系的普遍性，我要讲述几个自己的梦，当然我只会提及与梦来源有关的那些内容。

1.我去拜访一个家庭，费了很大劲才进入……同时我让一位女士一直在等候我。

来源：前一天傍晚，我和一位女亲戚聊天，大概内容是她得耐心等候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汇款。

2.我已写完一本关于某种植物（不确定是哪种植物）的专著。

来源：前一天早晨，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看到一本关于樱草属植物的专著。

3.我在街上看见一对母女，女儿是我的病人。

来源：前一天傍晚，正接受治疗的一位女病人告诉我，她的母亲不让她继续接受我的治疗。

4.在S&R书店，我订阅了一份期刊，订阅费是每年20弗罗林。

来源：前一天，我的妻子提醒我，我还欠她20弗罗林的每周家庭生活费。

5.我收到社会民主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我被称呼为会员。

来源：我同时收到过自由选举委员会和人权同盟理事会的来信，实际上我是后者的会员。

6.一位男士像勃克林（Bocklin）一样站在海上凸起的一块陡岩上。

来源：《妖岛上的德莱弗斯》，以及我从英国亲戚那里听到的一些消息。

可能有人会问，是否梦只与前一天的事件有关，或者是否梦与近期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印象有关？这可能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我还是要表达我的态度，我倾向于认为，与梦有关的只是做梦前一天（“梦日”）的事件。每当我发现一个梦的来源看似是两三天前的印象时，只要仔细分析，我都能证明这个印象在做梦的前一天又被记起。这个印象的再现发生在做梦的前一天，介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做梦的时间之间。我还能指出导致这个印象在做梦前一天被记起的最近诱因。但另一方面，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激发梦的白天印象与该印象在梦中的再现，它们之间存在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固定时间间隔［斯沃博达（H.Swoboda）提出此类的最长时间间隔为18小时］。

因此，我相信每一个梦的刺激物，也许都能在做梦者尚未睡着时的体验中找到。

哈维洛克·艾利斯也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自己曾努力寻找，但是也未能在梦中发现任何再现的周期性。他叙述了自己的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西班牙，想去一个叫达劳斯、瓦劳斯或是扎劳斯的地方。醒来后，他记不起这个地方的名字，也就没有多想。几个月以后，他真的发现一个叫扎劳斯的地方，那是圣塞巴斯蒂安和毕尔巴鄂之间的一个火车站。在做此梦的八个月（250天）前，他曾乘火车途径此地。

因此，梦内容与最近（不包括做梦的当天）的印象之间的关系，梦内容与很久以前的印象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其实是一致的。只要思想链能将梦日（最近的印象）的经历与早期的经历联系起来，梦就可以从做梦者一生的任何时期选择材料。

但为什么梦偏爱最近的印象呢？在刚刚提及的一系列梦中，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能做出一些推测。为此我选择以下梦例进行分析：

关于植物学专著的梦

我已写完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著。这本书现在摆在我的面前，我正翻阅一页折叠起来的彩色插图。书的每一页都夹着一个干枯的植物标本，看上去就像是从植物标本册中取下来的。

|分析|

前一天早晨，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看到一本名为《樱草属植物》的书，显然这是一本关于这类植物的专著。

樱草花是我妻子最喜爱的花。她总希望我送花给她，可我经常忘记，所以我常常责怪自己。“送花给她”这个主题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最近我跟几个朋友讲了这个故事，以证明我的理论：遗忘是遵从无意识的行为，它能使我们推测出遗忘者内心的真实意图。一个年轻女人每年生日都会收到丈夫送的一束鲜花，有一年她没有收到这个象征爱情的礼物，潸然泪下。丈夫回家后，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他拍了拍额头说：“哎呀，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了！”然后说马上出去买花。但是她没有因此感到任何安慰，她认为丈夫的遗忘代表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已不如从前。这位L夫人在做梦两天前遇见我的妻子，说她现在身体很好，并向我问候。几年前她曾接受我的治疗。

补充事实：我确实写过类似于植物专著的东西——是一篇关于古柯叶的文章，它引起了卡尔·科勒（K.Koller）对古柯碱麻醉性能的关注。我在文章中暗示说，生物碱可作为麻醉剂，但是我没有深入分析。这使我想起在梦后的早晨（直到那天傍晚我才有时间分析此梦），我在白日梦中想到过古柯碱。在白日梦中，我得了青光眼，所以去了柏林的一位朋友家，由他推荐的医生给我做手术，但我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那位不知道我身份的医生，像往常一样夸耀古柯碱给手术带来的便利，而我不能透露这其中有我的功劳。这个幻想又使我想到，一位医生请求同行医生为自己治疗，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因为这位柏林眼科医生不认识我，所以我要像其他人一样付医药费。回忆这个白日梦时，我才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着对某个特定事件的记忆。科勒有了发现后不久，我父亲患上青光眼，我的眼科医生朋友柯尼希施泰因给他做了手术；科勒负责古柯碱麻醉部分，他说这件事将对古柯碱应用有贡献的三个人聚集到了一起。

我又想到了上次回忆起古柯碱的时候。当时，几天前，感恩的学生们将一本《纪念文集》送给了我，庆祝老师和实验室主任的工作周年纪念日。在这本文集列举的对实验室有过杰出贡献的人当中，我看到其中提到科勒发现古柯碱的麻醉性能。现在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梦与前一天晚上的经历有关。当晚，我和柯尼希施泰因教授一起往他家走去，路上我们讨论了一个每次提起都会令我兴奋不已的话题。我们在门厅谈话的时候，加特纳（Gartner）教授和他的年轻妻子走了过来，我不禁称赞了他们夫妇的美丽容颜。加特纳是我刚才提及的《纪念文集》的编者之一，这也许就是我想起文集的原因。至于L夫人，就是因为没有收到生日礼物而感到失落的那位女士，我和柯尼希施泰因在谈话中也提到了她，不过肯定是在另一个话题中提到的。

现在我要解释梦内容的其它决定因素。专著中夹着一些干枯的植物标本，就像一本植物标本集。这使我想起在预科时，有一次，校长让我们高年级学生检查和清理学校的植物标本集，因为已经发现了一些小虫——书蛀虫。校长只分给我几页的任务，似乎不大相信我的能力。我记得那几页中有几种十字花科植物。我一直对植物学不太感兴趣，在植物学的初试中，我就没分辨出十字花科植物，若不是因为我掌握了理论知识，肯定不能通过考试。由十字花科植物，我又想到了菊科食物。洋蓟就是一种菊科植物，这算得上是我最喜爱的花。我的妻子比我体贴，常常从市场上给我带回我最喜爱的这种花。

我看见我写的这本专著摆在我面前。这里又存在一种联想。昨天我收到一封朋友从柏林寄来的信。他说：“我对你这本梦学著作太看重了！我竟然看见它已写完摆在我的面前，而且我正一页一页地翻看。”我真羡慕他的想象力！如果我也能看到这本书已完成并且摆在我的面前，该有多好！

折叠的彩色插图。还是一名医科学生时，我疯狂地阅读各类专著。尽管那时候没有什么钱，我还是订阅了很多医学期刊，里面的彩色插图深深吸引了我。我为自己的学习精神而自豪。准备发表论文时，我需要自己画插图。我记得其中有一幅插图画得非常难看，遭到一位同事的嘲笑。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童年的一段经历。我父亲为了逗乐我和妹妹，把一本附有彩色插图的书（关于波斯旅行）给我们撕着玩——这种教育方法不值得称赞。当时我五岁，妹妹不到三岁。我们高兴地把书撕成碎片的情景（像剥洋蓟一样，一片一片地）几乎是我对那段时期唯一清晰的记忆了。上学以后，我有了收藏书籍的爱好（类似于我阅读专著的癖好，梦念中暗示了这个爱好，与樱草花和洋蓟有关），我变成了书蛀虫（与植物标本集有关）。自那时起，每当回忆从前，我就常常将生活中的激情追溯到这段童年经历，或者准确地说，我意识到后来的爱书癖就隐藏或屏蔽在这一幕童年场景中。当然，我早已认识到，激情往往带来不幸。17岁时，我已经欠了书店一大笔钱而无力偿还。尽管我是为了买书而欠债，但父亲还是无法原谅我。提到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我就又想起做梦前那晚与柯尼希施泰因的谈话。谈话的主题之一就是曾经的指责：我过分沉溺于各种爱好中。

由于与我们讨论的主题不相关，我对此梦的解释便不再继续，我将只指出此梦的产生路径。在释梦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与柯尼希施泰因医生的谈话，而且想到了不止一个话题。当我一想到聊天的话题时，此梦的意义立即变得清晰起来。由梦出发的所有思想链就是：我的爱好、我妻子的爱好、古柯碱、向同事求医的尴尬、我对研究专著的偏爱、我对植物学等学科的忽视——所有这些全都入了梦，都变成我和柯尼希施泰因之间谈话的一两个旁枝。这个梦就像我分析的第一个梦（艾尔玛打针的梦）一样，具有自我辩护的性质，为我自己的权利辩护，甚至延续了那个梦的主题，并且参照两个梦之间出现的新题材加以讨论。甚至此梦明显无关紧要的表达方式也立即获得了意义。现在看，此梦的意思是：“我的确写了那篇有价值、成功的关于古柯碱的论文。”正如以前我为自己辩护的那样：“我毕竟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在这两个梦例中，我都发现了隐含意义：“我允许自己做这件事。”但我无需继续解释了，因为我记录此梦的目的只是要了解梦内容与引起梦的前一天经历的关系。如果只知道显梦，我就只能理解它与白天某个印象的关联。但完成解释后，同一天的另一个经历作为梦的第二个来源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与梦产生联系的第一个印象其实无关紧要，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情况：我在橱窗中看到一本书，它的书名吸引我驻足，但我对它的内容不感兴趣。而第二个印象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我和我的眼科医生朋友展开了一场真挚的谈话，时间长达一小时，我谈到了让我们俩都不舒服的话题，并且勾起我内心很多不安的回忆；此外，因为有熟人加入，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那么，白天的那两个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与那一晚做的梦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在显梦中，我只发现对应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印象，所以我能够重申，梦偏爱从无关紧要的经历中获取材料。但在释梦过程中，一切线索又集中到一个无疑会激发情感的重要事件。如果我根据通过分析揭露的隐梦（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来判断梦的意义，那么我会出乎意料地发现一个全新的重要事实。我会明白，“梦只处理白天无关紧要的琐事”这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毫无依据。我还不得不反对这个主张：清醒时的精神活动不会在梦中延续，所以梦把精神能量浪费在琐碎材料上。实际上，事实完全相反：白天吸引我们注意的事情同样会主宰我们的梦念，我们只会围绕白天思考的事情构建梦境。

如果说梦是由白天令我兴奋的印象引起的，为什么我实际梦见的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呢？也许最直接的解释是：这又是梦的伪装现象。在上一章中我把这种伪装追溯至发挥审查作用的精神力量。我对樱草属植物专著的回忆暗指我和我朋友的谈话，就像在那个放弃晚宴的梦中，“熏鲑鱼”暗指做梦者的女友。现在要考虑的唯一问题是：是什么中间环节将专著的印象与谈话联系起来？因为乍一看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在放弃晚宴的梦中，联系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作为病人女友最喜爱的食物，熏鲑鱼很容易由女友的人格在做梦者的心灵中被唤起。而在此梦中，两个印象完全独立，乍一看似乎毫无共同之处，除了它们发生在同一天。早晨，那本专著吸引了我的注意；晚上，我参加了谈话。经过分析，我们得出的答案如下：起初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后来两个印象的观念内容形成了联系。我在分析时注意到一些中间环节，并且着重强调了它们。如果没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那本关于樱草属植物的专著就会让我想起我妻子最喜爱的花，或者L夫人没有收到花。我从未想过，那些难以察觉的思想竟然足以引发一个梦。

正如《哈姆雷特》中所说：

主啊，无需让鬼魂从坟墓里出来，告诉我们真相！

但是，在分析中我想到了打断我们谈话的那个人叫加特纳（Gardener，意思是“园丁”），我记得她的妻子貌美如花（blooming）。现在我又想到我的一个女病人，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佛罗拉（罗马神话中的花神），她也是我们谈话的话题之一。一定是这些与植物相关的中间环节，建立起那天两个事件的联系，即无关紧要的印象与激发梦的印象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其他方面的联系，比如围绕古柯碱的一组联系，即柯尼希施泰因这个人物与我写的植物学专著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促进了两组观念之间的融合，使得第一个经历的一部分变成对另一个经历的影射。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这个解释武断或任意。也许有人会问，假如加特纳教授和他美丽的妻子没有出现呢？假如我们谈到的那个女病人不叫佛罗拉，而叫安娜呢？如果是那样，答案也很简单。假如这些思想链没有出现，一定会有其他思想链被挑选出来。建立这样的联系非常容易，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娱自乐玩的诙谐话和双关语一样。智慧没有边界。再进一步说：如果在同一天的两个印象之间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关联，那么梦就会不一样了；同一天中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成群地涌现并很快被遗忘，会取代专著的位置，会与谈话的内容形成关联并在梦中表现出来。因为执行这个功能的是专著这个印象，而非其他，所以它也许最适合达成这一目的。我们不需要像莱辛笔下的狡猾的小汉斯那样，对“只有富裕的人拥有最多的金钱”感到惊讶。

按照我们的阐述，无关紧要的体验通过一种心理过程替代了重要的精神体验，这种说法不可能不引起怀疑。我在后一章将详述这个看似不合理的运作过程的特性，使其更容易理解。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这个过程的结果，根据分析过程中的反复观察，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在中间环节似乎发生了一种强调精神价值的“移置”作用，通过这种作用，原来强度较弱的观念从原来较强的观念中获得能量，达到一定的强度后，使自身进入意识之中。如果考虑到这种移置作用所指的只是情感分量或者运动活动的转移，我们并不会惊讶。比如：孤独的老处女把感情转移到动物的身上；单身汉热衷于收藏；士兵用鲜血保卫一块彩色的布——旗帜；情侣因为紧握对方的手的时间更长一点而感到开心；《奥赛罗》中，一块丢失的手帕引发狂怒等等，这些都是精神移置的例子。然而，如果采用相同的方式，遵照相同的基本原则，决定哪些内容进入意识、哪些内容无法进入意识，也就是说，决定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我们就会感觉这是一种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发生在清醒生活中，我们会认为是思想发生了问题。后面我们将进行一场论述，在此可以预测一下将得出的结果，即我们在梦的移置作用中发现的精神过程不是病态的过程，但也不同于正常的过程，它是一种更具有原发性质的过程。

因此，梦取材于琐碎经历的残余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梦的伪装（通过移置作用）的一种表现，我们由此想到已经得出的结论，即梦的伪装是两种精神动因之间运作的审查制度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梦的分析总是能揭示梦在清醒生活中有真正精神意义的来源，尽管其回忆重点已从该来源转移到无关紧要的来源。这种解释与罗伯特的理论完全相反，所以罗伯特的理论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他想努力阐明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他做出的假设基于误解：未能用梦的真正意义替代梦的表面意义。我反对罗伯特的理论还有一个理由：如果如他所说，梦的任务是利用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清除白天记忆的残渣，那么与我们清醒时的心理活动相比，我们的睡眠要更痛苦、更艰难。为了保护记忆，我们需要处理的白天无关紧要的印象显然无可估量，但一整夜的时间不足以将它们全部处理完毕。而且更有可能的是，遗忘无关紧要的印象根本不需要精神力量的积极干预。

但是，我们不能不做进一步考虑就彻底放弃罗伯特的理论。还有一个事实没有得到解释，即白天——甚至前一天一个无关紧要的印象总是入梦。该印象与无意识中的真正梦的来源往往在开始时并没有联系。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后来是在梦的工作过程中才建立的，似乎就是为了完成移置作用。因此，在建立与最近无关紧要的印象的联系方面，必须存在某种强制力量，而且该印象必须具备某种属性，使其特别适合于实现这个目的。否则梦念就容易将重点移置到其观念范围内的不重要成分上面。

以下的经历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如果在一天内有两个或更多的经历引发梦，那么梦就会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而将它们融合成整体具有必要性。比如，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在火车车厢里遇见两个熟人，但是他们互不相识。一个是我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同事，另一个是我一直负责提供医疗服务的显赫家族的成员。我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但是在整个旅途中他们只通过我来交谈，我不得不轮流和他们交流不同的话题。我请我的同事为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刚刚从医的年轻医生介绍工作，他说虽然那位年轻医生能力很强，但是相貌平庸，恐怕很难跻身上层社会。我回答：“这正是他需要帮忙的原因。”然后我又转向另一个旅伴，问候他姑母的健康状况。他的姑母是我一位病人的母亲，当时她正重病在床。就在旅行后的当晚，我梦到我请同事推荐的那位年轻医生，在一间奢华的客厅里，在一群我认识的上流人士当中，正为一位老太太做葬礼演讲——那位老太太就是另一个旅伴的姑母，我梦到她已经死去（我得承认，我与老太太的关系不太好）。因此，我的梦再一次将白天的两个印象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场景。

鉴于很多类似的经历，我相信，梦在一种强制的力量下将所有刺激来源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后面的某章节（关于梦的功能），我将探讨这种结合的推动力，它是凝缩过程（另一种原发性精神过程）的一部分。

现在我要考虑一个问题：通过分析揭示的梦刺激来源是否必须是最近的（并且重要的）事件，或者主观体验——也就是说，对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的回忆（一连串思想），是否能够起到梦刺激物的作用。根据大量的分析，我可以做出明确回答：梦的刺激来源可以是主观过程，这种主观过程似乎由于白天的心理活动变成一个最近的事件。

1905年的弗洛伊德。这一年，他发表了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篇幅较长，一般称为《多拉的分析》，弗洛伊德在书中详尽的阐述了如何通过分析梦境以揭示并治疗神经症的种种症状；

另一本是《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他在这本书中研究了无意识动机能够间接表现出来的许多方式。最后一本就是最有争议的《性学三论》，书中他表达了关于婴儿期性欲以及其与性倒错和神经症之间关系的观点。

