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梦例的分析|

本书的标题已经表明，对于梦的问题我将选择传统的研究方法。我的目标是证明梦是可以被解释的。上一章，我并未涉及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完成这个特殊任务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我提出“梦是可以解释的”这一假设时，立即将我与流行的梦理论划清了界限，事实上，除了施尔纳的理论以外，我的梦理论与任何其他的梦理论都是对立的。因为解释一个梦就意味着赋予它一种意义，也就是说，用我们的精神活动链条中与其他环节同等重要的某个环节去代替它。但是正如我们所知，梦的科学理论没有为梦的解释问题留有任何余地，因为这些理论认为做梦绝对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是一种通过符号使精神装置察觉的躯体过程。而世俗意见一直与这些理论相对立，坚持本身拥有不合逻辑的特权；虽然认为梦是不可理解和荒谬的，但也不敢断定梦不具有任何意义。基于某种不甚清晰的直觉，我们似乎可以假设，每个梦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尽管意义是隐含的；梦是其他思想过程的替代者，只有对这个替代者有了正确的理解，才能发现梦的隐含意义。

因此世俗世界很早就开始专注于梦的解释，而且采用了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将梦内容视为一个整体，并试图用另外的内容替代它，这个内容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一种象征性的梦的解释，但是对于不可理解并且混乱的梦而言，这种方法就失去作用了。在《圣经》中约瑟夫解释法老的梦时，就是采用了此种方法。七头瘦牛追赶七头肥牛，并吃掉了七头肥牛，象征着埃及会有七个丰收年，之后会出现七年饥荒，并且耗尽七个丰收年的盈余。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富有想象力的作者构想出来的大多数梦，这些梦在伪装之下再现了作者的思想，而这种伪装是与我们日常的梦的特征是相符的。

梦的意义主要和未来相关，而且预示未来——这是梦的预言意义的残余——已成为通过象征性解释将梦的意义转换成未来时态的动机。

当然，象征性解释的方法是不可能传授的。解释的成功取决于巧妙的推测和敏锐的直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象征性释梦已经上升到依赖非凡天赋的艺术高度。而释梦的第二种方法完全不遵照上述要求，可以称之为“解码法”，因为它把梦当作一种密码。在梦的密码系统里，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按照规定的方法被译成另一个具有已知意义的符号。例如，我梦见了一封信和一个葬礼。如果我翻开“解梦书”，就会发现“信”必须译成“麻烦”，“葬礼”译成“订婚”。后面我需要做的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进行解码，根据结果预示未来。在达尔迪斯的阿特米多鲁斯所写的一本关于释梦的书中，对解码过程做了一种有趣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方法的纯机械性质。他的方法不仅考虑到梦内容，而且考虑到做梦者的个性和社会地位，所以相同的梦内容，对于富人、已婚者、演说家是一种意义，而对于穷人、单身者、商人又是另外一种意义。因此，解码法的实质在于，释梦工作不是针对梦的整体，而是针对梦内容的各个部分；似乎梦是一种地质上的聚合物，其中每一块碎片都需要单独的鉴定。毫无疑问，正是为了解释不连贯和混乱的梦，才创造了解码法。

毫无疑问，这两种流行的释梦法都不能算得上是对梦的科学处理。象征法在应用上有局限性，不能用于解释所有类型的梦。而解码法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那把钥匙——即解梦书是否可靠，对于这点我们又缺少把握。因此，人们不得不参考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观点，把梦的解释当作幻想而不再考虑。

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思考，再次认识到，在一些并非罕见的梦例中，历时久远、根深蒂固的流行观念似乎比现代科学观点更加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梦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用科学方法解释梦是可能的。我通过以下方式对这种方法有了认识：

很多年来，我抱着寻求治疗的目的，一直致力于阐明一些精神病理结构，如癔症性恐怖症、强迫观念等。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听到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讲过一段重要的话，他说这些被视为病理症状的结构一旦被瓦解，症状就会消失。如果把这种病理观念追溯到病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致病元素，这种观念就会消失，病人也就能痊愈。鉴于其他治疗方法的失败和这类精神疾病的复杂性，我觉得布洛伊尔提出的方法很有吸引力，尽管要获得完美的解释困难重重。关于这种方法最终将采取的形式以及我努力的结果，我将另做详谈。正是在这种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梦的解释的问题。我让病人们向我保证，告诉我与某个特定主题有关的所有观念和想法；他们谈到了自己的梦，因此使我想到，从一个病理观念去追溯病人记忆而发生的一系列精神事件中，梦一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把梦当作症状，并且把释梦当作解除症状的方法。

