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由历史上，社会上各方面研究得极深。他在青年留学时期，就已经致力于民族性的检讨过去和追求将来这种艰巨的工作了，从此抉发病根毫无顾忌，所呼吁异常迫切，要皆出于至诚，即使遭了一部分讳疾忌医者的反感也在所不计。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他的舍弃医学，改习文艺，不做成一位诊治肉体诸病的医师，却做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他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

他常常劝人多看历史，尤其看野史杂记，有云：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他又云：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他又劝人要正视社会的各方面，勿害怕，勿遮盖，有云：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

他又指示民族性研究的多方面，旧中国特产的毛病实在不少，因之可以研究的方面也实在不少。例如评论日本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结束有云：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

他更坚决主张民族性必须改造，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不改，革命必无成功之一日。真革命家只有前进，义无反顾的，有云：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以上是说国民性之必须经过改造。鲁迅在创作里面，暴露社会的黑暗，鞭策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实在很多。例如有名的《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俱足以使人反省。鲁迅对于阿Q的劣性如“精神胜利法”等等，固然寄以憎恶，然而对于另外那些阿Q如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而回头看一向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赤贫如洗，无复人形的阿Q本身，反而起了同情。但是为整个民族的前途着想，要荡涤旧污，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从前只有两样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见《坟·灯下漫笔》，阿Q的劣性必须首先铲除净尽，所以非彻底革命不可。

此外，鲁迅描写我们民族性的伟大，可以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在《故事新编》中，便有好几篇，如《铸剑》，取材于古小说《列异传》：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御览》三百四十三（《古小说钩沈》）

从这短短的几行文字，鲁迅演出了一大篇虎掷龙拿，有声有色，最富于复仇战斗精神的小说，使人们读了，看到英姿活跃，恍如亲接其人。

又如《理水》《非攻》，鲁迅在描写大禹，墨子伟大的精神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有他自己的面影和性格反映于其中。……鲁迅生平真真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不愧为中国的脊梁！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NhvGVLFRd2I3wGpo48pDyNu87HViSTHv85pfsxSaSvoquetL5ryVyNm8KqjJkWeb

鲁迅的精神

抗战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他常常说：“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两地书（四）》）又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又说：“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又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年，他临死时，还说：“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到现今，抗战胜利后一年，他的逝世已经十周年了，台湾文化协进会来信征文，指定的题目是《鲁迅的精神》，觉得义不容辞，便写出下面的几点意见：

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这种精神洋溢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可分为二类：一是小说，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野草》（散文诗），《朝花夕拾》（回忆文）等。二是短评及杂文，即《坟》（一部分），《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共三集），《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一部分）等。

鲁迅的小说，以抨击旧礼教，暴露社会的黑暗，鞭策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是其特点。例如《阿Q正传》（《呐喊》）是一篇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一切传统的结晶，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足以使人反省，他对于阿Q的劣性像“精神胜利法”等等，当然寄以憎恶，施以攻击，然而憎恶攻击之中，还含着同情。因为阿Q本身是一个无知无告的人，承受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遗产，一直被士大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于赤贫如洗，无复人形。鲁迅对于那些阿Q像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以及人世的冷酷，而对于阿Q的偶露天真，反觉有点可爱了。又如《祝福》（《彷徨》），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性牺牲者，极其深刻，使知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攻击的力量是何等威猛！又如《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取材于《列异传》（《古小说钩沈》），是一篇最富于复仇精神和战斗精神的小说，表现得虎掷龙拿，有声有色，英姿活跃，可以使人们看了奋然而起，此外，如《理水》《非攻》，在描写大禹，墨子的伟大的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其中，《死火》乃其冷藏情热的象征；《复仇》乃其誓尝惨苦的模范；《过客》和《这样的战士》，更显然作长期抗战的预告呢！

鲁迅的短评及杂文，以锋利深刻明快之笔，快镜似的反映社会政治的日常事变，攻击一切黑暗的势力，指示着光明社会的道路——这特殊的战斗文体，是鲁迅所发明的，贡献于中国新文学至为宝贵。分量之多，占其创作的大部分。任举一例，如《论雷锋塔的倒掉》（《坟》），运用了妇孺皆知的传说白蛇姑娘和法海和尚，指出压迫制度的不会长久，而压迫者法海和尚的躲入蟹壳不能出头，倒是永远的，这样巧妙的艺术，使读者仿佛受到催眠，不能不俯于真理之前（参阅茅盾著《研究和学习鲁迅》）。

鲁迅的战斗精神，分析起来，实在方面很多，有道德的，有科学的，有艺术的等等，现在略说如下：

一道德的鲁迅表面上并不讲道德，而其人格的修养首重道德，因之他的创作，即以其仁爱为核心的人格的表现。例如《兔和猫》（《呐喊》）因为两个小白兔忽然失踪了，接着有一大串的话：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正义也是仁爱的一面，鲁迅的创作也重正义的表现。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坟》），说革命先烈不主张除恶务尽，徒使恶人得以伺机反噬，“……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沈入黑暗里，……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样摘发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的祸患，真是“义形于色”。

二科学的鲁迅深慨多数国民之缺乏科学的修养，以致是非不明，善恶颠倒，所以他的创作中竭力提倡真正的科学。现在引几节于下，以见一斑：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热风·随感录三十三》）

……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

鲁迅又为青年的读物计，提倡通俗的科学杂志，他说：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le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华盖集·通讯（二）》）

三艺术的鲁迅鉴于国民趣味的低下，所以他的创作中，竭力提倡艺术，有云：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鲁迅倡导艺术，其实际上的工作范围也很广。一，搜集并印行中国近代的木刻。二，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三，奖掖中国青年木刻家。总之，鲁迅熟于中国艺术史，明其何者当取，何者当舍，又博采外国的良规，其目的在创造新时代的民族艺术。他曾用了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一切有生命的，真正地美的艺术，在其本质上都是斗争的。倘若它不是斗争的，倘若它是疲倦的，没有喜悦的，颓废的，那么我们要把它当作疾病，当作这个或别个阶级底生活上的解体和衰灭底monument反映，把它否定了。”来鼓励青年艺术家，使中国的艺术，尤其是木刻能够欣欣向荣。他最后精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引用了德国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和法国罗曼·罗兰的话如下：

……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实在伟大，鲁迅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他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见同上）

其他方面尚多，姑且从略。总之，鲁迅为反对不真，不善，不美而毕生努力奋斗，以期臻于真善美的境界，虽遭过种种压迫和艰困，至死不屈。《摩罗诗力说》所云：“……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这话可以移用，作为鲁迅的战斗精神的写照！

鲁迅的创作，国际间多有译本，苏联翻译尤盛，日本在战前已经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共七大册。

蔡元培先生序《鲁迅全集》，有云：“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又云：“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先生这话是至言。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NhvGVLFRd2I3wGpo48pDyNu87HViSTHv85pfsxSaSvoquetL5ryVyNm8KqjJkWeb