现在是时候系统地总结各种梦来源了。

梦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1）一个最近的重要精神事件在梦中直接呈现。

（2）几个最近的重要事件在梦中结合形成一个整体。

（3）一个或几个最近的重要事件以一个同时期发生的无关紧要的事件在梦中呈现。

（4）一个重要的主观体验（比如一次回忆、一串思想链）在梦中总是以一个最近的无关紧要的印象呈现。

在释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条件总是要得到满足：梦内容的某一个成分重复做梦前一天的一个最近印象。梦中会出现的这个成分，或者来自刺激物中的一个观念（作为刺激物中的必要元素或非必要元素），或者来源于周围某个无关紧要的印象，但该印象与刺激物有不少关联。这两种情况明显不同，而这仅仅取决于移置作用是否发生。另外，根据移置作用是否发生，我们很容易解释梦的差异，就像梦医学理论解释脑细胞从部分清醒到完全清醒的一系列状态一样容易。

考虑以上四种来源时，我们还注意到，即使不是新近发生的元素，但具有精神意义的（比如一串思想链、一次回忆）也会被最近的无关紧要的元素替代入梦，不过要满足两个条件：（1）梦内容与最近经历的事件有关；（2）梦的刺激物仍然是具有精神意义的事件。在上述四种来源中，只有第一种情况下，这两个条件是用同一个印象满足的。此外，那些无关紧要的印象，只要是最近的，都能用以构成梦，但一旦时间过去一天（最多几天），它们便失去了这种作用。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印象的新鲜度对于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精神价值，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带有强烈情绪的记忆或者思想链的价值。与梦的形成有关的那些最近印象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的心理学方面的讨论中对其进行更清晰的解释。

顺便提一下，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由观念和记忆组成的材料在夜间会不知不觉地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常说，在做重大决定之前先好好睡一觉，现在看来这个劝告完全有道理。但现在我们已经从梦的心理学领域跨越到睡眠心理学领域了，后面还会经常有这种领域的跨越。

对于我们得出的结论，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如果说只有无关紧要的印象是最近的，才可以入梦，为什么会在梦内容中发现早期生活的元素呢？用斯顿培尔的话说，当这些元素是最近的，它们不具备精神价值，因此应该早就被遗忘了。也就是说，这些元素既不新鲜，也不具有精神价值，为什么会入梦？

我们如果参照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的结果，就可以反驳这个意见。反驳观点如下：用无关紧要的材料（无论一个人是在做梦还是在思考）替代具有精神意义的材料这一转移和重组的过程，在早期生活中已经发生了，并且自此保存在记忆之中。最初无关紧要的印象实际上已不再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已经获得了具有精神意义的材料的价值。一直都保持无关紧要的印象从不会在梦中再现。

根据上面的解释，读者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不存在无关紧要的梦刺激物，因此我认为也不存在“质朴”的梦。除了儿童的梦以及夜间对感官刺激做出简单回应的梦，我绝对无条件地认同这个结论。除了这些例外，我们做的梦或者具有易于识别的、明显的精神意义，或者经过伪装，只有通过充分解读直至揭露其精神意义才能获得正确的判断。梦从不关注琐事，我们不允许琐事干扰自己的睡眠。看似质朴的梦，只要经过我们的分析，都会显露出真实的复杂面。如果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梦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反对这个说法，我也乐于利用这个机会揭露梦的伪装，所以我将选择一些我收集的质朴的梦并加以分析。

1.有一位聪明、矜持、举止文雅的年轻女人，属于“静水流深”的那一类型。她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梦：“我梦到我到市场太晚了，从肉贩和女菜贩那里已经买不到任何东西了。”这肯定是一个质朴的梦，但是梦不会如此简单，所以我请她讲述得再详细一点。然后她说，她梦见她和她的厨师一起去了市场，厨师提着一个篮子。她问了几句话后，那个肉贩告诉她：“这个已经没有了，”并且递给她另外一个东西，说：“这个也很好。”她拒绝了，来到一个菜摊。女菜贩向她推销一种特别的蔬菜，蔬菜被捆成一团，颜色是黑的。但她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要。”

这个梦与前一天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她确实去了市场，而且去晚了，没有买到任何东西。“肉店关门了”，似乎是对整个经历的总结。不过，这种通俗的说法——或者说，这种说法的反面——不就是暗指男人衣衫不整吗？做梦者没有说这句话，她也许是想回避这句话。因此，有必要对梦的细节寻找解释。

如果一个梦中的某事带有口头语言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是被说出来或者被听到的，而不仅仅是想到的（通常很容易区分），那么它肯定来源于清醒生活中讲过的某事。当然，这件事只是被当作原材料，已经经过分解和略微改动，最重要的是已经脱离原有的情境。在进行解释时，我们可以把具有口头语言性质的某事作为分析的切入点。那么，肉贩说的那句话“这个已经没有了”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来源是我。几天以前，我曾对她说“童年的那些早期经历再也没有了”。但通过分析发现，它们已经被移情和梦所替代。所以说，我就是梦中的那个肉贩，而她是在拒绝这些移情呈现为旧思想和情感。梦中她说的那句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句话应该被拆开分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是她前一天在与厨师争吵的时候对厨师说的一句话，不过她紧接着还说过“请你检点一点”。这里显然发生了移置作用。她对厨师说了两句话，可是她只选择了无关紧要的前一句话加入梦中。其实被抑制的“请你检点一点”才是适合梦内容的一句话。只有当一个男人做出不检点的暗示而且忘记“关上肉店”，人们才会将这样的话用在他的身上。女菜贩的暗喻可以进一步证明解释的正确性。卖的蔬菜被捆成一团（后来她补充说，这种蔬菜略长），又是黑色：那就是芦笋和黑色小萝卜在梦中的混合物。我不需要解释芦笋；但是另一种蔬菜黑萝卜可以代表一种呼喊“小黑，滚开！”，所以它似乎指向我们一开始就猜测的性主题，起初我们就倾向于梦的意思是“肉店关门了”。现在我们无需探索这个梦的全部意义，我们已经了解它的一种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绝非质朴的意义。

2.这是同一个病人做的另一个质朴的梦，跟上个梦类似。她的丈夫问她：“我们的钢琴该调音了吧？”她回答：“没有必要，倒是音锤需要调一调了。”这又是对做梦前一天的真实事件的再现。她的丈夫确实问过她这样的问题，她也做了相同的回答。那么她做这个梦的意义是什么呢？她告诉我，那架钢琴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旧盒子，发出难听的噪音，结婚前是她丈夫的，等等。分析这个梦的关键在于这句话：没有必要。这句话的来源是她做梦的前一天去拜访过一位女友。她的女友让她脱掉外套，她拒绝了，说：“谢谢，没有必要，我一会就走了。”我想起在前一天的分析过程中她突然抓紧自己的外套，因为有一个纽扣松开了。她仿佛在说：“请别偷看，没有必要。”因此，盒子代表胸部。在分析时她告诉我，在青春期发育的阶段，她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如果我们考虑“令人厌恶的”、“难听的噪音”这样的字眼，如果我们记得在双关语或者在梦中女性身体上两个较小的半球——无论是用于代替还是用于对照——经常用以暗指较大的半球，那么无疑我们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期。

3.我要暂时停止分析以上这位女病人的梦例。现在要描述的是一位年轻男士做的一个质朴的短梦：他梦到他再一次穿上了冬天的大衣，感觉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表面上看，引起这个梦的原因是冬季的突然来临。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梦不合理。在冬天穿上一件厚实的外套，怎么会可怕呢？在分析时，做梦者的第一个联想就使这个梦的质朴性质遭受质疑。他回忆起做梦的前一天，一位女士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说她上次怀孕是避孕套破裂造成的。基于这个信息，他重建了思想：薄的避孕套是危险的，但厚的避孕套不舒服。显然，避孕套代表了“外套”。对于一位未婚男性而言，那位女士叙述的事件当然是可怕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位质朴女士的梦。

4.她正在把一支蜡烛插到烛台上，可是蜡烛断了，不能直立。女同学说她笨手笨脚，但是她解释说这不是她的错。

这个梦也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在做梦的前一天，她确实把一枝蜡烛插到烛台上，不过蜡烛没有断。显然梦中采用了象征手法：蜡烛是可以使女性生殖器兴奋的物体；断开的蜡烛无法直立，象征男性的阳痿（“这不是她的错”）。但是这位被呵护长大的女士，对猥亵的事一概不知，她能知道蜡烛的这种用途吗？幸好她想起来她是如何获知这个信息的。有一次他们在莱茵河上泛舟，一只船经过，船上有几位学生，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或者说喊着：

当瑞典女王，

躲在紧闭的百叶窗后面，

用阿波罗蜡烛……

她可能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理解最后一个词，就要求她丈夫给她解释一下。在梦中，这些句子被她曾在寄宿学校笨手笨脚做的一件事所替代了，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共同元素——紧闭的百叶窗。手淫和阳痿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在隐梦中的“阿波罗”与之前出现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梦又有联系。因此，这个梦也不是质朴的。

5.对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梦下结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将举出同一个病人做的另一个梦例，这个梦从表面上看也是质朴的。她说：“我梦到我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我在白天确实做过：我往一个小箱子中装书，装得太多了，关不上箱子。做的梦跟真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做梦者自己特别强调了梦与现实的一致性。对这类梦的所有判断和评论，虽然在清醒思想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但是实际上也形成了一部分的隐梦，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例子中得到证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梦的确叙述了白天真实发生的事情。如果用语言阐明我是如何产生这种思想的，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梦的关键还是在于小箱子（参见第四章箱子内躺着死去的孩子的梦），这个箱子被塞得太满而装不下任何东西了。

在所有这些“质朴”的梦中，性因素显然是审查作用的动机。这是一个具有首要意义的话题，我们以后再仔细探讨。

二、作为梦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与研究梦的其他作者一样（除了罗伯特），我也提出了一个事实，即梦内容的第三个特征是童年的印象会出现在梦中，而这些印象似乎不受清醒记忆的支配。当然，要确定这些印象在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困难，因为在清醒后这些梦元素的来源就无法辨认了。因此，要证明梦可以来源于童年印象，我们必须取得客观证据，可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莫里曾经讲述过一个极其有说服力的例子。有一个人决定重返离开了二十年的故乡，在出发的前一晚，他梦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遇到一位陌生人并且和他交谈了一会。当他回到家乡后，他发现梦中那个陌生的地方就在家乡的附近，梦中的那个陌生人是他亡父的朋友，住在镇上。因此，这是他在童年时期见过这个人和这个地方的有力证明。这个梦还可以解释为是一种迫不及待的梦，就像口袋里装着音乐会票的那位女孩的梦，就像那位小孩因为父亲答应带她去哈密奥旅行而做的梦，等等。再现童年印象的动机，不经过分析是难以发现的。

一位同事曾经听过我的讲座，自夸他的梦很少经过伪装。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梦，他梦见他以前的家庭教师和保姆躺在一张床上，那位保姆在他家一直工作到他十一岁。他在梦中认出了这个情景的确切地点，出于好奇，他把这个梦讲给他的哥哥听，他的哥哥大笑着告诉他确有此事。他的哥哥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六岁了。每次这对恋人发现环境有利，就用啤酒把他的哥哥灌醉。而做梦者当时才三岁，虽然和保姆住在一个房间，但是没有被他们视为阻碍。

还有一种情况，无需解释，就能确定梦包含童年时期的元素。这类梦被称为“反复的梦”，也就是说，在童年时做的，到了成年仍然反复出现的梦。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梦例，尽管我自己从未做过这样的梦。有一位三十岁的医生告诉我，他从小到大经常梦到一只黄狮子，他可以准确地描述这只狮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梦中的这只狮子的来源是一个被遗忘很久的动物瓷器。他后来从他的母亲那里得知，那是他小时候最喜爱的玩具，但是他早已忘了这件事。

如果我们现在从显梦转到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发现的梦念，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我们不常想起的童年经历的内容竟然也会在梦中再现。那位梦见黄狮子的同事还跟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梦例。读完南森的北极探险故事后，他梦见自己在一片冰川上，正给这位勇敢的探险家用电疗法治疗他的坐骨神经痛。在分析这个梦的过程中，我的同事想起了童年的一个经历。听完这个经历之后，就可以解释这个梦了。他三、四岁的时候，听见长辈们在聊航海探险。他问父亲，航海是不是一种严重的疾病。显然，他把”Reisen（航海）”和”Reissen（腹绞痛）”这两个词混淆了。他的哥哥和姐姐嘲笑了他，自此他再也没有忘记这个尴尬的经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分析樱草属植物专著时，我想起了童年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五岁，父亲把一本带彩色插图的书给我撕着玩。这个回忆是否真的变成梦内容的成分，仍然值得怀疑；也许在分析时才建立起来这样的联系。但是关联的丰富度和复杂性可以证明前者是正确的。联想链是这样的：樱草属植物——最喜爱的花——最喜爱的食物——洋蓟；像剥洋蓟一样一片一片地撕成碎片（当时我常听到一句话，分裂中国）——植物标本集——书蛀虫（最喜爱的食物是书）。在此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读者，这个梦的终极意义（我还没有给出）与童年的破坏情景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通过对另一系列梦例的分析，我们知道，梦的真实愿望和梦表现的愿望实现都来源于童年。所以我们惊奇地发现，儿童及其所有冲动继续在梦中存在。

现在我要继续解释已经被证明有启发性的那个梦例：即我的朋友R是我叔叔的梦。通过解释发现，这个梦的动机是我希望晋升为教授；我对朋友R的情感，是反对在梦念中对两位同事进行诽谤的一个结果。这是我自己做的梦，我对已经做出的解释仍然不满意，所以我要继续分析。我知道，我的两位同事的形象在梦中受到了扭曲，而在清醒生活中，我绝对不会那样对待他们。在任命方面，我不希望与他们有相同遭遇的愿望强度，还不足以解释在梦中和在清醒时对他们的评价的矛盾。如果我对晋升为教授果真有如此强烈的渴望，那证明我有一种病态的野心，可是我认为我没有这种野心，也不觉得这样会使我高兴。我不清楚那些认为了解我的人会如何评价我。也许我确实有野心，但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的野心也应该早就转移到别的方面了，而不是执着于临时教授的头衔和地位。

那么，在我的梦中呈现的野心来源于何处呢？这时，我想到了我在童年时经常听到的一件事：我出生时，一位老农妇对我开心（因为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儿子将来一定大有作为。这样的预言是非常普遍的，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母亲望子成龙，有太多经历失败的老农妇寄希望于未来。这位女预言家也不会因为自己的预言遭受任何损失。我对名利的渴望来源于此吗？我又想起童年的一次经历，这次是我更大一些的时候了，可能更适合于解释这个梦。当我十一、十二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带我去普拉特公园。有一天傍晚，他们带我来到公园的一个餐馆，我们看到一个男人从一张餐桌换到另一张餐桌，他能根据命题即兴作诗。我父母让我请他到我们的餐桌，他对我们表示了感谢。在我们给他出题之前，他先送了我一首小诗，并且预言说我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内阁部长。我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个预言。当时正值“中产阶级内阁”时代；我的父亲不久前把一些中产阶级大学毕业生的肖像带回家，其中包括赫布斯特（Herbst）、吉斯克拉（Giskra）、昂格尔（Unger）、柏格尔（Berger）等等，我们用它们装饰屋子以示尊重。他们当中还有犹太人。那时，每一位勤奋的犹太学生都在书包里放着一个内阁部长式的公文夹。当时，这件事情肯定对我产生了影响，因为上大学之前我想学习法律，最后一刻才改变了主意。我选择了医学，医生和部长这两个职业有着天壤之别。现在回到我的梦：现在我才明白，这个梦把我从忧郁的现在带回到充满希望的中产阶级内阁时代，成全了我年轻时的野心。我那两位博学多才的同事都是犹太人，所以我在梦中把其中一个当作傻瓜，把另一个当作罪犯，我这样做是把自己当成了部长。我是在对部长施加报复！他不让我担任临时教授，我就在梦中取代他的位置，对他进行报复。

在另一个梦例中，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虽然激发梦的愿望是当时的一个愿望，但是童年的记忆有力地强化了这个愿望。我想起一系列基于渴望去罗马的梦。长期以来，我只能依靠做梦满足这种渴望，因为每年到了去罗马旅行的季节，我都会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去罗马。例如，有一次我梦到我从火车窗户看到台伯河和桑特安吉洛桥；火车开动了，我才意识到我从未来过这个城市。我在梦中见到的景象来源于前一天我在一位病人家客厅里无意中看见的一幅著名版画。在另一个梦中，有人带我来到一个小山顶上，让我观赏被薄雾笼罩的罗马城，它是那么的遥远，所以我很惊讶能够看得如此清晰。这个梦的内容很丰富，就不在此详述了，但是“远眺向往之地”的动机很容易辨认。我在梦中见到的那座笼罩在薄雾中的城市是吕贝克，那座小山的原型是格利欣山。在第三个梦中，我终于来到罗马，但是令我大失所望，因为那里完全没有都市的景色：一条流着黑色污水的小溪，一边是黑色岩石，另一边是长满大白花的草地。我看到似曾相似的朱克尔（Zucker，德文意思为“糖”）先生，决定问他进城的路该怎么走。显然，我要在梦中看见我在清醒生活中从未见过的城市是徒劳的。于是我将梦中的景色分解成若干元素，我发现白花把我带到了曾经去过的拉文纳，它曾有一段时间代替罗马作为意大利的首都。在拉文纳的沼泽地，我看见过美丽的睡莲生长在黑色的池水中。而在梦中，因为我们觉得从水中采摘睡莲太麻烦，所以将它们移植到草地上，很像我们家乡的奥西湖上的水仙花。小溪边的黑色岩石使我想起卡尔斯巴德的泰伯尔河谷。卡尔斯巴德使我能够解释我向朱克尔先生问路的特殊细节。在编织这个梦的材料中，有两个滑稽的犹太人故事，故事体现了人间苦难和人类智慧，经常被我们引用在书信和谈话中。第一个是关于体格的故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没有票，偷偷上了去卡尔斯巴德的快车，每次被发现之后，都被赶下车并且被罚得一次比一次重。在一次不幸的旅行中，他在车站遇到一位朋友，朋友问他去哪儿，他回答：“去卡尔斯巴德，只要我的体格能坚持住。”另一个故事是：一个不懂法语的犹太人在巴黎问去黎塞留街怎么走。巴黎是我多年来向往的地方，当我首次踏上巴黎这片土地，我觉得非常幸福，并且鼓励自己一定要实现其他愿望。“问路”再次直接暗示了罗马，因为我们都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此外，“朱克尔”这个人名再次暗指卡尔斯巴德，因为我们往往建议患有体质性疾病糖尿病的人到那里疗养。这个梦的起因是我的柏林朋友提议我们于复活节在布拉格碰面。与糖和糖尿病的进一步联系也许可以在我们讨论的事情中找到。