这样做需要病人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我们必须让病人有两种心理变化：第一，加强对自己精神感受的注意；第二，消除平时筛查大脑中种种思想时所做的批判。为了确保病人集中注意力进行自我观察，最好让他们保持舒服的姿势，闭上眼睛；此外，还要明确要求病人对所有感受到的思想停止一切批判，并让他们明确知道，精神分析成功与否，取决于他是否注意到和传达浮现在他头脑中的一切，不能因为他觉得某个想法不重要、与题材无关或者没有意义而抑制这个想法。病人必须抛开所有偏见，公平地对待自己的所有想法，因为如果病人坚持批判态度，他的梦、强迫观念等等就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

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注意到，正在进行反思的人和正在观察自己精神过程的人，其心理状态完全不同。与集中注意力进行自我观察相比较，反思需要更多的精神活动。这可以从下面的比较中看出：反思者的表情紧张，眉头紧锁；自我观察者的表情平静。在这两种情况下，参与者都必须集中注意力，但是反思者会运用批判官能，这就使得他会在感觉到一些思想进入意识之后排斥这些思想，使它们不再跟随对他敞开的思想路线，而且对于根本未进入意识的一些观念，在它们被感知之前就将它们压制。自我观察者只需做到一点：压制批判官能。如果他成功做到这一点，无数在批判官能发挥作用时无法捕捉的思想就能进入意识之中。利用获取的新材料，他就能解释病理观念和梦的结构了。显然，这种方法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在分配精神能量（即流动注意力）时与入睡前心灵的状态类似——当然也类似于催眠状态。我们入睡时，由于某种随心所欲的（当然也是批判性的）活动的松弛，“非期望观念”就出现了，在清醒时我们是允许这种活动影响我们的思想进程的；我们通常将疲劳看作是这种松弛的原因。这些非期望观念出现之后，就转变成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在分析梦和病理观念的状态中，病人要有意摒弃这种转变活动，并利用节省下来的精神能量（或者其中一部分）关注已出现的并且保持观念性质（此时不同于入眠时情境）的“非期望思维”。于是，非期望观念也就转变为期望观念了。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让他们对于“自由产生的”想法采取这种态度并且放弃对其进行正常的批判，似乎是非常困难的。“非期望观念”很容易引起最强烈的抵抗力，以阻止它们的出现。如果我们相信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话，那么诗歌创造必须要求采取这样一种类似的态度。他在给哥尔纳（Korner）的一封信中——我们要感谢奥托·兰克（Otto Rank）发现了这封信——对一位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的朋友说道：“你抱怨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你的理智对想象力施加了限制。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如果理智过于严格地检查不断涌入家门口的所有观念，显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阻碍心灵的创造力。孤立地看，一个观念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荒谬的；但是紧随其后的另一个观念可能使它具有了意义；当这个观念与其他一些同样荒谬的观念产生了结合，也许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系。理智无法判断所有观念，除非它能把观念永久保留，等到与其他观念结合之后再去判断。如果心灵处于创造性的状态，我认为理智就会放松对大门的看守，于是各种观念蜂拥而入，这时理智才会对这些观念进行整体的检查。你的批判力，或者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对于短暂的疯狂现象感到羞耻和害怕。其实这种疯狂现象存在于所有的创造性心灵中，只是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长短将有思想的艺术家与做梦者区分开来。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观念抵制得太快了，辨别得太严格了。”（1788年12月1日的一封信）

然而，席勒主张的理智放松对大门的守卫、采取非批判的自我观察态度，是不难做到的。

大多数病人经我指导过一次后都能做到。我自己通过记下在脑中闪过的想法，也完全可以做到。可用于减少批判活动的精神能量和用于增加自我观察强度的精神能量，会因为关注的主题不同而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应用这个方法的第一个步骤告诉我们，我们关注的对象不能是梦的整体，而应该是梦内容的各个部分。如果我直接询问一个没有经验的病人：“你想到了与这个梦有关的什么事情？”通常他无法作答。如果我帮他把梦分割成一个个片段，他就会说出大量与每个片段相关的想法，这些想法就是每个片段背后隐含的思想。如此看来，我采用的释梦方法与传统的、古老的、传说中的象征性释梦方法是不同的，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是接近的。与解码法一样，它把梦分成片段解释而不是做整体的解释，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作组合物，看作精神构成物的混合体。

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分析了上千个梦例。但是在目前介绍释梦的理论和方法时，我不打算利用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来自神经症患者，很可能引发反对意见，说这些材料不能代表健康人的梦。此外，还有一个理由使我不得不放弃利用这些材料，即病人的梦的主题通常涉及到他们的神经症病史。鉴于此，每一个梦都需要做很长的介绍，需要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病因进行研究，加上这些问题非常新颖和费解，必然会分散我们对释梦的注意力。相反，我的目的是以梦的解释为起点，解决更加复杂的神经症心理学问题。但如果放弃主要材料，即神经症患者的梦材料，我就没有太多材料可以利用了。我可以利用的只剩下我认识的健康人偶尔向我报告的梦，以及我在有关梦生活的文献中发现的梦例。可惜，从这些梦的分析中并未发现梦的意义。我的释梦过程不如流行的解码法那么简单，只要根据固定的方法就能译出梦的内容。与此相反，我相信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背景下，相同的梦内容隐藏着不同的意义。因此，我只有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丰富和方便的材料，来自一个正常人，与日常生活的事件具有各种联系。当然，我将面对质疑，会有人对我的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还会有人认为我妄下结论。但我认为，自我分析比分析其他人更有优势。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看自我分析对梦的解释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此外，我还必须克服一些其他困难。一个人需要暴露自己内心的大量隐私，自然会犹豫不决，而且还要面对被别人误解的风险。但是这些忧虑必须被放下。德尔波夫说：“每一位心理学家都有义务袒露自己的缺点，只要他认为这样有助于解决某个问题。”此外，我认为，读者们刚开始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我轻率的言行上，之后就会转移到可以解决的心理学问题上了。

因此，我要挑选一个自己的梦，阐明我的释梦方法。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我请求读者暂时将我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和我一起去分析我生活中的琐事，因为这一点对于探索梦的隐藏意义是必要的。

|前言|

1895年的夏天，我用精神分析法治疗过一位年轻女士，她是家族好友。显然，这样复杂的关系会给医生，尤其是精神治疗医生，带来很多复杂的情感。医生掺杂的个人情感因素越多，他的权威性就越小。如果治疗失败，与病人家庭的友谊就会面临破裂的风险。这次治疗取得了部分成功：治愈了病人的癔症性焦虑，但没有消除所有的躯体症状。那时候我对癔症病例得到完全治愈的标准不是十分确定，我向病人提出了一个她不大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由于意见分歧，治疗在暑假时中断了。后来有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来拜访我，他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位朋友。来我家之前，他去拜访了住在乡村住宅的那位病人艾尔玛（Irma）及其家人。我向他询问艾尔玛的情况，他回答说：“她好点了，但还没有完全康复。”我的朋友奥托的这句话或者他说这句话的语调令我很生气。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责备，或许他在责备我本不该对病人做出太多的承诺。我将奥托的偏袒归因于病人家属的影响——不论是对是错，因为我认为他们从未赞成过我的治疗。但是，我当时没有表现出我的不快，自然也没有说出来。当晚，我将艾尔玛的病史写下来，想交给M医生（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当时我们行业内的权威医生）看，以证明我自己。就在那天夜里，更确切地说是次日清晨，我做了下面这个梦，在我醒后立即把它记录了下来。

1895年7月23日至24日的梦

一间大厅里，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艾尔玛在人群中。我立刻把她叫到一旁，好像是为了回答她信中的内容，以及责备她为什么还不接受那个“方案”。我对她说：“如果你现在还感觉到疼痛，只能怪你自己。”她回答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我的喉咙、胃和肚子有多疼？疼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我吃惊地看着她，这才发现她面色苍白，有点浮肿。我心想我肯定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我把她带到窗口，检查她的喉咙。一开始她有点拒绝，像一个镶了假牙的女人不愿意张口——我想她肯定不需要假牙。后来她张开嘴巴，我发现她的喉咙右边有一大块白斑，其他地方有一些灰白色的斑点群附着在奇特的卷曲结构（明显看上去像鼻子里的鼻甲骨）上。我立即把M医生叫来，他重新检查了一遍，证实结果也是一样……M医生看上去和平常不一样，面色苍白，走路一瘸一拐，下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我的朋友奥托站在艾尔玛旁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Leopold）隔着衣服在叩诊艾尔玛的胸部，说：“她的胸部左下方有浊音。”他还指出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处浸润性病灶（虽然隔着衣服，我和他一样注意到了这点）……M医生说：“这里肯定是感染了，不过没关系；得了痢疾之后，毒素就能排出去。”……我们都非常清楚为什么会感染。不久以前，她感觉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看到的这个药名使用了粗体印刷字体）……不应该如此轻率地注射这种制剂，而且很有可能注射器不卫生。