在上一个梦之后没多久，我做了第四个梦，它又把我带回到罗马。我看到前面的街角处，贴着很多德文布告，我对此非常惊讶。前一天，我写信给朋友，我在信中预言，布拉格对于德国人而言可能不是一个舒适的旅行地点。因此，梦中表达了我要和他在罗马而非波西米亚的城市见面的愿望，还表达了可能在学生时代就已产生的一个愿望，即布拉格可以给予德语更多包容。事实上，我肯定在童年很早时就懂捷克语了，因为我出生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居住着斯拉夫人。在我十七岁听到的一首捷克童谣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尽管我并不知道它的意思，但至今我都能背诵出来。因此，这些梦与我的童年早期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最近一次去意大利旅行时，经过了特拉西美诺湖。在看见台伯河后，我不情愿地在离罗马约五十英里处转向他处，我发觉，我对永恒之城的向往被童年时的印象增强。我刚刚有了次年途径罗马前往那不勒斯的旅行计划，就忽然想到我肯定是在某部德国经典著作中读过的一段话：“当他计划去罗马之后，反而变得不安，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心中格外挣扎：选择当温克尔曼副校长还是伟大的汉尼拔将军呢。”实际上，我追溯了汉尼拔的足迹，和他一样，我注定看不到罗马；而他在众人期待他进军罗马时选择了进军坎帕尼亚。汉尼拔是我中学时代最崇拜的英雄，我在这些方面和他有些相似。和许多孩子一样，对于布匿战争，我同情的不是罗马人，而是迦太基人。当我意识到作为异族的后果，目睹了同班同学的反犹太情绪，我决定采取鲜明的立场，于是这位犹太将军的形象在我心中变得更加高大。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汉尼拔和罗马象征着坚强的犹太人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受这种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影响，我早期的思想和印象变得稳固了。因此，在我的梦中，去罗马的渴望成为我心中很多愿望的伪装和象征。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我必须具备迦太基人的顽强和执着精神，尽管这些愿望就像汉尼拔未能进军罗马一样而无法实现。

此时，我想起童年时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至今对我的情感和梦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我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开始带着我一起散步，并告诉我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下面的话，目的是让我明白我出生的年代比他的年代幸福得多：“我年轻的时候，有个星期六在你出生的村庄沿街散步。我穿着整齐，戴了一顶新皮帽。突然走过来一个基督徒，把我的帽子扔到泥土里，喊道‘犹太人，滚开！’”我问：“然后你怎么做的？”他镇静地回答：“我走到路上，捡起那顶帽子。”这位牵着我的身材高大的男人，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顿时显得没那么英勇了。我把这个令我不愉快的情景与另一个和我的情感相符的情景做了鲜明对比。另一个情景是：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巴卡让他的儿子在家族祭坛面前发誓要对罗马人报复。自那时起，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我认为我对这位迦太基将军的热情可进一步追溯至我的童年，这可能说明我把已经建立的情感关系转移到一个新的对象上面。在我学会阅读以后，最初看的几本书中有一本梯也尔（Thiers）的《执政与帝国史》。我记得那时候我把拿破仑麾下的元帅们的名字写在标签上，然后把标签贴在玩具木头兵的背后，那时候我最喜欢马塞纳（犹太名为马纳塞）。当然，我对他的偏爱还因为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而且正好相差一百年。拿破仑自比汉尼拔，因为他们都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也许我的尚武精神可追溯至我童年的早期，我三岁的时候，经常与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一起玩耍，我们时而友好，时而敌对，一定是在这种关系中，较弱的那一方产生了胜利欲望。

我们对梦的分析越深入，就越能在隐梦中发现，童年经历作为梦的来源起着一定的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梦很少不加变化、不加删减地再现记忆，以构成显梦。然而，也有一些真实的梦例确实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再现：我能增加一些与童年有关的梦例。我的一位病人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几乎未经伪装地再现了一个性事件，并且很快被确认为是一次准确的回忆。这个事件的记忆从未在他的清醒生活中完全消失，但是已经变得相当模糊，经过事先的分析才被唤醒。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去看望一位卧床不起的同学，可能是出于偶然，这位同学的生殖器裸露在外。他看见同学的生殖器后，出于一种冲动，他也暴露了自己的生殖器，并且握住同学的生殖器，同学充满惊讶和愤怒地看着他，他感到尴尬后才松开手。二十三年后，这个情景在梦中再现，包括当时的情绪。只出现了略微的变化：做梦者扮演了被动者的角色，他的同学被现在生活中的某个人替代了。

当然，童年的情景通常只以暗喻的形式进入显梦中，必须经过解释才能辨认出来。这一类梦例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是否真的是童年经历缺乏证据；如果它们追溯至童年的早期，实际上这份记忆已经模糊了。要证明梦中的童年经历确实发生过，只有参考精神分析提供的大量因素。为了对梦进行解释，这样的童年经历需要脱离原来的背景，所以它们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当我没有列举解释所依据的所有材料。不过我还是要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

1.我有一位女病人，她所有的梦都表现出“匆忙”的特点：为了准时到达，为了不错过火车等等，她总是在急匆匆地赶路。有一次她梦见她要去看望一位女友，母亲让她乘车去，她没有听，跑步去了，一路上跌跌撞撞。在分析的过程中，她记起童年时奔跑嬉戏的场景。还有一个梦，使她记起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绕口令游戏：快速地重复一句话，越说越快，直至最后这句话听上去像是一个无意义的声音。所有这些与其他女孩一起玩耍的质朴的经历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它们代替了其他一些不那么质朴的经历。

2.还有一位女病人做了以下的梦：她身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各式各样的机器，她觉得这里就像是一间外科矫形室。她听到由于我时间紧迫，她必须和另外五个病人同时接受治疗。她拒绝了，不愿意躺到床上——或者说给她指定的地方。她站在一个角落里，等我说“这不是真的。”另外五个人嘲笑她愚蠢，与此同时，似乎她被要求画一些小方格子。

这个梦的第一部分内容暗指治疗以及对我的移情作用，第二部分暗指童年的一个情景。这两部分由于提到的床而联系起来。外科矫形室暗指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将时间长、性质复杂的治疗比作矫形手术。刚开始为她治疗时，我告诉她现在我没有太多时间，尽管以后每天可以给她一小时的治疗时间。这句话激发了她原有的敏感——这也是儿童癔症的一个主要特征，他们对爱的渴望永远无法被满足。我的病人是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梦中出现：和另外五个），也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父亲没有给予她太多的时间和关注。她等我说“这不是真的”的来源如下：一个小裁缝学徒给她送来一件衣服，她付了钱。后来，她问丈夫，如果那个徒弟把钱弄丢了，她是否还要再付一次钱。为了嘲笑她，丈夫回答“要的”（梦中的嘲笑），她反复问了几次，等他说“这不是真的”。因此，可以推断出隐梦：如果我给她两倍的治疗时间，她是否需要付我双倍的诊费？——她觉得这个想法是吝啬的或者不纯洁的（儿童时代的不纯洁在梦中经常被贪财替代；“不纯洁”这个词充当了桥梁）。如果梦中关于“等待我说这不是真的”这一整段都是“不纯洁”这个词的婉转说法，那么梦中的“她站在一个角落里”和“不愿意躺到床上”都符合童年的一个情景：她弄脏了床，被罚站在角落，被警告说她爸爸不再爱她了，她的兄弟姐妹会嘲笑她，等等。至于小方格，指的是她的小侄女玩的一种算术游戏（我认为），一种九宫格算术游戏，数字横竖相加都等于十五。

3.这是一个男人的梦：他看见两个男孩在打架，从扔在地上的工具看，他推断两个男孩都是桶匠的孩子。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打倒在地，倒在地上的男孩戴着蓝宝石耳环，他拿着棍子冲向攻击者。此时，原先的攻击者躲到一个女人的后面，那个女人站在一个木栅栏旁边，看上去像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位按日计酬的工人的妻子，背对着做梦者。当她转过身来，模样十分可怕，她的眼睛下方有突出的红肉，把做梦者吓跑了。

这个梦充分利用了前一天发生的琐事。前一天，做梦者的确在街上看到两个男孩打架，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打倒在地。他走向他们，想要劝架，可是他们都跑了。桶匠的孩子——根据他后来的一个梦才得到解释，在分析后来的梦时他用了一句谚语，这句谚语是“打破桶底问到底”。根据做梦者的观察，他认为蓝宝石耳环一般为妓女所戴。他想起一句关于两个男孩的打油诗：“另一个男孩叫玛丽”（也就是说，是个女孩）。站在栅栏旁的女人，则可以这样解释：当他看到两个男孩跑开后，他沿着多瑙河散步，对着一个木栅栏撒了泡尿；不远处，一位穿着讲究的老妇人对着他微笑，递给他一张附有地址的名片。

在梦中，女人站的位置正是他小便的地方，所以这就暗示了女人在小便。这样就能解释可怕的模样和突出的红肉了，这意味着下蹲时张开的女性生殖器。他童年时见过这种景象，不过在后来的记忆中以疤（伤口）的形式出现。这个梦将做梦者两次看见女孩生殖器的场景结合起来。两次经历分别是：女孩被打倒在地；女孩在小便。这个梦还引起一个联想，他想到小时候因为对性的好奇，曾经受到父亲的恐吓和惩罚。

4.在下面一位老妇人的梦中，大量的童年记忆被巧妙地融入一个幻想之中。她匆匆忙忙地出去购物。在格拉本大街，她似乎体力不支，跌倒在地。一群人围着她，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但是没有人扶她起来。她自己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肯定成功了，因为她被送进一辆送她回家的出租车上。一个沉重的大篮子（看上去像购物篮）从她身后的窗户被扔了进来。

做梦的就是那位在童年时喜欢奔跑嬉戏、在梦中经常感到匆忙的女人。梦中的第一个情境显然来源于马跌倒的景象；“体力不支”指的是赛马时出现的状况。年轻时，她喜欢骑马；年纪更小的时候，她简直就像一匹马。跌倒和她的一个童年记忆相关：她记得一位行李搬运工的十七岁儿子在大街上癫痫发作，被出租车送回家。当然，她只是听说了这件事。但是癫痫发作（导致跌倒的疾病）的概念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对她的癔症发作产生了影响。如果一个女性梦见跌倒，这通常具有性的意义；她想象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对这个梦做出的这个解释几乎是最毋庸置疑的，因为她跌倒的地方是格拉本大街——维也纳有名的妓女聚集之地。购物篮可以有多种解释。第一，有拒绝的意思：德文“Korb”有篮子、冷落和拒绝的意思，这使她想起自己曾经无数次拒绝过求婚者，后来也受到过多次拒绝。这与梦中的一个细节相符：没有人扶她起来，她自己理解这也是一种拒绝。第二，在分析过程中，购物篮让她记起自己的想象：她已经下嫁，婚后必须去市场买菜。最后，购物篮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仆人的一种标志，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首先，曾经有一位女厨师因为偷窃而被解雇，女厨师双膝下跪，恳求原谅。做梦者当时才十二岁。其次，有一位女仆因为和家里的车夫偷情而被解雇；顺便提一下，他们后来结婚了。这件事的记忆就是梦中出租车司机的来源（梦中司机与现实相反，没有扶起“跌倒”的妇人）。还需要解释的是扔篮子，尤其是，为什么篮子从后面的窗户被扔进去呢？她想起将行李扔进火车托运，还想起乡下的一种习俗——男子从梯子上爬到爱人的窗口表达爱意，还想起避暑地听到的轶事——一位绅士把几颗青梅从窗户扔进一个女子的房间，她妹妹被一个经过窗口的傻子吓到。她还模糊地记起她十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她的乡下保姆和一个男仆发生暧昧关系（这连她这个小女孩也看得出来），因此他们被同时解雇（thrown out：扔了出去；而梦中的表达是其反面意思。thrown in：扔进去）。我们已经对这个故事从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仆人的行李或箱子在维也纳被称为“七个梅子”。所以有句俗语：“捡起你的七个梅子，滚蛋吧！”

我记录了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梦，通过对它们进行分析，都可以将这些梦追溯至童年时期的一些模糊的或者已经遗忘的印象，甚至常常可以追溯至童年期前三年的印象。但是如果把从这些梦获得的结论应用于一般的梦，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梦的主人大多是神经症患者，尤其是癔症患者。这些梦中童年情景的出现可能是由神经症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梦的性质决定的。我自己的梦不是由任何疾病引起的，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也常常在隐梦中意外发现童年的某些情景，而且我的整个一系列的梦立即与来自我的某些童年经历的各种联想结合起来。我已经举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可是我还应该多举几个，才能结束这一节。我要举几个自己的梦例，它们的来源是最近的事件和长期被遗忘的童年经历。

1.有一次旅行回来，我又累又饿，直接躺在床上睡着了。睡眠中，人类的基本需求宣告了它们的存在，因为我做了下面的梦：我走进厨房，想找一些布丁，看见厨房里站着三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女店主，手里正搓着什么东西，好像是在做汤圆（knodel）。她对我说，我必须等她做完（这句话听不太清楚）。我觉得不耐烦，觉得受到侮辱，便离开了。我打算穿上大衣，但是试的第一件太长了，我脱下它，惊讶地发现衣服上镶着毛皮。我拿起第二件大衣，它上面带有绣着土耳其图案的长布条。一个留着短尖胡须、长脸的陌生人走了进来，不让我穿这件衣服，说衣服是他的。我给他看衣服上绣的各种土耳其图案。他问：“土耳其（图案、布条……）跟你有什么关系？”但不久，我们就对对方友好起来了。

在分析这个梦的过程中，我意外地想到了自己读过的第一本小说，事实上我是从第一卷的结尾开始读的，那时候我大约十三岁。我不知道这本小说的书名和作者，但是它的结尾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男主人公疯了，不断高喊三个女人的名字，在他的一生中这三个女人给他带来最大的幸福和不幸。其中一个女人叫贝娜姬（Pelagie）。我仍然不知道在分析时为什么会记起这件事。这三个女人使我又想起掌握人类命运的命运三女神。我知道其中一位——在梦中的形象是女店主——是赋予人类生命的母亲，而且（以我自己为例）是赋予第一口营养的母亲。爱情和饥饿通过女性的乳房得到满足。一位崇拜女性美的年轻男人，谈到曾经哺育他的美丽乳母时，说很遗憾当时没有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机会。我习惯用这件轶事解释精神神经症机制中的“推迟动作”因素。命运三女神中的一位在揉搓手掌，好像正在做汤圆。对于命运女神来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职业，这一点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由此我想起童年时期更早的一次经历。那时候我六岁，母亲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她要我相信人类是由泥土变成的，最终也一定归于尘土。但是我不相信这个说法。于是我的母亲揉搓手掌，就像是在做汤圆，只不过她的手中没有面团，然后让我看搓下来的黑色死皮，以证明我们真的是由泥土变成的。看到这个证据后，我大为吃惊，接受了这个观点——用我后来听到的一句话说就是“生命最终要复归自然”。因此，我走进厨房看到的女人真的是命运女神，就像在童年时期，每当我感觉饥饿的时候，走进厨房，都会看见我的母亲坐在火炉旁，让我等饭好了才能吃。现在说说汤圆（knodel）吧！它使我想起我大学的一位老师——教过我组织学知识（比如表皮知识），曾经指控一个叫克诺德（Knodl，意思是“汤圆”）的人剽窃（plagiarizing）他的作品。剽窃（plagiarism）是指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个词显然引发了梦的第二部分，即我被当作演讲厅里的偷衣贼。我写下“剽窃”这个词的时候，没有经过思考，它是自动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我现在觉得，它肯定属于隐梦，并且在显梦的不同部分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下面的联想链：贝娜姬（Pelagie）——剽窃（plagiarism）——横口鱼（plagiostomi）/鲨鱼（sharks）——鱼鳔（fish-bladder），将旧小说与克诺德事件和大衣（德文Uberzieher：有套衫、大衣、避孕套的意思）联系起来，这明显地涉及与性技术有关的工具。无疑，这原本是一个非常牵强且不合理的联想，如果不是因为梦的工作，我在清醒生活中绝对不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然而，似乎有必要建立一种无所谓神圣的强制性联系。布吕克（Brucke，意思为桥梁）这个受人爱戴的名字，让我想起我在学生时代上的那所学院，那时候无欲无求、无忧无虑——“匍匐在那智慧的胸膛（Brüsten），你每天都会获得无尽的欢畅”，这与梦中折磨（德文：plagen）我的欲望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我想起我另一位非常可敬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弗莱施尔（Fleischl，德文Fleisch，意思为“肉”），与克诺德一样，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一种食物。我还想起表皮鳞屑引起的令人不快的场景（母亲和女店主）以及精神错乱（小说）和从药房（Kuche，即“厨房”）买来的治疗饥饿的一种药（古柯碱）。

我可以沿着这条复杂的思想链继续探索下去，对梦的所有部分做出解释。但是我必须停止，因为那将涉及我的个人隐私。因此，我只选取其中一个线索，它足以揭示纷繁思想中的一个梦念。那个阻止我穿大衣的尖胡须长脸的陌生人，长得很像在斯巴拉多的一个店主，我的妻子曾经在他的店里购买很多土耳其布料。他叫波波维奇（Popovic） ，这是一个有趣的名字。幽默作家斯特顿海姆（Stettenheim）曾经对此做过一次评论：“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红着脸跟我握手。”我发现我又一次滥用了别人的名字，比如以上的贝娜姬、克诺德、布吕克、弗莱施尔。毫无疑问，用别人名字开玩笑是儿童时期的一种恶作剧。但是如果我沉溺于其中，我会自作自受，因为我的名字也容易成为别人开玩笑的对象。歌德曾经说过人们对自己的名字很敏感，正如我们对皮肤的感受一样。他说赫尔德曾经用他的名字（Goethe）写过一首诗：