这个梦与其他的梦相比有一个优势。这个梦明显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有关。我在前言中讲得很清楚，我从奥托那里了解到艾尔玛的病情，当天晚上我将她的病史写了下来一直到深夜，这些事在我入睡后一直占据着我的精神活动。但是如果一个人只读了我的前言，或者只了解了我的梦的内容，都不能理解梦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梦的意义。梦中艾尔玛向我抱怨的那些症状令我感到困惑，因为它们不是我给她医治的那种病的症状。对于注射丙酸的荒谬想法和M医生的安慰之词，我都一笑置之。梦的结尾似乎比开头更为模糊，节奏更快。为了了解每一个细节的意义，我进行了以下的详细分析。

|分析|

一间大厅里，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 那年夏天，我们在贝尔维尤度假，那是卡伦堡山（Kahlenberg）附近一座山上的独立房屋。那座房子最初是设计为娱乐场所的，所以里面的房间都格外宽敞，像大厅一样。我做这个梦时就在贝尔维尤，是在我妻子生日的前几天。白天，我的妻子向我提起，她希望几个朋友，其中包括艾尔玛，能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于是我就梦到了这一幕：在我妻子生日的那天，贝尔维尤的大厅里来了很多客人，包括艾尔玛。

我责备艾尔玛为什么还不接受那个“方案”。我对她说：“如果你现在还感觉到疼痛，只能怪你自己。” 我可能甚至在清醒时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我确实说过。当时我的想法是（虽然后来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的任务就是向病人告知其症状背后隐藏的意思，至于我的病人是否接受我的方案，即使这个方案关系到治疗的成功，在我看来，并不是我的职责。我对当时的这个错误想法心存感激——当然幸运的是，我已经改正了这个错误——那时候，尽管难免会有失误，但我仍然期望能够治疗成功，这让我的生活轻松了一点。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艾尔玛说的那些话，无非是急于证明她的疼痛与我无关。如果那是她的过错，自然责任就不在我了。这个梦的目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艾尔玛抱怨喉咙、胃和肚子都疼，疼得她快喘不过气来了。 胃疼是她原本就有的症状，但那时不是非常明显，她倒是经常感到眩晕或恶心。至于喉咙疼、肚子疼以及喉咙阻塞感，是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症状。我很奇怪这些症状为何在梦中出现，至今我还不知道原因。

她面色苍白，有点浮肿。 艾尔玛一直都是面色红润，我怀疑在梦中她的形象被另一个人替代了。

我吃了一惊，心想我肯定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 大家都知道，一个专治神经症的专家常常有这样的担心——担心会把其他医生诊断为器质性症状当作癔病来治。还有一种可能，我有点怀疑——我不知道这个疑虑从何而来——我的惊慌是否发自内心。如果艾尔玛的疼痛确实源于器质性因素，那我就不必负责，因为我只负责治疗癔病性疼痛。实际上，我似乎真的希望我的诊断是错误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必为治不好病而受到责备了。