你是神仙（Gottern）的后代，

野蛮人（Gothen）的后代，

或是泥土（Kote）的后代。

你具备如神般的形象，

但终将归于尘土。

我意识到，转移到滥用名字的话题上面只是为了抱怨。但是我必须就此停止……我妻子在斯巴拉多的购物使我想起在卡塔罗的一次经历，我当时过于谨慎，错过了一笔交易的大好机会（参见上文提及的错过抚摸乳母乳房的机会）。由饥饿的感觉引起的一个梦念是：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即使我们犯点小错也无妨，我们不应丧失任何机会，因为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因为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可能含有性的意义，还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欲望不能防止犯错，所以有理由害怕审查作用，并且将自身藏于梦中。因此，各种对立的想法在梦中自由表达：做梦者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的记忆、各种受到阻碍的思想、甚至对令人厌恶的性惩罚的威胁，都会出现在梦中。

2.第二个梦需要更长的前言：

我开车前往西站，要去奥塞湖度假。我到月台时，更早开往伊希尔的火车尚未出发。我在那里看到图恩伯爵，他又要去伊希尔觐见皇帝。尽管下雨，他还是乘坐一辆敞篷马车过来。他直接从区间车入口处进来，门口的检票员不认识他，让他出示火车票，但他未做任何解释地推开检票员。开往伊希尔的火车出发后，我被要求离开月台，回到候车室。在我再三恳求下，我才被允许留在月台。在那段时间内，我观察是否有人行贿以获得保留的车厢，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打算表示抗议，要求享受同等待遇。同时，我一直哼着一首歌，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唱的是《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的咏叹调：

如果我的伯爵大人想跳舞，想跳舞，

那就让他尽情地跳吧，跳吧，

我愿意为他伴奏一曲。

（可能别人听不出来这个曲调。）那天整晚我很烦躁，想与人争吵。我不停取笑侍者和车夫——希望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各种大胆的和革命的想法涌入我的脑海，比如费加罗的台词、我在法兰西喜剧院观看的博马舍的喜剧、那些自认为生来不平凡的人的言论以及阿玛维瓦伯爵想要对苏珊娜行使的领主权等。我还想到，怀有恶意的反对派记者拿图恩伯爵的名字开的玩笑——称他为“无所事事的伯爵 ”。我真的没有嫉妒他，他正在诚惶诚恐地觐见皇帝。而我正在度假，我才是真正的无所事事呢。我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假期娱乐计划。这时，一位我认识的绅士来到月台。他是一名政府医务监考官。因为工作能力强，获得了“政府共枕者”的雅号。他利用自己的官员地位，要求售票员以半价卖给他头等车厢的座位。我听到一个售票员对另一个说：“我们把这位半价头等车厢的先生安置在哪儿呢？”我想，这真是典型的因公徇私！我买头等车厢，就要付全价。事实上我已经得到了一个车厢，但不是套间，所以我晚上不能上厕所。我对售票员抱怨了此事，可是徒劳无果，所以我报复地建议他们至少应该在这个车厢的地板上打一个洞，以便乘客不时之需。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我因为尿急醒来，醒来之前做了下面的梦：

一群人参加学生集会……一位伯爵（图恩［Thun］或塔弗［Taaffe］）正在演讲。大家让他谈谈对德国人的看法，他态度傲慢地说他们最喜欢的花是款冬。然后他把一片撕破的叶子——准确地说是一片皱巴巴的干叶子——插进他的纽扣孔里。我跳起来，然后又跳了一次。我对自己这样的态度感到惊讶。然后，梦变得模糊：我仿佛来到一个门厅（Aula），出口处挤满了人，但我必须逃走。我穿过一排华丽的房间，这些显然是部长级的套间，设有棕色和紫色的家具。最后我来到一个走廊，那里坐着一个管家——一位年长的胖女人。我不想和她说话，但她显然认为我有权走这条道，因为她问我是否需要她提灯引路。我用手势向她表明或者说告诉她，让她留在楼梯口。我觉得自己非常聪明，因为我避开了检查。我下了楼梯，看见一条狭窄、陡峭、向上的小路，我沿着这条小路向上走。

梦又变得模糊：似乎我的第二个任务是逃出这座城市，就像刚才逃出那栋大楼一样。我坐在一辆出租马车里，让车夫送我去火车站。车夫似乎累坏了，抱怨了几句。然后我说：“我不能和你一起在铁路上赶车。”可是，似乎我们已经在通常只有火车通行的铁路上赶了一段距离了。火车站很拥挤，我思考着应该去克雷姆斯还是泽奈姆。但是我想到皇室会去那里，所以决定去格拉茨这样的地方。我坐在火车车厢里，仿佛坐在有轨电车里。我的纽扣孔内有一个长长的辫状物，上面有一种用硬料子做的紫棕色紫罗兰，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然后梦中断了。

我再一次来到火车站，这次有一位年长的绅士陪着我。我想到一个不会被人认出来的计划，后来看到这个计划已在执行，仿佛思考和体验是同一件事。他装成瞎子，至少瞎了一只眼。我递给他一个男用玻璃尿壶（这一定是在城里买的或者带来的）。于是我现在是护理人员，因为他是瞎子，所以我要把尿壶递给他。如果售票员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他一定不会注意，对我们放行。现在老人的姿态和排尿器官发生了变形。接着我因为尿意而醒来。

整个梦仿佛是一种幻想，将我带回到1848年的革命时代。1898年五十周年纪念会和去瓦豪的短程旅行唤醒我对那一年的记忆。在瓦豪，我参观了学生领袖费肖夫的隐居地埃默斯多夫（Emmersdorf）。接着我的联想又将我带到英格兰，将我带到我兄弟的住所。他过去常常用坦尼森爵士的一首诗的诗名“五十年前”逗弄妻子，他的孩子们往往把它纠正为“十五年前”。这个幻想是由看见图恩伯爵引发的，这就像意大利式教堂的正面和背面结构没有有机联系一样。不过与教堂正面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幻想充满缺口，杂乱无章，暴露出许多内部结构的缺陷。梦的第一个情景由许多场景组成，我可以对它们进行剖析。梦中伯爵的傲慢态度来源于我十五岁时在学校看到的一个场景。当时我们策划了一个惩治一位不受欢迎的老师的计谋，这场计谋的核心人物是我们的一位同学，他将英王亨利八世视为榜样。他把这场计谋的领导权交给我，并且将围绕多瑙河对奥地利的重要性的讨论作为公开反抗的信号。我们当中有一位成员是唯一的贵族学生，因为个子太高，被大家称为“长颈鹿”。受到德文教授的严厉责备时，他笔直地站着，就像梦中的伯爵一样。至于最喜欢的花和插在纽扣孔里的花（让我想起在同一天我送给一位朋友的兰花和一种耶利哥玫瑰），它们让我想到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描绘的红白玫瑰战争的开始；这段回忆是由刚刚提到的亨利八世引起的。现在，就可以由玫瑰联想到红白康乃馨。有两段小诗，一段为德文，另一段为西班牙文，巧妙地进入分析：

玫瑰，郁金香，康乃馨，

它们都会凋零。

小伊莎贝拉，

请不要为凋谢的花儿哭泣。

在《费加罗的婚礼》中，也有第二段西班牙文诗。在维也纳，白色康乃馨象征反犹太主义者，红色康乃馨象征社会民主党人。这使我想起我在美丽的萨克森州（参见盎格鲁一萨克逊）乘火车旅行时遇到的一次反犹太运动。引发梦的第一个情景的第三个场景起源于我早期的学生时代。当时一个德国学生俱乐部举行了一场围绕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辩论。那时候我还是个毛头小子，信仰唯物主义，我提出了一个极端片面的观点。一位睿智的高年级学生站了起来——那时候他已经显露出出色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另外，他的名字是一种动物的名称）。他狠狠地训斥了我们，还说他年轻时也养过猪，后来悔悟才回到父亲家里。我跳了起来（如同梦中一样），粗鲁地反驳道，既然已经知道他养过猪，那么我对于他刚才说话的语调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在梦中，我对自己的德国民族主义情感感到惊讶。）我的话引起一阵骚动，几乎所有人都要我收回所说的话，但是我坚决不肯。受我侮辱的那位学生相当明智，没有把我的话当成挑衅，这件事才到此为止。

梦中这个场景的其余元素的起源更遥远。伯爵提到的款冬是什么意思呢？为了找到答案，我必须进行一连串的联想：款冬［德文Huflattich，英译为hoof lettuce（蹄形莴苣）］——莴苣（lettuce）——沙拉（salad）——尸位素餐（德文Salathund）。我还发掘出一些侮辱性名词的联想：长颈鹿（Gir-affe，德文中Affe的意思是猿猴）——猪、母猪、狗；我甚至推断出“驴”来侮辱一位大学教授。此外，我能把款冬（Huflattich）译成法文蒲公英（pisse-en-lit），不过我不知道是否正确；这个想法是从左拉的小说《萌芽》中获得的，书中一个小男孩被要求带一些蒲公英沙拉。狗的法文是chien——这使我想起发音近似的、代表身体较大功能的词chier（“大便”），以及代表较小功能的词pisser（“小便”）。接着想到我还要收集一些关于三种物理状态（固体、液体、气体）的不雅例子。因为在《萌芽》这本书中，它讨论了未来革命，其中有一段描写了一场非常特殊的争论，涉及到气体排泄物——即屁的产生。现在我才明白，通向“屁”的道路早已铺设好：从花开始，接着是西班牙小诗《伊莎贝拉》，到《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亨利八世，与西班牙无敌舰队斗争的英国历史，以及在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败后，英国人在一枚勋章上刻上“他把它们吹得溃不成军（Flavit et dissipati sunt）”——因为是暴风雨吹垮了西班牙舰队。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如果我要对癔症的概念和治疗做详细介绍，我就用这句话作为谈论“治疗”那一章的标题。

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在最初就是相反且互补的，最终变成了对抗。

由于审查作用的缘故，我无法对梦的第二个场景进行详细的解释。在这个场景中，我幻想自己是革命时期的一个杰出的绅士，有一段与鹰（德文：Adler）有关的冒险经历，并且据说遭受大小便失禁的痛苦，等等。尽管这个故事的大部分内容是由一位宫廷枢密官（consiliarizis aulicus）讲述的，我认为这方面仍然无法合理地通过审查作用。梦中的那套房间（rooms）源于我曾有幸看见过的那位大人物的私人马车。但是房间（德文是Zimmer）在梦中常常指的是妇女（Frauenzimmer）。管家暗指一位风趣的老妇人，在她那里我受到友好的招待并且听到很多好听的故事，但是我却忘恩负义地对待了她。灯的事件暗指格里帕泽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关于希罗和黎安德的一段优美故事，故事名为《情海波涛》，由此联想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和风暴。

我不准备详细分析梦的剩余两段内容，我只选择与我童年的两个场景有关的那些元素进行分析。读者可以认为是性材料使我压抑，但这个解释未必完全正确。每个人都有很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秘密，但对自己绝对不会隐瞒。现在要解决的不是我为什么要隐瞒真相，而是有些梦的内容甚至对我自己都要隐瞒，这种内部审查的动机是什么。至此，我必须承认，通过分析这个梦的三段内容，表明它们都是不切实际的吹嘘、荒诞的自夸，是由于在清醒生活中被长期压制导致的结果，甚至有一些内容出现在显梦中（“我觉得我是个狡猾的家伙”），这也表明我在做梦的当晚精力充沛。

梦中充满各种吹嘘。比如提到格拉茨，说了这么一句话：“格拉茨值几个钱！”这句话是当一个人感觉非常富裕时习惯用的表达。读者如果记得伟大的拉伯雷对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父子的生平事迹的独特描述，就一定能够理解梦中第一段内容显露的狂妄自大了。下面要叙述的是我已经提及的两个童年场景的相关材料。为了旅行，我买了一个新的行李箱，箱子的颜色是棕紫色。这个颜色在梦中出现过很多次：一种少女饰品上面用一块硬布制成的棕紫色紫罗兰，还有部长级套间的家具。我们知道，儿童一般认为新的东西吸引人。我曾经听人讲过一件我小时候的事情，而我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已被我对这个故事的记忆所替代。听说我两岁的时候还偶尔尿床，受到责备时，就会安慰父亲说，以后我会在N（最近的大城镇）给他买一张漂亮的红色新床。因此，梦中的“这一定是在城里买的或者带来的”这句插话的来源就找到了；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遵守诺言。（此外我们应该注意，男用尿壶和女用行李箱之间的联系。）我的这个诺言完全表现出童年时期我的狂妄自大。梦中小便困难的意义，已经通过另一个梦得到了解释（参见第五章）。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已经让我们了解尿床与野心的性格特征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我清楚地记得七八岁时的一件家庭琐事。有一天晚上，在上床之前，我无视家规，非要到父母的房间睡觉，父亲责备我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没有出息。”这句话一定对我的野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场景在我的梦中多次出现，而且总是与我的各种成就和成功同时出现，我好像是在说：“你看，我是有出息的。”这个情景为梦的最后一个情节提供了材料，不过梦中的角色发生了调换，这当然是为了报复。梦中的老人（显然是我的父亲，因为一只瞎眼暗指我父亲的青光眼）在我面前小便，正如我小时候在他面前小便一样。而青光眼让我想到了古柯碱，它在我父亲的手术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好像我这样就是遵守了诺言。我还嘲笑了我的父亲，因为他瞎了，我一定要把尿壶递给他——这也是一个暗喻，表明我发现了癔症理论，并且引以为豪。

如果根据我的理论，我童年的两次小便场景都与雄心壮志有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两个场景在我去奥塞湖旅行时出现，主要是由于我的车厢没有厕所以及我不得不做好旅途中无处方便的准备这一偶然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因为这种生理需求而醒来。我想，一定有人认为这种生理感觉是做梦的真正诱因。可是我宁愿采取另一种观点，即梦念引发了小便的欲望。对我来说，睡眠受到生理需求的干扰是不常见，尤其像这次我在凌晨2点45分因为尿意醒来，更是非常罕见。另外，我在其他更为舒适的旅途中，很早醒来时也几乎从未有过尿急的感觉。不管怎样，我要暂且搁置这个话题。

根据我的释梦经验，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便是第一眼看上去容易解释的梦，它的思想链也可以追溯至最早的童年时期，因为梦的来源和愿望的刺激物都是容易识别的。所以我不得不问自己，这个特征是否构成做梦的必要条件。如果这是普遍的特征，我就要说，每一个梦的显意都与最近的经历有关，而其隐意都与最早期的经历有关。事实上，我对癔症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些最早期的经历至今保持不变。但是要证明这个推测是非常困难的。在下文中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探讨我们最早的童年经历在梦的形成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见第七章）。

在本章开始列举的梦中记忆的三个特征中，其中一个是梦内容偏爱无关紧要的材料，这一点已经通过揭示梦的伪装得到了满意的解释。我们已经证实其余两个特征的存在，即梦强调最近的材料和幼儿期的材料，但是我们还不能从梦的动机的角度解释它们。所以我们还需要从其他角度对这两个特征进行解释评价——可以从睡眠状态的心理学中寻找突破，或者从以后对精神装置的结构的讨论中寻找。不过只有等我们意识到释梦就像打开一个可以窥视精神装置内部的洞口一样才能实现。

但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从对后面几个梦的分析中得出的另一推论：梦通常有不止一种意义。正如我们所举的例子表明，梦不仅满足几个愿望，而且梦的意义或愿望的满足可以重叠，最深层的愿望可追溯至最早的童年时期。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将这段开头的“通常”换成“一定”，是不是更正确呢？

三、梦的躯体来源

如果我们要让一个有文化的外行人对梦的问题产生兴趣，并且为此问他什么是梦的来源，那么我们通常发现他至少有信心回答这个问题。他会立即想到，梦形成的来源有消化不良或消化障碍（“梦来自于胃”）、身体偶然采取的姿势或者睡眠中发生的琐事等等。他似乎从未怀疑，即便所有这些因素被考虑在内，还有其他因素有待解释。

在本书第一章，我们已经详细探讨过科学家们关于躯体刺激在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所以在此只需回顾一下探讨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躯体刺激来源共有三种：由外部对象产生的客观感官刺激；仅仅具有主观根据的感官的内部兴奋状态；躯体内部产生的躯体刺激。我们还注意到，这些作者不重视与躯体刺激同时作用的精神来源，或者干脆将它们排除在外。在比较关于躯体刺激来源的主张之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感官的客观兴奋（包括睡眠中发生的偶然刺激）的重要性，已经通过实验得到证实；主观感官刺激的作用可以通过梦中再现的入睡前的感官意象而得到证明；尽管已被广泛接受的梦意象和观念与内部躯体刺激的关系还无法得到证明，但是消化、排尿和性器官的兴奋状态对梦会产生影响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和证实。

因此，神经刺激和躯体刺激被认为是梦在解剖学上的来源。甚至很多作者认为它们是梦的唯一来源。

但是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质疑的不是该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其充分性。

无论该理论的支持者多么坚信它的事实依据——尤其是关于偶然的和外部的神经刺激，因为它们在梦内容中可以非常容易地被识别出来——他们几乎都承认，梦的丰富内容不可能全都来源于外部的神经刺激。为此，玛丽·惠顿·卡尔金斯小姐对自己的梦以及另一个人的梦进行了为期六个星期的考查，发现外部感官知觉元素的比例分别只占13.2%和6.7%。在她收集的梦例中，只有两个来源于机体感觉。这些数据证明我之前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产生的怀疑是合理的。

也有很多人建议将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和其他形式的梦区分开来。对于前者，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例如，施皮塔将梦分为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和源于联想的梦。但是显然这种区分是不令人满意的，除非梦的躯体来源及其观念内容之间的联系得到明确。