我把她带到窗口，检查她的喉咙。一开始她有点拒绝，像一个镶了假牙的女人不愿意张口——我想她肯定不需要假牙。 实际上我从未检查过艾尔玛的口腔。梦中的情景令我想起，前不久我为一位女政府职员做过一次检查。第一眼看上去她非常年轻漂亮，但是当被要求张开嘴巴时，她就试图掩饰她的假牙。我还想起其他几次医学检查，这些检查揭露了很多让医生和病人都很尴尬的小秘密。“她肯定不需要假牙”，这句话首先也许是对艾尔玛的称赞，但我怀疑这其中包含另一层意思。（一个人如果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他就会思考自己是否已经深思熟虑。）艾尔玛站在窗口的情景突然使我想起另一次经历。艾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朋友，我很喜欢她。有一天晚上，我去拜访她，当时她正站在窗口，站的位置与梦中一模一样。她的医生就是M医生，说她有一块白喉状的膜。所以M医生的形象、膜都在梦中再现了。现在我才想起，在过去的几个月，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位女士也是癔症患者。是的，是艾尔玛向我透露了这个事实。我掌握了她的哪些情况呢？只有一点是确认的：与梦中的艾尔玛一样，她也遭受癔症性窒息的折磨。所以在梦中我把艾尔玛和她的朋友混淆了。我现在回想起，我之前常常假定她也会来请我给她治病。但我又认为不可能，因为她非常矜持。她像梦中呈现的那样表示拒绝。另一个理由是她不需要检查；事实上，直到现在她都表示自己足够强大，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能照顾自己。剩下的几个特征——苍白、浮肿、假牙，都不属于艾尔玛和她的朋友。假牙使我想起那位女政府职员；现在我倒倾向于认为是坏牙，而不是假牙，更会让我满意。我想到了另一个人，这些特征也许属于她。她不是我的病人，我也不希望她是，因为我注意到她在我面前拘束，所以我想她不会是个顺从的病人。她通常面色苍白，有一次她感觉身体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看起来有点浮肿。因此我将另外两个同样会拒绝治疗的病人与艾尔玛进行了比较。是什么原因使我在梦中将艾尔玛替换成她的朋友了呢？也许是我希望替换她，也许是我对她的朋友更为同情，或者我认为她的朋友更聪明。我认为艾尔玛比较愚蠢，因为她没有接受我的方案。而她的朋友可能比她更明智，换句话说，会更容易接受我的意见。所以她的朋友会张开嘴巴，而且和我的交流会比艾尔玛和我的交流多。

我发现她的喉咙里：有一大块白斑，并且有小白斑点附着在鼻甲骨上。 那块白斑使我想起白喉以及艾尔玛的朋友，也使我想起两年前我的大女儿得的重病和那段时期的焦虑心情。鼻甲骨上的小白斑点使我想起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段时期我常常使用古柯碱减轻鼻子的肿痛。前几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女病人也做了同样的事，结果引发了鼻粘膜的大量坏死。1885年，推荐人们使用古柯碱，结果，我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的一名好友，在我做这个梦之前就去世了——对古柯碱的滥用加速了他的死亡。

我立即把M医生叫来，他重新检查了一遍。 这直接体现出M医生在我们当中的地位。但是“立即”这个词需要加以特别解释。这使我想起了我从医生涯中的一个悲剧。有一次，我为一位女病人治病，让她连续服用了我当时以为无副作用的索佛那，结果引起急性中毒，于是我急忙向一位经验更丰富的同事寻求了帮助。还有一个附带的细节证实我记住了这次意外。那位死于药物中毒的病人和我的大女儿同名，都叫玛蒂尔达（Matilda）。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一点，现在想来这好像是一种命运的报复。人物的替换似乎包含了另一层含义：这个玛蒂尔达代替了另一个玛蒂尔达，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似乎我在寻找每一个机会对自己的医疗责任心进行自我谴责。

M医生面色苍白，下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走路一瘸一拐。 他那不健康的脸色确实经常引起朋友的担心。但是其他两个特点肯定属于另外一个人。我哥哥住在国外，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梦中的M医生和他的外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几天前，我听说他由于髋部关节炎而走路有点跛。我想一定是由于某个原因使我在梦中把他们两个人混淆。于是我想起来，我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满意，因为最近他们都拒绝了我给他们提出的建议。

我的朋友奥托站在病人旁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正在为她做检查，指出她的胸部左下方有浊音。 我的朋友利奥波德也是一名医生，是奥托的亲戚。他们两个人都是医学界专家，命运让他们成为竞争者，互相比较。当我在一家儿童医院的门诊部负责神经科事务时，他们担任过我的助手多年。梦中再现的这类情景以前经常发生。当我在和奥托讨论病例诊断时，利奥波德会给小孩再检查一遍，而且会对我们的决策做出意外的贡献。他们在性格方面的差异如同地主管家布拉西格（Brasig）和他的朋友卡尔（Karl）：奥托敏捷、迅速；利奥波德稍慢、考虑周全。如果我在梦中把奥托和谨慎的利奥波德作了比较，我肯定称赞了利奥波德。这就像我将不顺从的病人艾尔玛和我认为比较明智的她的朋友作比较一样。我现在意识到梦中联想发生的另外一条轨迹：从生病的小孩到儿童医院。至于胸部左下方的浊音，我想起一个特殊的病例，所有细节非常相似，在那个病例中，利奥波德的周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模糊地想到一种转移性疾病，但是这也许暗示我希望艾尔玛就是那个病人，因为就我目前所能判断的，艾尔玛的症状类似于结核病。