除了第一种反对意见——即外部刺激来源不常见，还存在第二种反对意见——即利用这种来源来解释梦的理由不够充分。该理论的支持者需要解释两点：第一，为什么外部来源在梦中的真实性质不被识别，且经常被误解？第二，为什么感知的心灵对这些被误解的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如此多变？斯顿培尔曾经针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他认为心灵在睡眠时脱离了外部世界，从而无法对客观的感官刺激做出正确解释，而且不得不根据来自多方面的不确定的刺激构建错觉。用他的话说：“在睡眠中，由于外部或内部的神经刺激，一种感觉、感觉的复合物或任何一种精神过程会在心灵中产生，且被心灵所感知，这一过程就会从心灵中唤醒属于清醒经验范围内的知觉意象，也就是说，唤醒未加修饰的或者具有精神价值的早期知觉。这一过程仿佛收集了或多或少的这类意象，于是，来自神经刺激的印象就获得了精神价值。因此我们有如在清醒状态下一样，心灵能够对睡眠中神经刺激造成的印象进行解释。我们把这种解释的结果称为源于神经刺激的梦，也就是说，梦的成分取决于神经刺激依据再现规律对心灵产生的精神效果。”

在所有关键之处，冯特的观点与这个学说基本相同。他认为无论如何，梦中出现的观念大多来源于感官刺激，尤其是总体感觉刺激，因而这些观念大多是虚幻的错觉，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纯粹记忆观念因为强化而变成幻觉。为了阐述从这个理论得出的梦内容与梦刺激之间的关系，斯顿培尔进行了恰当的比喻。他说：“就像不懂音乐的人用十指在乐器的键盘上拨弄。”根据他的观点，梦不是源于精神动机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生理刺激的结果，由于生理刺激产生作用的机制找不到其他表达方式，这种生理刺激就通过精神症状表达出来。迈纳特（Meynert）曾经基于类似的假设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以解释强迫观念：“就像钟面上最为突出的是数字一样。”

无论梦的躯体刺激理论多么流行，也无论这个理论多么具有吸引力，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梦的每一种躯体刺激，如果需要睡眠中的精神装置依靠形成幻觉对梦进行解释，都会产生无数的解释意图——可能在梦内容中表现为大量的不同观念。但是斯顿培尔和冯特的理论不能指出任何动机可以控制外部刺激与为了解释目的选择的梦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理论不能解释利普斯（Lipps）描述的刺激“在其创造性活动中经常做出的独特选择”。还有的反对意见是针对错觉理论依据的基本假设，即睡眠的心灵无法识别客观感官刺激的真正性质。生理学家布达赫认为，即便在睡眠中，心灵也完全能够对接收的感观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并且根据正确的解释做出反应。因为他证实了对于睡眠者来说，似乎重要的感官印象不会像其他印象一样被睡眠的心灵所忽视（比如那个乳母和小孩的例子），而且与无关紧要的听觉印象相比，睡眠者更容易被自己的名字唤醒。所有这些都表明，心灵在睡眠中也能对感觉进行区分。布达赫从这些观察结果中推断，在睡眠状态下心灵不是不能解释感官刺激，而是对这些刺激没有产生足够的兴趣。布达赫于1830年提出的这个论断，于1883年被利普斯原封不动地引用到自己的作品中，目的都是为了反驳躯体刺激理论。根据这个论断，心灵似乎就像一则笑话中的睡眠者。那则笑话是这样的——有个人问睡眠者：“你睡着了吗？”他回答：“没有。”但当那个人说：“那借我10弗罗林吧。”他为了找借口说：“我睡着了。”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梦的躯体刺激理论是不充分的。首先，观察表明，虽然我们开始做梦的时候，外部刺激进入梦的内容中，但是外部刺激不一定会引起梦。例如，我睡觉时感受到接触或压力刺激，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我们可能对它置之不理，但在醒来后却会发现腿露在外面，或者手臂压在身体下方。病理学提供了大量的例子，表明一些强烈的感官刺激和运动刺激在睡眠时并不发挥作用。其次，我们在睡眠中可能感知到某种感觉——仿佛是通过睡眠感知到这种感觉，正如在睡眠中感知到疼痛刺激一样，但是我们没有把这种疼痛编织进我们的梦中。第三，我们可能因为某种刺激而醒来，以避免这种刺激。第四，有一种可能是神经刺激引起的梦。但是也有其他可能性，至少与最后一种可能性的概率差不多。然而，除了躯体刺激来源，如果没有做梦的动机，梦是不会发生的。

对于以上梦的躯体刺激来源理论存在的缺陷，施尔纳以及认同施尔纳观点的哲学家沃克特也做出过评价。他们力图从躯体刺激所形成的色彩缤纷的意象中更精确地确定精神活动的性质，并且认为梦的本质问题属于心理学领域，且做梦是一种精神活动。施尔纳不仅对梦的形成过程中呈现的精神特征进行了生动、诗意的描述，而且认为自己发现了心灵应对当前刺激的原则。施尔纳认为，当幻想摆脱了白天的束缚，梦就会力图以象征的形式再现产生刺激的器官的性质。于是，他提供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作为释梦的指导用书。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梦意象推断出躯体感觉、器官的状态以及刺激的性质。“因此，猫的意象代表坏脾气，光滑浅色的面包的意象代表裸体。在梦的幻想中，人的整体被幻想为一栋房子，人体的各个器官被幻想为房子的各个部分。在牙疼的梦中，拱形门厅代表口腔，下降的楼梯代表从咽喉到食道的部位。在头痛的梦中，蟾蜍一样的蜘蛛爬满了天花板，而天花板代表的是头顶。”“很多不同的象征物在梦中被用来代表同一个器官：因此，熊熊燃烧的火炉用以象征呼吸的肺，空盒子或空篮子用以象征心脏，圆形袋状物或中空的物体用以象征膀胱。特别重要的是，梦结束时，产生刺激的器官或者其功能通常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而且通常表现在做梦者的身体上。因此，牙疼的梦一般以做梦者从自己嘴里拔掉一颗牙齿而结束。”这种梦的解释理论尚未受到其他作者们的青睐，因为这一理论的特点是过于夸张。因此，我认为，施尔纳的读者很难接受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理论涉及到象征主义——自古代就采用过的一种方法，唯一的区别是它的解释范围仅限于人体。由于缺乏科学上可理解的解释方法，施尔纳的理论的应用性一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解释的任意性似乎不可避免，尤其是因为相同的刺激在梦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象征符号表现出来。因此，即便是施尔纳的追随者沃克特也无法证实一座房子必定代表身体。另一种反对意见是，梦是心灵一种无目的、无用的活动；因为根据我们在讨论的这个理论，心灵满足于用受到的刺激形成幻想，完全看不出想消除刺激的任何迹象。

施尔纳的躯体刺激象征化理论还面临另一种强烈的反对意见。既然这些躯体刺激一直存在，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心灵在睡眠时比在清醒时更容易感受到刺激，为什么心灵不整夜做梦，为什么心灵不是夜夜都梦到所有器官？为了反驳这个意见，就必须提出一个假设，即为了引发梦的活动，必须依靠眼睛、耳朵、牙齿、肠等器官产生的特殊兴奋作用。但是难以证明的是，这类刺激的增加是客观的；只有在极少数梦例中才有可能证明这点。如果飞翔的梦是肺叶张翕的象征，那么要么可以说明这类梦出现的频率更高——正如斯顿培尔指出的，要么可以说明呼吸活动在梦中更加活跃。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也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即某些特殊动机时不时地发挥作用，将做梦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持续存在的内脏感觉上面。但是这种可能性超出了施尔纳的理论范围。

施尔纳和沃克特的研究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注意到梦内容的诸多特征，这些特征有待解释，而且很有可能带来新的发现。毫无疑问，身体器官和功能的象征会出现在梦中。例如，梦中的水往往代表排尿的欲望，直立的棍子或柱子代表男性生殖器等等。与乏味的梦相比，那些充满活力和五彩缤纷的梦很难不被我们解释为“视觉刺激引发的梦”。对于包含噪音和嘈杂话语声的梦，我们也很难否认错觉起到的作用。施尔纳曾经做过一个梦：两排帅气的男孩面对面坐在桥上，在互相攻击之后各自回到原位，最后做梦者梦到自己坐在桥上，从下颚拔出一颗长长的牙齿。沃克特也做过一个类似的梦，他梦见了两排抽屉，最后也是以做梦者拔掉一个牙齿而结束。这两位作者都叙述了大量的此类梦例，因此我们不能在探索过其中可能包含的真理前就断定施尔纳的理论无意义。这样一来，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为牙齿刺激的象征化寻找解释。

在讨论躯体来源理论的过程中，我一直避免运用自己的释梦论点。如果可以利用一种其他梦的研究者没有采用过的方法，证明梦具有一种精神活动的内在价值，证明愿望是梦的动机，以及前一天的经历提供了最直接的梦材料，那么任何其他梦理论，只要忽视了这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将梦视为对躯体刺激的一种无用、费解的精神反应，都可以无需对其进行批判而直接予以否定。否则就会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梦——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中一种是我观察的梦，另一种是早期研究者们观察的梦。因此，我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梦理论中为梦来源于躯体刺激这个说法所依据的事实寻找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梦在一种强制的力量下将同时存在的所有刺激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见第五章）。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前一天遗留下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历能在心灵中留下印象，由这些经历产生的愿望就会结合形成一个梦；同样的，只要具备精神价值的印象和前一天无关紧要的经历之间建立了连接的观念，它们就可以结合成为梦的材料。因此，梦似乎是对睡眠心灵中同时存在的事物的一种反应。根据我们已分析的梦材料，我们发现梦材料是精神残余和记忆痕迹的集合，我们不得不赋予（由于对最近的材料和幼儿期材料的偏爱）它们一种至今无法确定的“当前的心理活动”的性质。这样我们就不难预测，如果新的材料以感觉的形式在睡眠中加入了当前活动的记忆，会产生什么样的梦。这些刺激是当前的，所以再次说明了它们对于梦的重要性，它们与其他当前活动着的精神材料相结合，从而为梦的形成提供材料。换句话说，在睡眠中出现的刺激与我们熟悉的白天的精神残余相结合，共同完成愿望的实现。但是这种结合不是必然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于睡眠中受到的躯体刺激的反应可能不止一种。结合确实发生之后，就意味着概念性材料可能充当了梦内容，这种梦可以表现出两种来源：躯体来源和精神来源。

梦的本质不会因为躯体材料加入到精神来源中而发生改变。无论在当前活跃材料的影响下，愿望的实现会以哪种方式表现出来，梦都是愿望的实现。

在这里我要对几个特征进行讨论，因为它们会改变外部刺激对梦的重要性。我认为个人生理因素和偶然因素在某一刻的结合，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睡眠中受到强烈客观刺激时做出的反应。睡眠的深度（无论是习惯性的还是偶尔的）加上刺激的强度，可能会使一个人压制刺激而继续入睡，也可能迫使一个人醒来，也可能使一个人为了抑制刺激将刺激编织进梦的内容中。由于情况的多样性，外部客观刺激在不同人的身上表现的次数会有所不同。以我为例，我是一个深度睡眠者，在睡眠中能够顽强抵抗任何干扰，所以外部刺激很少进入我的梦中，而精神动机就很容易使我做梦。我只记录了自己一个来源于客观痛苦刺激的梦，分析外部刺激如何对这个梦产生影响大有益处。

我的梦如下：

我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最初有点胆怯、笨拙，似乎我是迫不得已骑上马的。后来我遇见我的同事P，他也在骑马，穿着一身粗花呢制服，但是他笔直地骑在马上。他提醒我注意一件什么事情——可能是让我注意我的骑马姿势。后来我逐渐找到感觉，骑在这匹有灵性的马上，越来越稳，越来越舒适，最后我感到非常自在。我的马鞍是一种垫子，占据了马颈与马臀部之间的所有空间。我在两辆货车之间，试图摆脱它们。在街上骑了一段距离后，我掉过头，准备下马。起初我是想在临街的一座开着门的小教堂前下马，后来实际上是在靠近这座教堂的另一座教堂前下马的。我住的旅馆就在同一条街上，我原本可以骑着马一直到旅馆，但是我宁愿牵着马走到那里，因为我觉得骑马回旅馆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个小厮站在旅馆门口，他递给我一张便条，那张便条是给我的。他拿便条跟我开玩笑，便条上写着“没有吃的”，字下方画了双下划线；还有一句话（不清楚），好像是“没有工作”。同时我脑中出现一个模糊的想法：我仿佛处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在这里我没有工作。

这个梦乍一看不像是起源于某种痛苦刺激的影响或者说压迫。但是前一天，我长了疖子，每一个动作都会让我痛苦不堪，最后在阴囊根部还长了一个苹果大小的疖子，这使我每走一步都异常痛苦。加上发烧引起的疲惫、食欲不振、白天的繁重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勉强可以履行我的医生职责。鉴于我的疾病的性质和部位，骑马是最不适合出现在梦中的活动了。但正是骑马进入了我的梦，这可能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对疾病痛苦的最强烈的否认。事实上，我不会骑马，也从未梦到过骑马。我只有过一次骑马的经历，而且那次马背上还没有马鞍，所以我也没喜欢上骑马。然而在梦中，似乎我的下身没有长疖子，或者不如说，我希望没有长疖子，所以我要骑马。从以上描述来看，马鞍就像是让我安心入睡的膏药，可能就是在它的作用下，我在睡眠的最初几个小时内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然后疼痛的感觉又出现并企图唤醒我，于是梦出现并安慰我说：“继续睡吧，不要醒！你没有长疖子，因为你正骑在马背上。如果你那里长了疖子，你不可能还可以骑马！”梦取得了胜利，疼痛被压制下去，我继续睡去。

但是梦不满足于用一个与我病情不符的观念将我的疖子“敷衍过去”，就像母亲丢失孩子和商人失去财富后产生的幻觉性精神错乱那样。被否定的感觉细节和被用以压制该感觉的意象的细节，都作为梦的一种手段，将当前存在于心灵中的其他材料与梦中情景联系起来，并且让该材料在梦中呈现。我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马的颜色与我最后一次在乡下遇到同事P时他穿的芝麻呢套装的颜色完全相符。之前已经有人警告过我，腌制食品会导致疖子，至少是易于引起糖的堆积，所以与生疖子有关系。我的朋友P自从接替我治疗一位女病人，在我面前就像骑在马上一样耀武扬威。其实我对那位女病人的治疗已经取得效果。但她就像周末骑士故事中的马，随心所欲地驮着我跑。因此，梦中的马是女病人的象征（在梦中，那匹马是有灵性的）。我感到非常自在，是指在P接替我之前我在女病人家中的感觉。城里一位著名医生最近跟我提到这个家庭：“我觉得你在她的家里，就像稳坐马鞍。”我在忍受疼痛的情况下，依旧从事我的精神治疗工作长达八至十个小时，也是一项成就。但是我知道，除非我完全恢复健康，否则是不能再继续如此艰苦的工作了。我在梦中闷闷不乐，实际上暗指如果我的疾病不能治愈我将面临的困境（那张便条的内容就像神经衰弱者对医生所说的那样：不要工作，不要吃东西）。在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我发现梦的活动成功找到一个途径，将想要骑马的情景切换到我在小时候和比我大一岁的侄子（现在住在英格兰）吵架的情景。此外，梦的一些元素取自于我在意大利的旅行：梦中的街道就是根据我对维罗纳和锡耶纳的印象形成的。如果更深入地解释，将会揭示性的梦念。我想起一位从未去过意大利的女病人在梦中说“去意大利”［德文是gen Italien，与德文的Genitalien（“生殖器”）相似］；而且这与我先于朋友P医治的那位女病人的那栋房子有关，还与我长疖子的位置有关。

在另一个梦中，我同样成功抵挡了对我睡眠的干扰——来自感官刺激的干扰。正是通过这个梦，我偶然发现了梦与其偶然刺激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这个梦有所了解。在仲夏的一个早晨，我住在蒂罗尔的一个避暑山庄，我梦到教皇去世而惊醒过来。我不能理解这个简短的、非视觉的梦。我想到这个梦的唯一根据是，不久前我在报纸上得知教皇身体微恙。那天上午，妻子问我：“你早上有没有听到可怕的教堂钟声？”其实我听到了，但我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现在理解了，这个梦是我因为需要睡眠而对虔诚的蒂罗尔人的钟声做出的一种反应。我在梦中创造了虚构的内容对他们施加报复，并且完全不理会那恼人的钟声而继续安心睡觉了。

在前几章中提到的梦中，有几个用来解释所谓的神经刺激。我疯狂喝水的梦就是一个例子，躯体刺激似乎是这个梦的唯一来源，而且由于一种感觉——口渴——而产生的愿望似乎是这个梦的唯一动机。还有其他几个梦和这个梦一样简单，一种躯体刺激就能产生一个愿望。那位在夜晚扔掉冷敷器的女病人的梦，是出于一种愿望而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对痛苦刺激做出的反应；梦中这位病人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疼痛，并且把自己的疼痛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我做的关于命运三女神的梦，显然是一个饥饿梦，但是它将对食物的需求转换成儿童对母亲乳房的渴望，而且用一个天真无邪的愿望掩盖了一个无法公开表达的愿望。我做的关于图恩伯爵的梦，表明了一个偶然的生理需求如何与一个最强烈的、最受压抑的精神冲动联系起来。加尼尔曾经叙述一个梦，说拿破仑一世在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之前，将爆炸声编织进一个战争梦中，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活动在睡眠中干预感觉的真正目的。一位年轻律师，由于专注于初次办理的破产案件，在午睡时做了一个梦，他梦中的表现跟拿破仑一世很相似。梦中，他与因此案刚刚认识的赖希先生在Hussiatyn（与德文husten相似，husten的意思是“咳嗽”）见了面。这个地名一直在吸引他的注意，最终他不堪其扰终于醒来，这才发现妻子因为支气管炎正咳嗽不止。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之前谈过的两个梦例：拿破仑一世（顺便提一下，他也是一个深度睡眠者）的梦，以及那位贪睡的学生的梦。那位学生被女房东提醒应该起床去医院后，继续睡去，他的借口是自己当时已经在医院了，所以不需要起床去医院，因为他梦见自己正躺在医院的床上。这个梦显然是一种方便的梦，这位贪睡的学生坦然承认了做梦的动机，但同时泄露了梦的一个秘密，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梦都是方便的梦，其目的是让做梦者继续睡觉而不是唤醒做梦者。梦是睡眠的守护者，而非睡眠的干扰者。我们将在阐述精神因素的唤醒作用时再次证明这个观点。现在我们可以证明的是，这个观点对客观外部刺激的适用性。心灵要么无视任何强度或任何意义的外部刺激在睡眠中引发的感觉，要么利用梦否认外部刺激。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不得不接受这些刺激，心灵只能寻求对它们的解释，所以将当前的感觉编织进一种期望的情境中，让它们与睡眠和谐共处。将当前的感觉编织入梦的目的是，剥夺感觉的现实性。拿破仑之所以能够继续睡去，是因为他相信企图干扰他睡眠的只是他对阿柯尔战役枪炮声的梦中记忆。

想睡觉的愿望（它使人有意识的自我调整自身以适应这个愿望；它与梦的审查作用以及将在后面提及的“润饰作用”共同构成了自我对梦的贡献）必须始终被视作梦的动机之一，而且每一个成功的梦都是愿望的实现。至于这个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睡眠愿望与从梦中获得满足的其他愿望之间的关系，我将在后面讨论。在睡眠的愿望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动机，可以弥补斯顿培尔和冯特理论的缺陷，并且可以说明对外部刺激所作解释的任意性和反常性。睡眠的心灵完全能够对外部刺激做出正确的解释，但是要基于两个前提——主动的兴趣和睡眠者的清醒。因此，在对外部刺激的所有解释中，只有与睡眠愿望发挥的审查作用相符的解释才会被认可。梦中情境的逻辑可用下面的例子表示：“这是夜莺，而非云雀。”因为如果这是云雀，那么意味着美妙的夜晚就要结束了。在被认可的对外部刺激的解释当中，再次被挑选出来的是与掩藏在内心的愿望冲动最相符的解释。因此，梦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被明确决定的，丝毫不具有任意性。错误的解释并非一种错觉，可以说是一种开脱。我在这里再次指出，梦的审查作用导致移置，从而导致替代，这是一种偏离正常精神过程的表现。

如果外部神经刺激和内部躯体刺激强烈到引起心灵的注意，而且如果它们没有导致唤醒睡眠者而是引起梦，那么它们就构成了梦形成的关键，即梦的核心材料。正如（见上文）在两个精神上的梦刺激之间寻求中介观念一样，从梦材料的核心也可以寻求一种恰当的愿望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许多梦的内容是由躯体因素决定的。甚至在极端的梦例中，当时实际上不存在的愿望也可能会为了形成梦而被唤醒。事实上，梦无非就是愿望在某个情境下的实现。梦面临的任务似乎就是，根据当时活动着的感觉材料探索由此得以实现的愿望。即便这种感觉材料带有痛苦或不愉快的性质，它仍然可用以构成梦。精神生活对于那些在实现时会引起不愉快的愿望也有支配权，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是考虑到两种精神动因的存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审查作用，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矛盾了。

正如我们所知，精神生活中存在一些“被压抑的愿望”，这些愿望属于原发系统，它们的实现受到继发系统的反对。我并非从历史的角度讨论这些曾经存在、后来被放弃的愿望。对精神神经症研究很重要的压抑学说认为，这些被压抑的愿望一直存在，只不过是与将它们压下去的抑制力量共存。从语言学的角度，真相已经得以揭示（suppression，意为“压下去”）。促使这些被压制的愿望实现的精神机制，始终存在并且处于工作状态。如果被压制的愿望得以实现，代表继发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进入意识）的抑制作用就会失败，这种失败的表现是不愉快。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睡眠中不愉快感觉源于躯体因素，那么，尽管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审查作用的影响，梦的活动也会利用这种感觉促使某种被压制的愿望得以实现。

以上原因使一类焦虑梦成为可能，但另一类焦虑梦与愿望理论不符，它们呈现出不同的机制。因为梦中的焦虑很可能具有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它源自精神方面的性兴奋，在这种情况下梦中焦虑与被压抑的力比多是相一致的。于是这种焦虑就像整个焦虑梦一样，具有神经症症状的意义，而我们面临的难题是，究竟梦实现愿望的目标到什么程度会濒临失败。还有另一类焦虑梦，焦虑的感觉来自躯体因素（比如由于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引起呼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帮助被强烈压制的愿望在梦中实现，而如果这些愿望由于精神动机入梦，也可以帮助缓解焦虑。要调和这两种明显矛盾的焦虑梦并不难。这两类焦虑梦都包含两种精神因素：情感倾向和观念内容，这两种因素密切相关，其中一种因素活跃时，在梦中就可以唤起另一种因素。在一种情况下，躯体因素导致的焦虑唤起被压制的观念内容；在另一种情况下，伴有性兴奋的观念内容被释放出来，从而缓解焦虑。至于前一种情况，可以说躯体因素决定的情感得到了精神上的解释；至于后一种情况，虽然整体上是精神上的起源，但被压制的内容很容易被一种与焦虑相符的躯体因素替代。我们在理解上面临的困难与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我们讨论的范围涉及到焦虑的发生和压抑问题。

毫无疑问，处于支配地位的梦的内部机体刺激包括总体的身体感觉。这并不是说它能提供梦内容，而是说它迫使梦念选择在梦内容中呈现的材料——选择适合其性质的材料，放弃其他材料。此外，这种前一天遗留下来的总体感觉，会与对梦具有重要意义的精神残余联系起来。这种感觉在梦中可能不变，也可能变化。因此，如果这种感觉是痛苦的，它也可能变成相反的一面。

当睡眠中的躯体刺激来源，即睡眠中的各种感觉，未达到不寻常的强度时，它们在梦形成中起到的作用就类似于那些最近出现但没有太大意义的印象。我是说，如果它们可以与来自精神来源的观念内容相结合，就有助于梦的形成，反之则不起作用。它们被视为随时可用的便宜材料，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取用。不像那些珍贵的材料，必须通过指定的方式才能获得。举个例子说，一位鉴赏家请一位艺术家将一块罕见的宝石——比如缟玛瑙——做成一件艺术品，那么艺术家需要根据宝石的形状、颜色、纹理来决定表现何种主题或场景。但是如果需要处理的是大理石、砂岩等常见材料，那么艺术家就可以仅凭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我认为，只有用此比喻才能解释这一事实：一般的躯体刺激提供的梦内容为何没有在每个梦中都出现，且为何没有每晚都出现。

为了阐明上述观点，我要再举一个释梦的例子。有一天，我曾一直思考梦中受到束缚、无法移动、力不从心等感觉的意义。这些感觉经常出现在梦中，与焦虑的感觉非常相似。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衣衫不整，正从楼下往楼上走，上楼时我一步三个台阶，这种健步如飞的感觉让我非常高兴。突然，我看见一个女仆下楼朝我走来，我觉得非常尴尬，想立刻逃走。但我有种受到束缚的感觉：感觉双脚被粘在楼梯上，无法移动。

分析：这个梦中的情景来源于现实生活。在维也纳，我住的房子有两层，只有一个公用楼梯将两层相连。我的诊室和书房在楼下，起居室在楼上。每天晚上我在楼下工作到深夜，然后到楼上的卧室休息。做梦的当晚，我确实衣衫不整地走过这段短短的路程——我脱下了硬领、领带和硬袖。但在梦中我穿得更少。我习惯上楼时一步迈两三节楼梯；我在梦中上楼时步履轻盈，说明我的心脏非常健康，所以这在梦中是一种愿望的实现。我上楼的方式与后来受到束缚的感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也无需证明，梦可以毫不费力地展现自然流畅的动作（比如飞翔的梦）。

但是梦中，我走的楼梯并非我自己家的楼梯。起初我辨认不出，等看到下楼的人后，我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梦中的女仆是我一位女病人的女仆。我每天都去这位女病人的家中两次，给她进行皮下注射。梦中的楼梯就是她家里我每天都要上下两次的楼梯。

为何这个楼梯和这位女仆进入了我的梦呢？我因为衣衫不整而感到尴尬，这无疑与性相关。但那位女仆比我年纪大，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想到了答案：我每天早晨去这位女病人的家时，上楼时总有清清喉咙的欲望，于是我就把痰吐到楼梯上，因为她家没有痰盂，所以我认为如果楼梯不能保持干净，问题不在我，而在于她家里没有痰盂。她家的女管家也是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妇人，格外注重清洁，对我颇有微词。她常常偷偷观察我是否弄脏楼梯，如果发现我又弄脏楼梯，就会斥责我。接下来的几天里，她见了我都不予理睬。做梦的前一天，女管家的态度因为女仆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和往常一样匆匆忙忙给女病人看完病后，我在前厅遇见这位女仆，她说：“医生，你在进房间之前应该把鞋子擦干净，红地毯又被你踩脏了。”这就是楼梯和女仆出现在我梦中的原因。

我跨级上楼与我在楼梯上吐痰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咽炎和心脏问题都是对抽烟这一恶习的惩罚。因为我吸烟，所以我的管家在清洁问题上也对我有看法。因此，在梦中，我将我的家和女病人的家联系了起来。

等能够解释衣衫不整这种典型的梦之后，我会再对这个梦做进一步解释。现在，我只能根据此梦做出一个暂时的推测：梦中受到束缚的感觉，通常只有在情节需要时才会产生。梦中出现这种感觉，不是因为运动系统在睡眠中出现了问题，而是不久前（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事实），我还能轻快地跳上楼梯。

四、典型的梦

一般而言，如果别人不愿意分享梦内容背后的无意识思想，我们就无法解释别人的梦，这严重制约了释梦方法的实际应用性。任何人在梦中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自由地构建世界，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别人的梦。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梦几乎人人都会做，而且我们通常假设它们具有相同的意义。人们对这些典型的梦格外关注，因为无论做梦者是谁，它们可能有相同的来源。因此，这些梦特别适合帮助我们探索梦的来源。

我们特别期待将释梦方法应用于这些典型的梦，但我们也极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方法对这些材料的适用性还有待验证。在解释典型的梦时，我们往往无法获得在其他情况下有助于我们理解的联想，或者获得的联想是杂乱无章的，不足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应该如何弥补释梦方法的缺陷，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讨论。读者们将明白我为何在本章只阐述以下几种典型的梦，而没有讨论其他的梦。

（一）令人尴尬的裸体梦

有些人梦见自己在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或者衣着暴露却不觉得羞耻。但我们在此要讨论的裸体梦中，做梦者会感到羞耻和尴尬，并且希望逃避或躲避，并且感觉有一股奇怪的力量阻止其逃离现场，让其完全无力改变这种痛苦的情境。只有这些梦才属于典型的梦，否则梦内容的主题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联系，或者因人而异了。这种典型的梦的关键在于，做梦者因为羞耻而感到痛苦，具有躲避的愿望，而且企图通过移动的方式躲避却无法移动。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曾经在梦中有过这样一种尴尬的经历。

这里所说的裸体，其性质和方式通常相当模糊。做梦者可能说：“我穿了内衣”，但这种画面一般都不太清晰。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衣服缺失的场景很模糊，所以对它的描述是选择性的：“我穿了内衣或者衬裙。”一般来说，做梦者的衣着不整没有达到令其羞耻的程度。比如说，对于一个在服兵役的士兵而言，往往以违反规定的穿着方式代替裸体。他的梦可能是：“我走在大街上，没有佩戴军刀，这时，几个军官朝我走来”，或者“我没有系领带”，或者“我穿着花格便裤”等等。

通常是在陌生人的面前，人们才会感到羞耻，且陌生人的外貌是模糊的。在典型的梦中，令做梦者羞耻的这种衣着不整绝对不会引起别人的责备或注意。旁观者都会采取冷漠的态度，或者，正如我在一个特别清晰的梦中观察的那样，他们的表情僵硬、严肃。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做梦者的尴尬和旁观者的冷漠，构成了梦中常见的一种矛盾。如果陌生人对此表达出吃惊、嘲笑或者愤怒的态度，那显然更符合做梦者的心情。我认为，旁观者本应采取的态度被愿望的实现所取代，但做梦者的尴尬由于某种原因被保留下来，导致梦的两个成分之间不协调。对于这种为了实现愿望而进行了部分伪装的梦，我们无法充分理解。对此有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安徒生正是基于这类题材写出了家喻户晓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最近弗尔达在其童话剧《吉祥物》中对此作了诗意的表达。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中，两个骗子为皇帝编织了一件昂贵的长袍，而且声称只有善良诚实的人才能看见这件衣服，于是皇帝穿着这件“隐形的”衣服走了出去。人们害怕这件衣服是一块试金石，都假装看不见皇帝赤身裸体。

梦中的情境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假设，不可理解的梦内容提供了创造裸体状态的动机，让存在于记忆中的情境变得有意义。因此，这种情境被剥夺了原来的意义，服务于新奇的用途。我们将发现，第二精神系统有意识的活动经常以这种方式曲解梦的内容，这种曲解被认为是决定梦最终形式的因素之一。此外，这种曲解——当然是指发生在相同的精神人格内，对于强迫观念和恐惧症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甚至能够指出释梦的材料从何而来。骗子是梦，皇帝是做梦者；梦的道德观揭示了模糊的事实，即隐梦——被禁止的愿望，即压抑的牺牲品。在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这类梦的基础是做梦者的童年早期的记忆。只有在童年时期，我们才可能会在亲戚或者陌生的保姆、佣人、客人面前衣着不整，并且不会因为裸露而感到羞耻。也有很多年龄更大一些的儿童，不会因为裸露感觉羞耻，反而兴奋地大笑、蹦蹦跳跳、拍打自己的身体。他们的母亲或者在场的其他人会责骂他们：“嘿！太丢人了，不许这样！”

儿童往往有一种展示自己的欲望。我们在乡村经常可以看到两三岁的小孩撩起衬衫或裙子，这也许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我的一位患者至今记得他八岁时的一个场景：脱衣上床后，只穿着衬衣，他想跑进妹妹的卧室，但是被佣人阻止了。在神经症患者的童年时期，在异性儿童面前裸露自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穿衣和脱衣时感觉被人窥视的妄想症，也能追溯至童年的这一类经历；而停留在性欲倒错阶段的人当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冲动发展为一种症状——暴露癖。

回顾童年那个不知羞耻心为何物的时期，我们感觉仿佛童年就是天堂。而天堂其实是我们在童年期的幻想。这就是人类在天堂里可以赤裸却不感到羞耻的原因。一旦有了羞耻和恐惧的意识，人们就会被逐出天堂，于是性生活和文化生活发展起来。每晚，梦都可以带我们回到天堂。我们已经大胆地推测，童年最早期（从出生至三岁末）的印象不会考虑内容如何而只求再现，这种再现就是一种愿望的实现。因此，裸体梦就是一种裸露梦。

裸露梦的核心是做梦者自己的形象（当前的而非儿童期做梦者的形象）和他的衣着不整（由于后来无数衣着不整的记忆的重叠或者由于审查作用的影响，这方面往往表现得模糊不清），以及使做梦者感到羞耻的在场的旁观者的形象。但就我所知，童年裸露时的真正旁观者从未出现在这类梦中，因为梦并非一种简单的回忆。奇怪的是，童年时期让我们产生性兴趣的对象都不会在梦中、癔症中或强迫性神经症中再现；只有在妄想症中，这些旁观者才会再现，尽管看不见他们，但患者确信他们的存在。在梦中，替代旁观者的是一群陌生人，这些陌生人根本不会注意令做梦者尴尬的场面，这正说明了做梦者只想对亲密的人裸露的反愿望。此外，“一群陌生人”在梦中经常是与许多其他方面存在联系的；从反愿望的角度来看，他们总是代表一个秘密。我们甚至会发现，在妄想症中的旧事再现也符合这种反倾向。病人感觉自己不再孤独，并且无疑受到窥视，但旁观者是一群形象模糊的陌生人。

此外，压抑在裸露梦中发挥着一定作用。裸露场景受到审查作用的抑制却仍然成功地呈现于梦中，但由此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这乃是继发系统做出的反应。如果要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唯一的办法是避免裸露场景的重演。

至于受抑制的感觉，我们还会在后文中讨论。在梦中，受抑制的感觉完美地表现出一种意志的冲突，一种否定。我们的无意识目的是促使裸露“前进”，而审查作用的目的是使裸露“结束”。

典型的梦与童话、其他小说以及诗歌之间的联系绝非巧合或偶然。有时候，一些富有洞察力的诗人能分析并识别某种转变过程，而他在这过程中只充当工具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可以将作品追溯至一个梦境。一位朋友让我注意在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中的一段文字：“亲爱的李，我希望你永远不会体验到奥德修斯在瑙西卡及其玩伴面前浑身泥土、赤身裸体的那种尴尬。你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让我们细细分析一下吧。如果你漂泊在外，远离你熟悉的一切；如果你看到、经历很多事；如果你饱经沧桑，孤苦伶仃，那么你一定会在梦中返回家乡，你会看到家乡闪耀在迷人的景色之中，你会看到你熟悉的人朝你走来。但这时你突然意识到自己衣衫褴褛、赤身裸体、满身尘土，一种难以形容的羞耻感和恐惧感向你袭来。你迫切地想要遮掩自己，想要躲起来，终于你满身大汗地惊醒过来。只要人性尚存，漂泊异乡的游子就一定会被这类梦所困扰。荷马正是根据最深刻的人性描绘出这样一个尴尬的情景的。”

诗人之所以在读者心中唤醒最深刻的人性，是因为读者心中存在根植于儿童时期、但已变成陈旧记忆的冲动。自儿童时期被压制和被禁止的愿望，躲在无可非议的愿望背后，进入意识，然后闯入梦中。这就是在瑙西卡的传说中，梦得以具体化但又最终发展为焦虑梦的原因。

我那个匆忙上楼却发现自己的脚被粘到楼梯上而无法移动的梦，也属于裸露梦，因为它具备了这类梦的基本要素。因此，这个梦也一定可以追溯至我的童年经历。了解童年经历能够判断佣人对我的态度（比如，责怪我弄脏了地毯）如何帮她确定了她在我梦中的地位。现在我能提供合理的解释了：人们通过精神分析知道，时间临近性可以解释为材料之间的联系。如果两个显然没有联系的想法相继出现，那么它们就属于有待解释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比如说，我们先写一个a，接着写一个b，我们就要把它们连起来念成“ab”这个音节。梦的解释也是如此，上楼梦属于一个梦的系列，我对这个系列的其他梦非常熟悉，并且已经做出解释。这个系列中的梦必定涉及同一主题。这个系列中其他的梦依据的是我对从我出生到两岁半这段时间照顾我的一位保姆的记忆，对于她的记忆非常模糊并保存在我的意识之中。最近，我的母亲告诉我，这位保姆又老又丑，但是非常聪明、细心。从我做过的关于她的梦中可以推断，她对我不太友善，我没有遵守她的清洁标准时，她对我总是疾言厉色。因为女病人的女仆也在这方面教育我，所以她在梦中成为我的保姆的替身。当然，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尽管保姆非常严厉，但孩子仍然喜欢她。