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处浸润性病灶。 我立即意识到是我自己左肩的风湿病引发了这个联想。每当我夜不能寐，我都会感觉到它的发作。梦里“虽然隔着衣服，我和他一样注意到了这点”这句话是模糊不清的。其实我注意到的是自己身体的患处。此外，我注意到“皮肤上有一处浸润性病灶”这句话的表达不寻常。我们已经习惯“左上后部浸润性”这样的表达，这指的是肺部，因此再一次涉及肺结核。

虽然隔着衣服。 这无疑只是插入的一句话。我们在医院检查儿童时通常都会要求他们脱掉衣服，这与检查成年女患者的方式形成对比。据说以前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在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时从不要求病人脱衣服。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别的意思。坦白地说，我也不想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M医生说：“这里肯定是感染了，不过没关系；得了痢疾之后，毒素就能排出去。” 一开始我觉得这句话可笑，但与其他部分一样，必须对它进行分析。经过仔细分析之后，我发现它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梦中病人得的是局部性白喉。我记得在我女儿生病期间，我曾探讨过局部性白喉和白喉。白喉是由局部性白喉引起的全身性感染。利奥波德指出这种全身性感染是由浊音部位引起的，因此浊音部位可以被视为转移性病灶。可是我又想，像这样的转移并不发生在白喉这类疾病上，于是我想到了脓血症。

“没关系”， 可以把它当做一句安慰话。根据如下所说，这句话非常适合。梦的前部分内容是，我的病人的痛苦来自于一种严重的器质性感染。我开始怀疑我仅仅是想推卸责任，因为精神治疗不能治愈长期的白喉。把这么严重的疾病加在艾尔玛的身上就是为了替自己开脱，我确实觉得良心不安，觉得太残酷了。于是后面的梦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借M医生之口说出了这句安慰话。但是这样一来，我在梦中处于一种优越的位置，这又需要进行解释。

为什么这安慰之词是如此荒谬呢？

痢疾。 很早就有一种理论认为，致病毒素可以通过粪便排出去。我在梦中也许是想嘲笑M医生，因为他常常做出一些牵强的解释，提出令大家意想不到的病理关系。我又想起一件与痢疾有关的事情。几个月前，我有一位年轻的病人遭受明显的肠道疾病的折磨，其他医生的诊断是“营养不良贫血症”，我的诊断是癔症。但是我不打算为他做精神治疗，我建议他去海上旅行。几天以前，我收到一封他从埃及寄来的悲观的信。信上说他又发了一次病，那里的医生诊断是痢疾。我怀疑这是一位无知的医生做出的误诊，他没有诊断出是癔症。我又不禁责备自己，是我害他变成这样，也许除了癔症他还得了某种肠道的器质性疾病。此外，（在德文中）痢疾（dysenterie）和白喉（diphtherie）的发音非常相似。但是白喉这个词并未在梦中出现。

是的，M医生说出“得了痢疾之后……”这种安慰性的预测后，我肯定是在嘲笑他。因为我想起来几年前他向我讲述过一位同事的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被那位医生请去会诊一位重病患者，他认为必须告诉他那位乐观的同事，他在病人的尿中发现了白蛋白。然而他的同事冷静地说：“没关系，白蛋白很快就能排泄掉！”因此，我相信梦的这部分是为了嘲笑我的那些诊断不出癔症的同事们。也许是为了证实这种想法，我又想到：“M医生是否知道，他的病人（艾尔玛的朋友）是在癔症的基础上得的肺结核呢？他是否诊断出癔症了呢？有没有误诊呢？”

但是我在梦中对待朋友如此之坏的动机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M医生和艾尔玛一样都不同意我的方案。所以我在梦中对他们施加报复：对艾尔玛，我说“如果你现在还感觉到疼痛，只能怪你自己。”而对M医生，我借他的口说出了荒谬的安慰之词。