（二）关于亲人死亡的梦

另一类可以称之为典型的梦是，关于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亲人死亡的梦。这类梦分为两种：一种是做梦者没有感到悲伤；另一种是做梦者悲痛不已，甚至在梦中就伤心落泪。

我们不讨论第一种梦，因为它们算不上典型。如果对它们进行分析，会发现它们的意义是隐藏的——它们隐藏着某种愿望。比如，那个看见姐姐的小儿子躺在棺材里的梦就属于这种梦。这个梦并不意味着她希望小外甥死去，而是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它隐藏了一个愿望，即她希望见到那位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爱人——她曾经在另一个外甥的葬礼上见到了他。这个愿望才是此梦的真实意义，所以做梦者在梦中没有感觉到悲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梦中的情感属于隐梦而非显梦，情感内容未经伪装，而直接呈现于观念内容中。

第二种梦则完全不同。做梦者梦见亲人死去，而且感觉悲伤。这种梦的内容直接揭示了愿望，即希望梦中有关的人死去。我认为，读者以及做过类似梦的人可能会反对这个观点，所以我将竭尽所能提供最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梦，知道梦实现的愿望往往并不是当前的愿望，它们可能是过去的、被放弃的、被埋葬的、被压抑的愿望。因为它们在梦中再现，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依旧存在。它们没有消失，而是像《奥德赛》中的幽灵一样，一旦喝了鲜血就会立即复活。那个躺在“箱子”中的死去的孩子的梦（见第四章），就涉及了一个十五年前的愿望，而且做梦者本人也坦诚那时候确实有过那个愿望。此外，在那个愿望的背后还隐藏了做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这一点对于梦理论也不是毫无意义）：她还是个小孩时（具体时间无法明确），听说母亲在怀她时非常忧郁，非常希望婴儿胎死腹中。做梦者长大并且怀孕后，她只不过效仿了母亲，才做了那样的梦。

如果任何人梦到父母或兄弟姐妹死去，并感到悲痛，我绝不会以此证明做梦者现在希望亲人死去。我的梦理论不会如此极端，它会说明这一点：做梦者在童年某个时刻有过希望亲人死去的愿望。但我仍然担心这个说法不足以安抚反对者，他们也许会竭力否认自己有过这种想法，就像竭力否认现在有这种想法一样。因此，我必须在已有证据的基础上说明隐藏的那部分儿童心理。

我们首先来分析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认定这种关系一定是一种友爱的关系。成年兄弟姐妹之间存在敌意非常平常；我们往往发现这种失和来源于童年时期，并且一直存在。也有很多兄弟姐妹现在互相关怀，但在童年时期互相为敌。年长的孩子欺负年幼的孩子，污蔑他，或者抢夺他的玩具；年幼的孩子敢怒不敢言，既嫉妒又害怕，于是针对这个压迫者第一次产生了争取自由的冲动以及对不公正的抗议情绪。父母抱怨孩子们失和，却无法找到原因。不难发现，我们并不希望乖巧孩子的性格出现在成年人身上。孩子都以自我为中心；当他们有某种迫切需求时，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满足这个需求，尤其会与自己的竞争者（其他小孩，但首先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相争。我们不认为这样的小孩邪恶，只会说他们调皮。从法律上讲，以及在我们的眼里，他们无需为自己的这类恶劣行为负责任。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所说的儿童期内，利他主义的冲动和道德意识会在这个小利己主义者的心中逐渐苏醒，用迈纳特的话说，继发自我将遮盖和抑制原本自我。当然，道德意识并非在所有方面同时发展，儿童“非道德期”的持续时间也因人而异。如果道德意识得不到发展，我们就会称此为“退化”，不过，这实际上很明显是一种受阻的发展。原本自我被继发自我抑制后还会暴露出来，至少在癔症发作中会部分地暴露出来。癔症患者与调皮小孩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与超道德观念呼应，强迫性神经症会因反对蠢蠢欲动的原本自我而过度发展。

很多人现在很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并且会因为他们的离世而悲痛不已，但在他们的梦中可以发现起源于童年时期的无意识敌意愿望仍然存在。观察三四岁或年龄更小的儿童如何对待其弟妹是相当有趣的事情。比如一个一直是独生子的小孩听说一只鹳鸟带来一个婴儿后，他会观察这个新生儿，然后断然说道：“鹳鸟还是最好把它带走吧！”我坚信，儿童能够对新来的竞争者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做出评估。我亲戚家的一个小孩，尽管现在她和比她小四岁的妹妹相处得非常好，但刚得知自己要有妹妹时，她的反应是：“不管怎样，我不会把我的红帽子给她。”如果小孩子要过一段时期才会意识到弟妹与其争夺父母的宠爱，那么他对弟妹的敌意就是在那时候产生的。我知道一个案例，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女孩，曾试图将一个婴儿勒死在摇篮里，原因是她担心这个婴儿的存在会对自己不利。在这段时期，儿童的嫉妒心已经非常明显和强烈。如果小弟弟或小妹妹消失，这个大一点的儿童将感觉自己再次成为家里的焦点。如果鹳鸟再次带来一个小孩，如果家里的宠儿还会自然地希望这个新来者也和前一个遭受相同的命运，他就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吗？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儿童对待弟妹的态度在不同的年龄是有所差别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小女孩将对无助的新生婴儿产生一种母性的本能。

儿童对其兄弟姐妹怀有敌意的现象一定比迟钝的年长者观察到的更普遍。

我自己的孩子的出生时间相隔很短，所以我没机会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观察。但是我有幸观察了我的小外甥。我这个外甥在家里当了十五个月的“独裁者”，他妹妹出生后，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我听说这个小男生对待妹妹非常有骑士风度，会亲亲妹妹的手，也会抚摸她。但是我相信，在他不到两岁时，他就会用新学的语言描述这个多余的妹妹。只要听到有关妹妹的话题，他就会生气地大声哭喊：“太小，太小！”再过几个月，妹妹长大一些，不能再说她太小了，小男生就会找出另一个理由，证明妹妹无需得到太多的关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提醒大家：“她没有牙。”我另一个姐姐的大女儿当时才六岁，她用了整整半个小时跟所有的姑姑们讲一件事，并且非要让她们同意自己的观点：“露西还不懂这个，对吧？”露西是她的小对手——比她小两岁半的妹妹。

我总能接触到兄弟姐妹死亡的梦，这类梦隐含了强烈的敌意。我所有女患者都做过这类梦，其中只有一个例外，但通过解释，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个“例外”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则。一次，我正向一位女病人解释这一规则，因为我认为她的症状可能与此相关。令我吃惊的是，她说自己从未做过这类梦。她想到了一个她认为与此无关的梦，那是她四岁时做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此后这个梦反复出现过：“一群小孩，都是她的兄弟姐妹，包括堂兄弟姐妹，一起在草地上嬉戏玩耍。突然，他们都长了翅膀，飞上天空，不见了。”她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但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原始形式其实也是一个关于兄弟姐妹死亡的梦，受到审查作用的影响非常小。我大胆地做出下面的分析：一群孩子当中曾有一个夭折（从此例子来看，这一家兄弟俩的孩子们是在一起长大的），当时还未满四岁的做梦者问了某位聪明的大人：“小孩死了会怎么样？”她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小孩会长出翅膀变成天使。”由于听了这个解释，做梦者就让所有兄弟姐妹都长了翅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像天使一样飞走了。只有这位“天使创造者”独自留了下来：想想看，一群人当中只有她留了下来！一群孩子在草地上玩耍，然后飞走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代表了一群蝴蝶。做梦者肯定是受到了古代传说中灵魂女神普绪喀长着蝴蝶般翅膀的影响。

也许有些读者会反对我的观点，说即使儿童对兄弟姐妹存在敌意冲动，但儿童怎么可能邪恶到希望其竞争者或者更强大的玩伴死去？难道死亡就是唯一的惩罚方式？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忘记了一件事，即儿童对于死亡的理解与我们成年人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儿童对于腐烂、冰冷的坟墓、无尽的虚无等概念一无所知，所以毫无恐惧之心，而成年人认为这些无法忍受。因为对死亡无所畏惧，儿童才会把死亡当作儿戏，并且用死亡恐吓同伴：“如果你再这样，你就会死的，像弗朗西斯一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吓得发抖，可能她想到，大多数人类活不过儿童期。一个八岁的小孩，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后，也许会对她的母亲说：“妈妈，我好爱你。如果你死了，我要把你做成标本，放在房间里面。那样我就能天天看到你了！”由此可见，儿童对于死亡的看法与成年人完全不同。

对于从未见到过死亡之前痛苦景象的儿童而言，“死亡”的意思类似于一个人离开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人“不在”，不知道是由于距离、失和还是死亡。如果一个小孩年幼的时候，保姆被解雇了，没多久以后母亲死了，那么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两件事会合二为一，留在他的记忆中。很多母亲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当她们不在的时候，孩子并不会非常想念她们。她们外出几个星期回来，听到的竟然是：“孩子没有问起他们的妈妈。”但如果她们有一天真的去了“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未知世界”，孩子们最初似乎是忘记了她们，但是渐渐就会想起母亲并且在心中哀悼。

因此，如果一个小孩有动机希望另一个小孩“不在”，也就没有什么限制他用死亡愿望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愿望了。死亡愿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尽管内容不同，儿童的愿望与成年后的相应愿望是相同的。

如果小孩希望兄弟姐妹死亡可以用儿童的利己主义来解释，是利己主义使他把兄弟姐妹视为对手，那么希望父母死亡又该如何解释呢？父母将所有的爱给予了他，满足了他的各种要求。利己主义应当使他渴望父母的保护才对。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大多数关于父母死亡的梦，梦中死亡的对象是与做梦者相同性别的父母一方。男人通常梦见父亲死去，而女人则梦见母亲死去。我并不是说这是普遍现象，但我敢说这种倾向相对明显。因此，我们需要用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对此进行解释。概括地说，这是童年时期的一种性别取向的表现。男孩视其父亲为情敌，女孩视其母亲为情敌，如果少了对方，自己就能获利。

在批判这个想法荒诞之前，请读者们再次考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必须区分“孝顺”这种传统行为准则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真实情况。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下隐藏着不止一个敌意诱因，这种关系为无法通过审查作用的愿望提供了大量机会。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在我看来，我们赋予基督教十诫教规的神圣性，已经令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能力变得迟钝。我们似乎不敢承认，自己看到的大多数人已经违背第五诫。在人类社会的最低阶层和最高阶层，对父母的孝顺已经让位于其他考虑。从人类社会原始时期流传下来的神话和民间传说，描述了一幅模糊的画面：父亲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地实施专制权力。克洛诺斯吞食了自己的孩子，就像公野猪吞食了母猪生下的幼崽一样；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并且取而代之成为统治者。在古代家庭中，父亲越专横，作为指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感到自己处于敌对的位置，就越急切地希望父亲死去从而接管统治权。甚至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通常也不让儿子自由选择，或者不让他们独立，从而使父子之间固有的敌意滋长。医生常常目睹这一事实：儿子对父亲死亡的悲痛不足以掩饰获得自由的满足感。在现代社会中，父亲往往坚守陈旧的父性权威观念。像易卜生这样的作家曾把永恒的父子冲突写进作品，使其作品取得了轰动效应。母女之间的冲突则表现在：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性自由，却发现处于母亲的监视之下；而母亲看着含苞待放的女儿，不禁感叹自己容颜老去，不得不放弃对性的要求。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那些持有根深蒂固的孝顺观念的人，还无法解释他们做的关于父母死亡的梦。不过，根据上述讨论可知，我们可以追溯至童年早期来寻求对死亡愿望的解释。

在对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这个推测进一步得到证实。分析结果显示，儿童的性欲望——如果它们在萌芽期可以被这么称呼的话——很早就觉醒了，女孩最初的情感指向父亲，男孩最初的情感则指向母亲。因此，父亲是儿子的竞争者，母亲是女儿的竞争者。上述兄弟姐妹的案例已经向我们表明，儿童的这种情感很容易导致死亡愿望的产生。一般而言，父母也会做出同样的性选择：父亲偏爱女儿，而母亲偏爱儿子，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只要性因素没有影响判断力，父母仍然会重视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儿童完全能够察觉到这种偏爱，所以就会对不偏爱自己的父母一方表现出抵触情绪。儿童认为，从成年人那里获得爱，不仅仅要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而且要满足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意愿。因此，一方面，儿童会遵从自己的性本能；另一方面，他的性选择与父母的偏爱相符时，这种倾向就会从来自父母的激励中得到强化。

“狼人”个案是弗洛伊德本人接触的最著名的五个案例中的最后一个，而且被认为是弗洛伊德记录最详尽的一个。“狼人”首次前来咨询弗洛伊德的时候年仅23岁。这位青年出身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对治疗几近无望。在咨询弗洛伊德的几年之前，他就已经发病。18岁时，他不幸患上淋病，随后又得了抑郁症。1906年，父亲自杀之后他的抑郁症逐渐加重；1908年，姐姐安娜也自杀身亡，他的症状更是日趋恶化，因为姐姐在他的生命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身患精神疾病，塞尔格伊像个残疾人那样需要依赖他人生活，甚至无法单独出行，时刻需要男仆和私人医生相伴。无奈之下，他只得咨询当时最著名的精神治疗师，并几次在德国的几家精神病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在与病人会面之后，弗洛伊德于1910年2月开始对他实施分析治疗，每周接诊5次，治疗持续了4年半。1914年7月，分析治疗结束，晚于弗洛伊德之前所预定的日期。几天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塞尔格伊回到故乡敖德萨，娶了特里萨为妻，并修读司法专业。弗洛伊德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

大部分童年时期的这种倾向被忽视了，不过其中一些甚至在童年早期以后仍能被注意到。我认识一个八岁女孩，只要她母亲一离开餐桌，她就会扮演母亲的角色，说一些诸如“现在我是妈妈。卡尔，你还要蔬菜吗？你要多吃一点，听话”之类的话。还有一个不到四岁的小女孩，极其聪明可爱，这种儿童心理特征在她的身上尤为明显。她曾经说：“现在妈妈可以离开了，这样我就能和爸爸结婚，我要做爸爸的妻子。”但小女孩的这个愿望与她对母亲的爱并不冲突。如果一个小男孩在父亲不在家时可以睡在母亲身边，而父亲回来时就要睡到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保姆或者其他人的身边，那他很容易产生一个愿望——最好父亲永远不在家，那样他就能睡在美丽的妈妈的身边。父亲的死亡显然是实现这个愿望的一个方法，因为对于小孩而言，只有死去的人，比如已故的爷爷，是永远不在家的，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虽然从对幼儿的这些观察中，很容易找出与我的解释相符的地方，但是对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却无法达到相同的效果。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梦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不得不把它们视为实现愿望的梦。有一天，有一位女病人心情沮丧，哭着说：“我再也不想看到我那些亲戚了，他们一定觉得我很可怕。”紧接着，她向我讲了一个梦。那时候她才四岁，自然不理解这个梦的意思。“有一只狐狸或者猞猁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突然有个东西掉了下来，又好像是她自己掉了下来，接着她的母亲死了，被抬出屋子。”她在梦里哭得非常伤心。我告诉她，这个梦意味着她小时候有过希望见到母亲死去的愿望，因为这个梦，她才认为亲戚们觉得她可怕。紧接着她提供了有助于释梦的材料：“猞猁眼”是她小时候一个街头男孩给她起的绰号；她三岁时，有一块砖或者一片瓦掉到了母亲的头上，使母亲流了很多血。

我曾经对一位有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年轻女孩做过深入的研究。刚开始，她处于一种混乱的疯狂状态，那时候她极其讨厌母亲，只要母亲走到床边，她就会对母亲又打又骂，却对比她大很多的姐姐言听计从。后来，她处于一种清醒但是非常冷漠的状态，睡眠状况非常差。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对她治疗，并对她的梦进行分析。大量的梦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伪装，并且梦的主题与女孩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个梦是她在参加一个老太太的葬礼；还有一个梦是她看见自己和姐姐穿着丧服坐在桌旁。这些梦的意义显而易见。她的病情好转一些后，又患上癔症性恐惧症。这个疾病让她感到最恐惧的是，害怕母亲会发生什么意外。无论身处何处，她都急着要回家，看看母亲是否还活着。结合我的其他研究经验来看，这个案例非常有启发性。它向我们展示了精神装置遇到使其兴奋的相同观念时，会有哪些不同表现方式，正如一部作品被译成不同语言一样。女孩处于混乱的精神状态，我认为继发性精神动因被平时被压制的原发性精神动因推翻，以致于对母亲的无意识敌意占了上风，找到了一种躯体上的表达方式；她变得冷静下来后，内心的反叛得到平息，审查作用重新占据支配地位，这时她对母亲的敌意找到了唯一的表达方式——做梦，并且在梦中表达了希望母亲死亡的愿望；她的正常状态变得更加稳定，对母亲产生过度关心的情感，是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鉴于以上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患有癔症的女孩对母亲有过分的依赖了。

还有一次，我对一位患有强迫性神经症的年轻男子的无意识精神生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疾病让他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他害怕自己会杀掉他在街上遇到的任何人。他整天都在构思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以防自己被控告与市里的任何谋杀案有关。对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顺便提一下，我的分析使他得到了治愈）表明，他疾病的根源在于他想谋杀过于严厉的父亲的冲动。这个冲动早在他七岁时就有意识地表现出来，连他自己都为之吃惊。然而，其实这个冲动源于更早的时候。当他三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此后他产生了强迫性自责，并且以恐惧症的形式将这种情绪的对象转变成陌生人。他认为，一个甚至想过将父亲从山顶上推下深渊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尊重陌生人的生命呢？因此，他将自己锁在屋子里。