我们都非常清楚为什么会感染。 梦中的这句话是值得注意的。在此之前我们其实对感染一无所知，感染的情况是利奥波德发现的。

不久以前，她感觉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实际上是奥托曾经告诉我，他在艾尔玛家作短暂逗留时，附近的一家旅馆有一位客人突然病倒，请他去为客人打了一针。这些打针的事又让我想起了那位死于古柯碱中毒的朋友。我建议他只有在戒除吗啡之后才能口服古柯碱，但他竟然立即给自己注射了一针古柯碱。

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 我怎么会想到这种药名呢？在我写病史和做梦的前一晚，我的妻子打开了贴有“安娜纳斯 ”标签的一瓶酒，是我的朋友奥托送的礼物。他有一个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就送礼。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娶到一个可以改正他这个习惯的妻子。这瓶酒有一股杂醇油的气味，所以我一直没喝。我的妻子曾经建议：“我们应该把这瓶酒送给仆人。”出于谨慎，我没有同意，并且怀有善心地说道：“不能让他们也中毒了。”杂醇油（戊基）的气味无疑让我想到了丙基、甲基等一系列药物，这就解释了梦中的丙基制剂。我确实在梦中进行了替换：我闻到的是戊基，梦到的却是丙基。这种替换在有机化学中也许是容许的。

三甲胺。 在梦里，我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式，这足以证明我的记忆力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这个化学式采用了粗体，似乎是要凸显它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三甲胺是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何处呢？它使我想起一位当年与我彼此了解的多年好友。当年他告诉我有关性化学的一些想法，其中他提到他相信三甲胺就是性的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因此，这种物质让我想到了性欲，我认为这是我要治疗的神经错乱的病因中最重要的因素。我的朋友艾尔玛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如果我要为自己未能治好她寻找借口的话，她的寡居就是最好的借口。不过她有很多仰慕者。奇怪的是，我在梦中用以替换艾尔玛的那个病人，也是一位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推测为什么三甲胺的化学式会在梦中那么明显。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围绕它展开：三甲胺不仅暗指性欲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暗指一个总是赞同我意见的人。每当我与人发生意见分歧，只要想到这位支持我的朋友，我都会很高兴。在我的人生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的这位朋友，在我的联想中肯定会再次出现。他具有鼻腔和鼻窦疾病方面的专门知识，并且揭示了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关系（见艾尔玛喉部的三个卷曲结构）。我曾经要他给艾尔玛做检查，判断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有关。但是当时他自己正患有化脓性鼻炎，这使我很担心；也许这暗指脓血症，它与梦中的转移有关，这是闪入我脑中的想法。

不应该如此轻率地注射这种制剂。 这句指责的话直接指向我的朋友奥托。我认为在当天下午，当他说的话和表情都表明他反对我时，我似乎就有了这种想法：“他的思想是多么容易受到影响！他这么不负责任地做了判断！”除此以外，梦中的这句话还让我想到我那位由于注射古柯碱去世的朋友。我已经说过，我从不支持注射这种药。我注意到在指责奥托时，我再一次联想到不幸的玛蒂尔达——我为自责再次找到了理由。这里显然我是在收集例子证明自己有医德，但也说明了相反的一面。

而且很有可能注射器不卫生。 这又是对奥托的指责，但是来源不同。做梦的前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病人的儿子。这个病人是位82岁的老太太，我每天都要给她打两针吗啡。她的儿子告诉我，她现在住在乡下，患有静脉炎。我立即想到可能是注射器不卫生引发了感染。我为我在两年里没有使她感染而感到自豪，我做事非常谨慎，总要确保注射器保持干净，因为我有医德。静脉炎使我想到妻子在怀孕期间患过血栓。如此看来，一共有三个人——我的妻子、艾尔玛、去世的玛蒂尔达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情况的一致性显然足以使我在梦中将他们互相替换。

至此我已经完成了对这个梦的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我极力避免对梦的内容和背后隐含的梦念进行比较所引发的各种想法。同时，我认识到了梦的意义。我注意到有个意向贯穿于梦中，这个意向就是我做梦的动机。这个梦实现了一些愿望，它们是由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奥托带来的消息、我写的病史）引起的。梦的结论就是，艾尔玛身上的疼痛，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奥托。奥托认为我应该对艾尔玛的病未痊愈负责任而说出令我生气的话，所以我在梦中对他施加报复——责备他。这个梦还通过其他因素使我摆脱对艾尔玛的责任，而且因素有很多。这个梦还呈现了一些我希望发生的事情。因此，梦的内容是愿望的实现，梦的动机就是愿望。

目前为止，对这个梦的分析基本上清楚了。但从愿望的实现角度考虑，许多细节才逐渐清晰。我在梦中报复奥托，不仅仅是因为他站在我的对立面（所以我指责他治疗时粗心——注射粗心），而且因为他送了我带有杂醇油味的酒。在梦中，我把两者合二为一，寻找到一种对两种谴责的表达方式：注射丙基制剂。但我还不能满足于此。我还将他与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相比较，我似乎在对他说：“我觉得他比你能力强。”但是奥托不是我发泄愤怒的唯一对象。我还对不顺从的病人施加报复，将她替换成比她更明智、更顺从的病人。我也没有宽恕M医生的反驳，通过一个清晰的暗示，我说他无知（“得了痢疾之后”）。的确，我似乎想把他替换成另外一个更聪明的人（曾经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朋友），正如我把艾尔玛替换成她的朋友，把奥托替换成利奥波德一样。我好像是在说：“让这些人离开！把他们替换成我挑选的三个人，那么我就不用承受那些本不该受的谴责了！”在梦中，我以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这些谴责是不合理的。艾尔玛疼痛的责任不在我，她是咎由自取，因为她拒绝了我的方案。我与艾尔玛的痛苦无关，因为她的疾病属于器质性疾病，不可能用精神治疗法治愈。艾尔玛的病痛源自于她的寡居（三甲胺！），而这一点是我无法改变的。艾尔玛的痛苦是由于奥托注射了不合适的药物，这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艾尔玛的痛楚是使用不干净注射器的结果，就像我的那位老太太患者得了静脉炎一样，而我的注射从未导致任何不良后果。我知道对艾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目的都是为我自己开脱罪责。整个辩解——此梦的唯一目的——使人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借给邻居一个好水壶，邻居却还了一个坏水壶。这个邻居为了辩护，首先说自己还的水壶没有破损，然后说他借的水壶上面就有洞，最后说他根本没有借过水壶。这个辩护可真复杂。如果三点理由中的任何一点被认为是有效的，那这个人就无须承担责任。

还有其他一些主题在梦中发挥了作用，但是与我对艾尔玛疾病的解释没有显著的联系。这些主题是：我女儿的病；与我女儿同名的病人的病；古柯碱的副作用；我那位去埃及旅行的病人的病况；我对妻子健康状况的关心；我的哥哥；M医生；我自己的疾病；以及我对梦中未出现、患有化脓性鼻炎的那位朋友的担心。当我对所有这些片段加以整理时，它们形成了一个思路：关心我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医生的责任心。我记得，奥托告诉我艾尔玛的病情时，我有过一丝的不愉快。这个在梦中发挥一定作用的思路，使我在回忆时能够表达这种稍纵即逝的感觉。好像奥托对我说：“你没有尽到医生的职责，你没有医德，你没有履行你的承诺。”然后我那个思路就发挥了作用，证明我有高度的职业良心，我对我的亲戚、朋友和病人的健康都格外关心。但是奇怪的是，这些材料中还包括一些痛苦的回忆，它们的目的是证实奥托应该被指责，而不是为我自己开脱罪责。这组材料表面上是公正的，但是在作为梦的依据的这一组广泛材料与表现，为我希望摆脱对艾尔玛的疾病的责任这一更精确的主题之间，显然是存在联系的。

我不会说我已经揭示了这个梦的全部意义，也不会说我的解释是完美的。

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研究这个梦，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讨论发现的新问题。我甚至可以探寻从哪些方面寻找线索，但是那将需要我对我自己的每一个梦进行研究，而我不想再继续这个分析工作。如果有人责备我没有做进一步研究，我会劝他去做实验，并且要比我更为坦诚。目前，我已满足于自己获得的这项新发现。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对梦进行解释，我们会发现梦确实是有意义的，而非一些权威所说的梦只是大脑的无序活动的表现。当我们完成了释梦工作后，我们就会知道梦是愿望的实现。 4M3mLnFCSYmHey+1XzuaevrhpNs1YM+SiIhKV47D0gNDt36jjc1STKoketi8z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