根据我丰富的经验，对于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所有儿童而言，父母在儿童心理中起着很大的影响。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另一方的恨，构成儿童早期产生的精神冲动，也是儿童后来患上的神经症的重要材料。但我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在这方面有明显差异，也就是说，我不相信前者能够创造出任何新奇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对于父母表现出更明显、更强烈的爱或恨。在大多数儿童的心灵中，这种情感表露得不那么明显和强烈——对正常儿童的观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古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传说可以证明。但是古代传说的深刻而普遍的有效性，只有在上述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设同样普遍有效的前提下，才能被人理解。

我要说的是俄狄浦斯王，以及索福克勒斯创作的同名剧本《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妃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幼年时遭到遗弃，因为在他还未出生的时候，拉伊俄斯就受到神谕的忠告，他的儿子将来会杀死自己。但是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在另一个国家当了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好奇，向神谕请教，神谕警告他不要回到出生地，因为他命中注定会杀父娶母。在一条他以为是远离故土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很快就与其发生了争执，并且杀死了对方。接着他来到底比斯国，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底比斯人拥护他为国王，并且让他与伊俄卡斯忒结了婚。他统治了底比斯很多年，一直风调雨顺，伊俄卡斯忒（他不知道她是其母）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但后来一场瘟疫爆发，人们请教神谕——索福克勒斯所写的悲剧由此开始。信使带回了消息：除非把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赶出国家，瘟疫才会停止。但是凶手在哪里？该去哪里寻找这古老罪恶的痕迹？

这部戏剧的情节就是通过艺术性的延宕一步步揭露凶手（这一过程类似于精神分析）。俄狄浦斯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者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得知一切后，俄狄浦斯尤为震惊，自毁双目，离开故乡。神谕应验了。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命运悲剧，它的悲剧效果取决于神的无所不能与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之间的冲突。深受感动的人们从中明白，人类必须服从神的意志，正视自己的无能。现代作家也将相同的冲突应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以获得类似的悲剧效果。然而，对于无罪之人竭尽全力却无法避免诅咒或者阻止神谕的实现的情节，现代观众已经无动于衷。所以现代命运悲剧没能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说《俄狄浦斯王》像感动当时的希腊人一样感动现代读者或观众，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它的悲剧效果不是取决于命运与人类意志之间的冲突，而是取决于揭露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声音，让我们时刻准备好接受强加到俄狄浦斯身上的命运的力量，同时斥责《女祖先》（Die Ahnfrau）等命运悲剧的情节为无稽之谈。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的确存在可以解释这个内心声音的动机。俄狄浦斯的命运之所以打动我们，只是因为他的命运可能也是我们大家的命运，因为可能在我们出生前，神谕也将类似的诅咒加诸于我们的身上。也许我们都注定要将最初的性冲动指向母亲，将最初的怨恨和暴力冲动指向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王杀了父亲拉伊俄斯，娶了母亲伊俄卡斯忒，就是实现了一个愿望——实现了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不过，我们比俄狄浦斯王幸运，因为我们没有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我们早就成功消除了童年时期对母亲的性冲动，遗忘了对父亲的嫉妒。我们对俄狄浦斯王望而生畏，因为他竟然让我们自童年时期一直在努力压抑的原始愿望变成了现实。诗人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行，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仍然存在同样的冲动，尽管这冲动被压制了。在结尾的合唱中，进行了对照：

……看呀，这就是俄狄浦斯，

他解开难解之谜，位达至尊，羡煞世人，

而今落魄不堪，孤苦无依！

——这是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骄傲敲响的警钟，警告我们这些自童年时期就自以为聪明强大的人类。我们和俄狄浦斯一样，对天性强加给我们的违反道德的欲望一无所知，当它暴露出来，我们都会避免正视童年的那些情景。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无疑揭示了一个事实：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来源于远古的某个梦材料，其内容是，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儿童与父母之间产生了令人痛苦的关系。俄狄浦斯一想到神谕就感到困扰时（当时他还未知道身世），伊俄卡斯忒安慰他说，很多人都做过这样一个梦，她认为这个梦是无意义的：

很多人曾梦到，

和母亲结了婚，

他们仍然无忧无虑，

从未因此焦虑不安。

和古代一样，如今也有很多人梦到和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一提到这件事，都会表现出愤怒和吃惊。这显然就是这个悲剧的关键，也是父亲死亡的梦的佐证。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两种典型梦的幻想反应。就算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也会有厌恶的感觉，所以内容也一定包含恐惧和自责的情感。这个梦后来采用了传说的形式，是因为经过对梦材料难以理解的润饰作用，梦被套上了神话的外衣。这种试图调和神的万能与人类的责任的努力，在这个故事以及其他故事中永远无法成功。

另一部伟大的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一样，扎根于相同的土壤之中。但它们对相同的材料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从而揭示出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文明时期，人类在精神生活上的明显差异，以及在情感压抑方面的不同。在《俄狄浦斯王》中，隐藏于儿童内心的愿望以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像在梦中一样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这样的愿望受到抑制，并且像分析神经症一样，只能通过抑制结果发现它们的存在。令人好奇的是，这部近代悲剧所引起的震撼效果竟然与主角始终捉摸不定的性格互不冲突。该剧以哈姆雷特对复仇犹豫不决的态度为基础，但该剧本身没有给出犹豫不决的原因或动机，尽管人们做出各种努力试图寻找解释，但都没有成功。根据歌德首次提出的观点（这个观点至今仍然流行），哈姆雷特代表这样一类人，他们旺盛的精力败给了超高的智慧：“因为苍白的思考而面露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描写的是一种病态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是一种濒临神经衰弱症的性格。然而，从剧本的情节来看，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不敢作为的人。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一次是他愤怒地将躲在帷幕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另一次是他像文艺复兴时代的王子一样无情地蓄意杀死了两位企图谋害他的大臣。那么为何他在完成父王鬼魂交给他的任务时犹豫不决呢？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这个任务的特殊性质。哈姆雷特什么事都敢做，唯独不能向那个杀害自己父亲、篡取王位、娶了自己母亲的人复仇，因为那个人实现了他童年时期被压抑的欲望。自责取代了他心中的仇恨，出于良心的谴责，他认为自己不比那个谋杀者好多少。在这里，我将哈姆雷特的无意识思想用有意识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说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会觉得这是根据我的解释做出的推断。在与奥菲莉娅的谈话中，哈姆雷特表现出对性的厌恶，这也与这个推断完全一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同样的性厌恶一直占据着诗人的内心，在《雅典的泰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当然，哈姆雷特的心理状态就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心理状态。乔治·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于1896年写过一本评价莎士比亚的书，书中谈到莎士比亚在其父亲死后不久（1601年）写了《哈姆雷特》——也就是说，他在哀痛的情绪中写了《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童年时期对父亲的情感被唤醒了。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独子早夭，他叫哈姆尼特，与哈姆雷特的名字相似。《哈姆雷特》的主题是父母与儿子的关系，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创作的《麦克白》的主题是无子女。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有多重解释，而且为了充分地理解它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多重解释。因此，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都不是单一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的产物，所以也就不止有一种解释了。在这里，我想解释的只是这位创造性诗人内心最深层的冲动。

关于亲人死亡的典型梦，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说明它们对一般梦理论的意义。这些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情况，即由一个被压抑的愿望所产生的梦念躲开了审查作用，毫无改变地转变成梦。为了实现这个情况，一定有一些特殊因素存在。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促使这样的梦产生：第一，一定有一个深藏于内心已久的愿望，这个愿望“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以至于梦的审查作用对它毫无戒备，正如《梭伦法典》没有设立针对杀父罪的惩罚条款一样；第二，这个被压抑的、未受怀疑的愿望往往与做梦前一天的经历的残余相融合，对亲人的生命安全采取了一种担忧的方式。这种担忧只能利用相应的愿望进入梦中，而这个愿望又躲在白天被唤醒的担忧背后。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做梦者只不过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等于切断了亲人死亡的梦与对梦的一般解释之间的所有联系，将一个原本可以得到解释的问题归于无需解释的谜题了。

探索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很有启发性。在亲人死亡的梦中，被压抑的愿望找到了一种躲避审查作用的方法——以及由审查作用引起的伪装。梦中的痛苦情绪就是其伴生物。同样，只有当审查作用全部地或部分地受到压制，焦虑梦才会产生。另一方面，当躯体来源引发真实的焦虑感，审查作用就会增强。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审查作用履行其职责以及引起梦的伪装的目的：避免焦虑或者其他形式的痛苦情感的产生。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儿童心理的利己主义，现在我要指出这个特征与梦的联系，因为梦也具有相同的特征。所有的梦都是完全利己主义的：在每一个梦中，都可发现被珍视的自我，尽管是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梦中实现的愿望都是自我的愿望。如果有的梦表现的是利他主义的兴趣，那也是一种假象。下面我要分析几个梦例，它们看似与这个论断相矛盾。

1.一个未满四岁的男孩讲述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大花盘子上面摆着一大块烤肉，突然，这块肉没有被切开就被人吃光了。他没有看见吃肉的人是谁。

小家伙梦见的一口吃掉肉的人会是谁呢？白天的经历一定有助于找到答案。在做梦的前几天，小男孩遵照医嘱只喝了牛奶。在做梦的当天晚上，他因为淘气而被罚不准吃晚饭。他已经接受过饥饿疗法，所以勇敢地承受了这个惩罚。这一次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吃，但也没喊肚子饿。他对自己的心理暗示发挥了作用，甚至在梦中得到了体现，以伪装的形式呈现出来。毫无疑问，他自己就是吃掉肉的那个人。但因为他知道自己被禁食，所以在梦中也不敢像饥饿的孩子一样坐下来吃饭（参见第三章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于是，梦中的进餐者是匿名的。

2.一天晚上，我在书店橱窗看见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新书。我一直很爱购买关于艺术、历史、著名艺术中心等专业书。这本新书叫《著名演说家》或者《演说集》，第一篇写着莱歇尔医生的名字。

经过分析，我觉得莱歇尔医生作为德国反对党、长篇大论的演说家，其声望应该不至于出现在我的梦中。事实是，我最近对几位新患者进行了心理治疗，我每天说话达到十到十二个小时。因此，那个长篇大论的演说家其实是我自己。

3.还有一次，我梦见我认识的一位大学讲师对我说：“我的儿子是近视眼。”接着是包括简短评论和回答的对话。然后在梦的第三部分，出现我和我的儿子。就这个梦的隐意而言，M教授和他的儿子是替代品，他们代表了我和我的长子。后面我会再谈到这个梦，因为它有另一个特点。

4.下面的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卑劣的利己主义情感隐藏在深切关注的背后：

我的朋友奥托好像生病了，他的脸色褐红，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他负责照看我孩子的健康已经多年，每次他们生病，他都能让孩子们病愈，而且一有机会就会送礼物给他们，所以我欠他太多，一辈子都偿还不了。我做梦那天，他来拜访我们，我的妻子注意到他面露疲惫。当晚，我梦到了他，梦见他患了巴塞杜氏病。无视我的释梦规则的人会说，这个梦表示我在关心他的健康，而且这种关心在梦中体现出来。这与我提出的“梦是愿望的实现”的观点相冲突，并且与另一个观点“只有利己主义的冲动才能入梦”相冲突。如此解释这个梦的人，能否解释我为何担忧奥托会得巴塞杜氏病呢？他的面容完全没有显露这种疾病的迹象。我的分析是，这个梦是从六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中获取材料的。我们一行人——包括R教授，在漆黑的夜晚乘车穿过N地的森林，这个森林距离我们在乡下的住处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车夫不太清醒，结果我们连人带车翻下河岸。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伤，但不得不在附近的旅馆住一晚。我们的遭遇引发了很多人的同情。有一位绅士看起来明显患有巴塞杜氏病，他的脸色褐红，眼球突出，但甲状腺不肿。他说任凭我们吩咐，还问怎么才能帮助我们。R教授一向果断，他回答道：“没什么，借我一件睡衣就行。”这位绅士回答：“对不起，我不借。”然后就走了。

在继续分析的过程中，我想到“巴塞杜”不仅是发现这种病的医生的名字，还是一位著名教育家的名字（现在我很清醒，但对这个事实不太确定）。我曾拜托过朋友奥托，如果我发生任何意外，请他负责我孩子的体育教育，特别在他们的青春期（需要睡衣）。在梦中我将那位绅士的病症转移到奥托的身上，我显然是要说：“如果我有任何不测，他会像那位L男爵一样，尽管愿意帮忙，却无法兑现诺言。”因此这个梦的利己主义应该足够明显了。

但是愿望的实现在这个梦的哪些地方体现了呢？它不体现在我对奥托的报复上（奥托在我的梦中似乎总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是体现在下面的情况：我在梦中将奥托替代为L男爵的同时，其实我将自己替代为另一个人，即R教授。正如R教授对L男爵有所要求，我对奥托也有所要求。这就是关键所在。我和R教授一样，一直在学术界另辟蹊径。他一直到晚年才获得应有的头衔。这再一次表明，我渴望成为教授！“晚年”这个词就表达了一个想实现的愿望，因为它隐含的意思是，我可以活得够久，足以照顾孩子们度过他们的青春期。

还有一些其他典型的梦，比如梦到在空中轻松地或者焦虑地飞翔。虽然自己从未做过这样的梦，但我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这些梦。根据搜集的资料，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梦也再现了童年的一些印象，换句话说，它们与儿童喜欢的快速移动游戏有关。没有哪位叔叔不曾和小孩玩过这些游戏：伸开双臂抱着孩子在屋子里旋转；或者把孩子放在膝盖上，然后突然把腿伸直；或者把小孩举过头顶，然后突然假装抽回举起的手。在这些游戏中，孩子们开心地大叫，不满足地要求再来一次，尤其当他们觉得某个游戏让他们有一点点害怕和眩晕时。长大后，他们就会在梦中重复这些体验，但是在梦中没有了支撑他们的手，而是漂在空中或者跌落。众所周知，所有的小孩都喜欢荡秋千、跷跷板等游戏。如果他们在马戏团看到杂技表演，他们对这些游戏的记忆就会复苏。有些孩子癔症发作时，就会对这些表演进行再现，并且完成得非常熟练。这些运动游戏本身很纯真，却常常引起性快感。概括来讲：童年时期的游戏在梦中再现的内容是飞翔、跌落、旋转等等，而由这些引起的愉悦情感则转变为焦虑。正如每位母亲所知，儿童的这种嬉戏打闹通常以争吵和眼泪而结束。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一种解释，即引发飞翔和跌落的梦的因素是睡眠中的皮肤感觉、肺部运动感觉等等。我认为这些感觉只是记忆在梦中的再现，也就是说，这些感觉只是梦的部分内容，而非梦的来源。

我不得不承认，我无法对这类典型梦做出充分解释，准确地说，我的材料让我陷入困境。但我必须坚持这一观点：只要精神动机需要它们，这些典型梦中的皮肤感觉和运动感觉就能被唤醒，而不需要它们时，它们就被忽视。根据我对精神神经症的分析，我认为这些梦与童年经历建立了某种联系。但我不能确定，在做梦者之后的人生中，对这些感觉的记忆是否增添了新的意义，尽管它们表现为典型的梦，但意义可能因人而异。通过对一些梦例的细致分析，我已经填补了这一空白。如果有人问，飞翔、跌落、拔牙这一类的梦频繁发生，为什么我还抱怨这类材料匮乏？我的解释是：自从我专注于释梦以来，我自己从未做过这类梦。我的确可以得到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资料，但并不都是能解释的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根本无法挖掘出它们的隐藏意图。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阻止我探索它们最深层的秘密，该力量参与了神经症的形成，又在治疗的过程中再次变得活跃。

（三）考试梦

凡是通过中学结业考试而获得升学证书的人，都抱怨曾经被考试不及格或补考的焦虑梦纠缠不放。而对已经取得大学学位的人而言，其典型梦的内容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会梦见没有取得学位，甚至在睡梦中反驳说，自己已经工作多年，或者已经是大学讲师、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等等，但这些总是徒劳。童年时期因为劣行而遭受惩罚的记忆已经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在我们人生的两次关键学业考试期间这些记忆复苏了。神经症患者的考试焦虑也是这种童年时期恐惧心理增强的结果。当我们的学生生涯结束，父母和老师不再负责惩罚我们了。但现实生活中无情的因果链还会进一步教育我们。谁没有因为升学考试或学位考试而害怕过呢？现在，每当我们做事马虎或做错事时，我们都会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梦到这两个场合。简而言之，当我们感受到责任的重担，我们就会梦见升学考试或学位考试。

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考试梦，首先我要感谢一位同事。他曾经对此课题有过研究，并且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以他的经验，只有顺利通过考试的人才会做考试梦，而没通过考试的人则不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焦虑的考试梦发生在次日将要承担重要任务的人身上，做梦者因为以前的失败而感到焦虑，实际上做梦者无需担心，因为最终的结果将证明这种焦虑没有必要。这种梦是证明觉醒动因误解梦内容的绝佳例子。梦中的抗议之词“我已经是一名医生了”等等，实际上是梦所提供的安慰之词。其实应该这么说：“别担心明天的事情，想想你升学考试之前，你也很焦虑，但是你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医生了”等等。梦中的焦虑，实际上源于梦日的经历残余。

我验证过自己和他人的梦，虽然并不详尽，但结果完全支持这个解释。例如，我没有通过法医学的考试，这件事情在梦中也从未令我担心过；我参加过无数的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的考试，也曾在准备这些考试时忧心忡忡，但不知是命运的仁慈还是考官的仁慈，我都通过了这些考试。我梦到学校考试时，经常梦到是在考历史，这门课我当年考得很好，但我必须承认，那是因为我善良的老师（在另一个梦中，他变成一个独眼好人）注意到，我交的答卷上的三道题中，第二道题被我用指甲划了道印子，暗示他别在这道题上太严苛。我的一位病人在升学考试前打了退堂鼓，但最终决定不放弃，结果通过了，但后来在职业考试中，他失败了，没得到任命。他告诉我，他经常梦见前一种考试，但从未梦见过后一种。

威廉·斯特克尔是第一个解释升学考试梦的人，他指出这种梦一般都与性体验和性成熟有关。这个观点经常被我的经验所证实。 ReF/QjvSiwvS3XR4r6xhfwuRlhnL379gA5PN34iu2SL9bk1n1dmRXQxOfz4UCQ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